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五一口號」發布70周年｜中共邀請民主人士參加新政協回溯

原標題：紀念「五一口號」發布70周年｜中共邀請民主人士參加新政協回溯

1948年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發布後，短時間內，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海外華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紛紛以發表通電、聲明、宣言、告全國同胞書等方式，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並欣然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邀請和安排，克服重重困難，輾轉北上解放區，共商建國大計，籌建新中國。《中共邀請民主人士參加新政協回溯》一文從整體上還原了中共組織民主人士北上進入解放區、積極投身籌備新政協的經過。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舉行

中共邀請民主人士參加新政協回溯

李友唐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後期即提出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擁護建立聯合政府的各黨派各階層代表紛紛集會，抨擊國民黨一黨專政，擁護中共主張。經過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爭取民主的不懈鬥爭，國民黨當局被迫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舊政協）。

1946年1月10日，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社會賢達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在會議通過五項協議不久，國民黨政府就公然違背協議，發動內戰。全國開始了人民解放戰爭。

1946年1月10日—31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參加者有國民黨代表8人，共產黨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青年黨代表5人，無黨派人士9人，共38人。圖為周恩來(左一)與舊政協民盟代表合影

「號」動天下群起響應

1947年，人民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階段。10月10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10月27日，國民黨政府宣布民主同盟等為「非法團體」，強令其解散。民主黨派期望國民黨實行民主的幻想破滅，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徹底轉向中國共產黨。

1948年1月，民盟領導人沈鈞儒等在香港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恢復民盟總部，宣布要與中共「攜手合作」。1月1日，國民黨民主派內部實行聯合，在香港正式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宣布贊成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基本綱領。

1948年4月25日，毛澤東致電在西柏坡的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人，通知即將在城南庄召開書記處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是「邀請港、滬、平、津等地各中間黨派及民眾團體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區，商討關於召開人民代表大會並成立臨時中央政府問題」。4月27日，毛澤東致信晉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長劉仁，提議召開新政協。信中說，這個準備邀請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來解放區召開的會議，「名稱擬稱為政治協商會議」。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在河北省阜平縣城南庄召開（又稱城南庄會議），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五一口號」共計23條，其中第五條為毛澤東親自修改，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口號」通過陝北新華社正式對外發布，新華社廣播電台同時進行了廣播。5月1日《晉察冀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了「五一口號」。

5月1日，毛澤東致函李濟深、沈鈞儒，進一步說明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相互合作，討論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業已成為必要，時機亦已成熟」。5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全文刊發「五一口號」。第二天，各民主黨派在香港集會討論，一致認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是中國「政治上的必須的途徑」，「民主人士自應起來響應」。5月5日，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章伯鈞、馬敘倫、王紹鏊、陳其尤、彭澤民、李章達、蔡廷鍇、譚平山、郭沫若等從香港聯合致電毛澤東，贊同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1948年5月5日，各民主黨派與民主人士聯名致電毛澤東，表示積極響應中共的號召

5月7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發表《告台灣同胞書》，號召台灣同胞以實際行動積極響應「五一口號」。5月23日，中國民主建國會駐香港代表章乃器、孫起孟向中共駐香港負責人表示響應「五一口號」。6月，在香港的各界民主人士柳亞子、茅盾、朱蘊山、胡愈之等125人，婦女界代表何香凝、劉王立明等232人相繼聲明，熱烈響應「五一口號」。總部在北平的九三學社當時不便發表公開聲明，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才在報紙上公開發表《擁護中共「五一」號召暨毛澤東八項主張的宣言》。

未雨綢繆 周密部署

中共中央作出籌建聯合政府的決定後即考慮到許多問題，其中之一就是接待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地點問題。當時解放區只有東北條件稍好，並且有一個大城市哈爾濱；華北解放區雖然條件一般，但地理上靠近平津。因此確定，接待民主人士的主要地點一個是中共中央東北局所在地哈爾濱，一個是河北省平山縣李家莊村，即中共中央城工部（1948年9月改為中共中央統戰部）所在地。

