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工廠：繁榮、衰敗與現代性神話

距「後工業社會」的預言問世已有40年，工業工廠再次回到美國人的集體意識中。它們曾經象徵著權力、驕傲和進步，如今卻成為了衰弱的標誌：失業、社區衰敗、繁榮期變得極其短暫。在美國中西部和歐洲，曾經支持左傾政黨的選民越來越多地轉向那些用種族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包裹工業復興的候選人。

很難想像，這些選民渴望的是如今全球大多數工廠工人真實面臨的條件。在工業生產的新中心，工廠的工作完全沒有上世紀中葉美國的光環，工人們忍受的條件讓人回想起工業早期的歷史。與此同時，美國的許多部門現在將員工置於工業作風的紀律之下，Lidl（總部位於德國的零售商）和亞馬遜等公司的倉庫結合了高度的管制、令人身心俱疲的工作與無情的指標、可憐的薪酬。「知識工作」——在20世紀中葉被許多社會理論家譽為「光明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被證明是令人失望的，因為知識工作者也受到嚴格的控制，還享受不了工廠工作的體面工資和工會保護。

新的工廠浪漫想像可能是基於工會工人在工廠工作中獲得的尊嚴感和目的感。毫不奇怪，一些美國人會懷念那段時期，那時候他們能夠更加容易地把自己視作進步歷史的繼承人，曾經的工人們英勇鬥爭，改善工人階級的全體命運。正如艾米·戈德斯坦（Amy Goldstein）在她的新書《簡斯維爾：一個美國故事》（Janesville: An American Story）中所描述的那樣：工廠倒閉時，整個世界都崩潰了——這是自我價值的源泉，是團結和信任的基礎。在威斯康辛州的簡斯維爾，許多被解僱的通用汽車工人都討厭大部分時間裡他們在做的工作。但是工廠——以及它所維繫的整個工廠網路——包含了無數的記憶，如個人獨立、友誼、政治團結、公司遊戲日和野餐、與前幾代人的聯繫，以及參與家庭和社區生活時強大的經濟基礎。

在《巨獸：工廠的歷史與現代世界的製造》（Behemoth: The History of the Factory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一書中，勞動史學家約書亞·B·弗里曼（Joshua B. Freeman）著手探索一個複雜的經濟和文化問題，即工廠如何與進步的觀念糾纏在一起，「伴隨著工業化與社會變革，巨型工廠怎樣以及為什麼成為美夢與噩夢的載體？」弗里曼是一個讓人毫不費力、引人入勝的嚮導，他開始回覽近三個世紀的歷史，在此期間，工廠在世界歷史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通過結合經濟、勞動和文化的歷史，他旨在解釋工業主義在整個歷史時期所產生的知識和情感力量，在這個時代，巨大的建築里裝滿了巨型的機器，為數百萬人提供了一個徹底改變世界的激進希望。

早期現代工廠：槍炮、談判與鋼鐵

現代工廠誕生於18世紀的英國，它立刻被認為預示了一場革命。它的出現產生了人們熟知的技術-經濟周期，將被驚恐的社會批評和工人抗議所回應。1721年，第一家工廠在英國德比郡開業，在德文特河上織布。通過惡劣的勞動權利侵犯，「工廠體系」花了近一個世紀的時間才主宰了英國經濟：經濟增長同時依賴於美洲的奴隸和對英國鄉村、貧困、孤兒和犯罪人口的剝削，前者在19世紀早期生產了英國加工工廠所需棉花的90%，後者在私營工業和國家的集體權力之下被迫進入工廠。孩子們每天至少工作12小時，並且遭到毆打，以便他們保持清醒。工人們幾乎沒有什麼政治權利，於是訴諸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所總結的「暴動推動集體談判」（collective bargaining by riot）以及「盧德派」（Luddites）的機器破壞行動，以求為其工作條件和報酬討個說法。（「盧德派」後來錯誤地成為了技術恐懼的代名詞。）

