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初期的雕版印刷
原標題：中國古代初期的雕版印刷
一、印刷術在唐代應用的歷史背景
公元618年, 唐王朝建立，結束了隋末的戰亂局面，國家再度統一。唐代初期，生產有了發展，經濟得到恢復。政治上進行了一些改革，廢除魏晉以來的貴族世襲官制而代之以科舉取士，教育得到普及，促進了科學文化的發展。雕版印刷在唐代得到應用和初步的發展。
1.唐代政府注重收集圖書，社會上藏書增長迅速
唐代的統治階級結束戰亂、統一國家之後，對圖書的搜集十分重視，高祖武德年間，即下令在民間購募遺書，重賞錢帛，並增置楷書令繕寫。僅數年間，群書略備，太宗時狐德棻、魏徵等人又請下令徵求圖書，並派大學士進行校訂、整理，國家圖書大增，玄宗開元年間，命褚無量等校正內庫藏書，令"公卿士庶之家所有異書官借繕寫。"藏於東都干元殿。據毋煚撰《古今書錄》記，此時國家藏書已達三千零六十部，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三卷。另有佛家經律論疏和道家經戒符錄二千五百多部，九千五百多卷。長安、洛陽兩都聚書按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收藏。而且每部都抄寫二份有正有副，軸、帶、帙、箋以各種不同顏色加以區別。政府藏書已達到相當完備的程度，唐代後期，幾經戰亂，書籍遭到散失，但政府仍注意收集，時散時聚，圖書繼續有所積累。與此同時，私人藏書的數目也在日益增多，已出現了萬卷以上的藏書家。如玄宗時韋述家聚書二萬卷，宣宗時柳仲郢家有藏書萬卷，所藏書每部都必抄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焉"。社會上的藏書如此眾多，反映了圖書文化發展的迅速，但也逐漸暴露出只靠抄書與圖書迅速增 長的速度是極不相適應的，需要採用新的方法來改變這種狀況的願望就越來越加迫切了。
2.學術思想活躍，各學科著作成果豐碩
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為唐代的科學文化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取得重大成就，各學科領域人才輩出，新的作品不斷湧現，地理學家賈耽《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李吉甫主編的《元和郡縣誌》是史地方面的代表作。在史學方面，繼《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後，唐代又完成魏、梁、陳、北齊、北周、宋、晉，隋書以及南史、著作。杜佑撰《通典》專門編述典章制度。劉知幾的《史通》，是一部系統的史學評論著作。文學方面取得的成就，亦達到空前水平。近體詩和古文是代表唐代文學的重要文體，對後代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出現了以王維、李白、杜甫、白居易為代的著名詩人。詩文集的數量遠遠超過以前。唐代傳奇文學是後世筆記小說的模範，由"變文"、"俗講"等民間創作發展起來的評話，為後世章回小說的產生開闢了道路。在科學技術方面，出現了《戊寅歷》、《麟德歷》、《大衍曆》等最重要的三部曆法。醫學方面，有孫思邈的《急備金要方》；藥物學上，唐代完成了世界上最早由國家制定的藥典《本草》。此外，為適應讀書人查考文獻的需要，類書和文字書也越來越多，如《初學記》、《北堂書抄》、《藝文類聚》、《群書治要》等等，是檢查唐代以前文章資料的重要參考工具書。科學著述新品種的大量湧現，無疑會加強社會上更為廣泛、快速傳布科學文化知識的需要和慾望。
