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杯、麥克風、口譯員」：從被漠視到被尊重 翻譯還有多長的路要走？

「請不要鄙視譯者，他是人類文明的驛馬。」亞歷山大·普希金曾發出這樣的感慨。一方面，譯者在人類文明的交流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可是另一方面，譯者和驛馬一樣，是不出風頭的勞動者，甚至常常遭到輕視。由國際譯聯（全稱國際翻譯家聯盟）牽頭、由50位翻譯界學者共同撰寫的《歷史上的譯者》一書，將目光轉向常常被視為無足輕重的譯者，追問譯者為人類思想演變做出了什麼貢獻。讀者會發現，如果沒有譯者，世界史和人類文明史或許會被徹底改寫。

譯文的直譯與意譯之爭、忠誠與美麗之辯已經綿延了上千年。今天，出版商、評論家和讀者依然認為，好的譯文應當不見譯者痕迹，讓讀者感覺就像是在讀原文一樣。這種要求無可厚非，只是對譯文通順、忠實的要求亦會造成「透明」的錯覺，讓譯者成為隱形人。正因如此，翻譯常常被認為是機械勞動和「二等藝術」，全世界範圍內的譯者也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為翻譯所作的努力常被忽視；譯者名字的字型大小往往比作者小一號；譯者的報酬通常極低……英國外交部首席中文譯員林超倫曾經說，有一次開會組織方問到：「茶杯、麥克風、口譯員，準備好了嗎？」把譯員和茶杯、麥克風並列，可見翻譯地位之低下。

而實際上，作為歷史主體的譯者在推動人類文明發展方面做出的貢獻不可小覷。為了揭示這一點，1963年，在國際譯聯的第四次大會上，匈牙利學者拉多博士率先提出要展開翻譯史研究。國際譯聯理事會決定創建專門的翻譯史委員會，計劃撰寫跨越2500年之久、囊括古往今來各種語言的世界翻譯通史。由於範圍太大，這項計劃不得不被擱置。在1990年，國際譯聯制定了新的撰寫計劃，由加拿大康考迪亞大學教授朱迪斯·伍茲沃斯（Judith Woodsworth）和翻譯理論家讓·德利爾（Jean Delisle）擔任主編，由五十位學者集體撰寫《歷史上的譯者》一書。此書於1995年出版，2012年的新版本進一步強調了後殖民主義和非西方視角。國際翻譯史研究界經過了半個世紀的努力，目標始終如一，他們希望「通過揭示譯者對人類知識史和文化史不可估量的貢獻，在全世界範圍內推進翻譯職業的發展」。

今年4月，中譯出版社推出了《歷史上的譯者》一書的中文版。本書由北京語言大學高級翻譯學院教授管興忠組織翻譯，由北京外國語大學翻譯研究中心主任、青年長江學者馬會娟審校。日前，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採訪了朱迪斯·伍茲沃斯，聽她談了談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如何讓人們開始重視譯者在歷史上的貢獻；並在之後採訪了管興忠和馬會娟兩位教授，邀請他們講述了譯者在中國近代化歷程中的作用和在當下面臨的種種困境。

《歷史上的譯者》

主編：(加) 讓·德利爾、朱迪思·伍茲沃斯 譯：管興忠 等

中譯出版社 2018-4

▋朱迪斯·伍茲沃斯：人們認為翻譯比寫作低級，沒想到過譯者的貢獻

界面文化：《歷史上的譯者》一書的寫法，受到了新史學注重「來自底層的歷史」的影響。在你看來，譯者相對於誰來說是底層呢？是什麼原因導致譯者長期以來處於底層或者說邊緣地位？

朱迪斯·伍茲沃斯：譯者相對於原作者來說是底層。即使到了現在，人們也依然認為翻譯和寫作相比是低級的——人們說翻譯是一面鏡子，是一副不同顏色的繪畫，是一首用不同調子演奏的樂曲。有的時候人們覺得翻譯是機械勞動，人們會說「你就用另一種語言把字都打出來」。