1948年5月2日，中共中央電示中共上海局：我黨準備邀請各民主黨派及重要人民團體的代表來解放區商討召開人民代表大會並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等問題。會議名稱擬為「政治協商會議」，會議的參加者為一切民主黨派及重要人民團體，決議必須由參加會議的每個單位自願同意，不得強制。開會地點擬在哈爾濱，時間擬在當年秋季，擬邀李濟深、馮玉祥、何香凝、李章達、柳亞子、譚平山、沈鈞儒、章伯鈞、彭澤民、史良、鄧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馬敘倫、章乃器、張炯伯、陳嘉庚、簡玉階、施復亮、黃炎培、張瀾、羅隆基、張東蓀、許德珩、吳晗、曾昭掄、符定一、雷潔瓊等民主人士來解放區參加協商。

8月1日，周恩來致電香港分局，要他們收到電文後即送各民主黨派徵詢意見，並將徵詢範圍擴大至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歡迎他們來解放區商談和進行準備工作。當時，香港的政治氣候已日益惡化，中共在港活動不時受到港英當局的騷擾和國民黨特務的嚴密監視。

8月2日，周恩來致電在大連的錢之光，要他以解放區救濟總署特派員名義前往香港，會同香港分局負責人方方、章漢夫、潘漢年、連貫、夏衍等，負責護送在港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錢之光早在1947年夏天就奉周恩來之命，去大連建立了中華貿易公司，租用外國船隻，以販運物資為掩護，往來於大連、香港之間。接電後，錢之光即籌辦此事，隨同赴港的還有楊琳、劉恕、祝華、王華生、徐德明等人。

8月9日，周恩來又致電方方並中共香港分局：

為邀請與歡迎港、滬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來解放區，並為他們籌劃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漢年、夏衍、連貫負責計劃，並協商一個名單電告。

以潘漢年、許滌新、饒彰風、夏衍、喬冠華等為主要成員的專門小組隨後成立，潘漢年、許滌新負責籌集經費（主要用於租船），夏衍、喬冠華分管對外聯絡，饒彰風帶領楊奇、杜宣、趙楓、陳紫秋等負責具體事宜，設立專門電台與中共中央、大連方面保持直接聯繫。設在香港的「聯合公司」則改組擴大為「華潤貿易公司」，錢之光任董事長。「華」代表中國，「潤」取自毛澤東的字潤之，代表中共。

從香港到東北或華北解放區，中間隔著大片國統區，被國民黨嚴密封鎖，陸上交通極不安全，因此只能冒著被港英政府和美蔣海空軍干擾、破壞的風險走海路。起初曾設想開闢從香港經歐洲到蘇聯再轉赴哈爾濱的國際路線，因港英政府阻撓未能在短時間內打通，最後中共香港分局決定租用外國輪船，設法穿過敵人的海上封鎖線，分期分批護送民主人士秘密北上。

周恩來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就是護送過程中的安全。1948年8月30日，周恩來獲知中共香港分局的首批接送工作已準備就緒，遂與任弼時、李維漢聯名致電錢之光，提醒「須注意絕對保密」。

一周後的9月7日，周恩來得知馮玉祥將軍乘蘇聯客輪由美歸國途中不幸遇難的消息後，即刻致電潘漢年並中共香港分局：民主人士乘輪北上事望慎重處理，「第一，如該輪確無船行保證，以不乘該輪為妥」；「第二，如該輪有保證，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顧慮，亦可不乘該輪」；「第三，如該輪有保證，而民主人士也願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輪，應改為分批前來，此次愈少愈好」。

就擬議中的宋慶齡由上海經香港北上事，周恩來也曾專門致電方方、潘漢年、劉曉：「第一，必須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須孫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強。如有危險，寧可不動。」

9月20日，周恩來又親自擬定了包括中共中央5月2日電文名單在內的港、滬和長江以南民主人士的77人名單、平津民主人士的24人名單，並分别致電中共香港分局、上海局、華北局、華北城工委，徵詢對名單的意見。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給香港分局、上海局的電文中指出，各方人士須於今冬明春全部進入解放區方為適宜，「北來人士，擬先集中哈爾濱招待商談；華北民主人士如直接進入解放區則集中華北。視戰事發展，明春或來華北或即在哈市召開新政協」。當時考慮召開的是一個規模比較小的政治協商性質的會議，擬由30個單位（每單位6人）共180人參加，然後再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新中國。東柏坡還建了「政協禮堂」。

