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看第一次世界大戰

撰文：歐陽哲生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20世紀世界一系列重大事件的開端。它不僅在戰爭規模上涉及世界主要國家，而且在戰爭投入上第一次使用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戰。戰爭以濃縮的景觀將各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外交反映在戰場上。世界面貌因此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戰爭初始到戰爭落幕，人們對這場戰爭的評論、反省和爭議就連綿不斷，不絕於史。

一戰爆發之時，中國國內朝野上下熱切關注，各方輿論競相報道、各大政黨紛紛組織歐事研究會，追蹤戰局的發展。國人意識到這是中國可能重新返回國際舞台的一次機遇。嚴復早年赴英留學學習海軍，供職北洋水師學堂二十載，對戰爭自然有其職業軍人的敏感；他又是同時代最具國際視野和世界眼光的思想家，國人對世界形勢的把握常常依賴於他的判斷。嚴復軍人加思想家的雙重身份，加上他身為總統外交顧問，公幹私趣集於一身，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觀察、評斷為我們留下了那個時代一份重要思想文獻，其見解確有超乎常人、頗具眼光的洞見。同時代思想家(如孫中山、梁啟超、陳獨秀等)對第一次世界大戰雖亦有評述，但大都是零星、片斷的，幾無像嚴復這樣對戰爭進程和當時世界變局的評判，留下了較為完整的文獻材料。過去雖有論者注意到這份文獻的寶貴思想價值，並加以論述，但仍有相當值得討論的空間。本文主要是從嚴復對一戰進程之觀察及與中國之關聯這一側面，探討嚴復第一次世界大戰觀的思想價值和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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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解析一戰前期戰局

時人習稱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歐戰」。嚴復觀察歐戰前期的材料主要存留於《居仁日覽》和私人書札中。

《居仁日覽》是進呈時任總統袁世凱日常閱讀、了解國內外情勢的讀物。我們現見的《居仁日覽》，輯入《袁世凱史料叢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這部《居仁日覽》編輯的時間跨度從民國四年(1915年)1月日至2月28日，內容多為取材古典史書(如《資治通鑒》)有關歷代治國方略一類的故事，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並無關涉。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國人被這場突如其來的戰爭所震懾。嚴復以其敏銳的眼光，開始關注戰爭的進程。嚴復與《居仁日覽》之關聯，有二條線索可循：一條是1915年4月21日嚴復致熊純如一信，信內提及：「報載復與馬、伍諸公，翻譯進呈之事卻非虛語。日來正辦《歐戰緣起》，以示此老也。」此處所提譯呈《歐戰緣起》，正是供袁世凱閱讀的《居仁日覽》。另一條是1915年8月5日嚴復致信熊純如，再次透露：「復自歐戰開戰以來，於各國勝負進止，最為留神，一日十二時，大抵六時看西報及新出雜誌也。」信至此留有按語：「按：每摘要論述，送公府備覽，積年余，至數萬言，取名《居仁日覽》，俱未留稿。」可見，嚴復譯呈《居仁日覽》與歐戰有關，探討戰局之進程是袁世凱交代給嚴復的一項任務。此前，袁世凱任命嚴復為外交顧問，此事產復與熊純如信中曾提及，然歐戰爆發前夕，因「無事見顧」，故已停止支薪。

我們現見嚴復譯呈的《居仁日覽》共有七篇，其中《嚴複合集》第五冊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三篇。北大圖書館藏有三篇。黃克武先生在上海圖書館新發現一篇。其篇目如下：

1.《泰晤士今戰史——歐戰緣起第一》(上海圖書館收藏）

2.《日耳曼開戰兵略第二》(《嚴複合集》第五冊已刊)

3.《書後》(北大圖書館收)

4.《英國軍械大臣來德佐治在滿哲沙勸諭工人演說》(北大圖書館收藏）

5.《英人狄侖論今戰財政》(北大圖書館收藏)

6.《希臘前相文尼芝祿上希臘王書》(《嚴複合集》第五冊已刊)

7.《美人宣告德國近情》(《嚴複合集》第五冊已刊)

北大圖書館保存的三篇《居仁日覽》，文前都有一行「中華民國四年嚴復譯呈」，文後留有袁世凱手批「閱」字樣。黃克武先生通過檢索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電子資料庫《泰晤士報》、《紐約時報》，發現上述文章的出處：第一、二篇原作出自 The Times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War(《泰晤士報戰爭圖史》)，為該書的第一、二章。1914年8月25日《泰晤士報》刊出第一部分，即第一、二章。第三篇出自1915年5月13日第9版《泰晴上報》的A Record of Infamy(《一個邪惡的紀錄》)。第四篇出自1915年6月4日《泰晤士報》的A Workshop War,The Crying Need for Shells,Plain Words Emocracy from Mr.Lloyd George,and Compulsion。第六篇出自1915年4月21日倫敦《每日記事報》( The Daily Chronicle)的 Venizelous』s Statement to King Constantine。文章原刊自英文報紙，這些文章基本上反映了英國的立場，時間範圍約在1915年4月至6月。從嚴復翻譯所選材料的原始出處看，他對戰爭的觀察材料實際取材於英國，嚴複本人實際也是選擇站在協約國一邊。

