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皓：日本如何有計劃有步驟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原標題：張 皓：日本如何有計劃有步驟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觀點集萃

* 通過廣田內閣到近衛內閣,日本到1937年6月上旬建立起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准戰時體制"。

* 德國的崛起和《日德反共協定》的簽訂,使蘇聯被德國牽制住;義大利侵略衣索比亞和西班牙內戰,使英法等列強被牽制住而無暇顧及遠東,日本動手的國際時機成熟。

* 按照既定的作戰計劃,在成熟的國際條件和國內戰爭準備下,駐屯軍選擇戰略地點盧溝橋製造了事變。就這樣,日本有計劃有步驟尋找時機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

摘要&關鍵詞

[摘要]日本為什麼在1937年7月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是偶然還是必然?值得高度關注。分裂華北吞併中國、獨霸遠東,是日本的既定國策。自1935年起至1937年,日本三度擬定實施"北支明朗化"的處理要綱,三度制定對華全面戰爭意義上的年度作戰計劃;在之前和期間,擬定佔領中國各地的計劃。有了作戰計劃和佔領計劃,日本還需要準備和尋找時機。通過廣田內閣到近衛內閣,日本到1937年6月上旬建立起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准戰時體制"。同時,德國的崛起和《日德反共協定》的簽訂,使蘇聯被德國牽制住;義大利侵略衣索比亞和西班牙內戰,使英法等列強被牽制住而無暇顧及遠東,日本動手的國際時機成熟。在此過程中,日本逼迫國民政府接受廣田三原則,企圖不戰而亡中國;中國統一進程和抗戰準備,使日本如坐針氈。按照既定的作戰計劃,在成熟的國際條件和國內戰爭準備下,駐屯軍選擇戰略地點盧溝橋製造了事變。就這樣,日本有計劃有步驟尋找時機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

[關鍵詞]七七事變；「北支明朗化」；「准戰時體制」；日本駐屯軍

[文章出處]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本微信版文章注釋從略，引用請據原文。

2015年8月25日，新華社指出：「裕仁天皇在位時指揮策劃日本相繼發動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是侵略戰爭的罪魁禍首。日本政府即內閣在侵略戰爭期間，扮演著軍國主義意志代表的角色，直接策划了侵略戰爭戰略，推動了戰爭機器運轉。」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聲稱：「這對天皇陛下非常失禮，有損天皇名譽。」如果菅義偉對那段歷史愚昧無知，奉勸他去拜讀美國歷史學家戴維·貝爾加米尼（David Bergamini）所著《日本天皇的陰謀》（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一書。在國民政府當初擬定的日本戰犯名單上，裕仁名列榜首，可惜由於麥克阿瑟要利用裕仁佔領日本而不追究其戰犯罪責，蔣介石追隨美國政策而將裕仁名字抹去；但是，這並不等於中國人民就不追究裕仁的戰爭罪責。多年來，日本總有一些人否認發動侵華戰爭的歷史真相，並稱七七事變是「偶然事件」，日本雖想并吞中國，但無具體作戰計劃。儘管學術界已有相當的研究，但是筆者覺得在日本制定什麼樣的計劃，按照什麼樣的步驟，選擇什麼樣的時機來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問題上，仍有必要做進一步的探究，以正視聽。

一、「北支明朗化」與年度作戰計劃：分裂中國與發動戰爭的方案

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1935年8月出任日本參謀本部作戰課長的石原莞爾聲稱：「我陸海軍雖有作戰計劃，但無戰爭計劃。」日本軍部聲稱，1937年「發生支那事變那樣大規模的全面戰爭」，日本「事先並無相應戰爭計劃」。1937年6月4日出任首相的近衛文麿在日軍製造七七事變後宣稱：「日本根本不想侵佔中國領土。如果像中國所稱日本企圖侵佔領土的話，那麼華北全部中國領土完全早已被帝國軍隊佔領。」並強調：「日本根本沒有侵佔他國領土的計劃。」這裡提出的問題是：日本有無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和侵佔中國領土的計劃？為何不早日發動？

這些問題可以從日本走向全面侵華戰爭的劃時代文件《關於對支那的政策》說起。1933年5月，國民政府妥協地簽訂《塘沽協定》，導致華北門戶洞開，日本天皇裕仁的南進野心也愈益明顯。在此背景下，外務、陸軍、海軍三省1934年12月7日商定《關於對支那的政策》，宣稱：採取「逐步追求」的措施，不僅使中國「以我國為中心，實行日『滿』支三國『提攜共助』」，而且使中國「成為我國確保東亞和平方針的追隨者」；迫使中國「只能接近我國的有力手段」是「擴張我國在支那的經濟權益」，本質是「實際上奠定我國在支那強固的經濟地位」以確保「控制支那」。文件進而宣稱：國民政府能否存在，取決於它「是否有誠意打開日支關係」，否則日本「即將其趕進不能存在的最後境地」；對於「北支」即華北，要逐步創造使之「從南京政權統治下分離出來的形勢」。裕仁對此批示：「當前把南京政府對華北政權的影響削弱到最低限度，是十分可取的。」他指令日本參謀本部制定侵佔華北的方案，「準備對中國開戰」。為此，日本軍部先在駐屯軍兩個大隊的基礎上增派一個混成旅團。外相廣田弘毅對元老西園寺公望稱：可以預料1935年夏「在華北將出現一場炫耀武力的遊戲」！

這場「遊戲」由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和駐華使館武官高橋坦策劃。他們聲稱，兩名親日分子胡恩溥、白逾桓1935年5月2、3日被暗殺是藍衣社所為。6月6日，日本政府宣布《北支交涉問題處理要綱》，宣稱以此為契機將蔣介石嫡系部隊、河北省主席于學忠、國民黨黨部等從華北驅逐出去，實現其「分離」華北的第一步；裕仁和閑院宮參謀總長向駐屯軍、關東軍下達做好戰鬥準備的命令，負責對華作戰的日本聯合艦隊第3艦隊也做好戰鬥準備。6月10日，蔣介石妥協，接受《何梅協定》。日本的第一步實現，裕仁進而「希望利用這個協定把華北分裂成幾個自治區，每個區由聽命於東京的傀儡政權治理。然後通過日本的經濟顧問和軍事顧問的滲透，華北的中國勞工、原料和鐵路將被併入全面的『日本帝國防務體制』之中」。

於是，日本開始走「分離」華北五省的第二步即「自治」。8月，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宣稱計劃「由中國方面有志之士成立自治政權，脫離南京束縛，將日『滿』與華北引向親善狀態」。9月24日，他對日本記者宣稱：「必須指導親日反蘇的北支五省成立自治聯合體。」11月3日，「駐滿大使」南次郎提出：「北支工作最終目的是從政治上和經濟上將北支各省從南京政權中完全分離而獨立出來。」12月，關東軍強調「分離北支」的目的是「使國民黨政權淪為長江一帶的一個地方政權」或者崩潰。其間，高橋是清藏相對西園寺公望稱：廣田弘毅外相「向我說明了我們的華北計劃。現在看來戰爭準備工作正在秘密進行」。蔣介石儘管認識到這些就是日本的「對華基點宣言」，「非并吞中華、消滅我民族，決不能厭其野心與獸慾也」，但是妥協同意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希望通過它緩衝一下。日本認為其第二步實現了半步，對冀察政務委員會暫時表示滿意，認為該機構的成立以及「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出籠，「是將來走上『華北五省政治分離獨立的途徑』」。