3.宗教盛行，譯經、抄經風靡全國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到了唐代，更加盛行。統治階級篤信佛教，派高僧玄奘西遊印度十七年，取回二十五匹馬馱的大小乘經律論二百五十二夾，六百五十七部。政府開設譯經場，由玄奘譯出佛經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後又經義凈等數十人，或譯新經，或對舊譯本重新翻譯，所譯佛經，必經大量抄寫，以為廣泛傳布。如太宗時，聽到玄奘新譯出《瑜珈師地經》後，立即敕令秘書省，繕寫九部，頒發給雍、洛、並、相、六充、荊、揚、涼、益等九州，展轉流傳。唐代的譯經、抄經已達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玄宗時，智升撰《開元釋教錄》，編入藏經已有自漢魏以來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之多。開元之後，歷代繼續增添。代宗時曾從宮裡拉出兩車《護國仁王經》送給資聖、西明兩寺。當時的東林、西明等著名的寺院，都藏有大量的佛經，至於民間的抄經、誦經更是達到驚人的地步。當時佛教宗派也很多，而且其它宗教也相繼傳入。宗教的發達，必然引起對宗教經典的大量需求，只靠抄寫顯然已不能解決問題。
4.國威強盛，對外交流廣泛，與世界各國關係密切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高峰時期，也是當時世界上文明發達的先進國家之一。中國與世界其它國家保持十分密切的聯繫。輝煌燦爛的唐代文化，深深為當時各國人民所響往。各國使臣、官員、留學生、求法僧、商賈、樂士、畫師，不顧艱辛來到中國觀摩攝取。大批留學生到中國後，入國學學習經史、儀制、文選、書法、天文、算學等大唐文化，太宗時國子監學舍增加一千二百間，增收學員八千餘人。這些留學生歸國時，帶走大量中國的圖書文獻，以興本國學業，他們成為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重要媒介。儒家學說在國外，特別是東方鄰國日本、朝鮮、百濟、新羅等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在以首都長安為中心的中國，聚集著來自各國的各界人士，帶來了本民族的文化藝術、工藝技術以及物產、商品，在廣泛交流中，彼此互相影響，互相啟迪，取長補短，促進著本國文化的發展。唐代文化在向各國傳布的同時，也吸收了國外文化而愈加豐富多采。這種日益頻繁的文化交流活動，必然會加強對快速、廣泛地複製圖書文獻的需求。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經濟文化的發展，還是宗教傳播和對外文化交流，都突出地要求供應大量的複本圖書。傳統的傳抄方法再也不能適應社會的要求了。人們迫切需要一種新型的、高效率的圖書複製技術。
唐代不僅有了對印刷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備了印刷術應用與發展的紙、墨、石刻、捶拓等物質基礎和技術條件。特別是造紙技術，自漢代發明之後，經過一代一代人的努力，造紙原料不斷擴大，技術不斷改進提高。到了唐代造紙術更是發展到了高峰。產紙地區遍布全國，造紙作坊官、私並舉。據《唐書·地理志》記載：有常州、杭州、越州、婺州、衢州、宣州、歙州、池州、江州、信州、衡州等十一個州邑是當時貢紙的主要地區。唐代的造紙原料已由麻，發展到楮皮、桑皮、檀、陽香、木芙蓉和竹。各地又因採用原料不同、製法不同而多有特產。《唐六典》：益州的大小黃白麻紙，杭、婺、衢、越的細黃狀紙，均州的大模紙，宣州、衢州的案紙，蒲州的細蒲白紙等用途廣泛。
在社會迫切需要和已具備的物質條件的歷史背景之下，雕版印刷在唐代得到應用，並且有了初步的發展。可惜，唐代的刻本，留存下來的太少了。下面，我們僅從文獻記載和現存的實物，對唐代印刷事業的發生、發展作概括的介紹。
二、文獻記載中的初期印刷活動
中國印刷術在唐代時已經開始應用，並得到初步的發展。從文獻資料中可以了解唐代印刷的情況，主要有以下記載：首先是唐代的文獻記錄。
(1)唐穆宗長慶四年(824年)，詩人元稹為白居易《長慶集》作序："白氏長慶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二十年間禁省觀，郵侯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炫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又自注說："揚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余雜詩，賣於市肆之中。""模勒"二字，一般即解釋為雕版印刷。說明當時唐代社會文化知識很為普及，元、白詩作，一開始就在民間廣泛流傳，而且已應用了印刷術。