嚴得選譯這些文章，一如過去他翻譯西方經典一樣，都有其明確的用意。《泰晤士今戰史——歐戰緣起第一》、《日耳曼開戰兵略第二》兩篇是介紹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的歷史原因和開戰之初德軍猛烈推進的進程。《書後》一文系揭露德軍侵人比利時殘酷殺戮的暴虐行徑，明顯帶有譴責德軍之意。《英人狄侖論今戰財政》一文較長，共有十二節：德人之金戰、法人財政之見絀、俄人之倉遽、三國協助財政於巴黎、俄之酒禁、俄國禁酒之效果、巴黎三國財政協商之決議、英法之所以助俄、俄之谷麥能輸出乎、俄與瑞典之兵費、勃牙力與其政府、德人何故而助勃。這篇文章有助人們了解戰爭各方財力及其相互關係。嚴複分析一戰參戰各國，頗為注重各國的資源、財力比較，這是他分析戰況的重要依據，此文足資參考。《希臘前相文尼芝祿上希臘王書》一文則可能借文尼芝祿上書要求放棄中立，對德、奧盟國塞爾維亞宣戰一事，暗示中國應取法此舉。

嚴復平時保有閱讀英文報刊的習慣，他對中文報紙自有成見。對此，他並不隱諱，自謂：「復向於報章，舍英文報外，不甚寓目，北京諸報，實無一佳，必不得已，《亞細亞報》或稍勝也。」他還說：「中國南北報紙，皆屬機關。《亞細亞報》自經政府利用之後，所謀失敗，信用自屬全無；面《順天時報》，又系日本機關，此時專以傾袁為目的，欲求紀載較實，議論較正者，殆絕無也。」顯然，嚴復對中文報刊持不信任的態度。《居仁日覽》是供總統平時閱覽的讀物，實相當於今日《參考消息》，自然對總統決策可以發生重要影響，甚或是其制訂政策的重要理據。只是歐戰前期，因中國並沒有捲入，嚴譯《居仁日覽》只不過是「內部參考」而已。嚴譯《居仁日覽》是否還有其他未發現的篇目，仍有待考查。

除了《居仁日覽》，嚴復在私人書信往來中，也常發表對第一世界大戰觀察的意見。開戰伊始，嚴復即跟蹤戰局，1914年8月29日他致信庄蘊寬，對戰爭可能的結局作了預測：

此次世界戰端一起，進出口貨物交往當有隔礙。以德奧之強，初戰當能與協約國以盛勢。然彼國資源遠遠遜英法美，如戰局久持，德奧必遭敗北，可斷言也。

從所控資源的角度比較戰爭雙方的實力。得出德奧終究不敵英法美的結論，這是嚴復深具眼力的遠見。

1914年9月24日，嚴復在給熊純如的信中，對戰爭雙方實力作了精闢分析，他以為此時佔住優勢的德國終將不敵英國：

乃不幸月余以來，歐洲大局，忽覯燎原，其影響之大，殆非歷史上所能夢見，以此中國舍自盡其力而外，別無可為，或亂或治，或亡或存，殆非夕之談所能盡也。

德意志聯邦，自千八百七十年來，可謂放一異彩，不獨兵事船械事事見長，起奪英、法之席;而國民學術，如醫、如商、如農、如哲學、如物理、如教育，皆極精進。乃不幸居於驕王之下，輕用其民，以與四五列強為戰，而所奉之辭，又多漏義，不為人類之所通韙。……顧計所不及者，英人之助比、法也，列日之致死為抗也，奧人之節節失敗也。至於今，曩所期於半月十日之目的，乃遙遙而猶未達(謂巴黎之破)，而比、法乃皆遷都矣，英人則節節為持久之畫，疏通後路，維持海權，聯合三國，不許單獨媾和……大抵德人之病，在能實力而不能虛心，故德、英皆驕國也。德人之驕，益以制悍;英人之驕，濟以沉鷙，由是觀之，最後擅場，可預計矣。

既肯定德國自1870年統一以來所取得的現代化成就，又指出其輕率發兵，與多國開戰為不智之舉;對英、法作持久戰之計樂觀以待。

1914年10月23日，嚴復致信熊純如，言及歐戰情形，斷言協約國絕不會屈服於德國，戰期可能因此拖長：

盤瓦爾之破，足征德人炮械之精，士卒之練。英、法逢此強對，提心弔膽，正未知何日可告急息爭也。德之君民搏心壹志者，三十餘年，決以武力與列強相見，可謂壯矣。獨惜所敵過眾，恐舉鼎者，終至絕臏。吾輩試思，國若英、法、俄者，豈能中途折服，以俯首帖耳受戰勝者之條件乎?是以德人每勝，則戰事愈以延長，此固斷然可知者耳。

