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日報社劉芸:記者是什麼樣子?
2010年大學畢業後,我入職九江日報社,當記者是爸爸給我設置的夢想,他想在報紙上看到我的名字。從當上記者的第一天開始,我就打滿了雞血,覺得這個職業自帶光環。
2015年春節前夕,我採訪90歲的蘇桂英老人,老人一生坎坷,先後結過三次婚,生了17個兒女,卻都不幸夭折,在老人的破舊的房屋內,最值錢的東西就是她省吃儉用,買好的一塊墓碑和兩捆紙錢。老人孤身一人過了40多年,臨走的時候拉著我的手說,「每年過年,我都是一個人。再過幾天,又是大年三十了,好想活著的時候,有人陪我過個年啊!」。
那一年,我們不僅陪老人過了一個熱鬧的新年,還為老人募集到4萬元愛心捐款。那一年讓我最感動的畫面,是一個讀大學的男生,看了我們的新聞報道後,從北京帶著帳篷和電腦,到蘇奶奶家連了幾天的網路信號,終於在年三十晚上陪蘇奶奶在電腦上看了春節聯歡晚會。
是的,當我筆下的新聞主角得到愛心幫助時,當「記者劉芸」這四個字一次次出現在報紙上時,我開始漸漸明白,記者光環的背後是一種付出。
2014年,我從傳統媒體轉型新媒體,這三年來,我幾乎全年無休,手機從不敢關機,生怕漏掉了任何一條新聞。細心的媽媽在朋友圈看到我的工作狀態,每次都給我留言說:女兒,不要太辛苦,她甚至後悔勸我成為一名記者。
然而,前不久的一次採訪卻讓我更加堅定了做記者的心,我也更加懂得,當好一名記者,不只是為了頭頂的光環,更是因為內心的一份責任。
2017年6月24日凌晨,我的家鄉修水縣突降特大暴雨,杭口鎮6名鎮幹部驅車前往遇險的村救援,凌晨時分遭遇洪流衝擊, 3名基層幹部失聯。
聽到「程扶搖」這三個字時——我的心猛地一震,這是我的同學啊!當天下午2點多,我冒著大雨趕到受災最嚴重的杭口鎮楊坊村,也就是三名幹部的失聯地。洪水比我想像中的嚴重很多,搜尋一直沒有結果。
2013年,我的同學程扶搖,成為了大學生村官隊伍中的一員,當大家對獨生子女的責任和擔當還抱有懷疑的時候,他開始騎著摩托車走村串戶。他的朋友圈發過一張黑不溜秋的照片,那是杭口村南山突發大面積火災,他年輕體力好,沖在最前頭,四五個小時後,山火被撲滅,同事給他拍下這張滿臉是灰的照片。
就是這麼一個努力工作的程扶搖,性格開朗愛踢球會唱歌的程扶搖,被洪水沖走80個小時後,他的遺體在十多里外的修河中找到,我是第一個趕到現場的記者。我看著他的家人一個個往河裡沖,我聽到他老父親哭著喊,「扶搖,我們回家了。」我在一旁心如刀割,他和我年紀一樣大啊。扶搖的父親說:「如果再過30年,哪怕是20年,我作為父親都更能接受一些,現在的扶搖太年輕了,他的孩子太小。」
整個杭口鎮政府因為這3名幹部的失聯,氣氛都非常悲傷,採訪過程中,他們說著說著就哭了,我聽著聽著也受不了了。失聯幹部匡美建是我大伯的好友,常常來奶奶家中吃飯聊天。記得一次過年村裡下大雪,我們都在院子里玩雪,匡叔叔卻開車要走,大家問他怎麼了,他說大雪封山,偏遠的黃荊村成了孤島,鄉里打算給村裡送些油和米等食物。厚厚的積雪都快齊膝蓋了,他和村幹部每人背上30斤大米和一床棉被,徒步趕往黃荊村,他們走一段、歇幾腳,原本三十分鐘的車程,硬是走了10多個小時才到達村裡。
記憶中匡叔叔很帥,會游泳,我們曾在村口的小河裡一起玩水。而這一次遇到洪水,他卻再也沒有回來。同車獲救的人告訴我,匡叔叔在洪水來襲時對同事大喊:「往上跑,快往上跑!」這,是他留下的最後一句話!
他的女兒可可今年才10歲,想爸爸的時候她就去衣櫃翻開爸爸的衣服,然後蒙著頭大哭,她不想讓媽媽看到。可可班上的同學,在校旁的奶茶店裡寫滿了「奇蹟總會出現,你爸爸會平安歸來」的字條。
這是我職業生涯中最累的一次採訪,卻也是對責任、對生命、對親情領悟最深的一次。作為一名記者,我面對過許多生離死別,但這一次,真真切切發生在身邊的是我身邊的叔叔、同學,他們是中國大地最基層的黨員幹部,面對危險他們看的見、豁的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寫他們,想他們,淚水不時流下,打濕紙張,模糊了筆跡……
我想,這就是記者的樣子,因為責任,我們付出,因為付出,我們才對得起頭上那頂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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