(2)《舊唐書·文宗本紀》："大和九年(835年)十二月丁丑，敕諸道府，不得私 置曆日版。"曆日版，即印刷的曆書。這段記載，說明唐代政府曾下令禁止民間私自印刷曆書。據《冊府元龜》卷一百六十帝王部革弊第二，可知下令的原因是來自當時任東川節度使馮宿的一份奏請："劍南西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曆日鬻於市。每歲司天台未奏頒下新曆，其印歷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說明每年中央政府還沒有頒發新曆，市上已有人售賣私自印刷的曆書。據《唐書·地理志》，唐代於肅宗至德二年(757年)劍南分置東川、西川。說明在757年至835年之間的七十多年內，南方一帶已經出現了私人印刷的時憲書。
(3)唐司空圖《司空圖表聖集》卷九有為東都敬愛寺講律僧惠確化募雕刻《律疏》一文，題下注有"印本共八百紙"。文中提到"自洛城罔遇時交，乃焚印本，漸虞散失，欲更雕鎪"。文中所指之事，當為唐武宗禁佛時，寺院內的佛經遭到散失，武宗禁佛時間是會昌五年(845年)。司空圖於唐懿宗咸通十年登進士第，至僖宗干符六年(879年)之間任職，他所提出的"欲更雕鎪"佛經之事，當在這段時間。
(4)唐范攄《雲溪友議》卷下："紇干尚書臮，苦求龍虎之丹十五餘捻。及鎮江右，乃大延方術之士，作《劉宏傳》雕印數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燒煉之者"。紇干臮在大中元年至三年(847-849年)任江南西道觀察使，說明九世紀中葉，道家著作已經雕版印行了。
(5)柳玼《家訓》序："中和三年癸卯夏(883年)，鑾輿在蜀之三年，余為中書舍人，旬休，閱書於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浸染不可盡曉"。柳玼是唐代著名藏書家柳仲郢之子，黃巢之亂，隨僖宗逃入成都避難。看到城內書舖◆已有雕版印刷的書籍售賣。還說："嘗在蜀時，書肆中閱印版小學書"。這段話，說明唐朝後期印刷的書籍種類日漸增多，而且當時的成都地區已擁有相當數量的經營刻印和銷售書籍的坊肆。
(6)唐代來華留學的日本僧人宗睿，在《新書等請來法門等目錄》中，有關於唐代印本書籍的記載。宗睿是日本入唐的高僧之一，曾留學於長安西明寺。咸通六年(865年)歸國，回去時帶走圖書、經卷一百三十四部，一百四十三卷。有西川印子《唐韻》五卷、印子《玉篇》三十卷。印子即指印本，目錄中所記《唐韻》、《玉篇》都是劍南西川的雕版印書。說明唐代後期四川成都地區已有了字書、◆書雕版印行於世，而且流傳到海外。
除唐朝人在文獻中記述本朝的見聞說明唐代社會已出現雕版印刷之外，宋以後的歷代文獻中也有關於唐代社會雕版印刷活動的論述。
宋王讜《唐語林》中說："僖宗入蜀，太史曆本不及江東，而市有印賣者，每差互朔晦，貨者各爭節候，因爭執，里人拘而送公。執政曰："爾非爭月之大小盡乎? 同行經紀，一日半日，殊是小道"。遂叱去"。僖宗為避黃巢之亂，於中和元年(881年)逃到四川。這段記載說明，唐代後期由於路遠交通不便，又逢國家戰亂，政府頒發曆書不及時，江東一帶也已經有人用雕版印刷術印曆書了。因為朔晦有差，而發生爭執，可知當時雕版印賣曆書的，不只一家，而有多種版本在市上流行。
宋人朱翌的《猗覺寮雜記》(卷下)說："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王應麟在其《國學紀聞·經說篇》中引《國史藝文志》說："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多術數書、小學。"此外，歐陽修、高承等人也都有類似的論述。
明人邵經邦在其所撰《弘簡錄》卷四十六《太宗後長孫氏傳》中有以下敘述："太宗後長孫氏，洛陽人，遂崩……及宮司上其所撰女則十篇，采古婦人善事。……帝覽而嘉嘆，以後此足垂後代，令梓行之。"清末人鄭機在《師竹齋讀書隨筆彙編》一書卷十二《雜考上·人事類》引用了邵氏《弘簡錄》的這段文字。以此作為反駁印書發明於五代馮道說的依據，認為早在唐代初期太宗時，已經有了書籍的印刷了。
