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拉尼奧《文學與流亡》
根據Natasha Wimmer英譯本
Between Parentheses
企鵝圖書，2011版翻譯
Nowhereman/翻譯
我受邀談論流亡（exile）。我收到的邀請是英文的，而我不會說英語。我曾經，或者我認為我的確是，或者至少是曾經在我的青少年時期，認為我閱讀英文和西語讀得一樣好，或一樣糟。悲傷的是，那段時間過去了。我無法閱讀英語。通過我從信中收集到的一些東西來看，我覺得我應該是要談論一下流亡。文學和流亡。但是，最可能的是我完全弄錯了，可是，想想吧，這可能確實也是一個優勢，因為我不相信流亡，尤其是當它和「文學」這個詞相鄰的時候。
我應該直接說出來，和你們在這裡一起慶祝維也納是我的榮幸。於我而言，維也納和文學、和同我親近並以和我同樣的方式理解流亡——即是說，作為生命，或者作為對待生命的態度——的一些人的生命緊密聯繫在一起。在1978年，也許是1979年，墨西哥詩人馬里奧.聖地亞哥（Mario Santiago）在他回以色列的路上在這裡待了幾天。正如他自己說的那樣，一天，警察逮捕了他，然後他就被驅逐了。驅逐令命令他在1984年之前不得回到奧地利，這個日期對他很重要，也很好笑，而今天，它也以同樣的方式觸動了我。喬治.奧威爾並不只是二十世紀的偉大作家之一，他也是第一個且最重要的好人，一個勇敢的人。馬里奧也是如此，回到距今已遠的1978或者1979年，像那樣從奧地利被驅逐似乎很好笑，被禁止涉足奧地利六年直到小說所指的日期【指奧威爾的《1984》——譯註】——這個日期對於許多人來說是人類的恥辱、黑暗和道德崩潰的象徵——才解除的懲罰似乎也很好笑。這裡，不管這個日期的重要性，也不管這個隱藏信息：命運（或者說機運，甚至是更兇猛的野獸）遣送了墨西哥詩人，也通過他遣送了我。我們能討論或回到流亡或者放逐這個可能的主題：奧地利內政部，或者奧地利警方，或者奧地利安全服務部提出了驅逐令，並把我的朋友馬里奧.聖地亞哥關進了監獄、關進了無人之地，坦白說這在西語里聽上去比在英語里更好一點，因為在西語里，tierra de nadie（無人之地）恰恰意味著荒地、死亡之地、沒有任何生命的土地，而在英語里這卻僅僅意味著沒有人的地方，但卻有其他生物，動物或者昆蟲，它們使這個地方沒那麼糟糕，我不是說它很好，但是卻比西語里的意思要好太多，雖然，我對這兩個用詞的理解可能受到了我日益加深的對英語和西語的無知的影響（tierra de nadie這個用詞並不在西班牙皇家學院的字典里，這毫不令人驚訝；不過也可能是我遺漏了它）。
但重點是我的墨西哥朋友被驅逐了，並被放到了無人之地。我想像了那個場景：一些奧地利職員在馬里奧的護照上用無法擦去的印跡蓋了一個戳，這個印跡意味著他直到奧威爾的命運般的日期之前都不能踏上奧地利的土地，然後他們把他放到了火車上，帶著一張由奧地利政府支付的免費船票，用船送他去暫時流亡，或者是確定的為期五年的放逐，這一切都在我的朋友——如果他如此渴望的話——能申請一張簽證，並且再一次走在維也納可愛的街道上的最後日子中發生。如果馬里奧.聖地亞哥是薩爾茨堡音樂節的信徒，那麼他一定會帶著眼淚離開奧地利。但是馬里奧從來不是薩爾茨堡的信徒。他上了火車，直到巴黎才下來，在巴黎生活了幾個月之後，他乘飛機去了墨西哥，當那命運般的或者快樂的——這取決於你怎麼看它——1984年到來的時候，馬里奧仍住在墨西哥，並在那裡寫一些沒人想出版的詩歌，這些詩歌也許是二十世紀晚期最好的墨西哥詩歌，他遭遇車禍，他旅行，他墜入愛河，他有了孩子，他過得好或不好，那種生活總是遠離墨西哥的權力中心，在1998年，他在朦朧中被汽車撞倒，汽車開走了，而馬里奧躺在街上孤獨地死去，那是晚上，墨西哥城邊遠的街區之一，這是一個在其歷史的某個點上曾是天堂而如今乃是地獄（但卻不是任何地獄）的城市——一個馬克斯兄弟【美國早期喜劇團體，人稱無政府主義四賤客——譯註】、居伊.德波【國際情境主義創始人、法國哲學家、電影導演——譯註】、山姆.