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海波：論茅盾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

最新 04-26

論茅盾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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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茅盾是一位著名的作家，他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學者。他對中國古代文學有精深的研究，涉及範圍也較廣泛，有小說、詩歌、散文以及戲劇。他的研究有三方面主要特點：時代特色鮮明；崇尚現實主義文學；學術方法靈活多樣。茅盾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意義。

關鍵字：

茅盾；古代文學；馬克思主義；現實主義；學術方法

茅盾是一位著名的小說家、文藝評論家，同時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學者。他不僅對外國文學的研究下過一番工夫，而且對中國古代文學用功頗深，研究深入，見解精闢。他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涉及範圍較為廣泛，有小說、詩歌、散文以及戲劇，其研究也有鮮明的個性特點。

一、對古代文學各個門類的研究

1、對古代小說的研究

茅盾對古代小說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幾部名著。他對《水滸傳》《紅樓夢》《儒林外史》等作品作了認真分析研究，提出一些深刻獨到的見解和看法。他的論文《談的人物和結構》[1]對《水滸》人物和結構安排作了細緻深入的分析，並對這兩方面的成就給予極高評價。對於《水滸》的人物塑造，他說：至少有一打以上的人物塑造十分成功，他們性格鮮明生動，「各有各的面目」。

茅盾以林沖、楊志、魯達三人為例進行了比較分析，他說，這三人都曾是軍官，最終落草，但落草的原因又頗不相同。林沖因遭人陷害，吃了冤枉官司，刺配滄州。面對這樣的壓迫，他尚不覺悟，逆來順受，所以野豬林內，魯達要殺了那個解差，林沖苦勸止住；到了滄州以後，也安心做囚犯，直到高俅派人火燒草料場，他才意識到其鬥爭的殘酷性，這才殺人報仇，走上反抗之路。楊志因失陷生辰綱，丟了官職，落魄賣刀，一怒之下殺了潑皮充軍，又被梁中書看中，終因再失生辰綱，亡命江湖，落草了事。魯達與林沖、楊志不同，他的落草是「主動」的。起初，他仗義救人，三拳打死了鎮關西，軍官做不成，做了和尚，後來又為仗義救人，連和尚都做不成，只好落草。

茅盾說，《水滸》正是從三人不同的遭遇中刻畫了他們的性格。文章進一步分析到，三人的不同遭遇源於三人不同的思想意識，而且，三人的不同思想意識又與他們不同的階級出身有關。他說，楊志是「三代將門之後，五侯楊令公之孫」，一心不忘做官，以圖「封妻蔭子」，對統治階級有強烈的依賴心理；林衝出自槍棒教師家庭，屬於小資產階級，他軟弱動搖，對統治者有幻想；而魯達一無所有，是典型的無產者，出身下層，頗有正義感，對統治者認識最清，反抗最強。茅盾以階級鬥爭理論對人物進行分析，論斷無疑是十分中肯、精闢的。

對水滸的人物描寫，茅盾還從小說美學的角度進行論述。他說，小說描寫人物時，主要運用描述性語言，而不是敘述語言，作家客觀地描寫人物以及他們身上發展的事件，讓人物自身的語言行動來說明自身性格，因而人物寫得引人入勝，非常生動。對《水滸》結構安排，茅盾也提出很好的看法。他認為《水滸》全書的整體結構不是有機的，它是由若干各自主要人物的故事組合而成，就每一個人物的故事而言，它又是有機的。而且，這些各自獨立、自成整體的故事，在結構上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其一，故事的發展前後關聯，一步緊一步，但又疏密相間，搖曳多姿。其二，善於運用變化錯綜的手法，避免平鋪直敘。

對於《紅樓夢》的研究，集中反映在《關於曹雪芹》[2]、《潔本導言》[3]二文中。他在簡要評析索隱派、自傳體派的優劣得失之後，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紅樓夢》作者的身世、性格、人生觀及《紅樓夢》成書過程作了精當概括。

在分析曹雪芹的世界觀對人物塑造的影響時，茅盾說：從金衣玉食忽然下降到「瓦灶繩床」的生活，給曹雪芹思想的影響一定很大，生活的巨變固然給曹雪芹的思想帶來了積極的因素，同時，時代的局限性和階級的局限性仍然在曹雪芹思想中留下消極的因素。這一點，異常鮮明地在賈寶玉的追求真理和要求個性解放的過程中看得出來。他說，賈寶玉離經叛道的言行是作品積極思想的體現，而他參禪悟道尋求解脫，又是作品消極思想的反映。