當代印刷史研究專家張秀民先生在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一書中引述了《弘簡錄》中關於太宗貞觀十年梓行長孫皇后女則一事，並通過考證研究，提出印刷術發明於唐代太宗貞觀十年(636年)的觀點。
三、敦煌石室保存的初期印刷品實物
圖1 現存最早有明確日期記載和精美扉畫的唐咸通本《金剛經》
位於甘肅省西北邊陲的佛教聖地敦煌縣，在歷史上，它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重鎮，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薈萃之地。早在前秦二年(366年)，已有人在敦煌莫高窟開鑿出第一個佛窟。後來，人們相繼在這◆的崖壁上修建佛窟。到唐代，莫高窟已成為一個擁有一千多個佛窟的佛教聖地，聚集了眾多的寺廟和僧侶，也收藏著大量的佛經、佛像、佛畫等宗教宣傳品和其它文書檔案。
圖2 現存最早的印本曆書
北宋景佑二年(1035年)党項族佔領河西一帶，建立西夏王朝，莫高窟的僧侶們在逃避兵難時將大批經卷、文書、法器秘藏在一個石窟的復洞之內，以求免遭戰亂的破壞。之後，由於中原的香客日漸稀少，敦煌隨之冷落，逃難的僧侶也一去不返，因而藏在石室內的秘藏也就長期無人知嘵。1900年石室的秘藏被道士王元籙所發現。王元籙是個到處化緣的遊方道士，他想通過募化，積聚資金，重建一個石洞，以恢復敦煌石室當年原有宏偉壯觀的風貌。在他設法修復一幅古代壁畫之時，發現有一幅壁畫殘缺了壁土的後面不是石壁，而是由磚砌成的磚牆。他剝掉一點壁畫，敲開磚牆，驚奇地發現磚牆後面是一間四周有牆、裝滿書籍的密室。經查驗，室內收藏有數以萬計的自公元四世紀到十世紀的各種經卷、文書、寫本、印本書籍以及少數民族文字和外國文字的文獻。敦煌石室的發現，引起世人矚目。然而，由於當時清朝政府的昏庸和腐敗，招致帝國主義者接踵而至，對敦煌寶藏進行了可恥的掠奪和盜竊。使大量的稀世珍品流散海外，造成了中華歷史文化遺產的慘重損失。
圖3 唐中和二年成都樊賞家印的曆書
西方第一個來到敦煌、進入密室，並竊走敦煌石室寶物的是斯坦因。這位竊取最多的劫奪大盜，事後著有《南疆考古圖記》一書。在書的第二卷，對他於敦煌石室發現七年後如何遊歷倫敦獲知敦煌密室一事，如何設法進入密室，並將密室中的中國古代寶藏中的一部分運往印度和英國博物館，作了具體而生動的記述。這些寶藏，譬如有明確日期記載和精美扉畫、刻印俱佳的唐代咸通九年(868年)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唐中和二年(882年)劍南西川成都府樊賞家刻印的曆書殘頁等，至今收藏在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中，連我們中國人也難得一見。
斯坦因之後，法國的伯希和、美國的華納、日本的橋瑞超吉川小一郎等也先後來到敦煌，參加了對中國寶藏的搶掠。使得中國保存在敦煌石室的這些無價之寶──石室文物之精華部分──流失國外，成為現今散布世界各地的敦煌石室文物的主要來源。
敦煌石室藏書數量龐大，類型繁多，涉及科學範圍相當廣泛。是研究中國中古時期宗教、哲學、文學、歷史、藝術、語言、科技、醫學等的重要文獻。其中絕大部分是手寫本佛教經卷。尤為珍貴的是，還保存了少量的中國的初期印刷品。為探討中國印刷術的起源與發展提供了重要實物佐證和歷史線索。可惜，敦煌所出為數不多的印刷品，均被帝國主義的所謂考古探險者掠奪而去，至今流失海外，不得歸國。敦煌石室所藏的印刷品，主要有：
(1)唐代懿宗咸通九年(868年)雕版印刷的一份《金剛經》。這是由六個印張粘接起來的十六米長的經卷。卷子前邊有一幅題為《祗樹給孤獨園》圖畫。內容是釋迦牟尼佛在祗園精舍向長老須菩提說法的故事。卷末刻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題字(圖1)。經卷首尾完整，圖文渾樸凝重，刻畫精美，文字古拙遒勁，刀法純熟，墨色均勻，印刷清晰，表明是一份印刷技術已臻成熟的作品，絕非是印刷術初期的產物。也是至今存於世的中國早期印刷品實物中唯一的一份本身留有明確、完整的刻印年代的印品。1907年英國人斯坦因第一次來到敦煌即將其掠去。至今存在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