1936年1月13日，日本軍部頒布《北支處理要綱》（第一次），下達給駐屯軍，內容有：一，明確宣稱華北「明朗化」是「以北支民眾為中心，援助其實行『自治』」，實現「北支民眾的安居樂業」，並調整「北支與日『滿』兩國的關係」。指明目前華北「自治」區域是冀察綏魯晉五省和平津兩市，「不能為擴大『自治』地域而焦慮」。實施華北五省二市「明朗化」的步驟是，首先「逐步實現冀察兩省和平津兩市的『自治』」，進而「促使其他三省與之合流」。其二，由駐屯軍司令官負責完成華北「明朗化」，「關東軍及北支各機關予以協助，其他在支各武官、特別是大使館武官和駐南京的武官要予以策應。」這些機關在實施華北「明朗化」時「應適宜地同外務省、海軍省派駐當地官員秘密聯繫」。其三，以「共存共榮」為原則，首先「指導」冀察政務委員會完成冀察兩省和平津二市的「自治」，「指導」重點「放在財政經濟特別是金融、軍事和一般民眾方面」，為此向冀察政務委員會和中國軍隊第29軍派出顧問。為了切實「指導」冀察政務委員會和統轄所派顧問，須在北平成立特務機關，在駐屯軍司令官指導下工作。北平特務機關於3月成立，先由松室孝良任機關長，後由松井久太郎擔任。此外還成立社長由十河信二擔任的興中公司，「以此為中心開始日支合作，以冀察政務委員會為對手展開工作」。

為了實施華北「明朗化」， 2月25日裕仁「批准了擴充在華北的天津駐屯軍的指揮機構的要求，以使它能立足於戰爭」。4月，裕仁將駐屯軍司令官升級為「親補」，以田代皖一郎出任；批准駐屯軍兵力由1771名增至5774名，並在丰台建立新的駐屯基地。6月上旬完成此次調兵和部署：駐屯軍司令部及直轄部隊、第2聯隊駐紮天津，步兵旅團司令部及第1聯隊主力駐紮於北平和丰台，其他部隊分布於塘沽、灤州、山海關、秦皇島等地。石原莞爾承認：「這次大規模調兵是進攻中國的開端」。蔣介石指出：「今倭於華北駐兵，增足一旅，則我北平乃為彼無形佔領。」他認識到：「其增兵華北，取包圍北平之勢，丰台、廊房、通州亦將駐兵，其必一面威逼宋哲元，一面要求與之訂立防共協定乎？」

8月7日，日本政府通過《帝國外交方針》規定了對華政策的基本點：以「莊嚴的態度和公正的措施」，一方面「誘導支那中央及地方政權不得不改變對日態度，力求實現以共存共榮為基調的日支提攜」，一方面「使北支成為日『滿』兩國經濟上、文化上的融合與合作的特殊地區，成為日『滿』支共同防禦蘇俄擴張的特殊地域」。總之，日本要求國民政府與其「提攜」，並使華北成為「反共親日『滿』」及其「獲取國防資源及擴充交通設施」的「特殊地域」。

依據這一政策，日本軍部8月11日制訂《第二次北支處理要綱》，將「北支自治」改為「北支分治」，聲稱為了「防備蘇聯的侵犯」，「為了獲取國防資源和擴充交通設施」和早日奠定日「滿」華三國「提攜互助的基礎」，要在華北「建設起鞏固的防共親日『滿』的地帶」。這個綱要的實質「是以全部華北五省為目標，企圖達到事實上的分離，更指出對冀察政權及冀東自治政府的指導方針，還分別規定了對山東、山西及綏遠三省的地方政權的指導方針，其目的在於完成華北五省的分治政治及開發經濟」。後來史家指出，此要綱出籠後，日本政府在9月8日至12月3日對華談判中逼迫蔣介石訂立「對俄之軍事同盟」和「承認華北五省之勢力」。

1937年到來之際，日本政府再次研究對華政策。1月20日，參謀本部制定《關於對支政策對於陸軍省的意見》，聲稱：以「貫徹帝國內部全面革新政治」、「在日『滿』範圍內完成經濟上的自給自足以期完成戰爭準備」為前提，謀求「日支國交」，實現「互助共榮之目的」。依此方針，以「公正態度」對待「支那之統一運動」，「不再進行北支分支工作」，但在內蒙要以「親日『滿』為基調」，「力求加強『自治』」。如果中國對此不予熱切回應以「調整日支關係」，則日本「的確到了萬不得已之時」「給予致命的痛擊」。

2月24日，日本外務省制定《第三次北支處理要綱》。4月16日，外務、陸軍、海軍、大藏四相會議通過《對支實施的策略》及《北支指導方策》。前者宣稱，對國民政府，要「繼續進行去年在南京進行的日支交涉」，解決一系列懸案，促使南京政權放棄「容共及依賴歐美的政策」，實現「日『滿』支提攜共助」。對華北，重彈《第二次北支處理要綱》的調子，再次強調使華北成為日、「滿」、華「防共地帶」和日本「獲取國防資源和擴充交通設施」的地區。後者即《第三次北支處理要綱》，同《第二次北支處理要綱》相比，顯得更加深沉。為了避免中國和歐美認為日本「有使北支獨立的企圖」，它不再提「北支分治」。但是，它也重彈了《第二次北支處理要綱》的調子，並重申要「指導」冀察政務委員會使冀察兩省和平津兩市「形成明朗的地區」，「指導」晉魯綏三省「與日本帝國的連帶關係更加緊密」。

重光葵承認：「陸海軍統帥部每年制訂對假想敵國的作戰計劃，且每到年度末上奏天皇請其裁決，秘密決定了這一年的作戰準備。」日本軍部1934年末制定的《昭和十年度的對支作戰計劃》，規定以9個師團對華作戰：以2個軍5個師團（根據情況合併組成1個方面軍）對平津地區和山東作戰；以1個軍3個師團對華中（包括華東）作戰，攻取華北方面的軍隊沿平漢線南下漢口配合作戰；以1個師團對華南作戰。

在1935年下半年推行華北五省「自治」時，日本軍部又制定《昭和十一年度的對支作戰計劃》，基本上與上一年度相同，只是取消了對漢口的縱深作戰，因為考慮到要對蘇聯備戰，還不能「對支進行全面戰爭」。1936年6月，日本軍部進而擬定《帝國國防方針》，規定陸軍以蘇聯為第一假想敵國進行備戰，海軍以美國為第一假想敵國進行備戰。8月7日，日本政府通過《基本國策綱要》，規定：以大陸政策、南進政策同時並舉，「鞏固國家基礎」，「促進國運發展」，「使日本成為名副其實的東亞安定勢力」。大陸政策的基本點是：「謀求『滿洲國』的健全發展，完成並鞏固日『滿』國防，消除北方蘇聯的威脅，防範英美，實現日『滿』支三國的緊密提攜，以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南進政策的基本點是：「向南方海洋尤其是外南洋（即荷屬印度尼西亞）發展，以謀求我民族經濟的發展。」為此，陸軍備戰以針對蘇聯為核心，海軍備戰「以對抗美國海軍、確保對西太平洋的制海權」為核心。