《關於曹雪芹》對《紅樓夢》的藝術成就也進行了深刻總結。就《紅樓夢》的結構而言，其完整與嚴密，不但超過了《水滸》，也超過了《金瓶梅》。他高度讚美《紅樓夢》的結構藝術，他說：《紅樓夢》包舉萬象的布局，旁敲側擊，前呼後應的技巧，使全書成為巍然一整體，動一肢則傷全身。其成就是空前的。他說《紅樓夢》中人物「凡四百餘人」，其中較為活躍者不下百人，書中人物即使是一些次要人物經作者妙筆點畫立即栩栩如生，躍然紙上，人物個性鮮明，絕無雷同。

茅盾盛讚《紅樓夢》的語言。他說，《紅樓夢》的語言簡潔典雅，乾脆含蓄，人物對話或口角噙香，或氣挾風雷，因人而異，因時而異，幾乎隔房可辯其為何人口吻。作者既提煉了口語，又熔鑄了文言，化腐朽為神奇。

最後，茅盾還將《紅樓夢》放置於世界文學史中考察，他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批判現實主義的巨著中，《紅樓夢》是出世最早的，它比歐洲的批判現實主義整整早了一百多年。[4]他還從中國文學史的角度對《紅樓夢》進行分析評價，他提出《紅樓夢》是「個人著作」，是作者的生活經驗，是一位作家有意識地應用了寫實主義的作品。它的問世在中國小說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雖然它也是一部言情小說，但它與過去的言情小說有極大區別，作品中滲透了民主、平等觀念。以往作品大多把男人作為主體，女子作為附屬，寫女子的窈窕溫柔無非襯托出男子的「艷福不淺」罷了，而女人作為獨立的個人來描寫，始於《紅樓夢》。作品對女性的描寫來源於現實生活，而非作者憑空虛構或想像。

茅盾也對《儒林外史》給予極高評價。他說，這部作品影響深遠，它無情地暴露了當時的封建統治階層的腐朽和愚昧，辛辣地諷刺了當時在「八股制藝」下討生活的文人，熱情地讚美了來自社會底層富於反抗精神和創作才能的「小人物」。他讚揚《儒林外史》把人物，特別是下層「小人物」寫得栩栩如生。[5]他還稱道《封神演義》《西遊記》語言形式通俗易懂。[6]

2、對古代詩歌的研究

茅盾對中國古代詩歌有精深的研究，他的不少文論涉及到中國古代詩歌。

《詩經》是我國詩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茅盾從階級性角度分析了《詩經》的內容。他認為《詩經》中的詩篇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前人所謂「變風」「變雅」，另一類是全部的「頌」，小部分的「風」，以及大部分的「雅」。從創作傾向性上分析，二者明顯不同。前者抒寫下層勞動者的痛苦生活以及他們的思想感情，是有感而發，「為事」「為人」「有所為」之作；後一類是為奴隸主歌功頌德的作品。

因創作目的不同，決定了兩類詩歌表現形式的不同。第一類詩篇多用「比」「興」，第二類多用「賦」。第一類詩篇雖以四言為主，但結構變化更多，重句疊句，反覆詠嘆；第二類詩歌篇章結構呆板。第一類詩篇多用清新活潑、音調和諧、色彩鮮明，近於口語的文學語言；第二類佶屈聱牙，蒼白乾枯。茅盾認為，由於《詩經》有兩類不同性質的詩歌，這決定它們表現形式不同；在創作方法上第一類是現實主義，第二類是非現實主義。[7]

論及《楚辭》，他認為楚辭源出神話而非《詩經》。在《(選注本)緒言》中,茅盾對《楚辭》作了比較全面的論析。他說：每一個民族在原始時期都有自己的神話。從文學的角度而言，神話就是原始人民的文學。進入文明社會，一個民族的神話就成為這一民族的文學源泉。「在我們中華古國，神話也曾為文學的源泉，從幾個天才的手裡發展成為了新形式的純文藝作品，而為後人所楷式；這便是數千年來艷稱的《楚辭》了。」[8]

