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會掖刀的牟森們
1987年，牟森在北京創立了蛙實驗劇團，做戲劇。
當時他給自己三種選擇，一種就是死，自殺；第二種就是混，包括結婚生孩子過日常生活；第三種是干自己喜歡乾的事兒，他喜歡戲劇。牟森最終選擇了第三種，在北京搞戲劇。
八九十年代是北京藝術氛圍最好的時候。牟森的戲《士兵的故事》在中戲小劇場演了五場，瑞士大使館專門為此舉辦了一次招待酒會；孟京輝排戲劇《我愛XXX》，王朔贊助了八萬塊，還給孟京輝出主意，觀眾入場後免費發花生米，搞得齁咸，然後在場內高價賣礦泉水。
《士兵的故事》演出後，牟森去人藝找林兆華，說要找一個工作。林兆華讓牟森跟他去劇院跟自己一塊兒排戲，同時幫牟森聯繫到實驗話劇院的一間排練室，讓牟森排練《大神布朗》。《大神布朗》演出時，牟森給觀眾寫了一封信，信里寫，
「我們不能不承認中國有些觀眾審美層次是非常低的。如果我們遷就大部分觀眾的低俗趣味，反過來適應他們，那就意味著對歷史的犯罪。應該提高觀眾的欣賞水平和審美意識，煥發觀眾對美的感受能力。」
這不僅是牟森的想法，也是那一代話劇人的想法。
到了1994年年初，牟森得到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贊助，打算排一齣戲。
這齣戲叫《與艾滋有關》。演員全是非職業的，包括還沒變性前的金星。因為沒有劇本，排練就是由金星帶著演員們穿著白色工作服，做各種肢體訓練。
到了11月底，正式演出開始。十三名演員在舞台上剁豬肉、炸丸子、蒸包子、做紅燒肉，邊做邊聊天，聊各自的經歷、性意識、文革、艾滋病；導演請來的十三位民工在觀眾旁邊用磚頭跟水泥砌牆。演到一半，台上的演員莫名其妙開始跳舞，砌牆的民工被請到台上跟演員們一起跳、吃包子跟紅燒肉。
在演出中，金星講了他在紐約跟一個同性戀者也是艾滋病患者的故事。這位患者後來突然間就死了。第二場演出結束後，上海戲劇學院畢業的一個學生說，操，像金星這種人活著有什麼意思，還不如死了呢！
演出結束後，有半個小時跟觀眾交流的時間。劇作家過士行原定是要跟牟森他們座談的，但因為不感興趣，半途退場了。林兆華因為同樣的原因也走了。對這個事，牟森說，
「我的戲是演給十年後的觀眾看的」。
三年後，牟森又做了自己唯一一個售票戲劇《傾訴》。這個戲裡寫了一個殺人犯「無因殺人」。審查時，北京市文化局的一個副局長問他，無因殺人，難道原因在社會嗎？在領導的要求下，這條線索被拿掉了。
妥協的結果是1997年，牟森第一次拿到國內演出許可證。
在這之前，牟森的戲從沒正式售票過。他的戲《零檔案》在圓恩寺劇場演出，臨演出前，家住圓恩寺的中央原某領導去世，那兒戒嚴，演出吹了。等戒嚴過去可以開演了，又因為出了新疆那次著名的劇院大火，《零檔案》里有用電焊的戲，舞台上不能用火，又不演了。
《傾訴》一共演出了七場，演出效果很差，沒多少人看，牟森自己也不滿意。《傾訴》失利後，牟森沒再排戲。遠離話劇圈的日子裡，牟森開了公司、到中國美院去講課、開始平心靜氣地研究歷史，為報社專欄寫歷史文章。
1998年，牟森為上海通用拍一部企業宣傳片，從上海飛北京。因為北京下雪導致飛機延誤，牟森就在機場書店花了一千多塊買書，其中有兩本哈佛MBA經典案例集。牟森從來不看這種書，但因為實在沒事幹，就讀進去了，覺得比小說還好看。後來互聯網創業火了，牟森開始創業，成了網站CEO。
牟森把這件事稱為「命運的禮物」。另一個命運的禮物出現在2017年。那年他之前談的一部戲沒過審，約鼓樓西劇場的經理李羊朵聊合作，李羊朵說起手中有《一句頂一萬句》的小說改編權，「就我來做吧」，牟森主動爭取了一回。
《一句頂一萬句》的人物有上百個，改編難度很大。劇本構思了一年多，前後改了七稿，牟森最終提煉出了「獲救」的主題。在牟森看來，小說講的就是吳摩西跟牛愛國，這兩個殺人犯拔刀掖刀的故事。他們將刀掖回去的同時，他們就獲救了。
劇本完成後，劉震雲很滿意。拿到劇本時，劉震雲的女兒、助理都在身邊，他把劇本發給他們一塊看。大家看完後，都覺得劇本寫得好。
牟森也有過「拔刀」的時候。從80年代到1988年從戲劇圈隱退，牟森有太多的恩怨了，他活生生看過許多，也無數次想要拔刀。自然，刀又掖回去了，就像小說《一句頂一萬句》里幾個人物，心裡不平提刀去殺人，又沒殺，走了。
「說到殺心起，隨便一想我都有無數次的殺心起。」
但過了五十歲後，牟森再次復出排戲，有記者走進排練廳採訪他，他馬上從座位上起身招呼，照顧每個人的感受。記者問他能不能跟幾位主演拍合照，牟森說，所有人都是主演，要拍就一起拍。
台上演的是吳摩西跟牛愛國獲救的故事，台下的牟森也把拔出來的刀掖了回去。王朔在《動物兇猛》里寫過，
「在我少年時代，我的感情並不像標有刻度的咳嗽糖漿瓶子那樣易於掌握流量，常常對微不足道的小事反應過分，要麼無動於衷，要麼摧肝裂膽，其縫隙間不容髮」。
現在他們都學會了把刀掖起來。
TAG:前排看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