數字時代的文藝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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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紀的藝術界誕生了先鋒派思想。但也許這一思潮即將被當代科學技術顛覆。現代科技帶來的創新力看似無窮無盡，且有能力塑造人類的未來。數字技術的高速發展，完全能在這個時代引發一次新的文藝復興，徹底改變人類的認知。這意味著對藝術創新能力的需求將愈發迫切。
創瞰巴黎——在之前的幾十年中，藝術家和數字技術的關係愈發密切。甚至還有人提出了「後數字時代藝術」這一概念。這是否說明，藝術家希望追趕上科技發展的步伐？
亞歷山大?卡丹——近幾年來，創造性活動，尤其是數字領域的創造性活動從其他學科獲得的推動力越來越大。這一現象我最初是在讀書期間目睹的：我2010年開始讀研，2015年畢業。五年中發生的轉變可以這樣概括：起初數字及其相關技術只是一個獨立的學科、行業，但後來我們發現它能跨越學科間的隔閡，讓原本老死不相往來學科走到了一起。跨學科聯繫的建立是必然的，但在數字技術出現之前，聯繫不可能自發形成。是數字技術不動聲色地搭建起了這些橋樑。
有意思的是，對於跨學科聯繫的需求一夜之間爆發了。我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和同事共同舉辦的「後數字主義」研討會正能說明問題：研討會反映了學院以及學生在理工科與文科專業間搭建橋樑的共同意願。
研討會的主題是數字技術對創造性活動的影響，選擇從未來的視角看待當代的科技進展。我們的討論往往處在科學和科幻的交界。所有的討論都既有科學界泰斗（特別是人工智慧專家，因為這是我們最關注的領域之一），又有藝術家獨到的眼光，二者結合，分析問題的深度層面。會上討論的部分課題仍處於萌芽階段，我們自己都無法預測能討論出什麼樣的成果！
核心的問題很簡單：數字技術帶來了這麼多新工具，能用來做什麼？如何跳出線性發展現有世界的思維模式，轉而開天闢地、創造新世界？僅是提出這個問題，就能幫助人們更好了解到它的影響力了究竟有多大，引導解決方案的思路。問題終究會有答案，但是能夠在答案出現之前，就提出問題，讓未來朝著更有利也更有魅力的方向發展，實在是非常有趣。
有些人天真地支持新科技，而有些人則不願接受新科技，並對其抱有恐懼心理。這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能調和嗎？
當然可以。在法國和歐洲其他國家，主流思維認為未來人類可能會進入反烏托邦社會，工作崗位都被機器搶走，群眾生活在計算機演算法的暴政下，或者時刻被監控，毫無隱私可言。但是在美國的加州，如果你去Xprize基金會或者超級高鐵交通技術公司（HTT），會遇到很多期盼科技指數發展的人，認為未來會是充滿新科技的烏托邦，沒有任何的弊端。這兩種思維都反映了對一個由AI塑造的未來的好奇和著迷。我們現在唯一知道的一點是：這個未來將和現在大大不同。
今天，在烏托邦和反烏托邦、興奮與焦慮間架起橋樑，和搭建學科間的聯繫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但我們必須看清現實：現在的主流心態是擔憂。可以用一個小故事說明問題：我們2016年研討會第一期請來了楊立昆（Yann Lecun）和吉恩·龐斯（Jean Ponce），人工智慧界的兩個巨星級人物。當時的研討主題是「愛上機器」，議題是人工智慧的未來——技術究竟能發展到什麼地步？會議名額只有兩百個，但卻有2700人報名，所以就必須對報名者進行選拔。我要求每個報名者寫一個小故事，勾勒自己心中人工智慧的未來，結果大部分人交上來的故事所描繪的未來都是黑暗而非光明的。如果在人們心中，某個技術根本無法帶來快樂，那又怎麼能接著談讓它為人類服務呢？這件事很能客觀地說明我們社會的集體心態和對於未來的警惕。但這個故事還沒說完——就在幾個月前，我在洛杉磯的Xprize基金會同樣讓人們寫小故事，而大部分人描述的居然都是美好的未來！同樣是談人和機器的羅曼史，在加州講就是烏托邦故事，在巴黎則是反烏托邦故事。
