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建：古代書院那些動人的師生關係……
透過歷史的門牆，我們審視古代書院為何能道脈相傳弦歌不絕，書院里那些動人的師生關係最能讓我們感動，並感受那批大師弘道的遠大和華夏文化的溫暖......
一、書院大師求道治學態度刻苦、嚴謹
書院各派大師的學術思想有所不同,但在治學態度上卻有著極為驚人的相似之處,也就是他們對待學問都是扎紮實實、刻苦自勵、深入鑽研、恆力著作,幾十年如一日,在學問上都下過艱苦持久的功夫。
陳亮公元年一年,字同甫,南宋姿州永康人,感到《中庸》、《大學》等空言心性之學沒有實際用處,就用了十年時間,究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霸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睬,創立「倡言事功,主張實學實用」的事功學派。陳亮治學可謂「十年璧水,一幾明窗」。書院大師們不僅勤學、刻苦,而且治學十分嚴謹,主要表現為講究扎紮實實做學問,一步一個腳印務使精確可信,足資參證,反對「道聽途說」主張學有統緒,有本有源,全面而系統做學問,博洽而有要領,廣收而能深入,反對東塗西抹、浮光掠影等等。
宋代朱熹一不但是我國著名的大思想家、大哲學家,而且是成效卓著的大教育家。他從事教育事業,達50餘年。24歲任同安縣主簿時,便有青年跟隨學習。50歲復建白鹿洞書院,經常「與諸生質疑問難誨人不倦」。54歲在福建崇安武夷山建武夷精舍,「四方士友來者甚眾」。61歲刊印《四經四子書》,經常到學,「訓誘諸生」。66歲知潭州,修復嶽麓書院,「治郡事甚勞,夜則與諸生講論,隨問而答,略無倦色」。
范仲淹不僅博學多才,而且崇尚節操,成為士大夫的楷模。晏殊在寫給宋廷的《舉范仲淹狀》里,稱他「獨守貧素儒者之行,實有可稱」。宋代學生「以范公之學為學,窮不措其志,達不變其操」,從而使得「士品淳而文風振」月。尤其是他那種「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處處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精神,在知識分子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創立湖湘學派的大師胡宏雖然家道衰落,中年兒子夭折、妻子病逝,儘管當時他的身體和生活已經處於「積憂思與勤苦,而齒落髮白」、「顏色枯稿,形容憔悴」的嚴重地步,可他仍堅持以古聖賢為榜樣,安貧樂道生活極度貧困,卻口不言貧,手不書貧,堅持不與「腐朽現實政治勢力同流合污」,毅然拒絕奸相秦檜的召用,表明他對「君子憂道不憂貧」的崇高人生志趣,並以此教育他的學生。
書院教師大多能以身作則,以自身的實際行動作為學生做人、為學的榜樣。范仲淹在書院中注意建立學生的學習制度,並自己身體力行,起著教師的模仿作用。他在應天府書院掌教時,「公常宿學中,訓導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而調之……由是四方學者輻揍,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者,多其所教也。」既教且管,以身先之。胡緩也是教師的模範「先生居學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公必裳終日延見諸生,以嚴師弟之禮。」
陸九淵一生以天下為己任,以捨我其誰的氣慨和使命感,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與個人責任緊密結合在一起。他勇於進取、執著追求,為構建儒家教育理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他身上,集中體現出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那種憂國憂民、自強不息的高貴品質和人格魅力。
二、師生求道不求祿
宋代理學大師堅決主張以道為師,對教師提出了很高的道德要求,他們自己更是身先垂範,以很強的職業道德深受人們尊敬。他們在書院都是非常的敬業愛業,甚至獻身於書院教學。朱熹以虔誠的敬業精神,獻身於傳道、授業、解惑的事業,用他自己的話說「敬字工夫,乃是聖門第一義……無事時,敬在裡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陸九淵講學時即使盛夏酷暑也是「衣冠整肅,望之如神」,有時他講得痛快時還會對旁邊學生說「豈不快哉」可見陸九淵全部心身都投入在教學之中了。
發揚孔孟等古代儒家大師重氣節講操守的人格獨立精神,宋代書院大師重氣節,講操守,自尊自愛,維護人格尊嚴和獨立。他們倡行正道、自尊自愛、鄙視奴顏媚骨,無論是在得志或是逆境中都「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宋代書院大師雖然大都在朝為官,卻忠貞愛國,一生清廉,不與達官貴人結黨營私,一身正氣,書院教學時敬崗愛業,極大地鼓舞了書院學生,成為學生的楷模,贏得了學生的崇拜和尊敬。
在追求學問的過程中，師生因為志趣相投,書院師生大多不計功名利祿,苦心研治學問,有的甚至聲稱「吾不得聖人之道,終生不歸。」甚至有些學生立誓絕於科舉。程穎年輕時在周敦頤門下短暫學習,厭惡科舉,立志於發展新儒學,《宋史》記載「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南宋時期書院也出現了很多的不以科舉仕進為要務,甚至絕意科場的求學學生。如胡宏的學生吳翌就無意科場,朱熹說「吳諱翌,字晦叔,世為建寧府建陽縣忠孝里人。……遊學衡山,師事五峰胡先生。聞所論學問之方一以明理修身為要,遂捐科舉之學,曰`此不足為吾事也"。」朱熹在江西余干東山書院講學時的弟子柴元裕終生不仕,以著述傳經,教授生徒為己業。張拭的門人「簡克己,南海人,不求仕進」。張拭主教的嶽麓書院吸引了大批求學問道的有志之士,以致於一些學者「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為恨」,足見其求道問道之心。