11月5日，周恩來又致電香港分局，責成分局和錢之光等在12月內將尚在香港和上海的李濟深、郭沫若、馬敘倫、彭澤民、李章達、馬寅初、孫起孟、茅盾、張炯伯、陳嘉庚等幾十名準備參加政協的各方代表護送到解放區，並對進入解放區的路線和安全措施進行周密布置。

12月29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電示在香港的中共負責人方方、潘漢年、錢之光，明確在香港列名響應「五一號召」的各民主黨派人士及無黨派人士均可參加新政協，希望立即分別與民革、救國會、第三黨（即農工黨）以及致公黨接洽，推出代表，並設法護送到解放區來。

當時情況相當複雜，每次護送民主人士，特別是一些引人注目的知名人士上船，事先都作了比較周密的安排：調查上船要經過的路線，熟悉經過地段的情況，事先約好從哪條路走，經過哪些街道，派什麼人去接，遇上情況如何應付等等。每次都安排民主人士黃昏以後上船，由負責同志陪同或隨船護送，要走動的人事前都不知道與誰同船。有的從家裡轉到朋友家上船，有的在旅館開個房間停留半天再上船，有的人還搬了家，把要帶的行李放在原來住處，另行派人搬上船。重要人物上船後「安排在船長室，讓他們不露面，以避免海關檢查。在外面的人，有的西服革履，扮成經理，有的長袍馬褂或普通衣裝，裝成商人，當作坐船到東北做買賣的，口袋裡裝一套貨單，事先準備了一套話」。

1949年2月2日，毛澤東、朱德復李濟深等56人手電筒稿

遠涉重洋 同舟共濟

從1948年8月起將近一年的時間裡，在中國革命勝利形勢的激勵下，在中國共產黨誠摯態度和民主政策的感召下，經中共中央及各地地下黨組織認真細緻的安排，遠在香港和國統區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紛紛踏上了去解放區的征程。

護送民主人士到解放區的路線主要分南線和北線。南線主要是把匯聚在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安全護送到東北解放區，該線路人數最多，任務也最艱巨。中共中央東北局、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和香港工委做了大量準備工作，東北局還在丹東、大連組成專門班子，負責接待安排及護送工作，成功地將一些民主人士分批護送到東北解放區。

從南線護送到解放區的第一批民主人士有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等十幾人，中共派章漢夫陪同，9月12日晚在香港登上蘇聯「波爾塔瓦號」輪船，13日正式離港啟航。經過台灣海峽時遇到強颱風，該輪被衝到澎湖列島附近，經全體船員的努力才擺脫了觸礁的危險，後於9月27日到達朝鮮羅津港。

周恩來9月18日致電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批來東北解放區的民主人士近日抵朝鮮羅津，請張聞天、高崇民、朱學范分別代表東北局、行政委員會、全國總工會前往迎接。東北局則建議改派離羅津較近的李富春、朱理治前往迎接，獲中共中央同意。這十幾位民主人士在羅津登岸稍事休息後，乘火車於9月29日抵達哈爾濱，與先期到達的朱學范一起住在原馬迭爾賓館——當時的東北行政委員會招待所。10月下旬李德全由歐洲抵達哈爾濱。

1948年9月30日，由香港北上的部分民主人士在哈爾濱馬迭爾飯店合影。前排左起：李立三、譚平山、沈鈞儒、李德全、蔡廷鍇；後排左二朱學范、左三章伯鈞

馬迭爾賓館位於哈爾濱中央大街中段，建於1906年，是哈爾濱第一家涉外賓館，也是當時遠東地區最豪華的賓館。「馬迭爾」一詞源自俄文，意為摩登的、時興的、現代的。國際特使李頓、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以及胡適、宋慶齡等知名人士均在此留下足跡。

10月3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聯名致電這批民主人士，對他們的安全抵達表示慰問和歡迎。中共中央東北局負責人高崗、李富春10月21日在馬迭爾賓館約集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王紹鏊、高崇民、朱學范等人舉行了第一次座談。

1948年11月25日，中共代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在充分協商的基礎上，就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達成了共同協議。新政協召開的時間擬定在1949年，籌備會的地點預定為哈爾濱。

