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伊拉克比反恐更「高尚」？外媒質疑美軍開戰「正義性」

圖為2003年伊拉克戰爭期間，伊拉克政府軍士兵向美軍投降資料圖。

據美國《大西洋月刊》3月25日發布的題為《伊拉克戰爭是否成為一場正義戰爭？》的文章稱，伊拉克戰爭已經開戰15周年了。如果像過去的周年紀念一樣，隨著這段時間接近尾聲，對伊拉克戰爭起因和後果，以及導致戰爭的錯誤和隨之而來的損害的短暫反思也會結束。這麼多年以後，我們仍然在努力理解戰爭是如何開始的，但這不應該使得關於戰爭理由正義與否，以及後來如何進化的問題黯然失色。

前美國陸軍特種部隊成員安德魯·埃克薩姆曾在伊拉克戰爭的第一年駐紮伊拉克，他痛苦地描述了他對於這場戰爭的畸形開端的失望。他能夠從道德層面理解為什麼要推翻嗜血的獨裁者。但他寫到，隨著目睹戰爭的進展，他「逐漸開始質疑主動發起戰爭的道德合理性，而且很可能一輩子都在質疑這一點」。但是埃克薩姆幾年後又回到伊拉克，這次他是作為為剷除「伊斯蘭國」組織工作的高級政府官員——大概這個理由最終會更加正義。

文章稱，美國在多次戰爭中的行為還存在更廣泛意義上的道德混亂。伊拉克戰爭最初是美政府主動選擇開始的戰爭，但後來更像是不得不打的戰爭。一開始不正義的戰爭最終有可能變成正義之戰嗎？還是不正義的開端會污染後面隨之而來的一切？

這些問題的答案來自於被稱為「正義戰爭」理論的哲學流派，該理論試圖解釋是否以及何時可以開始戰爭，還有在什麼情況下可以開戰。正義戰爭理論用兩種主要方式來分辨戰爭是否正義。一個是最初開戰的理由是否恰當。例如在現在的朝鮮半島，是否有理由開始可能導致數千名乃至數百萬名朝鮮和韓國平民死亡的戰爭？以「國家安全」為由不足以讓一場戰爭成為正義戰爭。戰爭的道德準則要求公眾判斷，如果軍隊不採取行動，有多大可能會有無辜的人將被殺害，軍事干預可能導致的死亡人數規模是否真的與戰爭希望避免的危險相似等等類似的問題。

另外一類要問的問題有關戰鬥性質。士兵是否注意只針對敵方軍隊？假設已經決定敵方的威脅迫在眉睫，那也不足以讓襲擊平民變成可以接受的選項。

伊拉克戰爭結束的標誌性圖片，巴格達市中心的薩達姆銅像被拉倒。

但這是在某一時刻針對假設的戰爭所進行的評估。回頭審視持續多年的伊拉克戰爭則是另一種挑戰。需要認清對一場戰爭道德性的判斷——即使是像伊拉克戰爭這樣的開戰即飽受爭議的戰爭——要根據情況的變化而變化。牛津大學道德哲學教授傑夫·麥克馬漢整個學術生涯都在研究這樣的問題，他對我說：「一場戰爭的道德性質可以改變。」

這兩類如何看待戰爭的問題被寫入國際法和國內的法律中，並且從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有關戰爭的討論。有關是否需要開戰的公共討論，例如時任國務卿鮑威爾向聯合國安理會所做的報告，在戰爭開始後就讓步給有關美國士兵行為的問題。但麥克馬漢表示，把道德原則性問題分成幾個類別，然後在不同的階段針對戰爭的某部分提出問題，這樣做容易讓人混亂，或許還會引起不必要的混亂。