(2)唐僖宗干符四年(877年)印本曆書(圖2)。內容除記載節氣、月大、月小及日期外，還印有陰陽五行、吉凶禁忌等雜記，與後代宋、元、明、清的曆書已無太大差別。
(3)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印本曆書殘本。雖然殘帙不全，卻非常難得地保留了"劍南西川成都府樊賞家歷"(圖3)字樣和中和二年的紀年。與上述曆書同為現今世界最早的曆書之一，兩份均存在倫敦博物院。
(4)在敦煌石室中，還發現了其它一些雕版印刷品單頁，多為佛教發願文之類，每頁分上下兩截，上截印供養佛像，下截為發願文。
(5)敦煌遺書中，還有些文獻雖然是寫本，卻是據印本抄錄的。如現存法國巴黎的咸通二年(861年)寫本《新集備急灸經》(P2675)，書內有"京中李家於東市印"一行，說明其印刷時間早於861年，本書是據印本轉抄而成。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有"字九號《金剛經》殘卷，末有"西川過家真印本"七字識語，又有"丁卯年三月十二日八十四老人手寫流傳"題記。丁卯為唐哀帝李祝天佑四年(907年)。過家印本當為唐代印刷品。
(6)除唐代印刷品之外，敦煌還保存了五代時期的印刷品，如大晉開運四年(947年)雕印的大聖文殊師利菩薩像和大聖毗沙門天王像(圖4)等等。
四、四川省成都市發現的唐代印刷品實物
1944年成都市東門外望江樓附近的唐墓出土一份印刷品《陀羅尼經咒》，約一尺見方，上刻古梵文經咒，四周和中央印有小佛像，邊上有一行漢字依稀可辨，為"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賣咒本"。據《唐書·地理志》唐代成都原稱蜀郡，肅宗至德二年(757年)升蜀郡為成都府。此經咒所題"成都府"卞家印賣的時間當在757年之後。可以說明四川成都早在八世紀中葉，雕版印刷已經流行。這份印刷品現存四川博物館。是國內現存比較重要的一份唐代印刷品實物(圖5)。
圖4 後晉開運四年刻印的大聖文殊師利菩薩像
圖5 成都出土的唐代印刷品梵文《陀羅尼經咒》
五、陝西省西安市發現的唐代印刷品實物
七十年代以來，陝西省西安市等地區，陸續發現了唐代的印刷品，為研究唐代的印刷事業，增添了非常珍貴的實物資料。經過陝西省文物鑒定委員會及有關專家考證鑒定，有以下幾件：
1.梵文陀羅尼經咒
1974年於西安市柴油機械廠建設工地，出土一件梵文印本陀羅尼經(參見圖6-2)。出土時，裝在一個銅◆托中，全長為27厘米，寬26厘米，麻紙。印本表面文圖布局分三個部分，正中為寬7厘米、長4厘米的空白方框，右上方有豎行墨書"吳德口福"四字。方框外環繞四周是非漢文字經咒印文，印文四邊以三重雙線邊欄，內外邊欄間距3厘米，其間布滿蓮花、花蕾、法器、手印、星座等圖案。經考證，屬於唐代初期的印刷品。其理由，可歸納為4點(據韓保全撰《世界最早的印刷品──西安唐墓出土的陀羅尼經咒》一文)：
１經咒上"吳德口福"四個題字，是風行唐初的王羲之的行草。
２經咒邊外框四周的聯珠、紐絲等圖案，是唐代初期金銀器上所常見的。
３與經咒同時出土的一件"規矩四神銅鏡"，其紋飾具有濃郁的漢魏以來流行於隋至唐初的傳統風格。
４此印本佛經出土之時，放在一個銅臂釧中。專家考證認定這個銅臂釧是不晚於唐初的遺物(隨葬品)。
2.漢文陀羅尼經咒印本
1975年西安冶金機械廠出土。印本為長方形，邊長35厘米，有殘損，內容分三部分，中心長方框內，為人物繪像，經咒咒文環繞於四周，四周外為印製的各式手印。正中方框寬4.6、高5.3厘米。框內繪二人像，一站立、一跪跽，畫像用淡墨勾描，填以淡彩。經咒文環繞於長方形框外四邊，每邊各十八行，行標以墨線相間，咒文外圍以雙線邊欄，邊欄長29厘米，邊欄外3厘米寬邊上，印有一周佛手印契，欄邊各有手印12種。經咒印文為漢字音譯，咒文環讀。在印本中心長方框所繪人像右側，是經咒的名目，題為"佛□□□□得大自在陀羅尼經咒"。據韓保全《世界最早的印刷品──西安唐墓出土印本陀羅尼經咒》：該經咒與諸經目錄對照，其名為"佛(說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經咒"，由印度人寶思惟於武則天長壽二年(693年)在東都洛陽天宮寺翻譯。因此，其上限不早於七世紀末。
