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國經野與辨方正位：中國古代都城定位背後的政治地理密碼

原標題：體國經野與辨方正位：中國古代都城定位背後的政治地理密碼

本文所要討論的是中國歷史上主要都城定位的問題。定位就是指首都應該確定在全國範圍內的那一個地理位置或者說區位上。從宏觀的方面而言，這個位置必須是最有利的，其他地點都不如它。從微觀的方面而言，這個地點的地理環境又適宜建設都城。前賢今哲對中國古都的研究已有許多成果，我在這裡想換一個角度，從政治地理背景來思考這一問題。

中國古代一統王朝與分裂時期以及近現代的首都，主要都設在現在五個城市或其附近，這五個城市即西安、洛陽、北京、南京與開封。當然還可以數上其他城市，但以這五個城市最為重要，其中又以前三個最為重要，其次是南京，開封只是一個過渡性的古都。如果從地理位置與歷史發展而言，這五個城市可以分成兩組:東西向的西安、洛陽與開封，南北向的北京與南京。這兩組首都所佔歷史時期也正好明顯地分開:前一組佔據了前大半段歷史，後一組則佔據了後小半段歷史。再仔細一點分析，每一組的定都過程及其變遷都出現往複徘徊現象。也就是說，在一段時期里同時存在兩個地點都適宜建都的情況，難於有絕對的取捨，於是，首都經常在這兩個地方來回搬遷，這種搬遷不但只發生於王朝變更之後，有時在一個朝代里也存在短時遷移或同時兩都並建的情況。仔細點說，在從西周到唐代長達兩千年的時間裡，西安與洛陽都同時是適宜建都的地方，所以，首都在兩地之間徘徊搬遷多次。從唐末到北宋二百年間，則是洛陽與開封的徘徊時期，這可以算作是一個短短的間奏曲。而大致從金朝到今則是從北京到南京的往複時期，這一時期也長達八百年，而且由於與當代相關聯，更顯其重要。對首都定位何以存在這樣的變遷進行一些分析，或許能讓我們理解其背後的政治地理因素。

一

從政治地理角度來看，適宜建都的地點一般有幾個層次的考慮，其中有兩個層次最為要緊:一是在全國領土範圍內的地理區位，二是建都地點本身的地理環境，包括自然條件與人文基礎。在第一層次中的考慮又分為兩方面，一是選擇全國的地理中心或是有利的控內御外的位置，二是與統治集團的發源地是否相近的原則。

當然從最簡單最普通的思路而言，作為一國的政治中心應當位於國家的地理中心位置上，以便於對全國進行行政管理。如戰國末年成書的《呂氏春秋·慎勢》就說: 「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這裡的國就是都城的意思。這是天下統一之前人們關於首都定位的基本思路。類似於《呂覽》上述的話在在多有，如《荀子·大略》曰: 「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這是從禮制出發來說明天下之中的重要性的。又如《管子·度地》也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歸地之利。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這樣的話。事實上， 《禹貢》的五服制與《周禮·職方》的九服制，都是從天下之中為原點擴展開來的。以地理中心為首都的思想可以說是最簡單的思路，並不玄虛，無須將此一思想進行無端的拔高。唐代以前中國的政治經濟重心在黃河流域，比較大範圍的天下之中就在三河地區，從政治地理上來說就是所謂核心區。所以司馬遷說: 「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而從三河縮小到一個地點的天下之中則是洛陽。所以，從西周到唐代，都有在洛陽建都的事實或打算。雖然王朝領土範圍的中心位置是建都的理想位置，但有時卻不一定是最合適的現實位置。因為除了理想以外，政治軍事經濟因素要起著實際的作用。為了王朝的長治久安，一方面要控制內部的敵對勢力，另一方面要抵禦外部的侵略行為。在這種考量下，首都就可能設在有所偏向的位置而不是地理中心。具體而言，在唐代以前，適合這一要求的是西安一帶。西安所處的關中平原，對山東地區(即崤山以東黃河下游地區)而言是居高臨下，起著明顯的控制作用。《鹽鐵論·非鞅》所說: 「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就是這個意思。而這一地區又有四塞之固的地理優勢，即使控制不了東方，也能據險保守獨立。洛陽則沒有這個優勢，萬一四方叛亂，則難以保全國家政權。這是控內。而對於御外而言，由於唐朝以前，中原王朝的主要外敵威脅來自西北，對於強盛王朝而言，首都偏於西北有利抗敵自保。如西漢、隋、唐都是如此。到了宋以後的外患則來自正北或東北，所以，首都的定位也要受到影響而發生變遷。另一個與地理中心有矛盾的因素是政治根據———王朝時代稱為龍興之地。一般而言，統治集團都力圖將首都定在與自己起家的政治根據地不遠的地方，這個因素十分重要，周秦隋唐如此，遼夏金元清亦無不如此。甚至後梁的朱溫，明太祖與明成祖(各選擇不同地點)，中華民國時期的南京國民政府，概莫能外。甚至連割據江東的孫吳政權也有「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的說法。