第二批民主人士擬定於10月中旬出發，不料所租的蘇聯船隻到香港時與一艘貨輪碰撞損壞，需要一段時間修理，只得又租了一艘挪威貨輪，第二批民主人士郭沫若、馬敘倫、許廣平（攜子周海嬰）、陳其尤、沙千里、宦鄉、曹孟君、韓練成、馮裕芳等於10月底乘坐懸掛挪威國旗的華中輪離港北上，由連貫陪同，胡繩隨行。郭沫若在船上辦了《波浪壁報》，刊載勝利消息，並賦詩云：「人海翻身日，宏濤天際來。才欣克遼瀋，又聽下徐淮。指顧中原定，綢繆新政開。我今真解放，自愧乏人才。」11月中旬，一行人在大連與丹東之間的大東溝拋錨下輪，改乘小船上岸，東北局派負責同志前往迎接。此時瀋陽已解放，他們改乘火車經丹東於12月6日到達瀋陽。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最多，有李濟深、朱蘊山、章乃器、彭澤民、鄧初民、洪深、施復亮、梅龔彬、孫起孟、吳茂蓀、李民欣及茅盾夫婦等，由李嘉仁陪同，中共隨行人員共30多人。

周恩來事前在給大連馮鉉、劉昂的電報中說：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與蘇聯駐大連的有關部門交涉，租用他們的輪船，這次一定要在大連港靠岸；到達後，要安排在大連最好的旅館，民主黨派領導人住單間，要確保安全；要舉行歡迎宴會，請中共大連市委協助做好接待工作。他還特地囑咐，北方天氣寒冷，要為他們準備好皮大衣、皮帽和皮靴。

周恩來還特地電示錢之光：已經走了兩批人員，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這次行動要更加謹慎，提出「保密、謹慎、周到、安全」八字原則。國民黨特務發現不少民主人士不再露面後，加緊了監控，香港方面更加關注華潤公司，港英警方政治部負責人亦以談業務為名「駕臨」華潤公司，氣氛緊張。這批民主人士離港時間定在聖誕節後的一天，利用香港放假狂歡之機行動，要走的民主人士先各自離家，或去親友處，或去旅館開個房間，然後分別由交通員送到蘇聯貨輪「阿爾丹」號上。

李濟深是各方矚目的人物，中共與之聯繫密切，香港當局和他經常往來，美國方面也與其頻繁接觸。一些人對他說：「你不能去解放區，到那裡你就身不由己。」還有一些人想利用他的聲望和影響謀劃「劃江而治」，白崇禧寫信給李濟深，讓一位國民黨大員趕到香港請他回武漢「主持大計」。何香凝在一次聚會後對李濟深說：「任公，你還是早走的好，一則是形勢的需要，二則為了任公你自身的安全。」錢之光等對李濟深的家屬作出妥善安排，並組織民革中與他親近的人一同北上。

李濟深先由何香凝等作陪參加一個午宴，宴畢與朱蘊山等帶著酒肴坐上交通員掌舵的遊艇，裝作去海上遊覽，在水面上游弋，入夜以後登上「阿爾丹」號，次日凌晨安全出港。夏衍他們在一家旅館守著電話機，聽到消息後才鬆了一口氣。

1949年1月1日，有記者就蔣介石發表《元旦文告》去採訪李濟深，才發現人去樓空。港英警方政治部主任親自找民革副秘書長呂集義責問道：「李濟深先生的安全，我們是要負責的，他走了，你們為何事先不告訴我們？這樣一個有影響的人離開香港，連我們都不知道，叫我們怎麼交代？」1月4日，美聯社播發了一條消息：「李濟深已離港赴華北中。」此時李濟深等人已過了台灣海峽。

李濟深1949年元旦在船上為同行的茅盾即興題詞：

同舟共濟，一心一意，為了一件大事！一件為著參與共同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康樂的新中國的大事！

同舟共濟，恭喜恭喜，一心一意，來做一件大事。前進！前進！努力！努力！

彭澤民得以重返久別20余年的故土和解放區，獲得解放、自由後的喜悅之情溢於言表，賦詩寫道：「廿年空有還鄉夢，今日公車入國門，幾經羈縻終解脫，布衣今日也稱尊。」朱蘊山在途中也吟詩多首，有「一頁展開新歷史，天旋地轉望延安」「解放聲中到大連，自由樂土話翩翩」「神州解放從今始，風雨難忘共一舟」等佳句。