「因為情況一直在變化，是否可以繼續戰鬥這樣的問題將永遠懸而未決。因此我認為「訴諸戰爭權」不僅是在開戰時需要注意的原則，而是戰爭中一直都需要注意的原則。」

文章稱，換種方式講，戰爭的正義性會隨著戰略變化而變化。是否可以用適當的代價去追求正確目標的大問題不僅在戰爭開始的時候需要問，而是在整個戰爭持續期間都要問。如果你用這種方式徹底全面地反思伊拉克戰爭的過程，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隨著伊拉克戰爭進入到最血腥、教派紛爭最嚴重的階段（從大概2006年起到2007年大規模增兵）美國人開始認為軍事介入伊拉克是錯誤的。而自那以後，大多數美國人仍然持這種觀點。但矛盾的是，軍事介入在當時其實比戰爭開始的時候更加有必要。

麥克馬漢解釋說：「在美軍已經事實上摧毀伊拉克所有的安全機構並解散軍隊和推翻遜尼派統治之後，其實伊拉克更需要美軍的佔領行動。伊拉克在政治、社會和安全機構方面都存在真空。必須有人站出來保護人民不受到掠奪者的欺壓，並且保護人民免受國內其他教派的暴力對待。」

闖進瓷器店的公牛已經把瓷器都打破，但只有公牛能夠修好瓷器店。倫理學家傑拉德·鮑爾斯主張稱，不僅如此，美國如果在那時撤軍反而是不正確的。現在回頭看當時的情況，你可能會說，「就讓伊拉克和敘利亞因為古老的仇恨四分五裂吧。但這相當於逃避我們道義上的責任，因為美國已經自願成為這些古老仇恨的一部分。所以我認為，結論是美國在道義上有責任為解決問題採取行動」。就像是麥克馬漢指出的，美國出資讓中立國的維和部隊到伊拉克會更好，但這從來不可能成為現實。

文章評論稱，持續應用道德理論評判戰爭的終極目標不是贖罪，而是儘可能減少不可避免的平民死傷。但總存在著做得更好的機會，為過去犯下的錯誤做出彌補。作為一個軍方對失敗念念不忘的民主國家，美國能比其他大多數國家更好地抓住這些機會。美國可以中途改道，改正道德上的錯誤。

美軍佔領巴格達後，在街上設警戒線防止民眾接近。

但伴隨著做得更好的機會，還有重新帶來混亂和不公平的機會。看看阿富汗。最初發動戰爭的理由再正義不過——保護美國不再受到恐怖襲擊並且把襲擊者繩之以法。然而，美國及其盟友近20年後仍在戰鬥的理由似乎與最初的理由沒什麼關係。由此提出的有關美國人作戰更大目標的問題不僅僅是關於戰略的爭論，還與判斷作戰理由是否還可以算正義有關係。

這還適用於自2003年開始就一直沒有中斷過的中東衝突。美國人在敘利亞戰場上非常活躍，媒體很難就敘利亞問題向政府施壓。在公眾看不到的地方，出現問題的戰鬥可能更加難以糾正。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戰鬥相比最初入侵伊拉克而言道德上的合理性更加明確，但不能保證會一直如此。

理性的人可能會說，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戰鬥與原本的伊拉克戰爭是不同的，作戰理由也不同。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榮譽退休教授邁克爾·沃爾澤就是提出這種觀點的人之一。他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到：「其實存在著兩個完全不同的決定——2003年開戰（我認為不正義）和參與打擊『伊斯蘭國』的戰鬥（我認為正義）。」但沃爾澤原則上同意你「能夠想像出一場戰爭在過程中改變道德屬性，所以需要我們改變判斷」。

這就是為什麼伊拉克戰爭最糟糕階段的設計師重新掌權應該讓我們遲疑。唐納德·特朗普總統解職原本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H·R·麥克馬斯特，取而代之的是約翰·博爾頓。麥克馬斯特在伊拉克戰爭最糟糕的階段指揮美國部隊並仔細研究了美國軍隊最大的錯誤，而博爾頓則是幫助設計最初入侵伊拉克的人，他仍然堅定支持入侵伊拉克的決定。美國戰爭的正義曾經改變，還可能再次改變。我們不應該僅僅在戰爭紀念日的時候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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