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不是解藥

天下 04-26

本

公號屬於經濟觀察報·書評

本文選自aeon | 取經號原創翻譯

Frank Furedi/文朱小釗／譯沈園園／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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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上，人們一直擔心閱讀有害是有其原因的。閱讀的確是一種充滿危險的活動：在讀書的過程中，人們的想像力被激發，情緒會波動，這使得人們產生了存在主義危機。對很多人來說，踏上未知旅程的興奮感才是讓他們捧起書本的首要原因。

讀書可以激發讀者的潛意識，但讀者無法控制書本的內容走向。在探索人性維度的過程中，閱讀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正是人們對閱讀充滿憂慮的原因所在。

但這種人性探索的價值要遠大於讀書帶給我們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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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人看來，書籍是傳染病、毒藥，是壞事的導火索。閱讀是危險的這一想法由來已久。實際上，它也蘊含一定的道理。

世界各地有很多大學生都表示，讀書讓他們感到不安、抑鬱、心靈受創甚至想自殺。有人認為，弗吉尼亞·伍爾芙小說《達洛維夫人》所描繪的自殺場景可能會讓那些有自殘傾向的人萌生自殺的念頭；有人表示，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傑拉德的作品《了不起的蓋茨比》中潛藏的婚姻冷暴力會觸發人們對家庭暴力的痛苦回憶；還有學生說，即便是古典文學名著也同樣危險：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就有學生中的激進分子要求校方在奧維德的《變形記》上附上警示標語，因為這本書中對『強暴行為生動形象的描寫』，可能會引發一些大學生的不安和恐懼。

儘管數千年來閱讀都被視為心理健康的一大威脅，但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學生因令人不安的課本內容而尋求保護。根據古希臘的家長制思想，蘇格拉底認為大部分人根本無法自主閱讀。蘇格拉底擔心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未受教育的人，如果沒有睿智的老師指點迷津，在閱讀時會產生困擾，道德會迷失。

公元前360年，柏拉圖在《斐德羅篇》中便提出警告：依賴書籍將會導致個人的記憶力衰退，還會讓他們不再去努力記憶。蘇格拉底在他的作品中把閱讀比作葯（希臘單詞pharmakon），認為閱讀是一把雙刃劍：它能治癒人類，但更有可能毒害人類。幾個世紀以來，一些危言聳聽的人一直把蘇格拉底關於文字如毒藥的警告掛在嘴邊。

很多希臘和羅馬的思想家也同意蘇格拉底的觀點。公元前3世紀的希臘劇作家米南德警告說，閱讀是壞事的導火索，它會對女性產生不良的影響，危害女性的身心健康。他認為，由於女性情感豐富但意志力薄弱，她們在閱讀過程中會十分痛苦。因此他堅稱：「教會女性閱讀和寫作，就好像用更多的毒藥去餵養毒蛇一樣糟糕。」

電影《時時刻刻》中的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

公元65年，羅馬斯多葛學派的哲學家塞內卡提出了「涉獵太廣會讓人分心」的觀點，他認為這種做法會使讀者變得「迷茫和脆弱」。塞內卡認為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某種特定書籍的內容，而在於無節制的閱讀會產生不可預測的心理影響。他警告說：「小心！不要因為接觸太多作家的書籍或涉獵太多書籍而使自己墜入漫無邊際和惴惴不安的深淵。」

中世紀時期，閱讀的潛在危害已經成為基督教魔鬼學中反覆出現的主題。已故的華盛頓大學言論自由專家黑格·博斯馬吉安在《燃燒的書籍》一書中提出，探討基督教教義的文章曾被視為摧殘身體與靈魂的洪水猛獸。教會人士擔心，如果閱讀不受監督，便可能會發展成異端邪說和褻瀆神明的書籍，比如《塔木德經》。教會將這本書燒掉，稱其是「致命的毒蛇、瘟疫，純屬一派胡言」。

這種將閱讀視為導致讀者心靈迷失、道德敗壞罪魁禍首的看法久經不衰，並持續影響著西方文學及文化的每個歷史發展時期。1533年，前任英國大法官、強烈反對宗教改革的托馬斯·莫爾宣稱，像威廉·廷代爾等新教神學家所寫的文章都是「致命的毒藥」，如同「具有傳染性的瘟疫一般」危害讀者健康。在17、18世紀，類似「道德毒藥」或「文學毒藥」這類形容書籍的詞屢見不鮮，其目的是讓世人了解書籍對人體造成的危害。