對於上述兩件印刷品的具體年代，目前考古學界還有不同的意見。有學者提出，從印品本身及手書"吳德口福"的字體特徵判斷，應該是中晚唐時期。雖然存在分歧，但其為唐代印刷品這一點是肯定無疑的。它們的出土意義非常重大，為我們研究唐代印刷事業，增添了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此外，還有三件唐代刻印的陀羅尼經咒，情況與上述兩件類似，究系唐代何時遺物，尚有爭議，此處從略。
六、流傳於海外的中國唐代印刷品實物
1.現藏日本書道博物館的《妙法蓮花經》
1906年在中國新疆吐魯番地方，發現了一份唐代印刷品──《妙法蓮花經》卷五，內容是"如來壽佛品第十六"及"分別功德品第十七"。最初為新疆布政使王樹楠收藏，後輾轉為日人中存不哲購去。此經以黃紙印刷，捲軸裝幀，每行19字，經文內使用了武則天時期的制字。現存於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日目錄學專家長澤規矩也考證斷定其為武則天時期的印刷品。
2.1966年韓國慶州市發現的陀羅尼經
1966年韓國在新羅王朝(668-735年)時期的故都慶州市佛國寺釋迦塔進行修復過程中，於二層塔身中央的上部一個方洞內，發現了一個絲絹包裹著的8厘米長、直徑為4厘米的佛經經卷。經卷為捲軸裝，楮紙印刷，紙長約6.65-6.7厘米，上下單邊，板框直高為5.4厘米，每行有7-9字，經文由12張紙粘連成一卷。總長620厘米。發現時，紙張已經腐爛變質殘破，經文分成幾塊，將內層部分展開，卷末有一行經名題字："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圖6)。經文內使用武后制字四個，分別見於經文內容的八個地方。
圖6 現存韓國慶州博物館的唐早期印刷品《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
韓國以李弘植為代表的部分學者據經文使用制字、印刷用紙等分析認為，《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是在704-751年之間佛國寺建寺修造塔時刻印後，放入塔內、並保存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才被發現的一份韓國的雕版印刷品。他的論斷，受到中外學者的反對。
張秀民先生在《中國印刷史》及《南韓發現的佛經為唐朝印本說》中，首先提出，該陀羅尼經是中國唐朝的印刷品。張先生在對韓國發現的這卷佛經為唐朝印本作了精闢論證之後，指出：
唐朝與新羅文化交流頻繁。貞觀十三年(639年)新羅、高句麗、百濟各遣子弟入唐國學讀書。過了十年(649年)新羅用唐衣冠。新羅僧慈藏在唐初取去《三藏》四百餘函，舉國歡迎。新羅僧洪慶又自唐閩府航載《大藏經》回國。既然卷帙浩繁的整部《大藏經》幾次被他們和尚航載回國，那麼輕輕一卷印本《陀羅尼經》被新羅僧人攜歸，自然更在情理之中。錢存訓教授在《現存最早雕版印刷品及實物》一文，針對李弘植就該經印刷用紙，使用制字、經文、字體等判斷為新羅文化的產品予以批駁。指出：李氏所舉四點不足證明此經為新羅產品，而可反證為唐代中國所印刷。錢先生進一步提出的主要理由是：
１楮紙(李弘植認為該經是新羅楮紙所印)、字體、及制字都源自中國，使用普遍，也是中國產品的特徵，有大量文獻和實物可以印證，即使新羅和日本也曾採用，但其在唐代中國的可能性遠較新羅為高。
２新羅時代的文獻中並沒有印刷的記載，而朝鮮最早的印刷直至十一世紀初的高麗時代才開始出現，其間相距約四百年。如果此經為新羅所制，不可能無其它印品的記載或實物出現，而使這一印刷品成為孤立事件。
３當時唐代與新羅文化交流頻繁，新羅遣唐僧數次攜回大部頭的佛藏，數以千百卷計，則此卷印本"陀羅尼"由遣唐僧帶回，或系中國寺廟贈送佛國寺作為新建釋迦塔的一件紀念品，則推斷較為合理。