1915年8月5日嚴復致信熊純如，對德、英、法三國的狀況作了分析：

德意志國為之強，國可謂生民以來所未有，東西兩面敵三最強國矣。而比塞雖小，要非可輕，顧開戰十閱月，民命則死傷以兆計，每日戰費不在百萬鎊以下，來頭勇猛，覆比入法，累敗俄人，至今雖巴黎未破，喀來未通，東則瓦騷尚為俄守……海上無一國徽，殖民諸地十亡七八，然而一厚集兵力，則盡復奧所亡地，俄人退讓，日憂戰線之中絕，比境法北之間聯軍動必以數千傷亡，易區區數基羅之地，所謂死齚不得入尺寸者也。不獨直抵柏林，雖有聖者，不能計其期日，即此法北肅清，比地收復，正未易言。英人於初起時，除一二兵家，如羅勃、吉清納外，大抵以為易與，至令始舉國憂竦，念以全力注之，尚不知最後之效果為何若也。於政治則變政黨之內閣，而為會同;于軍械子葯則易榴彈，以為高炸。取締工黨，向之以八時工作者，至今乃十一時，男子衽兵革，婦女職廠工，國債三舉，數逾千兆鎊，而猶若未充。……法之政府於平日軍儲，必不弛然怠缺如去歲明矣。且由此而知，國之強弱無定形，得能者為之教訓生聚組織綢繆，百年之中，由極弱可以為巨霸。

德國東西兩面受敵、殖民地盡失;英國調整內部，全力投入戰爭，實力倍增。戰爭形勢正朝著不利於德國的方向發展。

隨著戰爭的激烈進行，雙方進入相持階段。嚴復仍不看好德國之「霸權」，以為德之財力不敵英、法：

歐戰行又經年，自瓦薩之破，巴爾幹諸邦全體震動。勃、希兩國，民則向衡，君則私縱，遂演成今日之局。達智尼海峽，英法攻之，不能即下，死傷近十餘萬人，此自常智觀之，未有不以德、奧為得手矣。顧以仆策之，則今日之事，其解決不在戰陳交綏之中，而必以財政兵眾之數為最後。英法之海軍未熸，而財力猶足以相待，則中央得手，徒以延長戰禍，而中心點漸以東行而已。勝利終歸何方，尚難以一言決也。冬日必無兵事可言，明歲春夏，殆其時矣。總之，今之戰事，非同昔比，英、德兩系，必有一亡，而長短在所不論。平意觀之，德之霸權，終當屈於財權之下，姑先言之，賢者留為後驗可耳!

嚴復對戰況的點評、把握，準確到位。

綜覽嚴復上述對一戰前期的評論，他自始即對英、法終將戰勝德國抱持信心，這一看法既是他站在英國一邊的立場使然，也與他對英、法、德三國實力的認識有關。當時持嚴復這種觀點的中國學人可謂風毛麟角，絕大多數學人都看好德國的實力和優勢，梁啟超、陳獨秀即是這方面的代表。徐國剛先生論及「大戰的爆發與中國的反應」時注意到這方面的情形：「陳獨秀在《新青年》1916年第1期的開篇文章里預言德國在這個新年裡有可能取勝。梁啟超最初也認為德國必勝。他在1914年寫道，德國擁有良好的社會秩序和優勢的士兵，而最重要的是德國全國上下為了戰爭能夠眾志成城。梁啟超甚至認為，』彼德國者，實今世國家之模範，使德而敗，則歷史上進化原則，自今可以摧棄矣』。德國在中國軍人當中有強大的影響，那些曾在歐洲以及日本受過訓練的軍官都深信德國的武力是不可戰勝的。」顯然，梁啟超、陳獨秀對歐洲各交戰國的實力和資源缺乏真正內行的了解。除了譯呈《居仁日覽》，與朋友書信往來時加議論外，嚴復有關一戰的言論幾不見諸報端。用他自己的話說：「所懷萬端，不能宜露，聊為足下言之如此。」這可能與嚴復當時總統外交顧問的身份容易引起外界猜測、聯想有關。在外交問題上，他對外界輿論持頗為謹慎、戒備的態度。1915年底至1916年上半年，袁世凱從醞釀帝制到公開稱帝，再到取消帝制，中國政局經歷了巨大的動蕩。嚴復身陷國內政治激渦之中，不情願地被拉進了「籌安會」，因此似轉移了他的注意力。在這半年裡，可能因身陷國內政局的困擾，嚴復除了對日本動向的觀察發表看法外，幾乎沒有留下有關對第一世界大戰和外界的觀察記錄或評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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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透視一戰後期世界變局