經過十多個晝夜的艱難航行，「阿爾丹」號在途中損壞了一個引擎，於1949年1月7日安抵當時蘇軍管區大連。中共中央派李富春、張聞天專程迎接，還邀請已在解放區的朱學范一同前往。根據安排，他們1月10日到瀋陽，與先期到達的沈鈞儒、馬敘倫等會合，進行新政協的籌備工作。

1949年1月22日，到達解放區的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譚平山等55人聯合發表題為《我們對於時局的意見》的聲明，宣告：「在人民解放戰爭進行中，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貫徹始終，以冀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

同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1日，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6人致電毛澤東和朱德，慶祝北平和平解放和人民解放軍的偉大勝利，進一步表示願意追隨中共，加緊團結，為實現最後的勝利和中國的建設奮鬥到底。北平的和平解放，使千年古都重新回到人民的懷抱，迎來了新生，也為新政協的召開提供了一個更廣闊的舞台。鑒於形勢已發生很大變化，中共中央決定新政協會議改在北平召開。

李濟深等民主人士北上後，香港氣氛愈加緊張，港英當局加緊對進出香港水陸交通的控制，國民黨特務更是將盯梢、恐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1949年3月14日，盛丕華攜其子盛康年與黃炎培夫婦、姚維鈞、俞寰澄等第四批民主人士離港北上，由劉恕護送。由於天津已經解放，船到天津他們上岸，於3月25日直接到達北平，董必武、李維漢、齊燕銘等前往車站迎接。

1949 年2 月，奔赴解放區的部分民主人士在華中輪上合影。二排左起：包達三、柳亞子、陳叔通、馬寅初；三排左起：傅彬然、沈體蘭、宋雲彬、張絅伯、鄭振鐸、葉聖陶、王芸生

除以上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外，當時經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還有很多，規模和影響較大的有：1949年2月28日，葉聖陶、馬寅初、王芸生、沈體蘭、鄭振鐸、劉尊棋、傅彬然、陳叔通、包達三、張志讓、宋雲彬、徐鑄成、趙超構、吳全衡和柳亞子夫婦、曹禺夫婦等共27人，乘坐掛有葡萄牙國旗的華中輪由香港北上。這批民主人士作了適當化裝：葉聖陶為管倉員，王芸生、徐鑄成為船員，宋雲彬為庶務員，鄭振鐸為押貨員，陳叔通、馬寅初為商人，通過港方人員的檢查。午後輪船離開香港向北方駛去，有關人員做著各種觀察和戒備。

船上5天，大家紛紛賦詩詠懷。葉聖陶吟：「翻身民眾開新史，立國規模俟共謀」；柳亞子吟：「萬夫聯臂成新國，光明在望我奚求」；陳叔通吟：「縱橫掃蕩妖氛靖，黽勉艱難國是求」；張季龍吟：「開浪長風此壯遊，八方賢俊喜同舟」；柳亞子又吟：「六十三齡萬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風破浪平生意，席捲南溟下北溟。」

3月5日午後，「華中號」貨輪抵煙台入解放區。6日上午，中共華東局秘書長郭子化和宣傳部副部長匡亞明前往迎接。3月18日一行人經天津抵達北平，住進六國飯店。

1949年3月20日由馮乃超、狄超白、周而復、陽翰笙、黃葯眠、胡一聲等陪同，嚴濟慈、黃鼎臣、史東山、白楊、舒綉文、姜椿芳、張瑞芳、於立群、臧克家、沈其震、朱智賢、張文元、陳邇冬、傅天仇、林礪儒、薛迪暢以及香港達德學院部分師生和華僑乘坐「寶通號」外輪北上，3月27日到達天津，隨後轉赴北平。

規模較小的有：1948年9月17日，王紹鏊、方與嚴、力揚等北上；1948年12月，千家駒、李章達、陳邵先、陳此生、陳其瑗、夏康達、林植夫、盧於道等北上；1949年2月，吳耀宗、謝雪紅、李純青、吳羹梅、楊美真等北上；1949年3月，何香凝、廖夢醒母女與薩空了、金仲華、歐陽予倩、馬思聰等北上。以上共計十批。