在以上因素之外，首都所在地的經濟地理條件也有一定的重要性，雖然首都地區的糧食與其他用品可以從全國調配，但糧食供應卻要有最基本的保證，於是都城所在地區要求有一塊能生產糧食的平原。在以上所說的五大都城中，都有這一優勢。與經濟地理相關的則是交通條件，首都必須位於交通樞紐處，這樣既有利於對全國的政治控制，同時又保證對首都的經濟供應。

以上這些條件既互相補充，又互相制約，於是中國的都城，尤其是統一王朝時期，就會出現這樣兩種情況:一，很難有一個地方完全滿足這些條件，既然如此，就會產生某一時期在兩個地方徘徊建都的情況;二，在長達三千年時間裡主要的都城實際上很少，唐以前只有西安、洛陽，開封只是一個補充。金以後至今主要就只有北京，南京只是一種權宜。以下讓我們以歷史事實來詳細分析上述的結論。

二

周的先人為了向東開拓，其政治中心從關中西部不斷向東遷移，到周文王終於定於豐，在今西安以西豐水西岸。這時的周還只是商王朝的一個諸侯國，隨後的武王將政治中心遷到與豐隔水相望的鎬。不久，武王伐紂，周取代商朝，統治了中原地區。當周武王君臨天下的時候，鎬京作為首都就顯得過於偏西，洛陽一帶處於中原地區之中心位置，有建都的優越地理條件。武王就有在洛陽建都的想法。《逸周書·度邑》講的就是武王滅商後打算在伊洛一帶建立都邑的事。故《史記·周本紀》說:「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 `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周書·洛誥》也載周公語曰: 「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說明他在伊洛瀍澗地區建設了洛邑，成為與鎬京並立的都城。後者是正式都城，號為宗周;前者是新都城，分為兩城，一為王城，一為成周，含有陪都的意味。終西周之世，正式都城雖一直在鎬京未遷，但成周始終是鎮服東方敵對勢力的重鎮。鎬京始終不遷的原因有三，上面已經提到:一是關中自然條件好，糧食供應充足;二是離前敵較近，在國家強盛時有利於抵禦，而且關中是四塞之地，有險可守;三是與周人之發源地相近，有政治上的後盾。但是，也有一個重要缺點，即在地理上不是全國中心，於行政治理不便，所以，到了東周王權衰落，抵禦外敵力量削弱，就不得不將都城東遷王城，遠離犬戎等西北民族的侵擾。洛陽處天下之中，不但於對全國行政管理十分有利，而且各地貢賦的調集，商貿上的往來也處於道里均衡的有利地位。但缺點是防守困難，中州平原是四戰之地，伊洛小平原更無險可守。所謂東據成皋，西阻崤、澠，背倚大河，面向伊洛的形勝，只是主張建都洛陽的人的說詞，真正打起仗來，就如張良所說: 「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如果王朝內部有敵對勢力的叛亂，則洛陽的安全性不如西安。