1916年6月6日，在全國人民的一片倒袁聲浪中，袁世凱氣急病，嚴復以一首《哭項城歸梓》表達自己對這位密友加上司去世的感傷情懷。中國政局隨後發生重大變動，嚴復因列名「籌安會」，一度盛傳為帝制「禍首」，後經李經羲替之說情，才從禍首名單中剔除。雖未被追究，嚴復卻從此離開了政治核心圈。1916年10月25日嚴復致信熊純如，嘆謂「邇來脫身政界，生事頗苦窘乏，長此以往，行為庚癸之呼，顧亦只得聽之而已。」字裡行間流露出低落之情緒。然其心未泯，對世局時借《公言報》加以評論。有的學者認定197年2月10日至5月21日《公言報》所載以「地雷」筆名發表的十四篇文章即為嚴復所寫，此說是否成立，仍待確證。不過，在嚴復與熊純如等私人往來書札中，一戰戰況和世界形勢仍是他常道及的主題。

到1917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戰實已進入後期。對中國來說，面臨兩大向題，一是如何處理對德外交。是維持與德外交關係。嚴守中立，還是對德絕交?二是俄羅斯發生革命。對這一歷史性的變化如何評價?在這兩個問題上，嚴復都給予了自己的回答。

1. 對德外交

對德宣戰不是一個容易做出的決策，這不僅因當時德國對華政策比較友好，故許多人對德國懷有好感，而上且在華的德國人大肆活動，對當政者有一定影響力。

1917年2月28日嚴複寫信給熊純如，明確主張對德斷交：「辰下京中有三大問題：一曰復辟，二曰中德斷交，三日改組內閣。」「至其二問題，鄙人則主張加入協約，曾於《公言報》著論一首，即持此義。但政府抗議後，在中國境內德人極為恐慌，益出死力向各當路遊說，政府中人於歐洲兵事向少宣究，易為游言所感，恐亦不能有貫徹之主張，後此外交將至一無所得，兩不討好，甚可嘆也!」「歐洲戰事日烈，德自協約國拒其和議後，乃以潛水艇為最後圖窮之匕首。……此時中國，如有能者把舵，乘機利用，雖不稱霸，可以長存，假其時機坐失，則受人處分之後，能否成國。正未可知。」以為若坐失對德宣戰良機，甚或「一無所得，兩不討好」，將貽害無窮。

1917年3月3日嚴復致信熊純如，再談對德外交：

吾國近日外交，自不佞觀之，殆無第二策可行。蓋前之抗議，明言德若潛艇政策不加限制，吾國當與絕交。今德之復文，於潛艇制限一節，已置諸不論不議之列，吾國不向第二、三步進行，前言復成何語。夫中國於膠州一事，已授德國口實，今者又起擾議，故使德人而勝，即如此中止，其執辭仇我，正與得罪到底者相等也。中道而止，又何濟乎?至於協商一面，更緣中止而開罪益深，轉不若前勿抗議之為愈矣。甚矣!暗懦之人真不足與計事也。

若察歐洲戰勢，德人乃處強弩之末。潛艇雖烈，不足制英人死命……轉眼春末夏初，西面或沙朗尼加必有劇烈戰事，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固不敢料德、奧之即敗，然以一盈一竭之理言，則最終勝負，皦然可睹。

嚴復料定德國已是強弩之末，無限制潛艇戰不過是圖窮匕見、困獸猶鬥，力主與德絕交。

3月14日，北京段祺瑞政府宣布與德絕交。此舉卻引發了府院之爭和國會各黨派之間的紛爭。身處邊緣的嚴復並不願袖手旁觀，4月5日他致信熊純如說：「本月二日美總統威爾遜親臨國會，與德已宣戰矣。而吾國走到第二步之後，忽然中止，頗聞國會中黨派尚有藉此時機，作種種顧黨人不顧國之計劃。宣戰固為正辦，然如此之政府國會，其能有益於國不反害否?真未可知。」他希望中國步美國之後，對德宣戰。4月26日他給熊純如的信中，特別提到在華德僑運動反對中國參戰情形：「加入戰團，於德本謀無關出入，而以此為大禍，而將蒙莫大損失者，乃在三四千寓華營業之德僑。此等素與吾國大賈、軍官親密，今聞有此，則其大肆運動，不問可知，其以德之勝負為喜懼，而反對加入者，皆以此耳。」張勳復辟失敗後，段祺瑞重掌政權，8月14日對德宣戰。

嚴復的意見顯然被採納。朝野主張對德絕交、宣戰者並不止嚴復一人，但在此問題上始終堅持如一的立場，嚴復則可謂代表。當時其他一些重量級人物對德宣戰態度不一，如章士釗、孫中山即力持中立說，梁啟超則主張見機行事。與這些意見相較，嚴復對德宣戰主張明顯計高一籌。

對德宣戰之意義對改變中國的國際地位不可低估，「中國通過參戰得以挽回部分國家主權，並廢除德奧庚子賠款，從而部分地洗涮掉中華民族的恥辱。儘管參戰所得沒有完全達到中國領導人最初的參戰期望，但是中國至少能夠出席戰後和平會議，從而使中國的命運引起世界的關注，並且在戰後和平會議上參與世界新秩序的創建。更何況，中國的參戰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舊的不平等條約體系：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就與冒牌的敵人德國簽署第一個平等條約。假如中國當初沒有主動參戰，那麼所有這些外交成就將無法實現」。由此可見，對德宣戰，實在是一個明智而富有前瞻性的抉擇。