在過去，譯者沒有署名權。甚至到現在，一些國家的譯者名字不在書的封面上出現，翻譯的報酬也比作者低。不過幸運的是，在加拿大，譯者的報酬常常是政府機構提供的。翻譯一本文學作品的報酬還是可觀的，只不過版稅都給了作者，並不給譯者。我自己也翻譯文學作品，在簽合同的時候體驗過底層的經驗。出版商合同告知我的名字會在書的第一頁出現。我寫信問，「不在封面上嗎」？得到的回答是，「譯者名字並不總是在封面出現的，但是你的話我可以放封面」。最終，出版社也的確把我名字印在封面上了，但是字型大小非常小，作者名字的字型大小則很大。這種事情常常發生。

不過，我認為如今人們越來越重視譯者了。現在有很多小說和電影中有與翻譯相關的故事，例如《翻譯風波》《迷失東京》等。我的一個研究方向是「transfiction」（翻譯小說），這些小說里的人物是譯者，或者小說以翻譯為主題，這些創作是把譯者推向公共視線的好方法。回到《歷史上的譯者》這本書，它致力於體現的就是譯者在歷史上做出的貢獻，閱讀這本書，讀者可以發現，自己從來沒有想到過的譯者的貢獻。

電影《翻譯風波》劇照

界面文化：這本書的寫作可以追溯到1963年的國際譯聯（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nslators）會議。到1990年，委員會又制定了新的翻譯史撰寫計劃。從提出到成型之間，翻譯研究經歷了「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能否談一談「文化轉向」對本書寫作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朱迪斯·伍茲沃斯：在上世紀60年代，匈牙利學者拉多博士提議我們應當寫作一本世界翻譯通史，內容涵蓋迄今為止所有國家、所有語言的翻譯，但這項工程太浩大了，沒有人能夠完成得了。所以到1990年，讓·德利爾說，我們用不同的方法來寫作這本書，有焦點、有選擇地進行這項工程。也正是這個時候，翻譯研究出現了文化轉向，這讓我們從過去注重語言學的方向轉移開，不再過於關注文本——追究譯文是直譯還是意譯，和原文相比是否忠實。在「文化轉向」之後，我們關註譯者的主體性以及文化、政治等背景下的譯者，還關註譯者如何傳遞理念，引起思想、文學、宗教等方面的變革。過去的翻譯歷史大多關注語言學和文本，但這本歷史書完全是一種新的樣貌，是文化轉向給我們的寫作打開的一個全新的世界。

界面文化：如今我們不難看到，不少書評在談論翻譯的時候常常讚揚的還是譯筆流暢、忠實等等。在文化轉向之後，你認為這類討論過時了嗎？

朱迪斯·伍茲沃斯：我自己做翻譯會盡量做到忠實，不過有時候為了幫助讀者理解一些文化內涵，我會加上一點解釋。

書評人評價一本書的時候，會說「作者寫得真美啊」，但是也許原作者寫得根本沒有那麼美，是譯者的功勞呢？這就是問題所在。書評人可能本身並不懂源語言，也沒有翻譯研究相關的知識，所以在評論一本書的時候，不會意識到譯者在裡面做了哪些功課。理想的狀態是書評人通曉兩種語言，能夠懂得譯者在其中使用了歸化還是異化，是不是用了很多注釋來對文化內容進行解釋。一個好的書評人不僅會說，這本書寫得很好，他們應該也會看到譯者的努力，告訴大家譯者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好讓讀者閱讀起來更方便。