就在這個綱要出籠過程中，日本改變計劃而決定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日本軍部6月制定《用兵綱領》，8月制定《昭和十二年度的對支作戰計劃》，規定：其一，在指導原則上，「鑒於中國方面軍備的改善和充實」，必須考慮對華全面作戰，陸軍作戰要以「擊敗必要方面的敵軍並佔領諸要地為目的」，海軍配合陸軍作戰。其二，用兵，從原計劃9個師團增加到14個師團。華北方面，以原計劃的5個師團為基本兵力，必要時「再增加3個師團，以適應對北支五省的作戰」；華中方面，以原計劃的1個軍3個師團攻佔上海，另以1個軍2個師團從杭州灣登陸，兩軍策應攻佔南京，確保佔領寧滬杭三角地帶；華南方面，仍以1個師團作戰。其三，在戰術上，要「對中國主要城市的平民人口發動懲罰性的空中轟炸」。參謀本部作戰部戰爭指導課課長崛場一雄稱：擬定此計劃時提出以陸軍總數之半數約15個師團，「一舉推進到黃河以北實施作戰，在短期內結束」。日本軍部還制定《昭和十二年度帝國陸軍作戰計劃要領》，特別規定了對華北的作戰要領：成立「河北方面軍」，由駐屯軍和關東軍、朝鮮軍所派部隊及日本國內所派部隊組成，沿著平漢線、津浦線作戰，「佔領黃河以北諸要地」；必要時「向山西和綏東方面作戰」。

重光葵稱：在制訂1936年、1937年的對華戰爭計劃時，陸軍立足於對蘇聯的備戰，海軍則認為必須將對長江流域、尤其是對上海的作戰納入進去。由於雙方意見分歧，「以致每次計劃都趕不及年度末上奏天皇的期限。陸軍採用了『必要時得向上海出兵』的妥協建議，從而完成了上奏。」雖然日軍主要假想敵國是蘇聯和美國，也有與中美英蘇四國同時作戰的戰略構想，但是「軍部的真正野心不單是華北，而是侵佔整個中國」，因此「始終把中國作為其假想敵國」，按此擬定年度作戰計劃。後來基本上是按照1937年度作戰計劃執行的：日本政府7月10日決定，同時動員15個師團；「作戰地域以黃河以北，視情況可包括上海方向」。

日本不僅制定了作戰計劃，還制定了佔領計劃。早在1933年9月，參謀本部就制定了《支那佔領地區統治方案》；駐屯軍繼之於1934年3月制定《北支地區佔領統治計劃》，這說明在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前三四年，日本「就明確計劃要佔領全中國，對於華北實施永久佔領了」。在一度打算於1936年下半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駐屯軍於9月15日制訂了《一九三六年度華北佔領地區統治計劃書》，規定如何以平漢線、津浦線、膠濟線、平綏線、隴海線、正太線等幹線為中心佔領華北地區。

七七事變發生後，「敵即調駐丰台駐軍之全部圍攻蘆溝橋我守軍吉星文團，同時按預定計劃分三路侵我華北，第一路由關東軍派遣鈴木、酒井兩混成旅團，經熱河向北平北側地區前進，第二路由朝鮮軍派遣川岸之第二十師團入關，向北平南側地區前進，第三路以平津駐屯軍河邊旅團為基幹，在北平東側地區，對北平包圍攻擊。另由敵國內派出板垣征四郎之第五師團，經朝鮮入關，會合敵海軍而圍攻天津塘沽。」「兵員計十萬人以上。」

二、從廣田內閣到近衛內閣：構建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准戰時體制」

既然制定了作戰計劃和佔領計劃，日本為何未即刻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它並非不想！蔣介石得到密報，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擔任日軍華中方面軍司令官的松井石根1935年11月底對日僑談話：中國「內部日漸團結，使日本非常不安。現時日人應注意者有三：（一）中國空軍發展甚速。（二）中國富有作戰經驗之軍人，較日本約多三倍。（三）中國改定幣制，集中現金，財政既有轉機，軍火即可定購。中日戰事如能在目前開始，日本尚有兩種優點：（一）中國目前尚未真正統一。（二）中國外交仍系孤立無援。倘遲至明年開戰，殊無確實把握。總之，中日如可避免戰爭則已，否則，以愈速愈宜。」這段話說明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因擔心中國統一和備戰而想早日發動。當時在華的美國記者認為：「假如日本早五年動手，他們也許會成功的，但一九三七年是太遲了。」早五年，就是1932年，然而日本從一二八事變中與中國軍隊第19路軍和第5軍的作戰以及歐美列強介入調停《淞滬停戰協定》的情況認識到還無力動手，需要準備和尋找時機。綜合來看，日本至少要考慮三大方面：在日本國內，需要建立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准戰時體制」；在國際上，需要擺脫1933年3月退出國聯後的孤立局面，尋找盟友和動手的有利時機；對中國，需要通過談判實現不戰而亡中國的企圖，以便稱霸世界。這三方面結合起來的結果就是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的發生。

這裡先來看日本如何建立「准戰時體制」。「所謂『准戰時體制』，就是這樣一種體制：維持和壯大自己，準備在進一步和更大規模地推行已經開始執行的侵略政策的同時，和德、意法西斯國家勾結在一起，以便發動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侵略戰爭。」在松井石根所說「愈速愈宜」後不久，少壯派青年軍官即於1936年初製造「二·二六事件」，「企圖由最徹底地行使天皇的統治大權來『開昭和維新之端緒』」。事件的結果不僅是天皇通過軍部對內閣的控制得到加強，而且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方向也產生重大影響。近衛文麿稱：主張侵華的「中國派」和對英美動手的「南進派」「將對蘇派之皇道派一掃而光」，這「應視作引起『中國事變』以及此次大戰日本轉變外交政策途徑之契機」。顯然，儘管日本軍部內部仍然存在著北進與南進之爭，但基本趨勢是南進。不過，蔣介石認識到日本還不能即刻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認為「倭寇此次政變，至少可與我以三個月準備之時間」。裕仁首先以「主張軍部內閣」廣田弘毅組閣。3月9日，廣田內閣組成。在「准戰時體制」的邁進上，其特點及貢獻如下：