趙永輝先生在《關於印刷術起源問題的管見》一文中指出："韓國學者以經文字體和紙質古樸，得出就是新羅的雕版印刷的這一斷語，顯然毫無說服力"。並據朝鮮古文獻"慶尚道江左大都護府慶州東嶺土含山大華嚴宗佛國寺古今歷代諸賢繼創記"說"傳創寺時，匠工自唐來人"。(轉引自關野貞《朝鮮◆建築◆藝術》頁649，東京1941年)。分析認為："在這種背景下，佛國寺中之釋迦塔納自唐土傳來的佛經自情理中事。"
此外，潘吉星、李致忠、張樹棟等幾位專家學者，都先後撰文，對印刷術發明的歷史條件，慶州發現的陀羅尼經印本的翻譯時間、刻印時間和刻印地點進行研究考證，認為該經不晚於701年在唐朝翻譯，於702-704年刻印，刻印地點是唐代洛陽。
七、唐代雕版印刷事業初步發展的分析
從以上引述的文獻記載和實物資料，可以基本上看到雕版印刷事業在唐代的發展脈絡。
1.刻書地區
無論是北方或南方，都有刻書的活動。從文獻記載，江南一帶甚為活躍，如長江上游的劍南西川，中游的淮南道、江南西道，以及下游的揚越間。其中尤以四川成都地區印刷品為最多。成都位於四川盆地西部，土壤肥沃，物產豐富，自秦以來又有都江堰灌溉著萬頃良田，所以農業發達、人口稠密，素有"天府"之稱。這◆還盛產竹木，為製版和造紙提供了有利條件。四川的造紙事業非常發達，造紙數量之多，居全國之冠。四川的麻紙是當地的名產，每年大量生產，承擔著向朝廷進貢的重任。唐代中後期，黃河流域連年戰爭，唯有四川地區沒有受到戰亂的紛擾。社會比較安定。安史之亂，黃巢起義，不但沒有波及四川，成都反倒兩度成為臨時首都，成了唐代另一個政治中心，文化事業相當繁榮，文人墨客薈聚。所以雕版印刷首先在這個地方比較迅速地發展起來，成為初期印刷事業發展的中心之一。此外，從文獻記載和現存實物資料來看，唐代的東、西兩都：長安、洛陽，以及西北地區的甘肅敦煌一帶，也都是首先得到發展的地方。首都是政治、文化、宗教的中心，是國家教育事業發達、讀書人的聚集之地。由於社會發展的廣泛需要，就給印刷術的應用與普及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敦煌是唐代通往西域的重鎮，又是佛教事業最繁榮的地區之一，各地商旅、僧侶往來頻繁，香火不斷，由於特定的環境和宗教宣傳的需要，印刷術首先在這個地方得到發展，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有敦煌石室為我們保存下來的最珍貴的唐代印刷實物。西北地區氣候比較乾旱，埋存於地下的古代遺物相對來說，不易損壞。因之早期的印刷品也比較容易得到保存，這一點，從近年來西安唐代墓葬出土的數件印刷品完全可以得到證實。南方一帶氣候潮濕，紙質木刻雕版的印刷物，雖然也有地下遺存，但是不容易長期保存，年深日久，早已腐朽而不得見了。
2.刻印數量
這時期的印刷品已從初步的試驗階段的少量應用，發展到較大數量的規模。如江浙一帶刻印元稹、白居易詩文，炫賣於市井，處處皆是；馮宿在給朝廷的奏請中說，中央沒頒發下日曆之前，印歷已滿天下。可見數目不是很少。司空圖在其"為東都敬愛寺講律僧惠確化募雕刻律疏"說"有印本八百紙"，紇干臮作"劉宏傳"雕印數千本。一件印刷品，一次就要印刷數百、數千本，在印刷初期階段，已經不算是少數。又如王讜在《唐語林》所說，江東市上有印賣雕版曆書出售，常因為月份大小不同，發生爭執。雖然當時政府已下令不準私印日曆，由於民間的廣泛需要，以及曆書對農業生產的密切關係，人們仍然等不及朝廷頒下新曆，便自行印賣以供需求。而從市上出現的不同版本來看，說明印賣曆書的人，不只是少數幾家。這些文獻的記載，都從不同的側面，反映出唐代社會的印刷事業已日趨繁榮。
3.刻印內容
從文獻記載和現存實物，可以看出，唐代社會上的印刷品，內容已十分廣泛。
(1)首先是：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的曆書。作為一個封建制度的大國，農業是國家的命脈。唐代雖然已有比較發達的商業和手工業。然而商賈們藉以致富的仍然是靠農民們生產的穀物和布帛。掌握農家時，不誤生產，是廣大農民最為關心的。曆書則成為指導生活、生產的必需品，所以曆書的刻印就是很自然的了。從文宗時期到馮宿上疏的數十年間，說明民間刻印曆書已相當活躍，敦煌和四川保存的幾份曆書殘卷更可以說明唐代社會上曆書刻印的數量是相當多的。