所以，西安與洛陽兩處對於定都而言，各有利弊，哪一個也不能說佔了絕對優勢。也正因為如此，唐以前統一王朝的都城的定位也就有了在西安與洛陽之間徘徊遷移的特點。秦始皇統一天下，建立了中國第一個中央集權王朝。秦人也一樣從西邊來，秦國的都城從西到雍，到櫟陽，最後定於咸陽，就在今西安的西北面。秦國以此為基礎，打敗東方六國，自然也以此為統一天下以後的首都。秦雖然不以洛陽為陪都，但代之以秦始皇經常性地全國巡行活動。秦亡漢興，仍然出現定都何處的問題，劉邦從東面而來，到了洛陽，定都於此達三四個月。這裡既是天下之中，又離老家豐沛較近，他認為是合適的都城所在。後來接受婁敬、張良的建議，才西遷長安。

婁敬說: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有也。夫與人斗，不搤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婁敬所講的是關中的形勢，而以秦地為名。因為關中是秦地的核心區。這一地區的特點就是經濟上有自足的可能，即「資甚美膏腴之地」;軍事上是退則「四塞以為固」，進則「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張良的話與婁敬差不多意思: 「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張兩人的話說明關中可以控制全國形勢，即山東叛亂而失去控制，靠著關中的險固與富饒，也可自我保全。所以建都於西安一帶，優於洛陽。這個預測是正確的，後來漢初異姓諸侯之亂，景帝時吳楚七國之亂，起初雖然聲勢很大，但不過數月，即已徹底平定。秦國要對付的是東方六國的舊貴族的潛在危險，西漢初期要對付的是東方各諸侯的割據勢力，以控內而言，建都關中是合理的選擇。但與婁、張類似的話韓生也對項羽說過，可惜項羽眼光太淺，仍然要回到離自己老家較近的彭城去建都，加速了自己的敗亡。

就御外的角度看，秦與西漢所面對的北面強敵是匈奴。首都建在關中有利於抗敵。秦代據之收復河套地區，又占河南地建設新秦中，深度地打擊了匈奴勢力。漢初雖然國力不強，只能以和親政策與匈奴周旋，但漢武帝以後，國力強盛，以關中為基地而打擊匈奴於西北，取得了壓倒的優勢，不但建設河西五郡，超越秦國疆域，而且開闢西域地區，將今天新疆內外部分地區納入版圖之中。這時的長安就不再過於西偏，而比過去靠近全國領土的中心了。武帝出擊匈奴不但於漢代而且於整個中國歷史都有很大的意義，與之可比者，只有唐太宗對突厥的抗拒，也是處在大致相同的地理條件下，所以取得很大的成功。因此，如果設想西漢隋唐建都於洛陽，則於匈奴突厥必定有鞭長莫及之感，且將時刻處於其威脅之下。故大致說來，若王朝進取則定都長安，若守成則定都洛陽。東漢國力遠遜於西漢，於匈奴於羌均有力不能勝的難處，只能建都洛陽以自保。隨後的西晉比東漢更弱，也只能定都洛陽。介於東漢與西晉之間的曹魏只有半壁江山，自然以洛陽為都城。而在兩漢之際，短命的新朝王莽也徘徊兩都間，以長安為西都，而打算遷至東都洛陽未果。之後，連在位前後不過三年的更始帝劉玄也先都洛陽又遷長安。漢晉之際都城在洛陽與長安之間的奔波，顯示出長安與洛陽在首都地位上的難以有絕對優勢的態勢。

十六國之後統一北方的北魏，也選擇洛陽作首都。因為其目的是要進取南朝，不可能以長安為基地。只有分裂後的西魏與北周才能再次以長安為都。而東魏與北齊何以離洛陽而就鄴城，道理也不難理解，只是因為胡化政策的施行，自然要使都城向北遷移，以靠近原來鮮卑的根據地。還有一個原因是洛陽離東西魏(後來的北齊北周)分界線過近，軍事上不利，而且移鄴城實際上也更靠近東魏與北齊疆土的中心。但這一搬遷為時甚短，且影響不大。而隋代北周而起，自然繼承了其首都長安，唐繼隋立，道理相同。關隴集團的根據地在此，首都不可能東遷洛陽。但是洛陽地處天下之中，地理區位條件實在優越，所以隋唐兩代都城也免不了有洛陽的徘徊。