佩金法（Sam Peckinpah）【美國導演——譯註】的特殊地獄，或者用其他話說就是最獨特的地獄——這就是馬里奧死掉的地方，這是詩人死去的方式，無意識，無身份，這意味著當一輛救護車來到他破碎的軀體邊的時候，無人知道他是誰，那屍體在陳屍所躺了很多天，沒有家人認領，在這說明與揭露的最後，這是一種底片顯影，我是說，就像照相底片，這也是在拉美的我們生命的故事。在許多未被解決的事情之間，其中之一就是回到維也納，回到奧地利，這個奧地利對我來說不言而喻，它不是海德爾（Haider）【奧地利新納粹政治家——譯註】的奧地利，而是反對海德爾的年輕人的奧地利，是上街抗議者的奧地利，是馬里奧.聖地亞哥的奧地利，這個墨西哥詩人在1978年從奧地利被驅逐，並被禁止回到奧地利直到1984年，這也就是說，從奧地利被放逐到了廣闊世界的無人之地，不過，他不關心奧地利、墨西哥、美國、令人高興已解體的蘇聯、智利和中國，因為他不相信國家，他唯一尊重的邊境是夢的邊境，冷漠與愛的迷霧邊境，勇氣與恐懼的邊境，道德的金色邊境。
現在，我想我已經說了所有我對於文學和流亡或者文學和放逐要說的東西，但是，我收到的信很長很詳細，它強調我應該講上二十分鐘，我確定的是你們中沒人會感謝我，我也確定這於我會是一種折磨，尤其是因為我不確定我是否正確閱讀了這令人苦惱的信，也是因為我總是相信最好的演講總是簡短的。文學與流亡，我想，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是放在機運手中的我們的命運。「我不必離開我的房子去看世界」《道德經》說【疑為《道德經》第四十七章「不出戶知天下」——譯註】，不過，甚至是一個人不出門的時候，流亡與放逐也會讓自己從一開始就被感受到。卡夫卡的傑作，是二十世紀最有啟發性的、最可怕的（也是最謙遜的）東西，它耗盡一切地證明了這一點。當然，一個副歌在整個歐洲都被聽到了，它是流亡之苦的副歌，一首由抱怨和慟哭譜寫的樂曲，一個令人困惑的鄉愁。一個人能夠為自己差點死掉的地方感到鄉愁嗎？一個人會懷念貧窮、無法忍受之苦、傲慢和不正義嗎？這個副歌被拉美人吟唱，也被來自其他貧窮或者受創傷之地的作家所吟唱，它在回到本土的時候強調了鄉愁，於我而言，這歌聽上去總是像一個謊言。書是真正作家的唯一家園，這書也許在書架上，或者在記憶里。政治家能夠且應該感受鄉愁。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要在國外發跡太困難了。工人既不能也不應該如此：他的手就是他的家園。
所以，是誰唱了這個令人討厭的思鄉之歌？最初幾次我聽到這個的時候，我想是在受虐狂那裡。如果你被關在泰國的監獄裡，而你是瑞士人，那麼你自然想在瑞士的監獄裡服刑。相反——換言之，如果你是一個被關在瑞士的泰國人，那麼你就仍然想要在泰國的監獄裡服完你剩下的刑期——則不是自然的，除非不合常理的鄉愁被孤獨所統治。孤獨當然能夠製造同常識或實際無關的慾望。但是，我正在談論作家，或者換言之，是在談論我自己，所以我能說我的家園由我的兒子和我的書組成。在兩次劇烈的、災難性的變動中，被我兩次遺失的書的合集們被我耐心地重新找到。在這一點上，談論書，我情不自禁會想起尼卡諾.帕拉（Nicanor Parra）的一首詩歌，一首在文學討論中遲早派的上用場的詩，尤其是智利文學和流亡或放逐的討論。這首詩以關於四位偉大的智利詩人的觀點開頭，這是一個徹徹底底的智利式爭論，任何非智利人（換言之，地球上99.99%的的文學評論家）都禮貌地、且在某種程度上疲倦地無視了它。那些人說這四位偉大的智利詩人是加布里埃拉.米思特拉爾（Gabriela Mistral）、巴布洛.聶魯達（Pablo Neruda）、文森特.維多弗洛（Vicente Huidobro）和巴布洛.德.洛卡（Pablo de Rokha）；其他人則說是聶魯達、帕拉、維多弗洛和米斯特拉爾；根本上說，順序不同取決於其來源，但是，這總是四個椅子和五個詩人，當邏輯僅僅是談論五位偉大的智利詩人，而不是四位的時候。於是就有了帕拉的詩歌，它是這樣的：
智利的四位偉大作家
是三個：
阿隆索.德.埃爾希利亞和魯本.達里奧