在近代早期，隨著小說的興起，人們普遍開始擔憂閱讀會對心智造成不良影響。小說的批評者聲稱，小說會讓讀者與社會脫節，因此十分容易讓讀者患上嚴重的心理疾病。

英國散文家塞繆爾·約翰遜斷言，現實主義小說——尤其是傾向描述日常生活的小說——具有潛在的不良影響。在1750年的文章中，他警告說：「那些對於現實生活觀察細緻入微的小說比此前的英雄傳奇小說危害更大。」為什麼？因為書中所描述的內容與讀者的經歷高度契合，因此對讀者造成更大的影響。約翰遜擔心，年輕讀者往往易受影響，而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並沒有為他們提供道德指引。他批評浪漫主義小說中的角色品格良莠不齊，但作者沒有指明讀者應該向哪一些角色學習。

閱讀能使人產生想要模仿那些叛逆行為的念頭，而這尤其不利於女性美德的塑造。哲學家讓-雅克·盧梭在小說《朱莉》中提出警告：女性只要打開任何一本小說，哪怕就讀了一頁，她也已經淪為墮落的女孩了。

1780年的《女性雜誌》則警告說，小說是「玩弄女性之徒騙取女性芳心的葵花寶典」。一些暢銷書也涉及了這一話題，比如塞繆爾·理查森的《帕梅拉》，又名《貞潔得報》，講述了15歲少女抵禦誘惑、反抗強姦，最終收穫美滿婚姻的故事。涉及這一話題的作品無一例外都認為女性讀者尤其容易被強烈的情緒所牽引，有被旺盛的性慾所沖昏頭腦的危險。

在18世紀，英國社會出現了道德恐慌，而小說成為了眾矢之的。人們批評小說在個人和社會兩個層面引發了精神創傷和心理傷害。在18世紀晚期，「閱讀泛濫」和「閱讀狂熱」這樣的詞語則用來描述無限制閱讀這一文化現象所帶來的危險。

大量閱讀就像「潛伏的傳染病」，往往伴隨著不理智的破壞性行為。最駭人聽聞的要數「閱讀泛濫」所引發的自殘行為，比如一些易受影響的年輕讀者在閱讀後選擇自殺。歌德的小說《少年維特的煩惱》講述了主人公暗戀而不得，最終自殺的故事。社會各界廣泛譴責這部小說在歐美各國掀起了競相模仿維特自殺行為的高潮。

雖然這些批評缺乏現實依據，但批評者還是從神學家查爾斯·摩爾兩卷巨作《對自殺的全面探究》中找到了依據。摩爾經過大量批評和分析，斷言《少年維特的煩惱》導致了一大批年輕讀者自殺。儘管缺乏實證，摩爾在研究中還是將閱讀浪漫小說和自殘行為聯繫在一起，並在社會上形成了共識。他將《少年維特的煩惱》整合成了一部探究自殺問題的科學性作品，供後世參考。

1779-1819年間，德國醫生約翰·彼得·弗蘭克先後發表了長達六卷的研究成果——《完整的醫療警察制度》，對自殺問題進行了綜述。導致自殺的原因很多，弗蘭克列舉了一些，如「無宗教信仰、聲色犬馬、無所事事、揮霍無度以及伴隨的難以適應的痛苦」。他還指出，類似《少年維特之煩惱》這樣有害的小說尤其可能導致讀者自殺。在他們眼中，自殺是「蔑視紅塵俗世的壯舉」。

18世紀末19世紀初，人們開始通過科學來論證閱讀可能導致健康風險的合理性。美國開國元勛本傑明·拉什在《精神病醫學觀察與研究》中指出（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份關於精神病學的研究），圖書銷售員特別容易精神錯亂。拉什從心理學的角度重新闡述了塞內卡古老的警告，他稱圖書銷售員更容易患上精神病，因為這一職業需要他們「經常讓思想在不同的領域快速轉換」。

在19世紀，閱讀流行文學作品的風氣正盛，這加劇了社會對流行文學的批評，並稱其會影響公眾的身體健康和道德素養。1851年，德國哲學家亞瑟·叔本華將「不良書籍」稱為「精神毒藥」，批評它們「毒害了讀者的思想」。在叔本華看來，卡爾·斯賓德勒的《私生子》、愛德華·利頓·布爾沃的《戈多爾芬》以及尤金·蘇的《巴黎之謎》都具有危害。這幾部作品在當時極受歡迎，叔本華為此感到憂慮不已。他認為這類書籍之所以大受歡迎，是因為社會文化品位在降低，而這又會反過來進一步毒害人們的思想。