加拿大康考迪亞大學教授 朱迪斯·伍茲沃斯

界面文化：書中提到，後殖民理論及翻譯實踐重塑了翻譯，突出了其中的權力問題，翻譯研究中的「文化轉向」成為了「權力轉向」。能否具體談一談？

朱迪斯·伍茲沃斯：翻譯不是在真空中發生的，總是受到權力因素的影響。我可以給出一個例子就是新教改革時的聖經翻譯。在英格蘭，《聖經》是由威廉·廷代爾（William Tyndale）翻譯的。當時，亨利八世為了生兒子不斷地結婚，但是天主教會不允許他離婚，所以亨利八世和羅馬教廷決裂，並創立了英國國教。丁道爾當時對亨利八世的離婚行為進行了批評，於是亨利八世將他以異端罪名逮捕入獄，施以絞刑，將屍體焚燒在火刑柱上。大約與此同時，馬丁·路德在德國翻譯《聖經》。德國當時不得不給羅馬提供大量的資金，德國人對此並不樂意，馬丁·路德認為應該把錢留在德國，所以，他得到了很多普通人和當權者的支持。馬丁·路德和威廉·廷代爾做的事情是類似的，但他卻沒有被捕或被殺害，這和譯者與當權者之間的關係有關。

界面文化：這個「權力」指的是什麼？是帝國主義、意識形態，還是其他什麼？

朱迪斯·伍茲沃斯：我們可以在翻譯里看到各種層次的權力。從大的層面來說，帝國主義、意識形態是權力。也有更小層面的權力，比如在某個社群之內的權力。對於翻譯研究來說，權力視角不是唯一的視角，但卻非常有用。翻譯不是一個單獨發生的現象。可能你會說一本書被翻譯成中文因為它應該被翻譯成中文，這句話不一定準確，可能是某些權力關係在其中發揮作用，而且很多內容被翻譯或者不被翻譯都與權力結構有關。

蘇聯時期一些作家不能寫作發聲，他們就藉助翻譯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比如帕斯捷爾納克翻譯了莎士比亞的作品，他在翻譯時，對譯文進行了再創作來隱晦地批評當權者。例如，哈姆雷特說丹麥的一切都是腐朽的，帕斯捷爾納克就加了一點內容以批評斯大林統治。但因為它只是翻譯，人們也沒有太注意。而如果這是他自己的創作的話，肯定要被審查了。在墨索里尼治下的義大利也是一樣的，人們翻譯美國左翼小說，由於是翻譯作品所以被容忍了，不然一定會遭到鎮壓。

界面文化：你能從自身經驗舉例談一談女性是如何通過翻譯來爭取權力的嗎？

朱迪斯·伍茲沃斯：有一段時間，女性被允許進行翻譯，但是不被允許進行原創。人們認為翻譯這種「二等藝術」是適合女性去做的，女性可以在翻譯工作中運用自己的創造力。為了獲得一定程度的獨立，女性開始出版自己的翻譯作品。

在加拿大的女性主義運動里，很多女性法語譯者利用翻譯作為挑戰男權語言的工具。法語區分陰陽性——杯子是陰性，桌子是陰性，籃子是陽性。當你說「他們」的時候，你說的是陽性的「他們」或者陰性的「她們」。人們常常用陽性的「他們」，因為陽性包括了陰性。女性主義者厭倦了把陰性包括在陽性里的做法，所以不論是什麼情況都會使用陰性。雖然人們常常說「他／她」，可是女性主義者只說「她」——這樣做是對語言的顛覆。加拿大女性主義者這種做法不僅是在翻譯，也是把翻譯作為與男權社會鬥爭的工具。翻譯家芭芭拉·戈達爾德（Barbara Godard）翻譯了很多魁北克作家的作品。舉個例子，她曾翻譯過一本魁北克女同作家的作品，這本書名字叫做《情人》（les amantes）——大家一般會用「les amants」，但是這本書用的是「amantes」，意思是女性情人——所以芭芭拉想了一個辦法，在英譯本中把「lovers」拼寫成了「lovhers」，生造了一個詞來挑戰現有的語言規範。

加拿大女性主義翻譯家 芭芭拉·戈達爾德

如今加拿大最著名的翻譯家都是女性，最著名的作家也是女性，這種現象可能和其歷史有關。在歷史上，加拿大的男人負責修建鐵路、砍伐樹木、冶鍊鋼鐵等，女性則在家讀書寫作、教育子女，男性沒有時間做這些。

