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科學怪咖馬兆遠：日拱一卒，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每一個異類，都在不停地跟內心做鬥爭；

每一個異類，都在奮力造就著自身的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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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拱一卒，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朕就是這樣的漢子，爺就這麼任性。」馬兆遠在自己的一篇名為《初心》的文章中如是說。

確實，師從超冷原子物理理論之父Keith Burnett，25歲牛津大學博士畢業；在美國國家標準局讀博士後，師從量子調控實驗之父William Phillips（1997年諾貝爾獎獲得者）；還做過伯克利研究助理，芝加哥大學訪問教授，30歲入選中國科學院百人計劃，研究員、正教授博導，作為首席科學家，為中國空間站天宮四號設計了世界第一個空間冷原子量子實驗平台；他擁有在名門正派打下的最紮實的物理學底子，再加上中科院科學家的身份，可以說是為將來的功成名就鋪平了道路。

然而，在「工業4.0」概念最火的2015年，馬兆遠卻毅然決然地辭掉了中科院的研究員，據稱他是中科院史上第一個裸辭的正研。

從動了這念頭到當眾宣布，前後不過短短二十分鐘。

在常人看來，馬兆遠的這種看似腦門一熱、大腿一拍就做出的決定，十有八九會被旁人奚落。

但，過度的顧慮與忌憚，顯然不是馬兆遠的處世風格。

他談到，自己實際上繼承了兩套思想，一個是在北大、牛津、伯克利接受的正統科學訓練；另一個則是「實用主義」，他甚至從不把自己定義成某一種人。

他骨子裡的那種反對權威束縛的自由主義，「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浪漫英雄主義，終於還是爆發了。他最終選擇按照他一貫堅持的杜威+孔子的實用主義理念，捲起袖子帶一夥兄弟們做起了「小買賣」。

誠然，此小買賣非彼「小買賣」。

量子調控，號稱是人類知識密度最大的學科，這個領域拿過諾貝爾獎的人已經有幾位了，但由於它的知識體系過於複雜，導致這門學科的產業化一直是難以解決的問題。

馬兆遠的遠大抱負，就是要實現量子調控學的產業化。

「我們這個領域對人的訓練真的是『超人』的訓練，」馬兆遠說，「我現在創辦了一個研發機器人的公司，銷售掉產品並盈利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想培養具備打通工業生產各個環節的能力的系統設計師，把我們的冷原子或量子力學裡的東西應用到工業界。」

「在工業細分的現代，有頂層設計的人，他們本身就組成了一個新的行業。他們了解各個工種本身，又了解他們之間的關聯。」馬兆遠解釋，「在工業4.0時代，工業產品的設計非常複雜，各工種之間配合尤為重要，需要懂得多領域、多學科的人才來統籌，這時候，有了系統設計師，就會大派用場。」

有很多人說馬兆遠不務正業，但他自己卻並不在乎。

「我有自信，會用事實說話。」馬兆遠說：

我們有義務不要讓理論『束之高閣』，真的應該讓科學家們『下里巴人』地去幹活。

做實業就像下棋，卒子幾乎是不可能一口氣殺到地方大本營，直取敵方首級的。

但通過「日拱一卒」，每次只向前走一小步，只進步一點點，去收穫那「一寸又一寸的歡喜」，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

「上半身彌勒佛，下半身地藏王」

我在科學圈子混，上半身是彌勒佛，在做科研的東西；下半身卻是地藏王菩薩，體驗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創業難。

馬兆遠這樣總結自己在科學與創業之間的跨界。

他也曾在記者採訪中自稱是個「民科」。明明可以在科學院兩耳不聞窗外，一心專做科研事，他卻偏偏在自己科學職業勢頭正勁的三十五歲時，毅然決然地選擇踏入民間創業。並且，他是真心把自己做的實業作為「一場科學技術與產業創新聯繫的實驗」在做。

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對自我的深層次放逐？

世人熙熙攘攘，無不為利來利往，而在求學與科研事業上一路開掛狂飆的馬兆遠，卻如此勇於捨棄，這何嘗又不是另一種更深層次的得到？

副標題為「開啟未來世界的思維方式」的《量子大嘮嗑》這部書，正是馬兆遠在這場實驗過程中的心得筆記。

這是一部被出版人嚴黃女士譽為「一本21世紀國人必讀科學思維啟蒙經典」的書。

為了避免過於理性的無聊，他甚至發明了一種「嘮嗑體」，在科學、量子、世界這三大部分的統籌之下，他足足用了近四百頁的篇幅，以一種「在講述複雜問題時，顧左右而言他」的方式，耐心地去跟普通讀者「大嘮嗑」。

馬兆遠說他欣賞的科學，是「它對自己的不約束、不界定，不自我崇高化，甚至不去代表真理」，作為一個科班出身的科學工作者，他說自己「有義務來傳播科學的基本精神」，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這恰恰是關聯經典和量子的方法。」馬兆遠說。

他也稱自己早已養成了一種習慣，那就是不怎麼跟人談他專業的事情。

他總覺得自己的領域是個極其變態的領域，並且號稱是人類知識密度最高的一個領域。需要一個搞物理的懂得機械設計和加工、真空技術、電子工程、軟硬體、自動化控制、晶元技術、大數據處理、圖像分析和信息工程，最後還要靠自己的物理學基礎來研究量子物理問題。