談起超人類主義，既有充滿信念的人，又有持擔憂、懷疑態度者。有些人認為這一理念存在不少的倫理爭議、潛在弊端、或者技術濫用可能性。他們間的鴻溝非常大。
這個鴻溝很值得研究，可以利用社會學、歷史學的手段，看出不同群體在人口比例代表、經濟活力、歷史經歷上的差異。但同時，鴻溝也創造了對話的空間。截然相反的兩派進行對話，看似不可能，但又十分必須。其實，這兩個派別都沒看到問題的癥結所在。在烏托邦和反烏托邦之間，存在一個空間——我們把它叫做未來。這是一個值得探索的空間，所以我們需要更多的對話、鼓勵更多觀點不同的群體發聲、通過自由幻想來激發人們對於科技潛在應用的思考。
我們即將進入一個與現在非常不同的時代。就像幾千年前，人類剛學會使用火的時候：有了火，食物可以加熱，夜晚可以禦寒。但沒過多久，人類的村莊便發生了第一次火災。即使是今天，仍有大樓火災發生。但我們的世界，就正是存在於火帶來的烏托邦和反烏托邦之間。
科學技術本身不存在是非。人工智慧我們想怎麼用就能怎麼用。真正的挑戰不在於去決定接受還是放棄人工智慧，而是鼓起勇氣繼續開發人工智慧（事實上AI已經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主動了解它的能力究竟有多大。「能力越大，責任越大」——這句話，聖史路加、伏爾泰、1892年的紐約市長、還有蜘蛛俠的叔叔都說過！今天人類所掌握的技術比我們的前輩強大了無數倍，這就意味著我們肩負歷史性責任，不僅要為社會服務，還要做了不起的事兒。
集體責任的理念似乎正在崛起。
的確。在部分組織機構中，人們對於集體責任的了解在增加，投資發展集體責任的意願也在增強。當前，規定集體責任的主要形式，是大企業間的簽訂的規約。大部分國家政府認為這一問題所涉及的範圍太廣，無從下手，不過在國際層面有了一些進展。2017年6月，聯合國舉辦了人工智慧造福人類全球峰會（AI for Good），我積极參与了該峰會的「勞動的未來」工作小組，探討如何利用AI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出謀劃策。今年的峰會上，我們將重點討論AI的積極面，以及AI能帶來什麼樣的新經濟。
數字時代的文藝復興，在真正實現之前，有沒有可能不遭大規模批判？
估計不可能。因為這不僅是道德倫理問題，或者監管問題，而是涉及到整個科技發展的大型挑戰。最適合AI創造有意義、智慧解決方案的領域，往往也是質疑的聲音最多的地方，質疑技術的影響、使用方式、或適用性。也就是說，這些領域是批判思考和技術的力量能夠進行對話，並優化新技術的地方。義大利的文藝復興，以及隨後的歐洲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帶來了新的科技，也帶來了對於被歷史潮流推動向前的世界的深刻反思——這正是的技術革新（印刷術、船舵、指南針、蒸汽機、紡織機的發明）、其帶來的經濟和地理變化、和對變化的思索相碰撞的結果。
因此，鼓勵科技樂觀主義的加州派和擔憂主義的歐洲派抒發觀點，並在它們之間搭建聯繫、尋找平衡具有必要性——但目的不在於找到一個最終平衡點，而是讓對於科技的闡述和反思更深刻飽滿。思考的出發點應為：科技本無是非，我們該做的是引導科技發展的方向，並充分探索各種潛在的可能性。
近年誕生的一些機構，比如巴黎文理大學，以及所有處在藝術科學交界處的機構也能說明問題。「數字文藝復興」所指的趨勢，也許並不顯而易見，但卻意義重大。復興的開端，就是藝術創作開始採用科技思維方式的那一刻。
讓我們再來談談暢想未來這個話題，因為暢想未來意味著藝術、文學需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對未來提出疑問，一直以來都是人類進行前瞻和規劃的一個主題。但這種思考是純理性的，並不全面。我們可以想想人類探索宇宙的過程。我曾經有幸參與了一個工作小組，設計適合火星的建築，成員包括航空界的頂級人物，如巴茲·奧爾德林。小組裡的航空員都提到了「總觀效應」——親眼看到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只不過是個渺小的孤島時，發生的思維轉變。至今全球只有那600餘名去過外太空的宇航員經歷過這一效應（其中的12名登月者感觸尤深）。受該效應影響，人能直觀地認識到人類在國家間創造的隔閡、物種間建立的隔離、以及引發的戰爭是多麼地荒誕。從外太空看，會意識到儘管存在隔閡，但所有人仍共享著這一渺小而脆弱的家園。