以往，由於受「尊孔」思想的影響，學者們認為孔子刪定的《詩經》便是中國文學的始祖，一切晚於《詩經》的作品都出於《詩經》。許多學者文人都把《楚辭》看作是受《詩經》影響產生的。其實，就文學性質而言，《詩經》是中國北方民間詩歌的總集；《楚辭》則為中國南方文學的總集。《楚辭》真正的源頭是神話，而非北方文學的《詩經》。

茅盾還對《楚辭》作者作了深入的辨析。王逸章句本《楚辭》共錄作品十七篇，即《離騷經》《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九辯》《招魂》《大招》《惜誓》《招隱士》《七諫》《哀時命》《九懷》《九嘆》《九思》等。自《離騷經》至《漁父》應是屈原作品；《九辯》與《招魂》應是宋玉作品；《大招》或認為是景差作，或認為是屈原作；《惜誓》無主名，或謂賈誼作；《招隱士》以下皆有作者主名。

茅盾通過對大量文獻進行考辨，認為《九歌》是古代南方的宗教舞歌，每歌頌一神，其歌中便蘊藏了豐富的神話材料，它們經屈原加工而定型。其中含義皆屬神話，無關於君臣諷諫或自訴冤結。同樣，他認為《天問》是屈原作品，只不過是他在閑暇時所寫的雜感——對於神話傳說中不合理質素的感想和他的身世窮愁無關。

對《九章》，他贊同朱熹的說法「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為一卷，非必出一時之言也」。他認為《遠遊》《卜居》《漁父》可能都不是屈原的作品。對於《招魂》《大招》兩篇作品的作者，他也作了認真考辨。茅盾對《楚辭》有極高評價。他說：《楚辭》是最早的文人文學，具有浪漫主義特色，它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它的重大意義有二，其一，它保留了大量神話材料；其二，它對神話材料的運用也值得借鑒。

在《中國文學不能健全發展之原因》一文中，他對「建安文學」也有較高評價。他說：這是反映時代的文學，是有價值的文學。王仲宣《七哀》詩曰：「……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淚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而曹子建亦有「千里無人煙」之作。這些便是反映時代的文學。[9]他認為這一代的傑出詩人們，繼承了漢「樂府詩」的現實主義精神，這是對當時形式主義宮廷文學的一次大掃蕩，其意義與初唐詩對齊梁綺靡風氣的衝擊是一樣的。

對於唐代詩歌，茅盾更為關注最具人民性的詩人——白居易、元稹的創作。茅盾之所以對「元白詩歌」有極高評價，在於「元白詩歌」體現了現實主義創作精神。從內容上看，他們的詩歌反映現實，暴露統治階級的專制荒淫、無道無能以及勞動人民被剝削、被壓迫的悲慘命運。在形式上，他們在繼承前人優秀傳統、吸收其精華的基礎上更向前發展，大膽創造新的表現方法，採用「老嫗能解」的文學語言。[10]

關於詩歌的「新」與「舊」、內容與形式等問題，茅盾均能用辨證唯物主義觀點予以分析，見解深刻。談到詩歌新舊性質時，他說：「新舊雲者，不帶時代性質，美國惠特曼（whitman）到現今有一百年了，然而他的文學仍是極新的，即如中國舊詩如：「辛勤得繭不盈筐，燈下繅絲恨更長，著處不知來時苦，但貪身上繡衣裳。」（蔣貽恭《蠶詩》《古今詩話》）又如，「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濤里。」（范希文詩）談到詩歌「文言」與「白話」形式時，他說，詩歌之美不在「文言」與「白話」這種外在形式，「白話」也能寫出好詩，他舉王維的詩為例，加以說明「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他認為這首詩雖為白話，但很美。[11]

3、對諸子散文的研究

茅盾對諸子散文研究，主要體現在對《淮南子》《莊子》的研究上。《緒言》對《淮南子》一書作者及內容作了詳細考辯。茅盾在旁徵博引之後認為《淮南子》系淮南王招致賓客所撰。至於這些賓客《漢書》語焉不詳，只是高誘在為《淮南子》所作注書的序言里說：「……（淮南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12]茅盾認為高誘的注書序言把合撰此書的人名，詳細列舉。然而，這八人中只有左吳、雷被、伍被史書有名。諸儒大山、小山，究為何人，高注並未說明。