界面文化：書中提到了歷史上的翻譯做出的諸多貢獻，那麼我們今天的翻譯還能夠做出這麼多的開拓嗎？畢竟，如今我們還面對著人工智慧對翻譯職業的威脅。

朱迪斯·伍茲沃斯：很多人問我：「你還教翻譯啊，不能用電腦翻譯嗎？」我告訴他們，機器能夠翻譯，但是會犯很多錯。我們學校的學生有三門課程和機器翻譯相關，他們可以學習如何利用機器。機器翻譯的記憶庫來源於譯員的輸入和翻譯，如果過去譯員有過翻譯，那麼機器可以記得；但面對新內容時，機器翻譯還是會犯錯，到最後還是需要譯員來優化翻譯結果。人工智慧不能夠最終解決問題，因為它依然需要人類來開發和進化。在文學作品領域，人工智慧更不能代替人類。如果翻譯的是某銀行財報，也許每年的語言風格都是類似的，只要修改具體細節就可以，但文學作品的翻譯每次都是原創性的。

這次我們來到中國，看到賓館的指示、公交上的標語，很多東西都已經有英語標註了，但是這些英語寫得特別糟糕。也許人們應當意識到，這樣做對國際形象並不是很好。現在在加拿大，我們也有很多中國製造的物品，購買之後我會發現裡面使用指南的翻譯寫得很糟糕，這對產品的形象並不好。如果大家使用的都是蹩腳的語言，對交流是不利的。在我參加的國際會議里，與會者來自很多國家，比如土耳其、挪威、芬蘭、中國、日本，他們都說英語，但說得都不夠好，如果有專業譯員的話會更好，這些領域都應該招聘翻譯專業的學生。我不覺得大量的譯員在未來會失業，因為隨著各國交流的愈加頻繁，對翻譯的需求也會增長。也許機器可以讓翻譯過程更迅速，但我們還是需要譯員做更多工作，譯員依然會是不同國家之間交流的中介。即使翻譯專業的學生畢業以後不從事翻譯工作，學習的內容也會在其它工作中得到運用。

機器翻譯會犯錯，還是需要譯員來優化翻譯結果

▋馬會娟、管興忠：翻譯推動中國近代化，沒有翻譯就沒有共產黨

界面文化：《歷史上的譯者》這本書提出要走出歐洲中心主義，但是我們還是能看到，書中有關歐洲翻譯歷史的部分還是佔了很大篇幅，相較而言中國的內容並不是很多。

馬會娟：《歷史上的譯者》的發起方是國際譯聯，它的宗旨並不是宣揚強勢國家的翻譯歷史，而是促進世界範圍內的翻譯研究。雖然目前高校的翻譯理論教學都是以西方為主，但是這本書並不局限於某一個國家或大洲，而是寫出了全世界的譯者對人類文明的貢獻。

涉及中國的內容不是很多，或許和上世紀80年代中國學者參與國際化合作的程度相關。這本書的撰寫團隊來自多個國家，中國部分只有黎難秋和徐式谷兩位作者撰寫，可能出於他們自身的研究興趣，中國部分僅談了佛經翻譯和科技翻譯的譯者。雖然整本書涉及中國的內容比較少，但這不意味著中國沒有豐富的翻譯歷史。

界面文化：書中提到，譯者與民族文學的興起有關，翻譯為個體作家確立了範式和靈感，從廣義上講還為整個目的語文化提供了新的文學方向。我們能在中文中看到例子嗎？

馬會娟：翻譯影響了我國新文化運動的文學改革。以魯迅為例，他是舊時代文人，他的第一篇小說《懷舊》是用文言文寫的。魯迅能夠成為中國現代文學之父，和他閱讀大量翻譯文學作品以及自己進行的大量翻譯實踐密不可分。魯迅很早就關注弱小民族的翻譯作品，而他影響最大的《狂人日記》在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上都受到了俄國作家果戈里的同名小說的影響。夏志清對魯迅作品的評價不是很高，因為其模仿性很強，但是魯迅先生的小說對當時的中國讀者來說，不論是寫作技巧還是思想內容都是開天闢地的。