最初，美國工業似乎擺脫了英國工業革命標誌性的戲劇與社會動蕩。弗里曼解釋說：「美國政治和知識領袖們開始相信，舊世界製造業的錯誤之所在，不在於製造業，而在於舊世界。」馬薩諸塞州洛厄爾的紡織廠打扮時髦的年輕女員工、整潔而風景優美的住宅小區、下班後的教育及其內部文學雜誌，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人們的關注。他們率先將生產的不同方面整合在一個屋檐之下，家長式管理-員工關係、作為公司擴張方式的股份公司，以及將產品與特定生產工廠聯繫起來的「品牌」。但是，即便是這些著名的「洛厄爾女孩」，她們中的許多人很高興能有機會逃離鄉村的農場生活而自立謀生，但她們也發現工廠的生活既辛苦又枯燥，並且開始組織起來維護她們的工資和其他權利。

19世紀後期，美國遠遠沒有成為工業世界的一個例外，在勞動鬥爭方面，它與功能失調的俄羅斯帝國相匹敵。隨著鐵路縱橫全國和鋼鐵產量激增，激進的工會與美國的「強盜大亨」對抗，正如弗里曼所說，「除了階級戰爭，無以名之」。美國的階級戰爭可以從字面意義上想像——槍支、死亡和戰爭的一切。像卡耐基鋼鐵公司這樣的大公司通常在警察和國家警衛部隊的支援下，利用職業打手打垮工人。工人們無力抵抗這種國家支持的暴力行動，當他們的工會被鎮壓時，他們註定要住在由僱主設計和控制的城鎮，將工廠紀律擴展到日常生活中，1888年，卡耐基粉碎了賓夕法尼亞州霍姆斯特的一場罷工，此後一年中，該州的64家鋼鐵廠中有30家能夠擺脫合併後的鋼鐵工人聯合會（Amalgamated Steel），後者是強大的鋼鐵工人工會。

勞動鬥爭從未放鬆，但只有在美國政府的積極干預下才能永久改變權力平衡。兩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改變了美國的勞資關係，同時剝奪了大企業的政治合法性，並促使美國政府將資本拖回談判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戰爭生產的驅動下，伍德羅·威爾遜政府為保障勞動權利建立了法律框架，工會成員在1917年至1920年間增加了70%。《國家勞動關係法》（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在1925年通過，創建了現在的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儘管取得了這些漸進式的成果，但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罷工浪潮仍在繼續，1946年有200萬美國人離開了工作崗位。他們的行動產生了8.5%的顯著工資增長，而且，正如弗里曼所說：「這是唯一一次，美國有效地達成了國家性的工資協議。」

作為回應，企業開始引入自動化，大肆宣傳未來自動化的可能性，並把工廠遷往反工會的美國南部。但是，20世紀上半葉出現了新情況，它將改變許多美國工人的生活，在幾十年間創造一個舒適的中產階級，以及一個延續至今的國家神話。

20世紀上半葉的工廠：超越意識形態的未來共識

《巨獸》表明，工廠的理想主義並不局限在資本主義的西方。蘇聯的工業化進程與資本主義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公開宣稱自己渴望改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其運作的社會中廢除了利潤。在把工業化與社會和文化進步項目結合起來的道路上，蘇聯比資本主義西方走得更遠，包括史無前例的掃盲。但在大多數篇幅中，弗里曼——對於一本面相普通大眾的書來說，是一種令人歡迎的顛覆性修正主義——強調了西方和蘇聯工業化之間的相似之處。

即使在約瑟夫·斯大林的「來自上層的革命」（revolution from above）——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大興工業——之前，如弗拉基米爾·列寧和列夫·托洛茨基等早期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一致認為，美國工業技術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核心組成部分，並駁斥了那些認為「美國資本主義形式天然地會腐蝕蘇維埃社會主義內涵」的評論。美國企業——福特、杜邦、紐波特紐斯造船廠（Newport News Shipbuilding）——出人意料地渴望參與蘇聯的工業化，並派遣他們最好的技術人員和專家前往蘇聯工作，而當時俄國正處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難以想像的欠發達困難狀況。為了追求利潤和良好的信譽，他們設計了斯大林主義的蘇聯，而正是同一批手和大腦，設計了福特主義的美國。