「其中艱深曲折，不足為外人道也。」在這方面，他似乎想得很通透明白。

在他所專長的量子領域之外，馬兆遠同樣展現出了對這個世界足夠的赤誠與好奇。

他說出國前自己是好好學生，最多混混學生會；自己的興趣則大多培養在牛津時代，那時他演話劇，做導演，劃賽艇，還會寫詩和散文。在世界科學史上，從一個學科跨到另一個學科，或從一個專業跨到另一個專業的異類大有人在，像馬兆遠這樣、並且能將各種跨界玩得風生水起的科學家，可以說是並不很常見了。

很難說這些興趣一定會在專業研究上給他以靈感，但每個人的時間都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時間裡，他能儘可能去做存在無限可能的事情，這本身就是一種超於常人的能力，並且為類似於他的「異類群體們」所獨有。

馬兆遠正是憑藉著這種能力，幾乎可以迅速切入一個全新的領域，並且依靠自己超強的積累和學習能力，在短暫的時間內就對一個新的領域產生好奇並有所建樹。

「stay hungry and stay foolish」，馬兆遠說。

一些看似無用的愛好和興趣，沒準也會帶給你時空移轉的另外一個際遇。

「士不可不弘毅」

「牛津的青燈古佛，除了物理世界的日拱一卒意外，李敖對我那個時候的思想成熟、寫作文風和對人對事的態度都有很大的影響。」在《量子大嘮嗑》一書的前言中，馬兆遠這樣寫道。

一代狂士李敖對馬兆遠的影響不可不謂之深厚。馬兆遠也坦言自己欣賞那種中國儒家「士」的方正，在骨子裡講家國天下，並把自己當做儒家文化的繼承者——

在國家需要的時候，敢於為天下先。

因此，在國外深造多年，他最終還是選擇了回國。

「士不可不弘毅。」每每想到家國天下，他也會感嘆「自己把自己感動了。」

中國古人歷來頗為崇尚士大夫精神。

具體到馬兆遠身上，我想那便是著書以載道，是量子的大嘮嗑之道，是科學與商業的愛恨糾纏之道，是玩轉各種跨界的道，而這些不同的「道」，正是認識並深入理解馬兆遠這位「國之大士」精神內核的關鍵所在。

只不過，像馬兆遠這樣的一些當今中國之「士」，與古代俠義之士們還是有明顯區別的。

商場是血淋淋的，沒有半點親情可講。沒有足夠的積澱，在戰場上一定會吃虧。

馬兆遠早些年就曾建議在校大學生，一定要積累足夠多的「子彈」再上「戰場」。

他自己則這樣理解量子力學與社會生活的關係。比如：「量子力學在解釋的一個核心問題是事物跟事物之間的關聯」

量子力學在很大程度上告訴我們，我們面臨的是一個個問題，管理企業就是去解決一個個問題，而不是有一個大設計或終極解決方案。

「關聯、交互，生機勃勃而從不絕望」，這大概是量子論給人類最大的禮物了，馬兆遠專門做了這樣生動形象的總結，來說明量子論對人類思維的深遠影響。

一直以來，他頗為隨性地在科研與實業之間來回穿梭，周遭儘是暗潮洶湧，在身邊人的惶恐注視中，唯他一人波瀾不驚。

縱觀整個科學領域，以及包括《人類簡史》《未來簡史》在內的多種名家著作，幾乎都有略顯悲觀地談論AI未來很有可能將佔據世界主流、人類終將淪為奴隸勞工的觀點。

馬兆遠卻頗為樂觀地說，這時就應當有一個「異類的聲音」去告訴人類，我們應該去做哪些事情，跟機器人怎樣進行分工，他和他現在的公司（司馬大大）正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最後，在跟他談及受過哲學訓練的人，貌似會自覺不自覺地引用古人的各種哲學觀點去類比、理解量子這一事物時，馬兆遠表示：

我們如果不敢砸爛罈罈罐罐，老想抱著這些東西往前走，那就永遠沒有機會；但與之相對，很多人也只有放棄輕鬆就能獲取的部分現代工具，然後才能回來系統地整理所謂的「舊有文化」。

美國哲學家、教育學家、實用主義的集大成者杜威（John Dewey）說，「也許那裡從來沒有也不會有終極的真理，我們只是不斷找到更好的解釋。」比如，嘗試用量子力學去理解現代的各種學科理論時，我們通常會面對兩類困難：

一方面便是上述的用古人的哲學去類比、理解物理，這是不正確的；

另一方面則是，作為物理工作者，連他們自己也沒有徹底搞明白量子物理。

還有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很多學生學中國史、學中國藝術史要去英國？為什麼《劍橋中國史》不是中國人做出來的？

那是因為他們有方法，有現代的手段，很多方面他們確實比我們做得更好。

我們不能用義和團的精神來幹事情，必須從對手那邊去學習，這是一個文明自信的表現，以一種更加開放的心態去接觸、了解現代文明走到什麼地步，對自身的發展也並不全是壞處。

「胡適那一代人的工作還遠遠沒有做完——」

馬兆遠沉思半晌，他心中顯然早已有了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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