王小波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讀了很多翻譯文學，承認自己的文學師承是查良錚、王道乾等翻譯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作品中的魔幻現實主義創作手法顯然受到了馬爾克斯、福克納等作家的影響。莫言的英文譯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曾經談到莫言、余華等中國當代作家沒有能力去讀英文原著，可以說，他們這一代作家是靠閱讀翻譯文學成長起來的。葛浩文還特別遺憾地說，如果中國的作家能夠像村上春樹一樣有世界眼光，他們創作內容可能會更加國際化，視野會更開闊。

美國漢學家、莫言作品英文譯者 葛浩文

管興忠：在中國現當代文學裡，很多作家是通過翻譯來了解小說的寫作模式，而中國的古代文學也與翻譯有不解之緣。季羨林說中國的文化有兩股活水，其中一股就是佛經。（註：季羨林為《中國翻譯字典》作序時說：「倘若拿河流來作比，中華文化這一條長河，有水滿的時候，也有水少的時候，但從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時候次數大大小小是頗多的，最大的有兩次，一次是從印度來的水，一次是從西方來的水，而這兩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譯。」）伴隨著佛經翻譯，印度的說唱文學也來到中國，給我們的小說、戲劇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印度文學非常天馬行空，給我們打開了想像的大門，例如《西遊記》就明顯受到了印度佛經翻譯的影響。除此之外，我們如今還有輪迴、涅槃等辭彙，都和佛經翻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界面文化：我國在近代化過程中面臨著一整套源自歐洲的政治、社會與文化概念所造成的衝擊，翻譯是否也會促進中國社會的現代知識體系建構？

馬會娟：翻譯在我國近代化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是巨大的。舉例來說。人們都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可是也可以說，沒有翻譯就沒有共產黨，因為馬克思主義理論都是通過翻譯引進到中國的。1920年出版的第一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共產黨宣言》就是由陳望道翻譯的。它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對促進當時的先進知識分子接受共產主義，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同時也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提供了思想上理論上的準備。

再如，從經濟學的領域上看，中國歷史上的孟子、管子等先賢都有很多經濟思想，卻沒有產生系統的經濟學。系統的經濟學是從國外依靠翻譯引進的，概念更新、術語創立也都依靠翻譯完成。在我國，京師同文館最早開設了經濟學課程，並翻譯了《富國策》一書（註：該書介紹了創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 敘述了商品生產、消費、分配與交換等經濟學理論, 詳細介紹了資本、地租、利息、價值、工價、錢幣、 稅斂等經濟學概念, 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學習西方經濟學理論最重要的著作），這是第一本把國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翻譯到中國的例子，比嚴復譯亞當·斯密的《原富》還要早二十年。如今還有很多經濟學術語，仍在沿用《富國策》的翻譯創造出來的術語。在近代歷史上，很多中國人向日本學習，而日本翻譯的第一本西方政治經濟學著作又比中國早了十年，僅僅是從書的譯介時間上，我們就能夠看到兩國之間的巨大差異。

管興忠：就像普希金說的，翻譯是「譯者是人類文明的驛馬」，中國近現代接觸西方思想都是通過翻譯完成的，像「德先生」和「賽先生」等概念、嚴復譯《天演論》里提出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念等等，都對中國人的思想帶來了巨大的衝擊。翻譯就像一面鏡子，我們也可以在鏡子里反思我們自己、看到自己的長處。翻譯西方思想的嚴復在自己的後半生對東西方進行了反思，他說，「在我的晚年，我見證了共和體制存在的七年，也見證歐洲前所未有的四年血腥之戰。……今天，當我再次回想孔孟之道時，才發現其包容廣闊之處。」（《歷史中的譯者》第311頁）我認為，翻譯的另一個重大作用，是在幫助讀者接觸西方思想之後也能幫助反思我們自己，尋找自己的文化自信。