宋代書院一般建於環境風景優美之處,一方面利於學生修身養性,求取學問,另一方面也與大師們都主張寓教於樂,優遊讀書有關。他們認為「藝」和「道、」「理」是相通的。講學之餘,大師們常常撫琴高歌,誦經讀詩,「雍容自適」,教學生要欣賞大自然,和大自然息息相通,常率領生徒登山觀瀑,遠遊野餐。這些活動不僅使學生增加了文思想像,開拓了視野知識,還陶治了情操,激勵了志趣。亦吸引了大批有志之士跋山涉水前來求學,並且後來大都學有所成。
三、教師關心愛護學生
宋代書院大師在學業上、生活上、人生道路上等方面都關心愛護學生。
朱熹任教多年,對學生是十分愛護關心的。在學業上,看到學生勤奮好學,他常常「喜見於言」，發現學生進步遲緩,他又每每「憂形於色」。他教育學生,往往「講論活典,商貫古今,率至夜半」。朱熹晚年居建陽,創滄州精舍,和學生共食粗菜淡飯,「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如沉菏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以為憂」。
生活上,朱熹無微不至地關心學生的成長。「黃斡受業朱熹,志堅意苦,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深得朱熹喜愛。朱熹建成竹林精舍後,請黃斡代自己講課,給黃以實踐的機會。病重時,還把自己的深衣閑居時所穿之衣和所著書贈給黃斡。歐陽守道以父母之心關懷他的學生,如文天祥說「先生愛某如子弟」。
胡緩的學生安煮勤奮好學,胡緩曾多次當眾誇獎他。他們教育學生,其意殷殷,其言諄諄。這種愛生之情是值得稱道的,至今猶可借鑒、學習的。
孫復早年是晉州平陽的一個窮秀才,他聰明好學,但因家境貧寒,無法完成學業。為了奉養老母,他被迫「僕僕道路」,范仲淹十分同情他的處境,便把他留在府學,一面補給他一個學職,每月發給三千錢的薪棒,使他不必再為生活奔波,能夠安心讀書一面熱情指導他攻讀《春秋》。十年後,「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品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孫秀才也。」范仲淹十分感慨地說「貧之為累大矣倘因循索未至老,則人才如明復,猶將淚沒不見也。」以後,范仲淹多次聘請孫復到地方學校教學,並推薦他擔任國子監直講,充分發揮其才能。
胡緩與他的學生之間的關係,《宋史·胡緩傳》是用這樣一句話概括的胡媛「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胡緩把學生視為自己的子弟,關心他們的生活和成長。如有學生病了,他會像慈父一樣關懷。安熹患有疾,但仍堅持聽胡媛講經。由於聽講的人數多,安熹常常被擠在正房對面或兩側的小屋裡站著聽,有時毛病就突然發作。胡緩對他十分關心,急忙「使人掖之以歸,調護甚至」。
邵雍非常愛護學生,他認為師生之間應情同父子,親如骨肉。他與他的學生從私人感情上說也確實達到了這一程度。他視學生一向如骨肉子侄,甚至對學生的子弟家人也視同親人。學生周長孺原來「性剛,遇事輒發」,從邵雍學先天之學後,性格發生很大變化,「淡然若無意於世者」。後來周長孺死於都官員外郎任上,「喪歸過洛,貧不能行,康節留其家經紀甚備,教其子純明以學問,為娶程伊川先生之侄」。學生薑愚死後,邵雍視其女如己女.
江萬里對書院的學生關懷有加。景帝二年年十月,文天祥因江萬里「提撕薦進」,授秘書省正字。咸淳九年年,文天祥到潭州拜見江萬里,江萬里勉勵他說「吾老矣,觀天時人事,必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必勉之。」江萬里對學生的殷切之情溢於言表。朱熹的學生蔡元定,在遭受排擠,充軍到道州,朱熹本人也在危險之中,仍邀師門設宴餞別,感嘆泣下。其愛生之情,不言而喻。
四、學生對老師終生尊敬
著名的尊師故事程門立雪為人所共知。宋人楊時與游醉初次拜訪尊師程頤時,「頤偶螟坐,時與游醉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
邵雍強調尊師,他對自己的老師就是嚴守師禮,「雖在野店,飯必擁,坐必拜」。邵雍的學生也是特別尊重老師。邵雍早年家貧,學生敬他如父兄,不僅他從百源遷居洛陽時,是由門生資助才得以成行,就連他結婚的費用及聘禮也是學生張仲賓、姜愚等代為備辦。姜愚登進士第後,還「月分半傣奉廉節」。
許多學生在離開書院後,仍念念不忘老師,「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如朱熹死後,黃斡專心守喪三年。幻與朱熹同時代的陸九淵,晚年在象山講學五年,死後靈樞運至家鄉,弟子門生奔哭會葬者將近千人,可見師生感情之深厚。江萬里的學生劉辰翁長期追隨萬里為幕僚,情同父子。萬里殉國,劉辰翁特赴都陽、都昌一帶謀葬萬里,親撰墓誌,作《歸來庵記》,把江萬里喻作自沉淚羅江的屈原,自己以「宋玉」稱。葬畢江萬里,劉辰翁返歸故里廬陵,累辟不就,誓不仕元,過著隱逸生活。歐陽守道無論教書或為官,都以清廉著稱。去世時,無一錢之積,是學生們捐資得以礆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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