2. 俄國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發生的一件大事是俄羅斯革命。嚴復對此事的進展亦頗為關注。1917年3月11日，嚴復日記載：「俄國革命開始。」3月15日又載：「俄國沙皇讓位於其弟。」4月23日記道：「俄國全部戰費至1916年底共計二十三億四千五百八十萬鎊。」顯然，這時他密切關注俄國事態的發展。

1917年4月5日嚴復致信熊純如，對俄羅斯革命首次表態：

俄之革命，有法之歷史在前，群知為戒，當不至為其已甚，使數十年禍亂相尋。其當路人比之吾國程度為高，亦不至如吾國改革後之現象。吾國現有之參、眾兩議院，半皆毫無價值之人，俄尚不然，故曰不至。但其國幅員大廣，中雜亞族，教育未遍，民多不學;皇室久為齊民所崇奉，俄皇以一身而兼教主，西人宗教觀念，比之吾國常深，此皆最難解決問題。故吾輩於其國體，一時尚難斷定。大抵獨裁新傾之際，一時與論潮熱，自是趨向極端，而以共和為職志;數時之後，見不可行，然後折中，定為立憲之君主。此是鄙意，由其歷史國情推測如此，不敢謂便成事實也。

嚴復對俄國革命的初步印象並不抱成見或敵視的態度。

隨著事態的發展，俄國革命波及中國北部邊陲，對中國社會發生影響，嚴復注意到這一情形：「歐戰自俄國革命之後，事勢遷流，幾於不可究極。詰其影響，已及吾國北陲。」「自革命以來，世界日益豪侈，軍政兩界，皆以攫利為歸，百萬之室，目為小康，問其所由，大都造業。嗟呼!無天道則亦已耳！如其有之，則往複平陂，特轉瞬耳。不見俄國今日社會黨專與資本家富官僚為仇者乎?「他開始探究指導俄國革命的社會主義理論，對之前途似猶疑不決：「俄之社會主義，能否自成風氣，正未可知。而吾國居此流之中，受東西迫拶，當成何局，雖有聖者，莫能睹其終也。」面對世界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嚴復感到沒有持守不變的真理：「故一切學說法理，今日視為玉律金科，轉眼已為蘧廬芻狗，成不可重陳之物。」對於新的思想變革，特別是俄羅斯採用共和制，嚴復則不以為然，他極力強調俄羅斯行使共和制可能產生的惡果：「俄羅斯若果用共和，後禍亦將不免，敗弱特早暮耳。」嚴復對俄國革命的抵制態度與他對國內國民黨人的立場基本一致。

此外，嚴復還重估西方文明價值。在戊戌維新以後的十餘年間，嚴復譯介西方經典八部，較為系統地向國人展示西方近代思想世界，被人們譽為傳播近世西方思想第一人。然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目睹戰爭的慘況，嚴復對於西方文明的認識開始發生變化，他重新估價西方文明的示範作用：「今所云西人之學說，其廣者，曰平等，曰自由;其狹者，曰權利，曰愛國。之四者，豈必無幸福之可言?顧使由之趨於極端，其禍過於為我兼愛與一切古所辟者，殆可決也。歐邏巴之戰，僅三年矣，種民肝腦塗地，身葬海魚以億兆計，而猶未已。橫暴殘酷，於古無聞。茲非孟子所謂率土地以食人肉歟!則尚武愛國，各奮其私，不本忠恕之效也。」嚴復以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西方文明「尚武愛國，各奮其私」一面的後果。他借英人之語重申了自己這一觀感：「西國文明，自今番歐戰，掃地遂盡。英前首相葛黎謂：此戰若不能產出永遠相安之局，十年後必當復戰，其烈且必十倍今日，而人種約略盡矣!英國看護婦迦維勒( Miss Cavell)當正命之頃，明告左右，謂：』愛國道德為不足稱，何則?以其發源於私，而不以天地之心為心故也。』此等醒世名言，必重於後。政如羅蘭夫人臨刑時對自由神謂：』幾多罪惡假汝而行也。』往聞吾國腐儒議論謂：』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類之時。』心竊以為妄語，乃今聽歐美通人議論，漸復同此，彼中研究中土文化之學者，亦日益加眾，學會書樓不一而足，其寶貴中國美術者，蟻聚蜂屯，價值千百往時，即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趨矣。」從西人熱衷研究中國文化的暗潮中，嚴復感覺到中國文化在未來世界可能顯現新的價值：「不佞垂老，親見脂(支)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已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此不獨吾言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漸覺其為如此矣。」中華文化終將有大放光彩之日。嚴復對中西文明的重新估價，常被人們解釋為向中國傳統文化的回歸，其實不過是他謀求溝通中西文化的再一次努力。嚴復作為一個跨文化人，其傾注的思想主題始終是會通中西文化，前期著力譯介工作是如此，後期對西方文明尚武、自私一面的揭露其實仍是未離其初衷。