界面文化：《歷史上的譯者》專註於探討譯者主體性的問題。今年年初村上春樹新作中文版問世，國內讀者為村上譯本再次吵得不可開交，林少華的譯文雖然得到了很多人的認可，但也遭到了諸如「濃妝艷抹」等一些批評。這裡是不是林少華髮揮了他的譯者主體性卻不受認可？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馬會娟：每一個譯者都有自己的風格。翻譯更像繪畫，而不是照相，畫家在作品裡一定會體現個人的意志和主觀情趣，這難以避免。比如傅雷翻譯法語小說，肯定有傅雷的風格在裡面。只不過其中有一個度的問題，要看譯者個人的風格是否凌駕原作風格之上。傅雷說：「翻譯最難的是在過與不及之間。」如果原文非常樸素，譯文過於華麗，那麼可能是過了；如果譯文達不到原文那種風格，那就是不及。譯者主體性的發揮也有個度的問題，在過與不及之間尋求平衡的問題。

界面文化：人工智慧對翻譯職業是威脅嗎？

馬會娟：我的學生也特別擔心這個問題，常常問我們專業會不會失業。我認為文學翻譯是一種藝術，其中創造性的因素是機器翻譯代替不了的。現在也可以讓機器寫詩，但是這樣寫出來的詩只是語言的堆砌，讀起來文字也不錯，卻沒有靈魂。機器翻譯能夠取代一些機械的翻譯工作，特別是非文學材料的翻譯，也能夠幫助講不同語言的人們進行一定程度的溝通，幫助理解文字的大概意思，對人類社會是有幫助的。但是在準確度和創造性方面，我認為到目前為止還不能夠說人工智慧能夠代替人工翻譯，我們也不能簡單地說，它對翻譯職業構成威脅。相反，人工智慧能夠把譯者從一些機械、枯燥的翻譯工作中解放出來，讓譯者從事更富有創作性的工作。

2018年博鰲亞洲論壇部分論壇上，騰訊AI同傳被發現多個翻譯問題

界面文化：據我所知，翻譯的酬勞相對來說很低，即使是掙得比較多的口譯工作也被視為「青春飯」。現在國內很多翻譯專業的學生畢業之後都不從事翻譯工作，你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馬會娟：中國歷史上經歷了幾次大的翻譯浪潮。一次是佛經翻譯，一次是西方的科技翻譯，還有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後西方作品大量翻譯，這給當時的人們帶來了很多新思想。我認為第四次翻譯浪潮就是現在，因為國家現在要「走出去」，對譯者有很大需求，所以目前全國有250多所高校都有翻譯碩士項目，但是學生畢業後真正從事的工作並不僅僅是翻譯，翻譯只是他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即使是對高級口譯員來說，翻譯也可能是青春飯，因為隨著年齡增大，以及工作十幾年後譯員反應的靈敏性和對工作強度的適應可能會下降，人們很難僅憑翻譯賺錢謀生。

英國外交部首席中文譯員林超倫曾經說，有次開會組織方問，「茶杯、麥克風、口譯員，準備好了嗎？」把譯員和茶杯、麥克風並列，可見翻譯在社會上的地位，並不很受重視。有時我自己也很糾結，一方面翻譯為推動社會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在特殊時期，也能夠讓人釋放思想、給人存活的意義，例如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詩人穆旦由於受到管制和批判，不能創作，但卻翻譯了很多外國詩歌。可以說，是翻譯讓他活著有價值，有活下去的勇氣，翻譯是這麼重要。可另一方面，譯者的報酬非常之低，譯者為什麼要去做翻譯呢？不是為了錢，是為名嗎？對高校教授來說，他們也不需要依靠翻譯獲取名聲。很多時候，做翻譯是因為覺得這個工作有價值。葛浩文說，自己喜歡把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的樂趣。翻譯帶來的樂趣和翻譯工作的報酬還是兩碼事，我呼籲社會尊重譯者，給譯者應有的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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