其一，主張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和對英美開戰的軍國主義分子構成內閣核心。首相廣田弘毅以宣布對華的「廣田三原則」而臭名昭著。在全面侵華戰爭發動後出任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的寺內壽一任陸軍大臣，主張對英美開戰的永野修身任海軍大臣。他們在對華全面開戰邁出的第一步，是與有田八郎外務大臣商定「鑒於中日形勢日趨緊張，除積極布置軍事外，並擬充實非常時期外交陣容，俾三位一體」：「（一）增加駐華大使館特務人員。（二）充實上海漢口南京天津成都廣東各總領事館組織，擴張情報部。（三）充實張家口領事館，擴充特務組織。（四）在太原設立大使館辦事處。（五）增派駐在百靈廟德王府寧夏及蘭州各地之特務工作人員。（六）增派留學生調查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各地情形。」蔣介石雖然有疑問：廣田內閣「其為和俄乎？抑攻俄乎？」但是已經認識到「對我國壓迫必益加急也」。

其二，「軍部事實上奪取了日本的中央政府。」在內閣的更迭上，5月18日以一紙敕令恢復了1913年廢除的陸軍大臣、海軍大臣由現役軍人出任之制，軍部只要「運用不派出陸軍大臣的手段，輕而易舉地迫使內閣垮台，並且用單獨辭退大臣的方法迫使內閣總辭職」。這樣，軍部「已完全掌有制內閣死命之大權」。在大政方針的決策上，以四相會議（首相、外相、陸相和海相）、五相會議（四相之外加上藏相）「取代了明治憲法規定的全閣僚會議的通常做法」。由於「陸軍大臣既非現役軍人莫屬，今後之奏請，則非現役三長官（即陸軍大臣、教育總監、參謀總長）所推薦之人物不可」，內閣被軍部牢牢控制。

其三，建立了陸軍一元化體制，新統制派形成。在體制上，除了現役三長官之制外，形成了以陸軍大臣寺內壽一、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和教育總監杉山元三人為核心的獨裁體制，這三人都是侵華狂熱分子；在人事上，「把以往分散在各部局的人事權集中到人事局長手裡，以此加強陸相的許可權」；在政策擬定上，在陸軍省軍務局新設軍務科，「明確了軍務局作為陸相政治幕僚的地位」；在言論和行動上，修改軍人著作規則，由陸軍大臣統一軍人的「政治要求」，制止下級軍官「激進的國家改造運動」。「這種所謂新統制派路線發展下去就是東條獨裁體制。」

其四，開啟了新時期「軍部預算壓倒了一般預算，並急劇增加」的趨勢。軍部推薦並支持勸業銀行總裁馬場鍈一任大藏大臣，有人甚至認為他是「內閣的中心人物」之一。在其策划下，廣田內閣8月25日宣布「1937年政府預算的69%（約330億日元）將配給軍隊。這個數字幾乎相當於1936年軍隊近100億日元（當年政府預算47.7%）的3倍」，1936年日本政府的預算為219.3億日元。「在1937—1938年度的預算中，達727，965，556日元的陸軍軍費，已得到內閣的贊同，這是日本歷史最龐大的陸軍軍費，比1936—1937年度的數目多219，648，856日元。」這些數字，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在必要時才在內閣會議上報告。

其五，開始實施對華發動全面侵略戰爭的國家總動員。廣田內閣採納陸軍省、海軍省和企劃院提出的「全面革新政治」七大國策，作為1937年實施的重點：「加強國防」、「改革教育」、「整頓中央、地方稅制」、「安定國民生活」、「發展生產，擴大對外貿易」、「制定重要的對『滿』政策——移民政策和獎勵投資政策」、「調整改進行政機構」。「七大國策」深刻體現了「准戰時體制化的基本方向」，軍部制訂《國家總動員計劃》，蔣介石注意到其核心為：精神方面「養成舉國一致的團結心，排斥外來之惡思想，以期確立日本精神」；人員動員方面，「滿十七歲至六十歲之男子，其使用權屬於政府」；產業部門「以軍需充足為第一義」，為此設立「戰時產業之執行機關」；對工廠進行統制，將之變成「軍需工廠」；金融部門，預計「將來戰費每年約需二百億元」，「為籌措此巨大戰費起見，須於平時設特殊金融機關，預先研究對策」。

除上述之外，裕仁的地位和權力也得到加強，日本對外公文上的國號改為「大日本帝國」，裕仁的簽名從「大日本國至高無上的君主」改為「大日本國天皇」，陸軍大臣寺內壽一、教育總監西義一、關東軍司令植田謙吉成為「天皇至高無上權力的一部份」。總之，廣田內閣「愈益推進准戰時體制的角色」，日本「開始踏上戰爭和法西斯的道路」。

1937年1月下旬，廣田內閣垮台。2月5日，陸軍大將林銑十郎完成組閣。廣田內閣之所以垮台，一方面是由於日本軍部要進一步控制內閣，一方面是由於裕仁要在廣田內閣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天皇權力，神話自己。有學者認為，「林內閣無所事事」。但是，在該內閣期間：

其一，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趨勢更加明確。教育總監杉山元接替寺內壽一擔任陸軍大臣，米內光政接任海軍大臣，兩人在近衛內閣時期留任。駐屯軍製造七七事變後，杉山元提出乘機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米內光政要求海軍打到南京去。

其二，進一步實施對華發動全面侵略戰爭的國家總動員。內閣一組成，就發表五大政綱：（1）「更進一步地闡明國體觀念；闡明敬神尊皇的教義；發揚祭政一致的精神，以期國運亨通。」（2）「遵循欽定憲法的條款，謀求我國獨特的立憲政治的發展；訪察民意，傾聽輿論，以期實行開明的政治。」（3）「為了根據國際正義來實現東亞的安定和萬邦的共榮，並使國際關係明朗、融洽，執行舉國一致的外交政策。」（4）「充實為帝國安泰、國運隆昌，以及貫徹國策所必需的國防軍備；同時必須提高生產，以培養國力。」（5）「適應國內外經濟形勢謀求生產事業的全面發展；在對生產事業採取保護措施的同時，實行適當的統制；並發揮國民的創造力。」

依據五大政綱，日本政府：組建了7個新的師團，軍隊得到大幅度擴充；進一步增加軍費，1937年在總預算中所佔比重從1936年的43%上升至49%；進一步推行「軍部，實業界相結合的財政」，興業銀行總裁結城豐太郎擔任大藏大臣兼拓務大臣，經濟被納入統制的軌道；發行《國體的本義》，向日本臣民灌輸天皇是日本的大元帥，是統治日本的「神」。總之，無論是軍部還是裕仁，都通過林銑內閣得到了進一步的滿足，日本向「准戰時體制」又邁進一大步。

在向「准戰時體制」邁進過程中，廣田、林銑兩內閣「由於實行了急於建立戰時經濟體制」的財政政策，大幅度增加軍費，導致通貨膨脹、搶購物資、物價上漲、入超嚴重。儘管兩內閣竭力設法統制外匯、控制物價，但是「物價仍然繼續上漲」，入超仍然日趨嚴重，從1937年3月至7月「黃金流出額達三億七千七百萬日元」，「如果不發動更大規模的戰爭，就要破產」。