從譴責戰爭的罪惡走向反省西方文明的缺陷，再到重新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嚴復這些對西方文明的批評言辭，與戰時在西方出現的「西方的沒落」的聲音相似。它說明東西方的思想家通過審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消極影響，對西方文明的弊病和局限有了新的認識。戰後世界範圍內出現非資本主義化的浪潮，與這一認識有著深刻的內在關聯。

3

揭露日本侵略中國之野心

一戰對日本來說是一次機遇。西方列強因傾力一戰，無暇東顧，打破了西方列強在華原有的利益均衡格局。日本正是想利用西方列強在歐洲相互廝殺之機，圖謀實現其侵吞中國、獨霸東亞的野心。因此，在軍事上、外交上日本對中國不斷施加各種壓力，以達其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初起，日本即乘德國陷身歐戰，對德宣戰，攻佔德在山東的殖民地。如何處置此事，嚴復有他的獨特看法，他並不主張輕言對日開戰：

日圍青島，占及濟南，譬彼舟流，不知所屆，顧為中國計，除是於古學宋之韓侂胄，於今學清之徐桐，則舍「忍辱負痛」四字，無他政策。夫雲山東禍烈，固也，然我不授以機，使之無所借詞，則彼雖極端野蠻，終有所限，以俟歐洲戰事告息，彼時各國協商，而後訴之公會，求最後之賠償，無論如何，當較今之不忍憤憤者為勝耳。吾豈伈伈俔俔?但謀國之事，異於謀爭，通計全盤，此時決裂，萬無一幸。第一存於財力，其次存於兵械，其次海軍，其次稍練任戰之陸旅，但有一物可以言戰者，嚴復必不忍為是言也。試問雌弱之辱，方之萬劫不復為何如，國民果有程度，則死灰之然，當尚有日，如其不然，戰而徒送國民於溝壑，誠何益乎?社會情狀，寂寂沈沈，恐此時政要其如此，無識之民，發揚蹈厲，轉害事也。

1915年1月18日，日本為謀求獨霸中國，向袁世凱政府進一步提出「二十一條」，隨後中日雙方展開秘密談判。身為袁世凱外交顧問的嚴復對當時中日秘密交涉之險惡情形十分清楚。1915年3月4日嚴復致信熊純如說：「日本於群雄戰事未解之日，要求條件，窮苛極酷，果如所請，吾國之亡，蓋無日矣!大總統於一無可恃之時，尚能善用外交，以持其弊，可謂能者。日來效果，雖秘不可知，然頗聞其不致決裂矣。」以「窮苛極酷」、「吾國之亡，蓋無日矣」表示對日本所提條件的厭惡，足顯嚴復對日本侵略野心之警覺。

二十一條

對於近代日本的崛起和它的侵華慾望，嚴復亦有深刻的分析，他認為日本在中日之爭中「未必長享勝利」，中國欲「雪恥吐氣」，非「痛除積習」不可：

倭乘群虎競命之時，將於吾國求所大欲，若競遂其畫，吾國誠破碎。顧從其終效而觀之，倭亦未必長享勝利，如此謀國，其眼光可謂短矣。倭雖島國，卅年已來，師資西法，顧所步趨，專在獨逸。甲午以還，一戰克我，再役勝俄，民之自雄，不可復遏，國中雖有明智，然在少數，不敵眾力;又國誠貧，見我席腴履豐，廓然無備，野心乃愈勃然，此我所以為最險也。雪恥吐氣，因亦有日，然非痛除積習不能，蓋雪恥必出於戰，戰必資器，器必資學，又必資財，吾人學術既不能發達，而於公中之財，人人皆有巧偷豪奪之私，如是而增國民擔負，誰復甘之?

4月21日，嚴復致信熊純如，闢謠英、法、俄三國認可日本對中國勒索之條件「實無其事」：

報紙謂日本要條件，政府逐漸承認，此亦難以過信。至謂英、法俄三國使臣，轉勸吾政府承認要求者，則實無其事。此間洋文京津時報，半系英人機關，於中日交涉，大聲疾呼，力勸政府不宜死守秘密，又痛箴日本不宜出此侵略之策。……由此觀之，歐人偏袒日本以侮吾人者，決其必無此事也。……總之，日來外間謠諑甚多。或謂日勸袁專制，即真為帝;或又謂日將逐袁，恢復帝制。朝夕百變，不可捉摸，大抵皆難深信而已。