到1949年3月，南線接送工作基本完成，經香港進入東北、華北解放區的民主黨派領導人、無黨派民主人士、科學家、作家及部分家屬等共計350人以上。周恩來稱讚錢之光等人：「你們做了很多工作，接送民主人士的任務完成得很好。」

北線主要是護送平、津、滬的民主人士到河北省平山縣李家莊。具體路徑有兩條：一是從北平經石家莊到李家莊，大多經中共中央華北局城工部設在滄州機務段內、對外稱作和平教會的交通站到泊鎮辦事處，再到達李家莊，另一條是從上海或香港經山東解放區到李家莊。

1948年秋，中共地下黨組織開始組織北平民主人士到李家莊，當時同樣要冒很大的風險。9月底，從北平、上海到李家莊的民主人士有：符定一、吳晗、劉清揚、周建人、韓兆鶚等。到1949年1月中旬，又有翦伯贊、楚圖南、田漢、胡愈之、費孝通、張東蓀、雷潔瓊、嚴景耀、沈茲九、王蘊和、嚴信民、楊剛、袁震、張曼筠、安娥、周穎等人。費孝通、張東蓀和雷潔瓊、嚴景耀夫婦是在中共北平地下黨安排下，從北平西郊八大處乘坐大卡車出發，由八名解放軍戰士護送到西柏坡的。

1949年1月16日，周恩來百忙之中從西柏坡乘吉普車到李家莊看望大家，並通報了解放戰爭的進展和新政協的籌備情況。1月20日，華北人民政府和中共中央華北局在平山縣李家莊舉行盛大歡迎會。

除北線、南線外，也有民主人士通過其他路線到達解放區。1947年底，朱學范從香港到巴黎參加世界工聯執行局會議，又到瑞士日內瓦出席國際勞工組織理事會，出席會議的解放區工會代表劉寧一轉達了中共中央請他去解放區的邀請。1948年2月28日，朱學范在劉寧一的陪同下，經布拉格、莫斯科到達東北解放區哈爾濱，是較早進入解放區的民主人士之一。

肝膽相照 共聚北平

1949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聯名致電在上海的宋慶齡：「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將在華北召開」，「至祈先生命駕北來，參加此一人民歷史偉大的事業，並對於如何建設新中國予以指導」。

宋慶齡獨自留在上海，2月20日給中共中央複信稱：「親愛的朋友們：請接受我對你們極友善的來信之深厚的感謝。我非常抱歉，由於有炎症及血壓高，正在診治中，不克即時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遠跟隨著你們的事業的。我深信，在你們英勇、智慧的領導下，這一章歷史——那是早已開始了，不幸於23年前被阻——將於不久的將來光榮地完成。」此時，中共中央已遷往北平西郊香山雙清別墅。

上海解放後，毛澤東於6月19日再次親筆致函宋慶齡邀其北上，周恩來也寫了一封信，讓鄧穎超於6月28日專赴上海面呈宋慶齡。8月28日，宋慶齡由鄧穎超、廖夢醒陪同乘專列安抵北平，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及李濟深、何香凝等親自到車站迎接。

1949年6月，毛澤東派鄧穎超專程赴滬邀請宋慶齡北上共商國是。圖為毛澤東寫給宋慶齡的親筆信

陳嘉庚1949年5月5日離開新加坡經香港北上回國，6月3日到達天津大沽口，4日到達北平。司徒美堂遠涉重洋，於1949年9月4日到達北平。

1949年5月初，在上海的張瀾、羅隆基被國民黨特務拘禁，直到5月底上海解放，張、羅經中共地下工作人員營救幸免於難，他們6月24日和史良、郭春濤、王葆真等由上海抵達北平。

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定年內成立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後又定在1950年1月1日。

1949年3月7日劉少奇訪蘇，在斯大林建議下，黨中央決定提前於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1949年6月，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成立以毛澤東為主任的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負責起草《共同綱領》，擬定政府方案等，全面開展籌建新中國政權的工作。

1949年9月21日，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少數民族、宗教界、海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人士代表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開幕。

新政協的召開，標誌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正式確立，標誌著中國人民統一戰線最終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統一的組織。這次會議宣告了新中國的成立和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中國歷史開闢了一個偉大的新紀元。

（此文原刊《鐘山風雨》2009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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