在這情況下，東京「相當廣泛地流傳說軍部正在中國密謀策劃某種事件」。1937年5月，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主任王芃生向蔣介石呈交《日本對華之策略研究報告》，分析日本政局演變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關係說：「日內閣將臨時議會延至七月開會者，除內部新黨運動及向各界疏通分化反政府勢力，以冀苟延政權外，同時極力向外求出路，故在此時極為嚴重關頭，倘因其失敗而掀起險惡政潮，則對華出兵……亦非絕對無有之事。」蔣介石認識到：「日本之蓄意侵華，至此蓋已有迫不及待之勢矣。」近衛文麿也稱：「陸軍自『滿洲事變』以來所為之諸種策動，已相繼成熟，在中國大陸似有一觸即發之勢；當時中國問題，已至非武力解決不可之程度。」

重光葵稱，近衛文麿是「在時代潮流中應運而生的」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首相：「或當貴族院議員，或任樞密院議長，集昭和天皇的信賴於一身。」「由於他出身於皇室最親近的公卿家族，因而上下左右都自然而然地認為只有他才能救國。從他的個性來看，他不是充當軍部傀儡的適當人選，他自己也不期望成為軍部的傀儡，而是要擔負重任。」因此，裕仁在「二·二六事件」後就打算任命近衛文麿出任首相「引導人民走向戰爭」。近衛文麿擔心在對事件處理之際出任，「將會使他在戰爭期間難以行使對陸軍的領導」，因而西園寺公望對裕仁說：「只有在局勢平息之後，即在軍方有時間平息之後，近衛文麿才可出山。」

經過一年多「整肅」，近衛文麿認為時機成熟。他逼林銑十郎下台：「必須尋求打開局面的道路。但是政府在目前似乎還沒有成熟的步驟，當然，在目前情況下它也很難做到這一點……今後一旦發生政變，必須有一個能夠組織強有力的內閣的人物出來掌握政權，否則就不可能收拾局面。」5月31日，林銑內閣辭職，裕仁、近衛文麿商定按照下列原則構建「准戰時體制」。

其一，近衛文麿「同意軍方鞏固在中國的地位」。杉山元留任陸軍大臣，提出要「革新政治」，就要組成戰爭內閣；要「加強國防」，就要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米內光政留任海軍大臣，提出立足對英美備戰的海軍「新補充計劃」。對此，近衛文麿「表示完全同意」。另外，主張談判不能使中國屈服就以武力解決的廣田弘毅任外相。「多年擔任實際的豫算編成，故對於現下非常時局頗有深刻之認識」的大藏省次官賀屋興宜，升任大藏大臣，他承擔「編成非常時期豫算以打開未曾有經濟國難重責」。重光葵總結稱：「第一次近衛內閣除了陸相杉山、海相米內留任外，前外相廣田以及政界、實業界、官僚和出身於軍部的有勢者中，多以閣僚或內閣參議而入閣。眾望所歸的近衛內閣成立後，軍部內外均利用內閣加緊開展工作。」

其二，裕仁同意近衛文麿「自由放手在國內改組國家」。近衛文麿宣布要「成立全國團結一致與和解政府，在這個政府中，軍方、財團、官僚和政黨的代表人物都佔有職位」：近衛「理想」「強有力的推行力」者風見章任內閣書記長官，曾任大藏大臣、「代表著重工業與軍方的利益」的馬場鍈一任內務大臣，「所謂革新派兩巨頭」民政黨代議士永井柳太郎、政友會代議士中島知久平任遞信大臣、鐵道大臣，鹽野季彥留任司法大臣，大阪府知事安井英二任文部大臣，貴族院議員有馬賴寧任農林大臣，吉野信夫任商工大臣，大谷尊由任拓務大臣。日偽輿論宣稱：「近衛內閣雖為各方面勢力聯合而成，然已明顯踏進革新之途徑，更進一步採取積極的體勢，此容易推察之事實。」這些人都支持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鹽野季彥、中島知久平、永井柳太郎等人在駐屯軍製造七七事變後都提出「趁著這個時候，把中國軍隊徹底打垮了算了」。

可見，近衛文麿「一開始就大力從事建立戰時體制，並表明要以戰爭來擺脫經濟危機的基本方針」。他只用幾天時間即於6月4日宣布「完成了以天皇為首『舉國一致』的戰時政治體制改革」。美國駐日大使格魯（Joseph C. Grew）指出：「近衛內閣上台如此順利」，原因之一就在於「處心積慮地要奪取華北」。大谷尊由之兄大谷光瑞興奮地稱：「日支兩國關係多年來日趨險惡，多年結下的冤讎不易解開」，幸而近衛內閣成立了。近衛文麿號召：「偉大的（明治）維新使我們取得了今天的光榮與成功。現在該是年輕一代挑起擔子把我國推向新時代。」「推向新時代」就是製造七七事變，朱德指出：「近衛上台以後，日本內閣與法西斯蒂軍閥更密切地聯繫起來，完全執行著陸軍省的蠻橫意志，企圖實現吞滅中國。」

還值得指出的是，日本製造七七事變後完成了從「准戰時體制」向戰時體制的轉變：其一，內閣權力進一步強化。9月上旬，近衛文麿「要求擁有處理緊急局勢的廣泛權力」，第72屆議會賦予了這一權力，他高興地宣稱「舉國一致之實，更形強化」。其二，日本全國總動員進一步加強。日本內閣8月21日通過《國民精神總動員計劃實施綱要》，近衛文麿9月11日號召「全國國民以自覺編入國家總動員中，遂行課加我等之時代使命，為日本發展上作一新紀元」。其三，11月20日，設置戰時大本營，負責作戰指揮，大本營會議在天皇御前召開。

三、「將來某個時候」：等待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有利時機

現在，我們來探討日本是如何尋找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有利時機。蔣介石曾稱：「現在日本侵略中國、獨霸東亞，最大的敵人就是英美和俄國。英美俄三國對於遠東各有其遠大的企圖，各有其特殊之憑藉，並且都是世界的頭等強固。英美在太平洋以海軍威脅日本，俄國在北方以陸軍空軍威脅日本。」日本要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須等待有利的國際時機。

1933年希特勒上台、德國重整軍備後，歐洲局勢發生變化：法俄兩國1934年5月2日簽訂互助協定，英德兩國1935年6月8日簽訂海軍協定。蔣介石認識到「現在各國都在努力尋求與國準備戰爭，正是合縱連橫結友孤敵的時候」。日本認為：雖然「德國承認英國海軍力量的絕對優勢，以證明德國沒有對海外領土的野心」，但是英國「承認德國在陸上的優越權，不僅意味著放棄傳統的勢力均衡政策，而且納粹德國得到了陸上優越權，最後意味著也將得到海上的優越權」。它斷定：「希特勒只要不改變所公布的基本政策，德國早晚只得同英（包括美國）、法、蘇等大國發生衝突。」美國駐日大使格魯認為：由於「歐洲的緊張局勢加劇」，除美國仍在關注遠東外其他列強無暇顧及，「日本可以更加安心，不怕外來的干預，像這樣的時機，自英日同盟終止以來，還未曾有過。」正是在此期間，日本首先宣布了不準列強染指遠東的亞洲「門羅主義」，接著逼迫蔣介石接受《何梅協定》，在侵略華北的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

