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領導人東湖會晤：超常規的安排

單就兩國領導人能夠在「閑庭信步」中「縱論天下」

就足以表明

中印關係已經擺脫「洞朗對峙」的困局了

2015年，莫迪對華進行為期三天的國事訪問，習近平陪同莫迪參觀西安大慈恩寺。圖 / 中新

中印領導人東湖會晤

超常規的安排

選擇「非正式會晤」避開了諸多程序性、事務性的安排，也給了兩國領導人更多的交流空間。這種會晤形式的選擇既需要領導人的私人友誼，也有助於培養和增進領導人的個人感情。

2018年4月22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與來華訪問的印度外長斯瓦拉吉共同會見記者時宣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印度總理莫迪將於4月27日至28日在湖北省武漢市舉行非正式會晤。由於印度政府已經確認莫迪總理將會出席6月初在青島召開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這就意味著短時期內莫迪總理兩度訪華。

這一消息一公布，就引發了國內外媒體的關注和好奇。更具突破性的是，這是自1988年拉吉夫·甘地訪華實現中印關係正常化以來，中印領導人舉行的第一次非正式會晤。

超常規的東湖會晤

媒體和觀察家們好奇的是，2017年「洞朗對峙」中似乎一度可能發生衝突的中印關係，為什麼在幾個月後卻突然間實現關係的大轉圜？從細節上的特殊安排中，如何能夠解讀出未來的發展趨向。

一是，為什麼莫迪總理要在短期內兩次訪華，武漢的高層會晤有何特別的議程？按照王毅外長的說法，「兩國領導人將圍繞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行戰略溝通，並就中印關係未來發展的全局性、長期性、戰略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所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指的是中國和印度的同時快速崛起，使世界三分之一人口走向繁榮進步，從而根本上改變著世界格局，推動國際力量對比更趨平衡。而兩國領導人非正式對話的議程則是「中印關係未來發展的全局性、長期性、戰略性問題」，目的則是「就世界格局和中印關係做出戰略判斷，引領中印關係把握大方向，樹立新目標，開創新局面」。

二是，為什麼選擇「非正式會晤」的形式？事實上，中美領導人經常舉行非正式會晤，如「莊園會晤」「瀛台夜話」「西湖茶敘」。但是，對於中印兩國而言，兩國領導人舉行非正式會晤卻是史上第一回。一般而言，選擇「非正式會晤」避開了諸多程序性、事務性的安排，也給了兩國領導人更多的交流空間。這種會晤形式的選擇既需要領導人的私人友誼，也有助於培養和增進領導人的個人感情。習近平主席和莫迪總理的互動中，一直很注重私人友誼的增進。2014年9月習近平主席就任以來首次訪問印度時，第一站到訪莫迪故鄉古吉拉特邦。而2015年5月莫迪訪問中國時，選擇的第一站也是習近平主席故鄉西安。兩國領導人的「家鄉外交」已經傳為了中印關係史上的美談。非正式會晤既需要兩位領導人私人感情的基礎，也反映了兩國領導人希望以此提升兩國關係的發展。

三是，為什麼選擇在武漢進行非正式會晤？選擇武漢顯然是雙方深思熟慮後的選擇。將會晤地選擇在武漢而非北京，一方面是基於平等相待的考慮（否則印度國內的反對派會說莫迪是「朝拜北京」），另一方面也寄託中方對中印關係發展的期待。眾所周知，1956年毛澤東主席在暢遊長江後寫就了著名的《水調歌頭·游泳》。其中，該詞里，「……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風檣動，龜蛇靜，起宏圖。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儘管該詞原意描繪的是祖國江山的雄偉瑰麗和巨大的建設成就，另一方面該詞恰恰表達出中方對於兩國關係發展的期待。想像一下，面對煙波浩渺的東湖，中印兩國領導人在「閑庭信步」中「指點江山」，由此兩國關係「變通途」，進而「當驚世界殊」，這不正是王毅外長說的，兩國領導人「就世界格局和中印關係做出戰略判斷，引領中印關係把握大方向，樹立新目標，開創新局面」。

雖然對於武漢會晤將取得何種成果仍不明晰，但是，雙方能同意通過舉行這一會晤來改善和提升兩國關係，本身意味著雙方已經擺脫過去的陰影，兩國關係返回到了正常軌道，甚至可能經由武漢會晤實現構建穩定的中印關係的目標。

「東湖會晤」是開啟穩定的

中印關係的新起點

不過，很多人更好奇的是，究竟什麼因素，能使中印走出困局？首要的原因無疑是對兩國外交的反思。就印度而言，最重要的是它從「洞朗對峙」中看清楚其外交政策的不足。

首先，印度在大國中似乎沒有一個真正的朋友。奧巴馬時期，美印確實有著比較明確的共同戰略目標，印度擁抱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政策，意圖同美國共同平衡中國在亞太的影響力。特朗普上台後，其不確定的外交政策一度讓印度較為擔憂。「洞朗對峙」發生後，美國並沒有明確支持印度。而2017年底特朗普訪華對印度更像是一個打擊，至少讓印度看到中美關係重於印美關係。

從傳統友誼上說，俄羅斯可謂與印度關係最好的大國，但是「洞朗對峙」中俄羅斯完全沉默。印度就此問題向俄羅斯通報，但是俄方並沒有顯示支持態度。印度想要拿出印俄在2017年10月19-29日舉行「因陀羅2017」軍事演習來壯膽，但是俄羅斯外交部回答稱，這一演習是年度例行演習，早在4月份就定下來了。

如此種種，在過去一年裡，印度對自己的外交進行了調整。除了加緊與日本在安全、政治、經濟上的全方位合作外，印度還著手修復同俄羅斯的戰略夥伴關係，加強改善同南亞其他小國的關係。修復同中國的關係，更是這一調整中最重要的一環。

中印兩國也看到，需要對近年來兩國互動模式進行糾偏。事實上，2014年5月莫迪上台之初，兩國關係取得了很大突破，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加入了上海合作組織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中方同意開通乃堆拉山口作為印度官方香客的朝聖路線，中國在印度建設工業園區等等，彼此在外交上形成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但是自2016年以來，印度在加入核供應國集團（NSG）和恐怖分子列名等訴求上同中國的分歧顯現，為此印方採取了一系列「報復」措施，在敏感的領土邊界、涉藏等問題上開始搞小動作，形成了中印消極互動的趨勢。

早在2016年底，觀察家基金會研究員曼諾吉·喬什就曾告誡過印度政府，以強硬施壓的方式要中國改變在NSG問題上的立場，註定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印裔著名學者白康迪（ KantiBajpai）則在一篇評論中直言，「新德里太親美，而對華外交卻太富於進攻性」。

如果說「洞朗對峙」是近年來中印兩國關係的最低點，相信武漢的「東湖會晤」則會是開啟穩定的中印關係的新起點。暫且不論這場會晤的具體成果是什麼，單就兩國領導人能夠在「閑庭信步」中「縱論天下」，就足以表明，中印關係已經擺脫「洞朗對峙」的困局了。

（作者林民旺系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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