隋代重新統一天下。經濟文化重心依然在黃河流域，全國性的首都依然處在東西軸線上。隋代雖然建大興城，定都於今西安地區。但視洛陽仍十分重要，隋煬帝以之為東京，此後實際上是兩都並建，而且隋煬帝以居洛陽為常。唐代隋立，雖仍以長安為首都。但唐高宗後來移居洛陽，稱為東都，又成兩都並建態勢。武則天稱帝正式定都洛陽，長安倒成了陪都。唐中宗雖返都長安，但玄宗前期曾五次移居洛陽，後來才定居長安。這種情況不但可以總括為一句話，那就是:西安的地理偏向需要以洛陽的居中地位來補救。而且還說明洛陽將要取代長安的趨勢。到唐末，昭宗終被朱溫逼迫遷都洛陽，此後長安永遠失去首都地位，只短暫做過後唐的陪都西京。從唐末以後，東西軸線上的首都輪替發生在洛陽與開封之間。

那麼，難道中國之大，從西周到唐代兩千年，就沒有第三個可供選擇之處，必得在西安與洛陽之間作取捨?的確如此。因為古代從整個統一王朝的疆域而言，主要部分是在黃河與長江流域。而且從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歷史一直到唐代，文化經濟重心一直在黃河流域，這正是中國早期首都必選在黃河流域的基本原因，而在黃河流域最適宜建都的地方除西安洛陽之外，我們的確至今不能想出有第三處。除了以上已經講過的原因外，由於建都的時間都很長，形成了另一個重要背景，那就是這兩處人文因素積澱深厚，都從西周開始便是政治中心與陪都所在，朝綱典制衣冠威儀，積漸而下，其他地方都不能比擬。西安、洛陽東西遷移幅度雖不小，而南北位移不出緯度一度，實際上，西安、洛陽與開封，幾乎就在東西一條直線上，這或可以說是一條建都的東西軸線。元代大一統以前，除非偏安，除非其他特殊原因，統一王朝首都必定不可能定位於長江流域，也不可能定位於中原王朝邊緣的北京一帶。只能在長安與洛陽之間徘徊。勉強可作為第三個選擇的則是開封。從唐末起開封就是真正的政治中心，原因不是別的，就是控制了唐政權的宣武軍節度使朱溫駐節於此。朱溫之所以強迫唐昭宗遷都於洛陽，自然是便於控制。待後梁篡唐而立，就直接定都開封了。這是以自己的根據地作為首都的典型。當然還有另一個原因，是開封利用運河的漕運更加方便，於經濟上有明顯的好處。但是，由於洛陽長期以來是建都的理想所在，所以朱溫定都開封並非一錘定音，接下來便是開封與洛陽的小徘徊期。朱溫定都開封不過兩年便西遷洛陽，四年後又還都開封。後唐滅梁以後，便遷都洛陽。後晉滅唐，兩年後又定都開封，此後才延續至北宋不變。

但北宋建立之初，也並非一下子就確定建都開封的。開寶九年(976)，宋太祖趙匡胤到洛陽巡幸，打算以之為都，但其弟趙光義與群臣都力諫阻之。趙匡胤退一步說，如果洛陽不行，想到長安建都。趙光義問為什麼?趙匡胤說，想「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趙光義等人還是堅決反對，認為應該回到開封才是正理。這大概可以算作長安、洛陽之爭的一個尾聲吧。雖然此時以長安或洛陽為首都已無可能，但開封的確是四戰之地，無險可守，不能仰仗自然形勢的優勢，便只好用純粹的武力守衛，所以首都地區的戍衛兵力要用到14萬人之眾。不過，儘管後晉以降定都開封直至北宋末年，但同時洛陽也一直作為陪都地位存在。

