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昌：詩過時了嗎

許多人都說中國是詩的國度，而今日的中國與詩的關係和對詩的態度是不能證明這一點的。我這樣的認識並沒有切實的證據，就是一種感覺，而我的感覺只能說對於我是真實的，並不能表明詩在今日中國的客觀實際。人到了中年，即使春心不死，也已經是青春的隔代人。這種狀況使得中年人難以、也沒有動力走進青年人的心理世界，可他們又容易主觀地認為自己是了解青春的。比如，他們自己沒有了詩的心境，便以為青年人也和他們一樣，至少會認為青年人沒有他們當年青春時的詩心。這種心理現象是值得心理學者研究的。發這通議論的我是十足的中年人了，可以貌似深刻地評論現實的主流人群也是我這樣年齡的人，由此形成的主流語境就是當今中國與詩是少有關聯的。俏皮一點說，好像詩已經過時了。

我理解詩「過時」應有以下的含義：（1）詩歌這種形式陳舊不堪，現在不招人待見了；（2）寫詩這種行為顯得幼稚，現在的人不選擇了；（3）詩的品質和時代的格調錯位了，而且時代的品質佔據了上風。不論我的理解是否完全，就這三種含義而言，正確的可能性是依次加大的。沒有理由說詩歌這種形式已成發霉的乳酪，畢竟千萬的人仍然鍾情於自由的想像和旋律的和諧。但是，我們卻能在一定的程度上說，現實中的很多人會覺得寫詩這種行為即使基於浪漫，也是與幼稚同在的，好端端的人，誰會寫詩呢？這樣一種看法顯然是飽含著成熟的，當然也流露出了直率的現實。所以相對來說，講詩的品質與時代的格調錯位更為接近本質。

詩有什麼樣的品質呢？回答這樣的問題最好不要去查找論詩的經典，還是相信我們的經驗和當前的感覺。要我說，詩籠統而言是美的。詩的美是可見的。我們不用走進它的內部，稍有一瞥，就能夠獲得視覺上的美感，其他文體顯然不具備這一優勢。如果走進詩，又能感受到情、志、景、境，統起來會是一種意，就是詩意。深入到詩背後的詩人，如果幸運，我們則能發現，是詩人的質樸的心性、細膩的情感、無羈的思維，共同創造了詩獨特的美。由於詩人會把自己的情思投射到詩中，因而詩的品質也就是變了形的詩人的品質，即質樸、細膩和無羈。

對我們的時代，真是一言難盡。借用狄更斯的一句話，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理性地說，這個時代的好和壞其實是一回事，無非是一種事實的「雙刃劍」特徵在我們的時代表現得淋漓盡致。這是一個變革的時代，追求正當的行為尚無結果，被視為不正當的行為依然存在，更有趣的是，正當在我們的時代不只有一個意義，多元和相對已經成為不同力量間妥協之後的共同原則。在這樣的時代，人們不會執著於唯一的真理，且可為自己的錯誤輕而易舉地找到堂皇的理由。聽起來，我們很像爬行在一個出英豪的時代，然而爬行著的人們恐怕需要卓絕的智慧才可能身心安泰，對於平凡的人們，「現實」才是他們明智的選擇。

這樣的時代能夠有詩嗎？依我看，可以有，也當然有。對於這個時代，若有喜歡，可以有讚美詩，若有無奈，可以寫幽怨詩，即使是有憤怒，也可以寫刀火一般的詩。詩源於情被觸動，什麼樣的情都能轉化為詩的形式。恰好有資料說，1851年8月25日，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把古羅馬詩人尤維納利斯一首諷刺詩中facit indi，atioversum（憤怒出詩作）稍作改動，成為indigna-tio facit poetam（憤怒出詩人），用以解釋一位平素沉默寡言、非常文靜的同志出於革命熱情，而突然變得能言善辯、慷慨陳詞。我們可以推知，什麼樣的情緒都能是詩的源泉。自然，我們的時代無論如何，總能牽動我們的情緒，沒有了詩，只能說我們沒有了寫詩的能力和心境，怎能責怪這個時代呢？

可是，當我們反思寫詩的能力和心境的現狀時，又會發現無法不責怪這個時代。這個時代和其他任何時代一樣是可以有詩的，但這個時代的確在消費著我們的積極情感。一定情境下的喜歡是慾望的表達，一定情境下的無奈讓心流淚，一定情境下的憤怒只能把人帶到野蠻的邊緣。我深切地感受到，多元每天在製造著人們的迷惘，相對日夜繁殖著人們精神的無主。現實中的人和事完全是合格的詩的意向，但現實的人卻無法成為詩人。這個時代的亂象，強化了人們的自保意識，而它的變動不居又蓬勃地為人們生產著不安。為了安全且尊嚴地生存，人們吃力地跟隨著時代的步伐，常常忘卻精神的自己，偶爾因疲憊而停歇，回望已成過往的崎嶇，這才流下一行行像詩一樣的淚，卻也沒寫出一行行像淚一樣的詩。

詩人不怕失落，無懼潦倒，甚至能夠背負著苦痛，但詩人無法與迷惘和無主同在。有一個腦癱的農婦余秀華紅了，因為她作為詩人被人們發現了。我能夠想像出她生理上的苦痛，比如她胃的、手指的疼痛，也能想像出她的無奈，比如她說她的身體配不上她的靈魂，但是我想像不出她的迷惘與無主。她的率真、幽默、知性、脫俗，向世人流水一樣地詮釋著自主、獨立和清醒。她無力做正常的世人，但能做正常的詩人；她病弱的肢體走不出她的稻田和兔窩，但她健壯的靈魂早已經穿越了大半個中國。現實不歡迎的她幸運地被詩神帶進了詩的王國。她沒有能力為自己創造利益，恰恰暗合了詩的無功利；她不幸地無緣躋身於眾人，反倒與詩人必需的孤獨如近水樓台。這個毋容置疑的詩人和我們表面上都在這個時代，實際上，她或者還沒有走進或者已經走出了我們的時代。

就一句「我穿越大半個中國去睡你」，便足以說明詩歌並沒有過時。如果我們都感覺到了詩在我們眼前的衰敗，如果我們間或羞於言詩，大概只能說我們這個時代不配有詩。詩是語言的奢侈，是真性情的天堂。被名韁利鎖束縛的人們，哪配享鑽石一樣的語言？為生存而與環境糾纏的人們，哪有流露真性情的機緣？

其實詩從沒有離開過我們的時代，它只是被躁狂、抑鬱、慾望、野蠻的霧霾遮蔽。當我們從外界的喧囂中脫身出來，從少有意義的忙碌中逃跑出來，或者，當我們喚醒了自我沉睡的靈魂，正好有與我們一樣的靈魂相遇、碰撞，詩，即使不依託於文字，也能夠以自由的思維、相知的默契，以豪情、以使命感的表象，在我們的閑逸、冥思、笑談中噴薄而出。如果這樣的體驗還令人神往，無論我們處於怎樣的時代，詩都會像地里的莊稼一樣，隨季節的變化而氣象萬千，又怎能過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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