緊接著，義大利1935年10月3日不宣而戰侵略衣索比亞，1936年5月上旬佔領亞的斯亞貝巴並宣布吞併衣索比亞。這不可避免地影響到遠東。蔣介石判斷如果「戰爭延長下去，未嘗沒有引起英意直接衝突而釀成大戰的危機」，「各國不能顧及遠東問題，即予日本放膽侵略中國的機會」。他加快推進中國財經統一進程，於1935年11初進行法幣改革。日本指責英美支持蔣介石的法幣改革，使「中國對英美的依賴顯著增大」，點名批評法幣改革顧問李滋羅斯「在中國搞的財政和政治陰謀應由他負責」，指責「英國損害了日本在中國的『安定勢力』」。

義大利的行動鼓勵了日本。11月中旬，關東軍調集兵力集結在山海關、錦州地區，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致電日本軍部宣稱：中國法幣改革「為日本斷然推行北支工作提供了機會」。但是，由於「全世界對衣索比亞的同情以及義大利沒有取得閃電戰的征服，使日本參謀本部重新考慮了它的對華計劃」，也由於日本曾設想1936年向俄國宣戰，而當時蘇軍遠東兵力達24萬，關東軍僅為8萬，兵力對比不利，日本軍部認為日本進入了「1935、1936年的危機年份」，因而回電南次郎：「就目前來說，我國國策尚未到對北支工作斷然訴諸武力的時候。」蔣介石認識到日本發動全面戰爭的時機未到，1935年12月12日在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上「說日本一定要佔領平津，也不盡然。我看日本在滿蒙問題未完全解決以前，甚至可以說在日俄戰未爆發以前，他一定不欲侵佔平津，惹起重大的國際糾紛。所以現在就佔領平津，決不是他的國策。」

在上述情況下和之後，日本瘋狂擴軍備戰。1935年，參謀本部判斷第二次世界大戰於1940年左右爆發，計劃此前將陸軍主力增加到50個師團；空軍擴充到142個中隊。陸軍省認為到1943年只能達到41個師團。1936年11月26日，陸軍省擬定《軍備充實計劃大綱》，計劃以1937年為第一年度，到1940年陸軍主力增加至40個師團，空軍主力增加至140個中隊。與此同時，日本實施1934至1937年海軍擴充四年計劃。1935年12月，美英法日等國召開倫敦海軍裁軍會議。1936年1月16日，日本宣布退出會議，日本代表西園寺公一說：這樣，「日本相繼退出確定日、美、英三國海軍比例為3:5:5的華盛頓海軍裁軍條約（1922年），以及倫敦海軍裁軍條約（1935年）。世界各國都毫不奇怪地斷定，日本總有一天要發動戰爭的。」

1936年元旦，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國會致辭警告說：「現在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刻，美國各族人民必須認識到敵意在增長，侵略傾向日意明顯，軍備在增加，火氣越來越大——這種局面，其中就包含著許多導致戰爭悲劇的因素。」格魯指出：羅斯福的話「制止不住日本向中國的步步進逼——因為除了日本戰敗以外沒有別的辦法能夠制止它——但是要在日本人的行為手段和策略上起一點緩和作用，相信還是可以的，說不定還會暫時延緩他們的行動」。他還強調：美國必須「表達出這樣的意向：我們決無退出遠東的打算，卻有保護我們的商業、工業和其他利益的決心，不惜對抗所謂日本在東亞的『綏靖勢力』，實即日本統治下的和平，亦即由日本獨霸遠東」。廣田弘毅強烈回應：「誰也沒有資格談世界和平」，現在是日本「對國際諒解、對豐富世界文明，增進人類和平與幸福作出貢獻的時候了」。日本雖然目前「決不至於損害『門戶開放』原則」，但是「將來某個時候」「會間接影響外國的權益」。日本在期待「將來某個時候」的到來！

1936年3月12日，《「蒙」蘇互助議定書》簽訂，蘇聯侵犯中國主權而與外蒙建立軍事同盟。日本一方面乘機「要求中、日、『滿』實行軍事協定」；一方面同德國走近。德國對中國表示與日本接近非針對中國，德國「願作良好的朋友，因中德利害不相衝突」。接著如後所指出，中國發生了反對日本侵略的成都事件、北海事件、上海租界事件等一系列事件，日本在中國「長江及沿海各埠派遣艦隊游弋示威，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但是，蔣介石「認定倭寇此時尚不敢與我正式戰爭」，認為：「倭國之內在矛盾與其國際環境之孤立而敵太多，決不允其如五年之前可以任其荒謬放浪，蓋各國之準備亦有五年矣」；「英俄對於中倭問題，現時雖甚冷淡，但中倭一經開戰，中國果能持久，則彼將不招而不能不自動加入也。」對日本來說，它鑒於關東軍與蘇聯遠東軍隊的對比，「只能期待德國的強盛，把蘇聯牽制在歐洲方面」。

11月25日，日本同德國簽訂防共協定。日本宣稱，簽訂防共協定之目的是「把蘇聯牽制在西方，使日本至少得到數年有利的環境」，「當日本軍隊進攻中國的時機來到時，這個條約將有助於使俄國中立化」。因此，儘管後來日軍在黑龍江江中島與蘇軍發生衝突，但是日軍第2師團長岡村寧次「一開始即從國際形勢上判斷，蘇軍當前不會與我軍挑起戰端，不致發展成為大的問題」。難怪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當時「興奮得連希特勒的相片也擁抱起來」。

1936年7月，西班牙爆發內戰，德意干涉。蔣介石意識到「西班牙問題日趨嚴重，歐洲多事」，「東方更危也」！日本看到英法在西班牙內戰中對德意妥協，認為歐洲大陸明顯地出現了以蘇聯為一方、以德意西三國為另一方的對立，英法「居於其間」。它抓住機會同英美兩國談判，蔣介石認識到「必以華北問題為重」。1937年2月12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英二對格魯稱：「兩三年來日美關係已經大變」，兩國間「真是沒有什麼重大的懸案」，「外務大臣就要在這幾天內發表演說，聲明深願與美英兩國均保持最友好的關係」。3月，裕仁派其弟弟秩父宮率領一個由15名重臣組成的代表團前往倫敦參加英王喬治六世的加冕典禮，要求英國諒解日本在華「特殊地位」。隨同出訪的本間雅晴透露：「如果這項使命不能完成，預計可能在7月初向中國開戰。」

從上述國際格局演變的角度來看，到1937年「日本進犯中國時機也已成熟。當時西班牙內戰方興未艾，西方列強注意力全集中於此；希特勒復建立了一支強勁的軍隊，造成舉世不安；德國與義大利正進行軸心合作計劃；史達林則忙於整肅運動；義大利於一九三六年佔領阿比西尼亞，而國聯卻無力制裁，使日本估算國際間對其侵略行動不會有任何強烈反應」。