蘇聯的工業化是20世紀工業宗教的頂峰，涉及的項目甚至讓密歇根州里弗魯日（River Rouge）和海蘭帕克（Highland Park）那令人難以置信的、破紀錄的福特工廠相形見絀。蘇聯的項目不僅在大型工廠中結合了多種生產，而且被整合進巨型的、統一的、中央計劃的礦山與其他生產基地網路中。烏拉爾山脈的巨型工廠城市馬格尼托戈爾斯克（Magnitogorsk）以「五年計劃的強大城市」（Mighty City of the Five-Year Plan）而聞名，「五年計劃」這份文件勾勒了1928年至1932年間蘇聯社會為擺脫落後工業化狀況付出的超人努力。

馬格尼托戈爾斯克建立在一個資源和人力嚴重不足的地區，冬季漫長而寒冷，有時候平均氣溫低於0華氏度（約-17.8攝氏度）。該項目還受到各種困擾，如計劃不周，管理人員未經培訓，以及無法完成本就不可能的計划進度時政治化的互相指責。它是由囚犯和「富農」的強迫勞動所推動的，那些富裕的農民被沒收財產，被貼上階級叛徒的標籤，他們和所有蘇聯工人一樣，被迫承受被誇大的生產配額。

弗里曼指出，蘇聯工業化幾乎每一個殘酷的方面，尤其是奴隸勞工的使用，在西歐和美國工業化中都有先例。在意識形態成見的深處，承認蘇聯工業化的驚人成就似乎是有爭議的，人們也不願承認，蘇聯工業化中付出了人類痛苦和不自由的高昂代價，只是在步調和程度上，而非本質上有別於善良的歐美「工業革命」歷史。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中，工業主義都被歌頌帶來了現代化和進步，值得數十年的鬥爭、動蕩和暴力。它激發了藝術家、作家、建築師和攝影師的靈感，在世界博覽會等大型活動中，它吸引了大批遊客來到工廠和參與工業遊行。

「我崇拜工廠。」美國攝影師瑪格麗特·伯克-懷特（Margaret Bourke-White）說，就像蘇聯先鋒派藝術家們在其出版物《建設中的蘇聯》（U.S.S.R. in Construction）中崇拜工廠一樣，開拓性的設計技巧被用來向還在學習識字的俄國公眾展示工業化成果。工廠同時是美國中產階級機遇和革命共產主義未來的象徵。

今日工廠：超級泰勒主義與沒有烏托邦的未來

如今的工廠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但其大部分運作於其產品消費者的視野之外，並且——不同於過去那些著名的工廠——很大程度上運作於所有局外人的視野之外。弗里曼的最後一章探討了亞洲的工廠景觀，並追溯了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工業中心向全球南方的大規模轉移。儘管亞洲工人沒有經歷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勞動，但他們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紀律約束，「一種超級泰勒主義」。與他們的前輩不同，亞洲的工廠「不再代表一個新的、不同世界的願景，一個烏托邦的未來」，甚至是「噩夢般的存在」。

弗里曼對70年代後的全球化歷史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分析，總結了物流的變化和全球的縮小，這使得西方企業在無需負擔重大運輸成本的條件下，幾乎可能在世界任何地方生產任何東西。但在這裡，作為一個歷史題材的工廠的弱點開始變得顯而易見：弗里曼故事的真正主題是全球資本主義本身。為什麼世界各地的工作條件都倒退了，美國的倉庫和中國的iPhone工廠都出現了類似的殘酷情況？為什麼今天的工廠「不再代表人類精神的開拓，而似乎象徵著其衰敗」？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超越工廠代表的現代性神話，並講述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由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操持的關於勞動權利侵犯的全球政治故事。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經濟危機為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提供了一個機會，利用政府政策和企業實踐的工具對勞工發起攻擊，並使全球經濟金融化，使當地企業和外國政府都受惠於華爾街。企業能夠回滾（rolling back）歷史悠久的勞動承諾和重新提高工作強度，以大幅度提高生產率和利潤。