後人，也有人認為《淮南子》實出劉安之手，因為淮南王辯博善為文辭，史有明文。但茅盾考察《淮南子》一書內容，認為該書議論前後自相矛盾，甚至一篇之中也有矛盾，不像出自一人的手筆。如《精神》篇反覆申明體道而無欲之旨，其議論頗像莊子，貫穿了道家思想，而《本經》篇又言禮樂本出人情之自然未可厚非，是儒家觀點；同一著作中兩篇文章互有衝突。《修務》篇開始論無為有為之辯，是老子的觀點，終篇論學問之必要，與老子「絕學無憂」之說正相反對；一篇之中，前後議論亦有矛盾。茅盾認為它的價值大概在於材料詭異和文辭奇麗罷了。

茅盾作《(選注本) 緒言》一文對莊子主要作品的真偽作了考證。據《漢書》《藝文志》所載，《莊子》有五十二篇，但今存只有三十三篇，即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茅盾說：「五十二篇佚存三十三篇，似乎是極可惜的；但我們也要知道今傳三十三篇中確實可信是真的，只有內篇七篇，其餘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大半是假造的，至好亦不過是弟子們的追記。」[13]另外他對其思想作了分析，他說：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與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這幾句話是莊子思想的概要。他說：莊子的哲學思想是虛無主義，政治思想近於近代的無政府主義，他的人生觀是超出乎形骸之外的出世主義。

在《夜讀偶記》中，他對唐宋八大家散文，尤其韓愈散文作了中肯分析評價，也對明前後七子的散文進行了論析。

4、對古代戲劇的研究

《關於歷史和歷史劇》談了茅盾對歷史劇創作的一些觀點和看法。這篇長達9萬字的文章，內容涉及歷史劇的許多問題，但有兩方面內容尤為重要。其一，歷史真實和藝術虛構相結合的問題；其二，歷史劇的文學語言問題。

關於第一點，茅盾認為歷史劇的藝術虛構必須建立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不能憑空捏造。如《卧薪嘗膽》歷史劇的創作，應依據詳實的史料，「如史書所沒有的，劇作家可以想像，可以虛構，但是必須從二千四百年前越國的現實基礎上進行虛構，而不是從我們今天的現實基礎上進行虛構。從我們今天的現實基礎上進行虛構，勢必發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描寫：越王勾踐不但會像我們的下放幹部那樣從事農業勞動，與人民『四同』，而且還有今天我們所理解的『以農業為基礎』的觀念；越國不但大興水利，大搞農業，而且還大鍊鋼鐵，還請了外國專家幫助鑄造武器，改良農具；越王勾踐不但自己卧薪嘗膽，而且還搞三反運動；……諸如此類的描寫（或者說它們是藝術虛構）。」[14]

另外，關於藝術虛構的誇張問題，他談了這樣的看法，「我還打算承認藝術虛構不能不有所誇張，但是虛構和誇張都不能超越當時人物的思想水平和意識形態。」[15]茅盾還分析了歷史題材作品虛構的幾種方式。其一，真人假事；其二，假人真事；其三，人事兩假。第二點是歷史劇的文學語言問題。茅盾考察了中國歷史劇發展的歷史，他發現在文學語言運用上，歷來存在問題。元雜劇以及明、清的雜劇和傳奇，在用典故、成語上，經常犯時代錯誤。那就是讓古人說今人的話，至於職官名號、地名、服裝、陳設，犯時代錯誤的，那就更多了。

二、研究特點

1、鮮明的時代性

一代有一代的學術。學術隨時代的進步而進步。中國傳統治學講究從義理、考據、詞章三方面入手，尤其注重考據。近現代之交，梁啟超、王國維引入西方哲學、美學等學術理念，為中國學術帶來清新的空氣。胡適用實證主義進行一系列古代文學研究，成績卓著。五四以後，馬克思主義得到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社會歷史批評逐漸取得主導地位，從二十世紀30—70年代，它是中國文學批評的主要方法。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實行改革開發政策，由於思想解放、學術自由，西方的各種學術思潮、學術方法一齊湧入國門。我國學術研究呈多元化特點。

茅盾的學術活動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紀20—70年代，他的學術研究自然帶著鮮明的時代特色。