北宋以後，長安即使從理念上也永遠與都城告別了。但料不到千年以後的1932年，仍有一次迴光返照。一·二八事變後，國民政府從南京遷到洛陽辦公。鑒於南京地處前線，一旦中日戰爭爆發，首都地位難以保全，因此，國民黨於當年3月在洛陽召開四屆二中全會，決定以洛陽為行都的同時，再行設立陪都西安，並定名西京，委派張繼等人組成「西京籌備委員會」。從1932年3月至1945年6月，這個西京籌備委員會前後存在了13年之久。其實最後陪都選的是重慶，與西安毫無關係。至於開封，也有另外一個尾聲。 1214年金朝末代皇帝為了躲避蒙古人的侵略，將首都遷往陪都南京開封。 1233年金帝出走，南京陷落，開封作為陪都與首都的地位結束。不過在明初，朱元璋定應天為南京，以開封為北京，因為他仰慕宋朝的制度(明代都布按三司分立就是學自宋朝轉運、安撫、提刑諸監司)，曾有建都開封的想法，後來因開封周邊水道淤塞，優勢盡失，再也不適宜做首都，才放棄這個念頭。但開封的北京之稱在明初竟也保持了十年之久。所以開封作為首都的過渡性，不但表現於東西之際，也形諸南北之間。順便說一句，若以北京居中，開封西偏與南京東偏，也不過經度兩度而已。

三

魏晉南北朝分裂時期的都城建設開始有了離開長安、洛陽一線而發生南北位移的現象，這可以算是後來首都偏離東西軸線之濫觴。北朝仍然可以有

建都長安、洛陽之可能，南朝則只能建都於長江流域了。而在長江流域只有三個城市———即三「陵」 ———有建都的可能，一是秣陵(後稱金陵)，二是江陵三是廣陵。廣陵即今揚州，只做過西漢諸侯國吳國之都城，氣勢不夠。要到隋代南北運河建好之後，經濟地位才大有提高。江陵居長江上游(以今而言是中游)，離南方最富庶的江東(今稱江南)地區過遠，因此東漢末年，最適宜做半壁江山首都的地方，自然非秣陵，即今南京莫屬。南京既在富庶地區之內，其地理環境又前據大江，南連重嶺，憑高據深，形勢獨勝。自諸葛亮說「金陵，鍾山龍蟠，石頭虎踞，帝王之宅」以後，歷代帝王更是認為南京是最合適做首都的地方之一。孫權改秣陵為建業，作為吳國都城前後達七十年之久(若除去其間兩次短時遷都武昌[今湖北鄂城]，也有六十年時間，比明朝與南京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時間還長)。東晉起，又在由建業改名的建康建都，此後

經南朝宋、齊、梁、陳四代不變(其間只有梁元帝都江陵兩年，可忽略不計)，總共作為以上六個朝代都城的時間達330年之久，統治長江流域與珠

江流域等地域廣大的半壁江山。與此同時的今北京一帶，由於地處中原邊緣，長期以來還只是一個州郡級的首府而已。更早時期的北京一帶也只做過燕國的都城，燕先只是西周的一個諸侯，後來只是戰國的一個弱國。北京地處中原王朝的邊緣，既不可能被選擇為中原王朝的首都，也不可能作為佔據北半個中國政權的都城。北京作為中原王朝的陪都以至首都，是邊疆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後逐漸形成的。契丹族崛起東北，後建立契丹國，勢力逐漸進入中原。五代後晉石敬瑭把幽雲十六州的土地割讓給契丹，遂使契丹國的南界直到今河北中部一線。幽州政治中心即今北京， 938年契丹改國號為遼，並改幽州為南京幽都府(後改析津府)，建為陪都，又稱燕京。這是今北京作中原王朝之一的遼的陪都之始，北京作為有影響的都城可以從這一年算起，比南京晚了7個世紀。 12世紀初，遼的部屬女真族繼起於東北，十幾年後即滅遼滅北宋，建立金朝。金的南疆一直到秦嶺淮河一線，遠過於遼。仍建遼南京為陪都，改稱燕京。 1153年，為加強對中原地區的統治，金朝將首都從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遷至燕京，改稱中都大興府。這是北京成為中原王朝之一的金朝首都之始。從此以後，北京就從半個中國的首都到全中國的首都直到今天，其間雖有遷往南京的往複，但相對而言都比較短暫。 13世紀初，蒙古人崛起於北方草原，元朝建立以後不久的1267年，忽必烈即從開平府(今內蒙正藍旗東)遷都金中都城，後改稱大都。金、元的情況相同，既要統治中原，就不可能將首都設在民族的發祥地，但又不能離得過遠。於是北京就成為最合適的地方。