當時，對流行文學持保守態度的批評家們經常宣稱，讀者的思想會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被書中所營造的情緒左右。人們稱小說為「傳染病」，這不僅是一種比喻，因為從書中接受的有害思想不僅會影響人們的心理健康，也會影響人們的身體健康。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們的確會像患上感冒一樣，被小說中的情緒感染。在很多情況下，這種情緒會使人受到心理創傷，有時候甚至使人做出自殘行為。雖然《少年維特的煩惱》創作於1774年，但19世紀末的人們仍舊指責這本書教唆了易受影響的年輕讀者選擇自殺。

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後半期，所謂的言情小說盛行，轟動一時的《包法利夫人》便是傑出代表之一。因此，市面上充斥了大量和醫學和道德教化有關的文學作品。《包法利夫人》是古斯塔夫·福樓拜的一部偉大小說，講述了一位醫生的妻子為了追求激情和刺激而出軌，最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包法利夫人》問世之後，市面上又出現了大量廉價的驚險恐怖小說。在當時的人們看來，這些作品給人們帶來的傷害並不比身體疾病小。

1875年，紐約反墮落協會發布了一篇由美國道德家安東尼·康斯托克撰寫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康斯托克譴責了那些「精明狡猾又詭計多端」的色情刊物出版商，稱他們「給天真單純的年輕人帶來的傷害猶如病毒一般」。康斯托克認為，如果不加以抵制，它們給年輕人造成的傷害將比最致命的疾病更嚴重。他勸告老師和家長們：「時刻留意圖書館和書櫃里的藏書、孩子的通信以及他們身邊的玩伴，以免讓閱讀腐蝕家庭的甜蜜和純潔。」

康斯托克呼籲家長閱讀孩子們的通信，時刻留意他們的讀物，這不僅反映出了維多利亞時期對於道德沉淪的擔憂。與同時代很多認為閱讀有害的人一樣，康斯托克的呼籲是建立在來歷不明的讀物會嚴重危害讀者身心健康的前提上。

害怕閱讀產生負面影響的道德家們得出結論，審查制度能發揮檢疫一樣的作用。1929年，《周日快報》的編輯詹姆斯·道格拉斯就將闡述道德淪喪的作家稱為「麻風病人」，他希望能促使全社會「行動起來清除『麻風病人』帶來的疾病」。

電影《愛與黑暗的故事》

儘管耳邊充斥著關於閱讀的恐怖言論，廣大讀者還是全然忽視長輩的警告。在現代大部分時間裡，人們總是喜歡繞過審查，在書本中開啟未知的旅程。人文主義者和激進文化潮流支持這種開放的閱讀觀，認為讀者可以從任何書籍中獲益。

隨著大眾文化市場、廉價連載文學作品和言情小說的興起，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家發現無論怎樣警告小說的危害性，他們都無法壓抑公眾對於娛樂小說的需求。但同時，21世紀的廣大讀者卻在試圖尋求保護，免除閱讀帶來的不良影響。

如今，要求給奧維德作品貼上警示語的，不是清教徒式的宗教道德家，而是大學裡的本科生。我的同事說，教書這麼多年來，第一次遇到學生因為某些讀物對自己造成冒犯或者心靈創傷而拒絕閱讀，這種自我認定的脆弱與上文提到的傳統的道德審查並不一樣。曾幾何時，家長式的審查制度認為，閱讀文學作品會嚴重威脅健康，審查機制要像呵護嬰兒一樣保護讀者。

如今，年輕的讀者堅持認為他們應該免受令人痛苦的文字的侵擾，但實際上這種做法只會讓自己更幼稚。

電影《帕特森》

之所以有人宣稱閱讀是引發負面事物的導火索，是因為他們想要保護弱勢群體免受閱讀帶來的潛在傷害和不良影響。至於反對者或者忽視警告的人則會遭到社會的譴責，成為導致弱勢群體邊緣化的幫凶。但矛盾的是，曾經作為當權者統治工具的審查制度，如今卻成了保護弱勢群體不受身心傷害的有力武器。

給審查制度背書的人往往只關注自身以及自己的思想感情狀態。相比於評估書里的內容，他們更喜歡從自身的情況出發。實際上，審查制度的擁護者對文學作品的價值以及內容毫不關心，他們只是想讓讀者小心謹慎而已。在他們看來，如果讀者沒有準備好應對閱讀過程中遇到的種種意想不到和不確定的情況，他們便可能受到心靈傷害。

不過，這些因閱讀一些令人不安的內容而受到心靈傷害的故事，更多只是奇聞異事，而非嚴謹的實證。2017年，哈佛大學心理學家理查德·麥克納利在《大西洋標準》雜誌發表了一篇近期的研究報告總結，文中說道：「提前警告讀者的行為不僅僅低估了大部分創傷倖存者的恢復能力，也可能給患上創傷後應激障礙的人傳遞了錯誤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