奧爾德林的旅程不僅是簡單的地月往返——登月的經歷徹底改變了他對地球的認知，動搖了他認識的根基。我們希望探索暢想未來也能帶來類似的效果：讓人懷揣新的認識返回現在，根據自己看到的未來，無論是烏托邦還是反烏托邦，去改變當下。
這就是所謂的「基於虛構的設計」——先虛構出一個情境，然後返回來思考怎麼根據虛構創造出現實。設計專家尼古拉斯·諾瓦（Nicolas Nova）秉承這一理念，創辦了一個叫做「近未來實驗室」的機構，曾為宜家構想其2050年的產品目錄。實驗室和各種設計師、人類學家合作，將虛構的未來轉化成實物。
構想未來，所產生的想法可以歸為四類：可預期、可實現、可能能實現、和最好情形 。我們讓藝術家去暢想未來——3000年的世界將會是什麼樣？——然後再試圖規劃通往這種未來的道路。讓藝術參與到這一過程中尤其關鍵，因為藝術的虛構不包含欺騙性：它所勾勒出的一切既不是現實，也不是謊言，只是一種可能性，一種足以引發一系列疑問的可能性。
這一過程和解方程，排除各種可能性，求唯一的x值的過程恰恰相反。它就像在白紙上作畫：給予畫師的手無限的自由，就能產生無限種可能。
當今的時代，充滿了未知，一切皆有可能，而正是藝術家最適合去探索種種可能性，以及逃離潛在危機的應急通道。舉個例子：2015年威尼斯雙年展，主題是「全世界的未來」。每個國家館都展示了藝術家所構想的一種未來（許多都與氣候變化有關）。當時我們在研究與責任相關的課題。參觀雙年展時，藝術家們對待這一主題時認真嚴肅的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的創造力和想像力中，蘊含著嚴肅的基調，讓藝術重具現實意義，探索一個未知但是可實現的真實未來——這一切讓我十分欽佩。
幾年前，我們迎來了馬里內蒂《未來主義的創立和宣言》出版的百周年紀念日。《宣言》的用詞和思想，現在已徹底滲透進了大型科技企業的意識中，但這些企業往往自己都沒意識到他們的口號究竟出自哪兒。他們常說要預測未來，但這既天真，又會使人困惑。然而，當代的藝術家通過藝術表現手段，可以擺脫主流意象的束縛，尋找潛在的弊端，提出另一種未來，體驗不可預測的可能性。
探索不可預測的未來，是很有必要的。我們正處於數字時代的文藝復興：科技飛速發展，我們以摩爾定律的速度，朝著充滿驚奇的新世界飛馳。藝術在幫助我們探索新世界的過程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
亞歷山大·卡丹
ANIMA聯合創始人，Xprize基金會大使，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後數字主義」研討會主任
畢業於巴黎HEC商學院和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對文學和理學抱有同樣的熱情。曾參與過超級高鐵項目，效力於洛杉磯的Xprize基金會。卡丹認為世界充滿悖論——人們承諾新技術會帶來革命性的變化，但新技術前所未有的巨大潛力卻尚未得到充分使用，令人失望。他倡導大膽探索人工智慧的積極應用，讓社會進入真正的烏托邦，反對利用科學技術大量生產對社會進步無益的技術產品或自主設備。卡丹是ANIMA的聯合創始人和CEO。ANIMA，一個利用突破性科技迎接當代重大挑戰的機構。卡丹還是IBM沃森Xprize人工智慧競賽的歐洲大使，負責協助競賽中所選拔出的，有潛力在2020年前積極影響10億人的歐洲團隊。同時，他是聯合國人工智慧造福人類全球峰會「勞動的未來」工作小組報告員。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巴黎文理大學成員院校），卡丹負責組織「後數字主義」研討會，主要討論處於藝術和科學交界處的科技幻想。2017-2019年度，研討會重點關注人工智慧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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