作為一個具有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學者，茅盾的學術思想無疑也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比如，他對古代文學的研究顯然依據了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茅盾在研究古代文學現象時，他首先考察這種文學現象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文學作為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必然受制於經濟基礎。對《紅樓夢》中賈寶玉思想性格的分析，他就緊密聯繫了那個產生這種思想性格的特定的時代環境。他說：

「十八世紀上半期的中國，城市手工業和商業雖有發展，而封建經濟仍然占支配地位，封建政權仍然很強大，而且利用政權工具，通過壟斷性的官辦手工業大工場，對城市手工業和商業進行多種多樣的壓迫和限制。在這樣的情形下，商業資本家找到了一條風險較小的出路，即以高利貸形式剝削農民乃至中、小地主，進一步兼并土地，取得又是商人又是地主的雙重身份。同時，大地主和官僚也放高利貸，也經營（且不說當時還有「皇商」呢），對小商人，個體手工業者和小作坊所有主進行剝削。這樣，當時市民階層的上層分子和封建地主、官僚集團，既有矛盾，又有勾結；而市民階層的廣大低層（小商人，個體手工業者和小作坊所有主）則經濟力量薄弱，且處於可上可下的地位，對封建主義又想反抗又不敢，不能反抗到底。這就決定了當時市民階層思想意識中的積極因素（要求廢除封建特權，要求個性解放等等），從來是以鮮明的戰鬥姿態出現，這也決定了他們反封建不會徹底。」[16]

在分析《水滸》人物時，茅盾從他們的階級地位和出身出發，這體現出茅盾能夠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分析文學作品的學術方法和立場。茅盾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來考察中國古代文學，取得了大大超越前人的學術成就。

2、崇尚現實主義文學

茅盾對中西文學都有深入研究，他考察西方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等文藝思潮及中國傳統文學的發展歷史之後，提出了文學為人生、為社會服務的主張。

在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中，茅盾也把現實主義當作一種審美標準和文學價值觀去衡量各個時代的作品。那些能夠真正反映社會生活和忠實描寫人生境況的作品，茅盾給予極高評價，相反，則遭受他的批評。他盛讚《詩經》中「變風」「變雅」一類作品，他認為這類詩的創作是「為事」「為人」「有所為」而作，其事關聯到最大多數的命運，其「人」是被壓迫者、被損害者，而其「所為」則是告訴（暗示）讀者（那時是聽眾）現狀如此，不能再拖下去了。

對漢「樂府詩」、建安文學，茅盾也十分讚賞。但他對漢賦頗為輕視。他認為漢賦這類文學主要描寫帝王和貴族的奢侈豪華生活，誇張奇方異物，是專供帝王和貴族們消遣的極端形式主義的宮廷文學。同樣，對明代產生的「台閣體」，他也不屑一顧。他說：這種以阿諛粉飾為主題，以不疼不癢、平正膚郭為風格的文學，在那時，不但是文人們明哲保身的法寶，也是鑽營進身的階梯。

3、研究方法靈活多樣

茅盾對古代文學的研究主要以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批評方法為主，同時吸收了中國傳統和其他西方較為先進的學術方法。比如，引經據典、講究考據是傳統治學方法。茅盾在研究《莊子》中一些篇章的作者時，大量引證材料，尋根溯源，用以辨明真偽，弄清是非，還文學歷史以本來面目。關於《淮南子》《紅樓夢》的作者，茅盾都引經據典、旁徵博引，在大量可靠材料基礎上，得出自己令人信服的結論。

茅盾對古代文學的研究中，還運用西方較為先進的研究方法，比如比較的研究方法。《白居易及其同時代的詩人》將白居易與同時代的詩人作了比較研究，讚揚白居易及同時代詩歌所具有的現實意義精神，比如，文中甚至將白居易與元稹加以比較。兩位詩人的詩作《長恨歌》與《連昌宮詞》都以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戀愛故事為主要內容，但他認為元稹的詩相比白居易的詩，現實主義精神更鮮明強烈。《談的人物和結構》一文將林沖、楊志、魯達三人加以比較分析，提出《水滸》人物的思想性格與其階級出身關係密切的結論。

茅盾的古代文學研究在文學史上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他對一些問題的看法頗具真知灼見，另外，他的研究方法和一絲不苟的研究精神也值得後人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