北京成為建都最合適的地方，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由於邊疆民族的入主中原，帶來了東北與北方的遼闊版圖，使得原來天下之中的位置有了新解釋，從洛陽位移至燕京了。金海陵王仰慕江南衣冠文物朝儀，想遷都於燕京，而徵求意見於內外臣僚，結果多數人都以為「上京僻在一隅，轉漕艱而民不便，唯燕京乃天地之中，宜都燕以應之」。於是貞元元年(1153)遂從上京會寧府遷至燕京，稱中都大興府。因此頗疑中都之定名，實以「天地之中」為稱也。到了元朝，也同樣以此地為天下之中。據《元史》載，巴圖爾曾對忽必烈言: 「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邊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可見蒙元時人視燕京是「中」。後來，忽必烈在開平就帝位，不久即遷都金中都，而改稱大都。

就自然條件而言，北京山前小平原處於華北平原的最北端，從北方而下，既已進入中原，可以控扼天下，又緊緊背倚邊疆民族的發源地。往北可通過燕山山地諸山口，進入蒙古草原，往東北可沿渤海邊緣大路進入松遼平原，往南可經太行山山麓通道直達中原地區核心。這種形勢十分理想。所以金人梁襄說過很有名的一段話: 「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險，南壓區夏，若坐堂奧，而俯庭宇也。又居庸、古北、松亭諸關，東西千里，險峻相連，近在都畿，據守尤易。」這說的就是一種地理上的氣勢。清人入主關內，出現的依然是遼金元的政治態勢。清的龍興之地在東北，在建立了全國性的一統王朝之後，舍北京外，沒有其他更合適的地方作為首都。這時的北京從遼代以來，已經有了近七百年的陪都與首都地位，除了中間明初中斷的數十年之外。此後的北洋政府的中華民國，再往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首都的定位無不依此勢而來。可以說，除了西安以外，全國沒有第二個城市作為首都之氣勢可以與之相比。西安是以西駕東，而北京則是以北臨南。唐以前，山東地區，即黃河下游地區是可以與關西抗衡的政治與經濟力量所在。也就是說是東西力量的對峙。宋以後則是南北的對峙。東西對峙以西安為上，南北對峙則以北京為上，形勢使然，豈有他哉。中國首都的選擇，形勢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傳統觀念。這一點有時要勝過經濟中心的重要性，也要勝過天下之中的實用性。西安與北京可以說是兩個最突出的以形勢取勝的都城。而對於北方民族而言建都北京其實也有一定的實用性，所以蒙元王朝敗於明代，退向北方以後，北元仍然存在了好一段時間，而蒙元的後身韃靼瓦剌始終對明王朝的安全構成巨大威脅。與金對峙的南宋按照前朝的慣例似乎應該建都南京，但宋高宗沒有恢復全宋的雄圖，且金兵曾南下深入長江以南甚遠，故趙構寧願躲到更偏安的杭州。這是割據南方的政權的一個例外，不去細說。應該重點述說的是南京作為全國性首都之始。就這一點而言，南京落後於北京近一百年。 1368年朱元璋稱帝，建立明朝，以應天府即今南京為首都。這是因為南京一方面有帝王之宅的形勢，另一方面離朱元璋的根據地淮西老家很近。但形成有趣對照的是，朱元璋之子朱棣從其侄子手中奪取帝位後，思路卻與其父完全不同，他一開始就打算遷都北京，原因可能有幾方面:一北京是其龍興之地，他封燕王，在北京有比較牢固的政治基礎;二他的帝位按中國傳統觀念是篡奪而來，他自然要避開嫌疑是非之地的南京;三明朝的主要外敵是北逃的蒙古勢力，建都北京有利於抗敵。撇開前兩點不談，第三點考慮是積極的也是有道理的，他六次親征蒙古，都以北京為基地，對鞏固明朝邊防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南京是明太祖欽定首都，永樂帝又不便立時改變，而且他的子孫想法又與他不同，並不都認同北京為首都，想要回到南京去。所以明朝前期，在北京與南京之間有過一場曠日持久的往複階段，從明朝建立到正式定都北京經過了七十多年時間，即使從永樂元年開始的兩京制度算起，也有近四十年之久。