5月6日，嚴復致信熊純如，再次提及中日交涉、英日同盟和日本之野心。提醒國人不要授日本以開戰之借口：

日本此次要求中有二說：一是欲趁此時機，使日得華，猶英得印；一是懍於白種之橫，自命可為導師，欲提挈中國，用中國民命錢財，以與白橫相抗。不知二說，實無一可。舉國成狂，而後有此。假使今番之事，彼僩然一意徑行。……則恐歐洲列強，至竟無奈彼何，而美人籍口孟祿主義，亦必退縮。然則日本求所大欲，行且逕得之歟?曰：「必不能。」彼之所為，將徒毀中國，而無所利，而數年之後，行且與中國俱亡，徒為白人增長勢力而已!至於吾國今日政策，舍「忍辱退讓」四字，亦無他路可由。妄交一鋒，浪發一彈，政皆墜其計中者也。非不知日本之兵已有六萬在吾國境。然使我處處退讓，而不允許，則不知彼將如何開戰交鋒也。

他一方面指出日本「求所大欲」必不可能，「行且與中國俱亡」，此說為後來二戰的事實所驗證;一方面指出日本強兵壓境，中國除「忍辱退讓」，別無選擇，輕言戰爭實墜日本之計。

袁世凱在與日交涉中討價還價，以爭取減小損失。5月25日，中、日雙方簽訂《中日民四條約及換文》。對於袁世凱在中日交涉中的表現，嚴復大為失望，在6月19日給熊純如的信中，從外交轉向內政，稱袁世凱不過為「一才督撫」：

中國之弱，其原因不止一端，而坐國人之暗，人才之乏為最重。中倭交涉，所謂權兩禍而取其輕，無所謂當否，第五項一時似不至再行提議，但若政府長此終古，一二年後，正難言不與敵以間隙耳。大總統固為一時之傑，然極其能事，不過舊日帝制時，一才督撫耳!欲與列強相抗衡，則太乏科哲知識，太無世界眼光，又過欲以人從己，不欲以己從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滿意處甚多，望其轉移風俗，奠固邦基，鳴呼!非其選爾。顧居今之日，平情而論，於新舊兩派之中，求當元首之任，而勝項城者，誰乎?此固事之所以重可嘆也。

信中所提「第五項」(第五號)大概是指最為苛刻的、被袁世凱視為亡國條件的條款，如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財政、軍事等顧問，中日合辦警察，在福建省內籌辦鐵路、礦山如需外國資本之時，先與日本協議等內容。這一條款經中國代表交涉，日本後來撤回。嚴復在此信中對袁世凱的不滿溢於言表。嚴復後來雖被楊度等人強邀拉進「籌安會」，但在袁世凱復辟帝制時，始終消極無為，實際表現了他對袁世凱稱帝不合作的態度，這大概與其不看好袁世凱稱帝的前途有關。

4

解讀戰後國際形勢

1918 年 11 月 11 日，德國正式宣布投降，一戰終以嚴復當初預測的結局拉下帷幕。十天以後，嚴復離開天津南下，從此告別了政治中心，這也象徵著他政治生涯的結束。12 月 9 日，嚴復回到福州老家養病，在這裡度過了餘生最後三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國際上，圍繞處理戰爭遺留問題，先後召開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中國與西方列強、日本之間就如何處理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殖民地問題展開談判，這是一場新的較量。在國內，以五四運動為起點，掀起一股新的強勁的愛國浪潮。面對紛擾不安、激烈動蕩的國內外局勢，回到家鄉的嚴復，病魔纏身，仍扶病關注時局。

面對波及全國的五四愛國運動，嚴復冷眼旁觀，以為學生運動與救國無濟：

世事紛紜已極。和會散後，又益以青島問題，集矢曹、章，縱火傷人，繼以罷學，牽率罷市，政府俯殉群情，已將三金剛罷職，似可作一停頓矣。邇迺滬市有東人行毒之謠，三人市虎，往往聚毆致命，點心食物小本營生無過問者，而小民滋苦已。蘇、浙、魯、鄂相繼響應之後，最晚繼之以閩。他所學商聯合，而閩則學商界分。……咄咄學生，救國良苦，顧中國之可救與否不可知，而他日決非此種學生所能濟事者，則可決也。

他的四子嚴璿在唐山工業學校參加學生運動，嚴復致信予以斥責。嚴復自認為：「學生須勸其心勿向外為主，從古學生干預國政，自東漢太學，南宋陳東，皆無良好效果，況今日耶?」他對學生運動不以為然。由此，甚至推責蔡元培，嚴復對之亦不無微詞。稱蔡：「偏喜新理，而不識其時之未至，則人雖良士，亦與汪精衛、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諸公同歸於神經病一流而已，於世事不但無濟，且有害也。」嚴復對五四運動的這一態度，反映了當時政治上進步與保守兩派之間的深度分化。嚴復雖已離開政治(權力)中心，但他心繫北洋政府的立場並未改變。