(2)宗教宣傳品：從文獻記述和所舉的實物遺存中，佛教方面的宣傳品為數最多。敦煌保存下來的印刷精美的佛教經卷，以及四川、西安出土的數份經咒，乃至流傳到日本、朝鮮的佛教印刷品，都充分說明，唐代社會對於佛教崇信之風已達到空前的境地。由於政府的支持和宗教宣傳的大量需要，只靠抄寫傳錄，已經不能滿足。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具有便捷、快速的複製大量複本特性的新技術──印刷術是在這一背景下得到應用和發展的。
(3)詩文的印刷。唐代政府確定了以詩賦取士制度，促使詩歌創作繁榮，詩人輩出。詩歌、文學著作在社會上大量湧現。唐代的大多數帝王都比較注重文學、喜愛詩歌，影響著全國各個階層，喜好詩歌、文學形成了一種社會風尚。如白居易的作品"禁省寺觀，郵候牆壁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出現了雕版印刷的詩人的作品，在市上售賣。由於教育的普及和發展。讀書人增多，為滿足應考及詩文著作的需要，於是又有了字書、◆書之類的工具資料書的刻印。這也證明，人民群眾的廣泛需要推動了印刷術的向前發展。
(4)唐代的初期印刷品中，還有道家、道教的著作，如紇干臮刻印"劉宏傳"。柳毗在成都書肆內見到的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類的雜品，名目很多。這些內容的讀物雖然多屬於封建迷信的東西，但又是社會上民間廣泛流行的。這些刊印的書，大多數都是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讀物，而只有對某一書有大量需要時，才有印刷的必要。通過對上述刻書內容情況分析可以看出，雕版印刷術是起源於民間的，是人民群眾為滿足自己對圖書文化的需要而創造出這一新技術的。
4.刻印機構
唐代時印刷事業的發展已經具有一定的規模。印刷品為數不少，內容也豐富多彩。然而畢竟還是處於初期的發展階段。印刷術並沒有得到全面推廣。已經印刷的書籍中還沒有出現維護封建思想制度的儒家經典書籍以及與之相配的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的正統的史部著作。從事刻書的人也並不普遍。從文獻與留存實物來看，當時，社會上主要有兩部分人在從事印刷活動，即寺院和民間坊肆。唐代自太宗時，就對佛教表現出異常的熱心。曾下令廣度僧民、寵信玄奘、佔地建寺。以後的幾個皇帝主要都效仿太宗，崇佛、度僧、建寺，乃至自己親自參加翻譯佛經。因此，寺院遍及全國，凡皇帝敕建的寺廟，賜贈人、馬、車、田莊。一個寺院相當一個莊園。寺院擁有眾多僧民，佔據大片土地。再加上善男信女的贊助，有足夠的經濟財源進行宗教宣傳。可以僱傭工匠，大量地進行經、像、咒、傳的雕版印刷，以不斷擴大爭取信徒，宣揚教義。
除寺院刻經之外，大部分是民間坊刻。從唐代遺存下來的實物中，可考的刻家就有"成都府樊賞家"、"龍池坊卞家"、"西川過家"、"京中李家"等。此時，在揚越間、四川、江東、江西、淮南等地已經出現了一批以印賣詩文、曆書、字書、陰陽雜記為業的手工業者。
唐代三百多年的時間，沒有出現官方刻書。分析原因，大概有以下三個方面：首先，中國到唐時，封建制度已有近千年，長期以來，封建社會形成的重學輕術思想，極端嚴重，統治階級對於從民間發明出來的印刷術，並未給予關注。所以朝廷和官署對於一切文學、書籍的應用，仍停滯在抄寫方式。從唐文宗時仍沿用漢魏時期雕刻石經以及政府下令禁止民間私印曆日，足以說明統治者的因循守舊。其次，中國人自簡牘到紙張的發明，用手寫書，形成了傳統的社會生活習慣，很難被打亂，習慣的勢力是極頑強的。因為當時的印刷術還是初創時期，雕刻、製版、印刷等各個環節尚缺乏比較成熟的經驗和熟練的工匠。有些印刷書的質量還沒有趕上寫本書，最高統治者自然不會去採用的。第三，在封建社會中，向來重視代表正統思想的經、史書籍或詩文集等大部頭著作，這類書籍的印刷，需要相當多的經費和時間，短時間內雕刻上版，反不如抄寫為快。因此，唐代的印刷事業只局限在寺院和民間。只有當印刷術的水平繼續提高改進，保守思想逐漸克服。上述現象才會得到改變，這時，歷史正進入五代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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