永樂元年(1403)改北平為北京，此時的北京只是陪都。朱棣在永樂七年、十一年與十五年三次巡幸北京，都是從南京出發的。第三次巡幸以後再未回南京，首都機能開始轉移。十九年正式遷都北京，改稱京師，而原京師改稱南京。洪熙元年(1425)，又改北京為行在，有南遷之思，經宣德朝至正統朝，南遷始終未能實現，於是正統六年(1441)，北京官廳去「行在」二字，北京最後正式定為首都。明代前期北京、南京之間的小往複，不但反映了選擇首都的各種外在因素交叉的複雜性，還體現了具有定都決定權的皇帝個人的心理狀態。永樂皇帝自然是一心要遷都北京的，但卻遷延了十九年之久，期間他有將近一半時間是呆在北京處理國事，或以北京為基地進行親征。但在他離開南京的時候，他的太子洪熙帝卻幾次在南京監國，對祖父朱元璋定都南京有相當的感情，而不願定都北京，想遷回南京。但他當皇帝只有一年時間，來不及完成這個任務。他的太子宣德帝情況又與他不同，雖然遵照父命有遷都打算，但他作為永樂帝的皇太孫當其祖父遠征蒙古時，都隨侍在側，所以對遷都回南京積極性並不高。加之北京作為全國性首都條件的確比南京優越，故經過來回往複之後最終首都還是底定北京。不過南京作為留都，比一般的陪都位置更高，與北京一樣設有六部，這種情況為歷代所無。這一方面自然是出於對祖宗制度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表示南京的確具備建都的一些必要條件。

清朝代明而興，選擇北京為首都沒有任何遲疑之處，這與金、元時期思路完全相同。而且由於清代所建立的多民族大帝國北部幾乎囊括全部蒙古人

部落，西北包容準噶爾與回部，西南領有西藏地區，遠遠超過漢唐盛世，北京的地理位置也因此不像過去那樣偏向北部，而顯得相對比較適宜。或者說，也近乎天下之中的位置了。進入民國時期，北洋政府的政治基礎在北方，定都北京自然是不二的選擇。但由國民黨建立的國民政府，其政治基礎卻在江浙財團，也因此自然選擇南京作為首都。但上面已經說過，作為一個領土廣袤人口眾多的多民族的國家的首都，北京的地理區位顯然優越於偏於東南一隅的南京，這是自古以來的定論。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也以北京為首都，這是理所當然的。從北洋政府到南京國民政府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之間，由北京到南京再到北京的往複，雖然是不同政權之間的首都變遷，其意義重於明朝前期兩京制度的變遷，但時間卻不過只有22年，遠短於明前期的往複期。南京之所以被選為明初與國民政府的首都，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明代與國民政府的統一行動都是由南而北地完成的。至於元、清兩代則恰好相反，所以作為軍事行動的策源地，也為定都加上了一個重要的砝碼。