對於上海的「三罷」，嚴復別有所解，以為背後必得歐美的「默許」，為歐美製衡日本之舉：「者(這)番上海罷市，非得歐美人默許，自無其事。而所以默許之者，亦因歐戰以還，日本勢力在遠東過於膨脹，抵制日貨，將以收回舊有商場，而暗中慫恿，以學生、康擺渡等為傀儡耳。」嚴復真正憂慮的是大正年間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再次抬頭：「日本維新以還，所步趨者德國，歐戰開場，群以德人為必勝，故外與協商聯盟，而內與德人密約。去年德敗，石破天驚，而近日其密約又為英、美人所發暴，故其處勢最難。而自大正繼統之後，國中革命之說，暗長潛滋，統用武力彈壓，又數年中因以軍械售與俄、華兩國，驟富者多，而民碞日起，老成凋謝，公德日隳。弟書中所言，殆昔之日本，非今之日本耳。」嚴復的這一看法，後為日本進一步惡化的現實所證明。

對於國內民眾拒簽巴黎和約的強大聲浪，嚴復似持保留的態度，他以為此舉將令和約給予中國的利益因此失去：

和約不簽字，恐是有害無利，蓋拒絕後，於膠濟除排閣日貨外，羌無辦法，而和約中可得利益，從而拋棄(姜漢卿反對是也)。所傷實多。此事陸專使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終不肯犧牲一己，受國不祥，為國家行一兩害擇輕之事。此自南宋以來，士大夫所以自為謀者，較諸秦繆醜諸人，為巧多矣。嗟乎!事真不可一端論也。

戰後在俄羅斯出現新興的蘇維埃，東歐社會主義運動風起雲湧，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亦隨之興起。嚴復以明末李自成、張獻忠之流比喻新興的東歐和蘇俄社會主義運動，這對國內當時匆匆做出的熱烈反應自然是潑了一盆冷水：「歐東過激黨，其宗旨行事，實與百年前革命一派絕然不同，其黨極惡平等、自由之說，以為明日黃花過時之物。所絕對把持者，破壞資產之家，與為均貧而已。殘慮暴厲，其在鄂得薩所為，報中所言，令人不忍卒讀，方之德卒入比，所為又有過矣。(其政體屬少數政治。)足下試思，如此豺狼，豈有終容於光天化日之下者耶?此如中國明季政窳，面有闖、獻，斯俄之專制末流，而結此果，真兩間劫運之所假手，其不能成事，殆可斷言。」由此可見，嚴復內心深處對「自由、平等之說」仍存一份溫情。反省歐戰時，他曾譴責這一學說所造成的流弊;面對革命的無情，他又重溫「自由、平等」之不可失缺。這種思想矛盾正是一個保守的自由主義者所處的窘況。

嚴復的上述言論，與當時進步思想界的主張確不合拍。戰後世界形勢出現了非資本主義化的新趨向，一方面是社會主義思潮洶湧澎湃，由西向東，席捲面來，中國被其影響，初步的共產主義者宗奉它自不待說，國民黨、研究系也竟相研究、評介、宣傳社會主義，談論社會主義在五四前後一時蔚然成風。另一方面，伴隨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反省，國內興起一股新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繼梁啟超發表《歐遊心影錄》、梁漱溟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後，《學衡》雜誌創刊，該刊連篇累牘地刊登嚴復與熊純如的書札，嚴復晚年思想遂成為滋補文化保守主義的重要思想資源。須加說明的是，嚴復重估中西文化的言論，早於梁啟超、梁漱溟發出，他可謂開戰後中國文化保守主義思想之先河。但不管是嚴復也好，還是二梁也罷，他們的聲音在當時強大的革命浪潮中的確是微弱的，不過是一種邊緣化的選擇。也許在人們理解他們的合理性和內在邏輯後，他們的思想價值可能得到某種程度的確認，被認可為一種富有價值的文化選擇或文化互補。

5

結語

研究嚴復，人們著力闡述他作為啟蒙思想家的歷史地位，通常重視他在晚清這一段的思想影響。對民國初年的嚴復，則將目光投射到他在國內政治生活中與國民黨人相對立的那一面，故後期嚴復的形象易讓人產生保守、負面之感，這顯然是在史壇長期佔有正統地位的「革命話語」的影響所致。但從嚴復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評述來看，他對協約國的信心，他力主對德宣戰，他對戰爭形勢的準確把握，仍有其超乎尋常的過人之見，這些對戰後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多少有所助益。嚴復的思想眼光主要來自他的西學素養和對西方的真實了解。與同時代的人物相比，嚴復堪稱是當時中國真正了解世界情勢的思想家。

一戰是人類歷史上一次空前的劫難，主戰場在歐洲，故與中國關係較少。相反，趁歐美列強捲入戰爭、無力東顧之時，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獲得新的發展機會。人們在觀顧到戰爭客觀上給中國造成的機會之外，似乎很少注意到思想家們的主觀努力和外交家們的正確抉擇。事實上，如果中國沒有及時地對德宣戰，向歐洲派出大批華工，加入戰爭的行列，戰後中國就談不上享受「戰勝國」的資格，這場戰爭對中國就可能沒有多少意義，戰後國內出現新的形勢也不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說，嚴復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觀察和決斷，自有其相當正面的價值，它實在是尋求提升中國新的國際地位的一次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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