如你所知，阿隆索.德.埃爾希利亞（Alonso de Ercilla）是個西班牙士兵，高貴且時髦，他在殖民戰爭中反抗阿洛科人，他一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卡斯蒂利亞（Castilla）就寫了《阿拉烏咖那（La Araucana）》，這對於智利人來說就是我們的奠基小說，對於詩歌和歷史愛好者來說是一本精彩的書，充滿了勇氣與慷慨。魯本.達里奧（Ruben Dario），如你所知，且如果你不知道那這也沒關係——我們所知甚少，甚至關於我們自己也是如此——他是現代主義的創始人，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西語詩人之一，大概是最重要的了，他這個詩人生於1867年的尼加拉瓜，死於1916年的尼加拉瓜，他在十九世紀末到達智利，在那裡，他結交了很多好朋友，讀了很多好書，但在那裡，他也被當作一個印第安人，或者是被一個總是吹噓自己百分之一百屬於白人的智利統治階級的人當作小黑人（cabecita negra）。所以，當帕拉說最棒的智利詩人是埃爾西利亞和達里奧——他們都在智利待了一段時間，並且在那裡擁有了形成性經歷（阿隆索.德.埃爾希利亞是在戰時，而達里奧則是在畫室進行小規模爭論），他們在智利寫作，關於智利，用的是智利通用語——時，帕拉是在訴說真相，而且他不僅僅解決了迄今為止關於四個偉人的無聊問題，也提出了新的問題，開闢了新的道路，同時，他的詩歌或者作品（帕拉把它們叫做這些短小的文本），是維多弗洛詩歌的變奏或幽默諷刺，詩句如下：
四個基點
是三個：
南方和北方
維多弗洛的詩歌是精彩的，我很喜歡——即空想的詩句，就像他的很多詩歌那樣——但是，我更喜歡帕拉的變奏/幽默諷刺。它就像一個再次打開我們眼界、將廢話從我們智利人中刪掉的爆炸裝置。正如維多弗洛設想的那樣，它是開發了第四維度的詩歌，但卻是國民意識的第四維度，雖然第一眼看來這似乎是個玩笑，它也的確是個玩笑，但在第二眼看來它就被揭示為一份人權宣言。它是一首訴說真相的詩歌，至少對我們悔悟了的、辛勤工作的智利人來說是這樣，換言之，我們的四位偉大詩人就是埃爾西利亞和達里奧，前者1594年死於他的出生地卡斯蒂利亞，他的一生是徹底的漫遊者的一生（他是菲利浦二世的男侍者，遊歷了歐洲，隨後在智利被埃爾德勒特管治，在秘魯被加西亞.胡塔多.德.門德薩管），後者則在1916年（在特拉克爾Trakl死後兩年）死於他的出生地尼加拉瓜，他生前完全在國外生活。
既然我提到了特拉克爾，就讓我離題一下，因為我突然想到，當特拉克爾放棄學業去當一個藥劑師學徒的時候——在他十八歲這個溫柔但不再天真的年紀——，他也選擇了流亡（並且是自然而然地選擇了流亡），因為在十八歲當一個藥劑師就是一種流亡，正如藥物上癮是一種流亡，而亂倫是另一種流亡，正如古希臘人所理解的那樣。所以我們有達里奧，我們有埃爾西利亞，他們是四個偉大的智利詩人，而我們從帕拉的詩歌所教給我們的東西（這裡面我們並不擁有達里奧或者埃爾西利亞）中得到的第一個事情就是我們不能佔有他們，而只能閱讀他們，這足夠了。
帕拉的詩歌教給我們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民族主義是卑鄙的，它會因自己的重量而坍塌。如果「因自己的重量而坍塌」這個表達對你來說沒有意義，那麼就想像一座由大便做成的雕塑沉入沙漠的樣子：好了，這就是因自己的重量而坍塌的意思。帕拉詩歌教給我們的第三件事情是我們的兩個最好的詩人（智利最好的詩人）也許是一個西班牙人和一個尼加拉瓜人——一個作為士兵和具有求知慾的人，另一個作為一個移民、一個身無分文想要為自己贏得名聲的年輕人——他們穿過了南方的土地，但卻不想留在那裡，也不想成為一個偉大的智利詩人，而只是兩個人，兩個漫遊者。現在我可以說，我關於文學和流亡或者文學和放逐所想的東西是清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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