四

英國地理學家柯尼希(V.Cornish)對首都的地理條件作了詳細的研究以後認為，建都地點大致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自然倉庫(naturalstore-house)，即首都附近資源豐富，糧食充裕，能滿足首都需要;二是交通樞紐(crossways)，即首都應位於要道交匯處，交通便利;三是要塞(stronghol-ds)，便於防守。這三點對首都而言的確十分重要。西安一帶作為首都，其地理區位與這三點全部符合。雖然西安不處於天下之中的位置，於全國行政管理有其不便之處，但西安一帶還是處於重要的交通地位上，往西通隴右，往南通巴蜀，往東通中原，往北通塞外，可以彌補不在地理幾何中心的缺陷。洛陽於三個條件中只能符合一個，即交通樞紐。所以其建都優勢不如西安。而無論西安無論洛陽，都只是在漢人為主的中原王朝，而且政治經濟文化重心都在黃河流域里才是合適的。待到經濟重心南遷長江流域，政治重心轉向北方時，首都自然就可能出現南北的分化了，即北京與南京間的往複。而政治因素重於經濟，北京自然在往複過程中佔了極大的優勢。

但柯氏的總結與中國的情況還不盡相同。在傳統中國，地理「形勢」是建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這是中國文化的要義之一。 《讀史方輿紀要》在分析順天府的形勢時，說其「關山險峻，川澤流通，據天下之脊，控華夏之防，鉅勢強形，號稱天府」。首都需要的就是這種「鉅勢強形」。在分析陝西(其實是關中)的形勢時則說其「據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陝西而發難，雖微必大，雖弱必強，雖不能為天下雄，亦必浸淫橫決，釀成天下之大禍。… …蓋陝西之在天下也，猶人之有頭項然，患在頭頂，其勢必至於死，而或不死者，則必所患之非真患也」。以西安與洛陽比較，西安的形勢勝;以北京與南京比較，北京的形勢勝。所以中國自古以來的首都以西安及北京最為強勢，是有其道理的。所謂形勢，其實就是一種政治地理特徵。居高臨下，坐東鎮西，坐北制南，都是一種勢，一是氣勢，二是地勢，這種地理特徵用到政治方面，就成了一種政治地理要素，這一點在中國首都定位中是極其重要的，也可以說是一種中國文化與中國人文地理的特徵。

另一個重要政治地理因素則是統治集團的政治根據地與首都的關係。中國古代的歷史是王朝更替的歷史，每一個王朝的興起都與其政治根據地有密切的關係，這是王朝賴以依靠的政治基礎，因此在一般情況下，首都定位會盡量與此基礎相近，或離得不遠。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色。但是如果接近政治基礎的要求與地理形勢發生矛盾的話，那麼還是以地理形勢為首選考慮因素。西漢定都長安即其顯例。當然，政治基礎也有其兩面性。一方面是保證王朝長治久安，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妨礙當權者的革新行為。在後一種情況下，倒反而要遷都以避開守舊勢力的干擾。如秦孝公為了變法圖強，將秦國都城從櫟陽搬到咸陽，有擺脫反對變法的貴族們干擾的意圖。北魏孝文帝將首都從大同遷到洛陽，更是明顯地要減少統治民族拓跋鮮卑實行漢化的阻力。

在與首都定位有關的政治地理要素中還有一對矛盾，那就是形勢要緊還是中心為上。定都於西安與洛陽之間的徘徊，就是這一對矛盾的體現。這是比較難以決斷取捨的矛盾，否則不會出現千年以上的徘徊，但比較起來仍是形勢重要，而且說到底，天下之中的最大好處只是四方來朝與令下四方的道里均衡而已，如果只是具有天下之中的優勢而並不符合作為首都的其他必要條件時，天下之中就未必一定被選作建都地點。因為交通樞紐的地位可以彌補並非天下之中的缺陷，西安與北京可以說是兩個重要的交通樞紐，交通方便的優點也就克服了位置偏向的缺陷了。

首都定位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本文重在分析首都在全國範圍內所處的地理區位，略及其具體所在地點的自然環境與人文條件，是想要從政治地理角度來加深對定位歷史過程的理解。至於對都城布局與宮城結構的研究則是另一個問題，那是確立首都位置以後的第二步工作，與政治地理關係較少，留待以後再行請教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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