在等待國際時機的過程中，日本企圖不戰而亡中國，這也影響到其時機選擇。

1935年9月20日，廣田弘毅宣布所謂對華「三原則」：「南京必須協助控制華北的反日運動，南京必須與『滿洲國』和日本簽訂文化協定，南京必須與日本一起戰鬥，反對布爾什維克在華北的威脅。」這幾項「幾乎是一字不差地重複了裕仁在一年前作為日本秘密政策而加以批准的聲明」，企圖「實現裕仁想不使用武力而把華北變成一個獨立的傀儡國家的願望」。英國政府指出：「廣田弘毅的野心極大。他認為日本應『統治』中國。」

10月，關東軍、駐屯軍召開大連會議決定：「國民政府為已受日本及其他各國承認之政府，故第一目的置重於國民政府。對於政府親日政策中所隱含之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態度，須徹底予以排除，以圖真正之中日提攜。一方面在華北依據塘沽協定及其他中日協定，使其實現為中日經濟提攜之特殊地帶，要求我政府除去現在一切不安份子之存在。若不應許此種要求，則再使華北置於脫離中央之新情勢下，即系撤退中央軍以外，並斷絕財政關係，以造成華北新形勢為第二目標。」這兩支侵華軍隊之所以「第一目的置重於國民政府」，是看到了蔣介石的矛盾心理而想爭取他「共同排俄」：他認為「要打共產黨則不能不聯日，要抗日則不能不聯俄」。因此，日本政府在駐屯軍、關東軍策劃華北五省「自治」活動的同時，逼迫國民政府接受三原則。蔣介石回答：「如河北劃為特別區，則三大原則無從談起。」

1936年夏秋，發生一系列反抗日本暴行事件：成都人民反對日本企圖設立領事館，打死兩名日本人；北海人民打死一名恃強凌弱的日本人；日軍一名水兵在上海租界斃命，等等。日本指責「排日趨勢更加擴展，排日事件遍及中國全土」，討論是否即刻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陸軍省提出「如果出兵，就出兵中國要害之地上海、南京」。參謀本部9月15日擬定《對支那時局對策》：由於要「作好對蘇備戰的準備，以期萬全」，目前對華中華南方面不宜行使兵力，對華北可以「根據情況，先派一個師團去滿洲，在錦州附近待命」。軍令部9月24日擬定《時局處理方針》：「現在必須確定對支進行懲罰的國家決心」，海軍要「促進作好對支戰爭準備」。它提出：限期對華交涉，根據交涉情況「可對河北、山東及青島進行保障佔領」，「亦可對海南島進行保障佔領」。於是，外務、陸軍、海軍三相會議決定：「（1）實現三原則，促成中日實際經濟提攜。（2）華北明朗化計劃之必須切實接納具體實行。（3）揚子江上游水道之開放沿岸，內地居留、貿易、購地設廠之絕對容許自由。」蔣介石高度關注日本的動靜：9月17日電令何應欽「應準備萬一，以與倭決戰」；9月24日又電令何應欽：「據昨今形勢，日方已具一決心，務令京滬漢各地立即準備一切，嚴密警戒，俾隨時抗戰為要。」

這場談判從9月8日開始。9月20日，中國外長張群提出六條：「廢除縱容走私的冀東傀儡『政府』；取締走私；廢止飛往華北的非法航線；抑制反中印刷品和活動，特別要制止日本軍人在華北的活動；禁止日本人在官方保護下販賣毒品的非法活動；廢止上海和塘沽協議，以及廢除日本官方與中國地方政府簽訂的所有非法協議。」日本一方面指責國民政府竟然「厚顏無恥」提出這些要求，一方面提出「華北設立特別區，共同防共，取締排日，修改對於日貨之關稅，解決中日航空運輸，中國盡量聘用日本顧問等等」。依據三相會議決定，有田八郎外相9月28日發表聲明：「希望中國排除萬難與日本握手」！10月2日訓令駐華大使川越茂：要求國民政府「首先簽訂北支五省的防共協定和防止赤化的一般協定，作為將來簽訂日支軍事同盟的開端」，並要求國民政府「承認北支的特殊性，設置北支五省特殊機關，如特整會，賦予其財政、產業、交通等方面的權力」。蔣介石明告川越茂：「華北行政，必須恢復完整。」12月3日，會談破裂，格魯指出：1936年「日本軍部公開謀使華北五省脫離南京的管轄，所費心機，大部分俱告失敗」。蔣介石擔心日軍發動全面戰爭，指示各地做好「積極準備」。

1937年初，日本各部門紛紛思考到底能否不戰而亡中國。3月上旬，駐華大使館武官喜多誠一、駐屯軍參謀和知鷹二、關東軍參謀大橋熊雄提出：必須準備好「在對蘇作戰之前首先對支一擊，摧毀蔣政權之基礎」。如後所指出，日本計劃在8月中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因此，蔣介石4月11日得報日本政府訓令川越茂「務於四月期內」解決下列三大問題：「（一）中國應承認『滿洲國』存在之事實，並承認滿洲為已失之領土。（二）中國應同意日本在華北享有之特權，關於內蒙問題中國應注意日本意旨。（三）中國應與日本簽訂特殊協定，保證於將來不侵犯日本在華權益，於遠東發生戰爭時，中國應對日本保持親善之中立態度。」這等於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訓令進而宣稱：「中國政府對於上開各問題如不接受日本意旨，日本將在華北及內蒙積極活動，以為鞏固日本在華北及內蒙之地位，此種活動，並非軍人之自主活動，乃系外務省完全同意之動作。」蔣介石認識到：「倭寇向外侵略，已至溢滿時期。」

這次談判以英國為中介進行。蔣介石指出：「由英間接運用，乃為最後之一策。」 5月8日他要求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轉告日方：「我政府對各國遵守一切條約之義務，絕不放棄正當交涉之途徑，只要日能放棄其無條約所奪取之權利，及其非法行動，如彼能取消冀東察北偽組織與的徹底停止走私等事，不妨礙中國在華北行政主權之完整，勿使華北特殊化，則其他一切，我政府必經合法手續與正當外交途徑進行，決不有非分之要求。」5月20日，日本第3艦隊第10戰隊司令官下村正助就此宣稱：不可能使中國接受日本要求，只能決心對華「決一死戰」。

與此同時，日本也在施壓宋哲元和第29軍。參謀本部軍官川本芳太郎宣稱：宋哲元「一再向日方表示，華北事務如請他來處理，一定滿足日方的意願。因此，以他為首建立了冀察政權」。第29軍「顧問」櫻井德太郎宣稱：但是，「要想將控制中華民族大權的南京和冀察分裂，使冀察歸順日本，從而打開華北的局面，那是非常困難的。」這樣至七七事變前夕，日本政府宣稱：「不僅冀察政權包括南京政府在內，全中國的對日態度是非衝突不能解決問題。」

中國的抗戰準備和統一進程，也使日本如坐針氈，它恨不得「一舉以武力征服中國」。

1935年6月《何梅協定》出籠後，蔣介石決定黃河北岸以衛河、沁河、淇河三流域為重要防線，以新鄉為中心，洛陽防禦「以鞏縣東方之汜水虎牢關起，南至登封，北至沁陽為範圍」；華中部隊以徐州、武昌、洛陽、開封、信陽、蚌埠等地為中心進行部署；「研究上海作戰計劃」，因為「上海作戰為世界觀瞻所系」。他擬定「對倭以長江以南與平漢線以西地區為主要線，以洛陽襄樊荊宜常德為最後之線，而以川黔陝三省為核心，甘滇為後方」，戰時則「以努力經營長江流域、掌握隴海路為第一要旨」。同時，在宜昌設置陸軍整理處，整編全國軍隊。