隨著故事核心的這些結構性轉變，我們發現工人不僅僅是工廠「自然生命周期」的受害者，他們也失去自己進步的線索。萊恩·溫德姆（Lane Windham）在其新書《敲開勞工之門》（Knocking on Labor』s Door）中描述了70年代由婦女和有色人種領導的新一代工人，像他們的前輩一樣大力爭取其勞動權利，卻發現自己被拒之門外，政府允許資本踐踏——並最終取消——脆弱的法律基礎，這些基礎自30年代以來一直為美國勞動關係提供某種程度的平衡。

如今，一個在年齡、性別、種族和經濟領域高度多樣化的絕望工人階級，發現自己被數十年的反工會政治和法律先例所束縛。正如最近西弗吉尼亞州的教師罷工插曲，甚至相對更受保護的公共部門員工如今都面臨雙輸的螺旋式下降，漲薪被凍結，福利被削減，自80年代以來已經成為常態，即使工資飆升到頂部，立法者也會通過法案為富人大規模減稅。今天的美國工人發現自己生活在一個歷史錯誤的後果中，那就是將社會福利與私營工業和搖搖欲墜的法律框架聯繫在一起，而不是像大多數歐洲國家那樣將其建立在國家的基礎上。

工業宗教的終結：一場未完成的革命

生態只是《巨獸》的一個小主題，但它是大規模生產永遠無法恢復其曾經擁有的准宗教光環的一個主要原因。「工業革命」是人類擺脫貧困的必要條件，但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雙重作用下，它可能封閉人類在這個星球上的命運。特別是在美國，大規模生產導致了大規模浪費的文化，中產階級的富裕是不計後果消耗自然資源的同義詞。工會的高工資支持了基於高油耗車輛和一次性工具的生活方式與娛樂方式。即便在今天，當工人的消費能力越來越差時，就業和繁榮的經濟學仍然深深糾纏於美國的政治話語中，其意識形態就是過度消費。美國的生產與消費的「良性循環」，是戰後工廠頌歌的一部分，削弱了任何對全球氣候危機、海洋污染等問題的回應的可信度。

最終，工業宗教的終結不是什麼值得哀悼的事情。弗里曼寫道，如今的工人們「對自己創造新世界——建立在巨大工廠的非凡進步基礎上的後工廠世界，以打造一種全新的、不同類型的現代化——的能力幾乎沒有希望或信念。」還有一個嚴峻的現實，工廠工作和自由的人類在很大程度上是矛盾的。儘管工會化的工業工作——以及它所支持的繁榮與團結——對成千上萬從事這項工作的男性和女性來說是革命性的，但它仍是一場未完成的革命。在繁榮和驕傲的社會中心，它留下了一口單調乏味、令人精疲力盡、讓身體支離破碎的水井，而歷史在很久以前就給了我們排水和填石的工具。

弗里曼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懷念工廠的承諾，儘管如此，《巨獸》提出，未來總有一天，正如法國哲學家皮埃爾·穆索（Pierre Musso）所說，過去的兩個世紀會被後人視作的「工業取代宗教」而成為「西方教條的框架」的時代。從這個角度來看，工廠失去了「永恆的空氣」，人們變得更容易想像工廠之外的世界。工業革命表明「徹底改造世界是可能的」。而如果世界正再次被來自上層的力量所改造——這次是老工業億萬富翁和新科技巨頭的搭檔——毫無疑問，底層的人民也能在它的網路中找到縫隙，找到系統的缺陷，並把它們轉換為歷史的武器。

本文原載於2018年4月2日美國《新共和》網站，作者系波士頓學院現代歐洲史博士生、巴黎高等師範學院訪問學生，小標題為譯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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