日本關注著這一切。它認為國民政府1934年後開始重點對日備戰。為偵查華北華中備戰情況，它要求在鄭州設立領事館，遭到國民政府「以豫省剿匪未清為名」而反對。為偵查西南大後方的準備，它企圖在成都設立領事館，遭到成都人民的反對。它發現，國民政府在德國軍事顧問幫助下，1933年擬定軍隊整編五年計劃，「軍容逐步向上」，「將來可能達到使人可怕的程度」。駐屯軍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宣稱：中方「對日加緊備戰」，「隴海路沿線軍事工事星羅棋布」。雖然「中方並不想馬上對日宣戰，但對日加強戰備，這是在為將來打垮日本作準備」。

如上指出，國民政府1935年11月進行法幣改革，日本指責「國民政府希望通過幣制的統一來促進中國政治的統一」，「這也是日本所不願意看到的」。1936年5月12日，胡漢民去世，日本「頗形警恐」，「以為中國之統一將以胡死得急轉直上也」。這年底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指責中國正在趨向統一，日本認為這是「中國方面對日採取強硬態度的有力契機」。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和國共第二次合作談判的舉行，以及3月日本眼中的歐美派王寵惠接替「知日派」張群任外長，日本認為標誌著國民政府「比以前更加積極地推進對日戰爭的準備」，標誌著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的準備進入新階段」。

對於中國的統一進程，日本坐卧不安。大阪《每日新聞》發表《中國統一與日本》社論，其中言：「中國統一後之對日本政策，不主張協調而側重抗爭，且對歐美各國或謀接近或求援助，以圖國防之強化。更詳細探究中國之外交政策、經濟的情勢，則日本對中國統一未可遽喜，實不能無一種疑惑之感。」又言：「試觀中國最近之國際關係，實以日本為假想敵，而專與歐美握手，同時以外交手段借歐美之力，關於經濟及國防各方面努力設施。而歐美之政治的或軍事的勢力藉中國統一之名侵入中國，決非對於東亞和平有所貢獻。日本經日俄戰爭、世界大戰、滿洲事變諸役，舍多大之犧牲，以謀防止歐美勢力之威脅東亞。今日本之希望與努力，竟因中國統一而有被蹂躪之危險，故日本從來對中國統一之希望，今不得不有所改變也。」即是說，日本「感到必須立即予以打擊，不能再拖延了」。

日本總結了上述兩大方面情況，稱：1935年6月至1936年上半年裡，日本竭力推行華北、內蒙的「自治」，國民政府致力於統一而「採取隱忍及半默認的態度」。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國民政府的統一「已有顯著進展，曾經半放棄狀態的華北也正歸入其統治之下」，中共「以西安事變為良機，引導中國走上國共合作、統一抗日的道路取得成功」，而日本雖然「企圖以高壓手段一舉導致日中提攜，但未成功」。陳誠指出：日本「『不戰而亡中國』的如意算盤，曠日持久，可能給中國復興以更多的時間與機會，於是他們迫不及待了，於是盧溝橋的炮聲響了，於是而全面抗戰的悲壯史劇也揭幕了」。

6月9日，裕仁叔父梨本宮和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自長春提出：「從我們的戰略準備以對付俄國的角度看……為了消除我們後面的威脅，給予南京政權一個直接打擊，是最重要和最可取的。」6月31日，日本軍部下定決心發動全面侵華戰爭。7月6日，廣田弘毅宣稱「除毅然推行正確政策外，別無他途」，全體閣僚「表示同意」。同日，秩父宮致電裕仁：「干吧」！

地點選擇：盧溝橋。日本駐北平武官輔佐官今井武夫聲稱：保定是「抗日策劃的中心地點」，第29軍以之為中心「在其北面構築起一連串面向北方的碉堡」。駐屯軍第1聯隊第3大隊長一木清直宣稱：「北寧鐵路經過丰台，以丰台為起點的有去張家口的京綏鐵路，另外還有以丰台為起點連接京漢線的長豐支線，所以，丰台的位置非常重要。在那裡駐軍英國已有先例，並不違反義和團事件後的辛丑條約。所以在任何地方舉行演習都不應受到妨礙，在盧溝橋附近也是一樣。」第1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宣稱：「盧溝橋是去保定的要衝，可以說是保定陣地的最前沿。」

發動時間：日本軍部計劃8月中旬，駐屯軍7月7日夜蓄意槍聲響起後提前發動。上面已經提到，本間雅晴透露7月發動；有學者也指出裕仁在《何梅協定》出籠後「已在準備全面對華戰爭，並將在兩年後，即1937年7月發動」。但是，東京盛傳「七夕之夜」即8月12日「華北會重演柳條湖一樣的事件」，南京也「聞八月間日陸軍異動」。以此來看，似乎是要在8月中旬發動。無論是7月還是8月，發動是既定的，「大約從1937年6月起，關東軍和華北駐屯軍已著手策劃陰謀，妄圖挑起事端，同中國軍隊交戰。」6月29日，駐屯軍夜間演習實彈射擊盧溝橋街內，今井武夫在第29軍抗議時聲稱日本軍隊不會幹出那種「非常沒有常識的事情」。7月3日，他對各國記者稱：駐屯軍最近頻繁舉行演習是為「預定於7月9日至7月16日舉行的每年例行的第二期檢閱」作準備。一木清直迫不及待地蓄意安排：由第8中隊中隊長清水節郎在7月7日23時40分指揮所部首次攻打宛平城，傳令兵志村菊次郎被命令「失蹤」放槍，製造「非法射擊」，然後「名正言順」地攻打第29軍。七七事變就這樣被製造出來了，日本由此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一木清直在三個月後即10月8日就因「功」由少佐越過中佐升為大佐！

總而言之，「按什麼程序，用什麼方法，將受許多因素的影響，但擴張主義的貪慾是根本的」。《何梅協定》出籠後，「不露聲色的逐步推進也好，明目張胆的侵略也好，不論用哪種方法，日本都將堅決致力於鞏固它對華北和蒙古的控制」，都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日本三度擬定實施「北支明朗化」的處理要綱，三度制定年度對華作戰計劃，1935年11月、1936年9月兩度打算髮動全面侵華戰爭，只因時機不成熟而放棄。經過一年多努力，日本建立起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准戰時體制」，而德國的崛起和《日德反共協定》的簽訂為它牽制了蘇聯，義大利侵略衣索比亞和西班牙內戰使它不再擔心英法等列強插手遠東，國民政府反對「北支明朗化」和拒絕接受廣田三原則使它不戰而亡中國的企圖落空。到1937年6月，日本的國內外時機成熟，駐屯軍大隊長一木清直玩弄陰謀打響了第一槍，日本有計劃有步驟尋找時機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

轉自北師大學報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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