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廣斥，鹽田相望」是怎樣一番場景？
原標題：「海濱廣斥，鹽田相望」是怎樣一番場景？
東吳有海鹽，志地詳班史。
漢封老濞王，鬻鹽從此始。
洞洞起小竇，引潮來作溝。
沿塘犁作田，町町橫廣疇。
漉田細而勻，砑田平又整。
田中方作池，池畔圓掘井。
井鹵自地滲，池灰自田來。
田濕泥是海，田干泥是灰。
灰干必須攤，海濕必須曬。
鹵好始煎鹽，煎鹽分有界。
北場曰沙海，南場曰鮑郎。
填引付肩販，待掣歸鹽倉。
鹵缸試鹽滷，浮沉視蓮子。
蓮子多苦心，鹽花出海水。
東南船載鹽，莫嗟上阪車。
包葦載莫盡，鹽田還有餘。
————摘自清朝海鹽詩人朱琰的詩
一
公元1910年的初夏，也就是大清王朝宣統二年的初夏，杭州灣北岸的海鹽境內，從譚仙嶺腳下沿海岸向東，在青山處折向北，延綿數十里至平湖乍浦，平展展、白茫茫的鹽田一片連著一片。陽光下，海水在鹽田裡不斷蒸發，水分子在鹽田上面蠢蠢欲動，遠遠望去，一個個忙碌的身影好似置於三四尺高的透明體內，讓人有一種亦真亦幻的感覺。顧豫亨就是這些忙碌身影中的一個。
入夏前，顧豫亨去了一趟澉浦城內的兩浙鮑郎場，他向鮑郎場鹽課大使繳了一分一厘的銀錢，領回了一張「灶戶執照」，有了這張灶戶執照，顧豫亨今年就可以煎鹽了。所謂灶戶護照，其實是一張土紙木刻印刷的紙片，寬八厘米，長二十四厘米。紙片頂端印有「灶戶執照」四個字，下面豎排印字五列，自右到左，第一列是「兩浙鮑郎場正堂」，空格後有「為遵」兩字；第二列是「旨等事今據團灶完納」；第三列是「宣統二年分灶課銀數，合給課串實收執照」；第四、五列分別是時間落款和灶戶編號。那天，顧豫亨繳錢後，鹽課大使用毛筆在執照預留的空格內填上他的名字以及所繳錢的數目，灶戶編號，最後蓋上紅色的圖章，大使在將執照遞給顧豫亨時，指著執照上的紅章字說：如有錯誤，呈明更正。顧豫亨說沒錯沒錯，就匆匆趕回了家。
顧豫亨得到的灶戶執照是第七十七號。這一年海鹽到底發出多少張灶戶執照資料沒有查到。如果把時間前推二十二年，那是大清王朝光緒二年，海鹽共發出灶戶執照三百零二張。時間過了二十二年，也許有增，也許有減。事實上，海鹽的製鹽業自進入清朝後期，呈衰減之勢，所以減的可能性很大。從清朝後期經民國漸漸衰敗，轉而到1950年，製鹽業在海鹽基本消失，儘管在1958年至1962年，政府試圖恢複製鹽，用以製造化肥，最終因海水含鹽度過低而不得不放棄。
二
領到灶戶護照的顧豫亨便忙碌起來，他把製鹽的工具，如削刀、碌扒、筱竿、夾扒、木桶、木瓢和鐵鏟統統檢查一遍，還去鹽舍檢查了煎鹽的灶鑊，確認完好可用。之後，便帶著工具來到海邊。
一年四季，夏秋冬三季，顧豫亨都是在鹽田和鹽舍里忙碌，盛夏一般二到三天可以曬一場，秋冬要四日才能曬一場。冬天，刮西北風有利於曬鹽，但凜冽的寒風在吹乾灰的同時，也吹裂了鹽場每個人的肌膚。
自古以來，海鹽的鹽民們就是這樣，不辭辛勞，不厭其煩，為生存製鹽，為國富製鹽。
海鹽的製鹽業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秦王政二十五年，在建海鹽縣時，因「海濱廣斥，鹽田相望」而取名海鹽。當年，漢高祖劉邦侄子劉濞為吳王，劉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煮海水為鹽」，富國強力，以擴張割據勢力，圖謀篡奪帝位。那時海鹽的地域大於現在的幾倍，海鹽境內的鹽場分布北至婁（如今的江蘇崑山），南至錢塘（今杭州），東臨大海，西至由拳（今嘉興）。境內有三大鹽場：鮑郞鹽場，海沙鹽場和蘆瀝鹽場。鮑郞鹽場在現今的澉浦鎮、秦山街道、通元鎮的一部分，清光緒志載：「鮑郎場，在澉浦鎮之東，東為秦望山，西為譚仙嶺，接黃灣場，南瀕海，灶舍在焉。北至運河水塘，延袤二十餘里。」海沙鹽場在現今的西塘橋街道以及武原街道東北一部分，清光緒志載：「在縣東北十八里沙腰村，自東九團之西為海鹽界，西九團之東為平湖界，直接乍浦，延袤六十餘里。南至海里許，沿海為石塘。」後來，海沙鹽場外側築了石塘，靠內側的土塘內外，灶舍林立。蘆瀝鹽場就是現今的乍浦和上海的金山，明宣德年間，平湖建縣後，蘆瀝鹽場屬平湖。
宋時，鮑郎鹽場和海沙鹽場共製鹽一十三萬二千五百五十二石六斗。明洪武至宣德五年兩場每年產鹽一萬一千七百八十九引二百六十四斤三錢，當時，一引等於四百斤。清康熙年間，兩場每年額煎七點七七萬擔。
三
鹽業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大事，所以歷朝歷代都對鹽業進行管理。
當年吳王劉濞在海鹽置司鹽校尉，以管理製鹽業。後來，漢武帝派出官員專官管鹽鐵兩業，據漢史記載，當年會稽郡只有海鹽有鹽官，「是兩浙榷鹽，實自海鹽始」，海鹽開了浙江製鹽專營的先河。唐代，當局在嘉興置鹽監，海鹽的鹽場歸嘉興鹽監監管。唐代詩人顧況在《嘉興監鹽記》中這樣寫道：「淮海閩駱，其監十焉，嘉興為首。」全國十個鹽監中，嘉興排名第一，可以說海鹽產鹽數量和質量，首屈一指。宋代，鹽官多是兼職，嘉定年間，開始設專職管理的官員。元代海鹽的鹽業隸屬兩浙都轉運鹽使。明朝設置鹽課大使，後來，清朝沿襲明朝的做法，分別在鮑郎場和海沙場設鹽課大使，負責兩場的管理，以及執照的審核和辦理，民國設鹽事長。各朝代設置的管鹽的官員雖然名稱不同，但目的和職能基本一致。
各朝代除了對官員的名稱叫法不同外，鹽場的設置也有所不同，宋代，將曬鹽、煎鹽之地稱亭場，當時鮑郎鹽場設東、南二亭，有九灶。元設團，鮑郎鹽場有十九團，海沙鹽場有二十一團。
明嘉靖鮑郎鹽場設東、西、南、北、東北五團。清光緒二年鮑郎場有二十團，一百六十一灶，海沙場有二十三團，一百四十一灶。
從漢代至明朝，曬鹽、煎鹽的鹽民與種糧的農民的戶籍是不一樣，種糧的農民叫「百姓」，曬鹽、煎鹽的鹽民叫「亭民」、「亭戶」，也叫「灶丁」、「灶戶」。清光緒二年統計，全縣從事製鹽的灶丁達到八千八百六十一人。試想，這麼多人一年產鹽的量肯定不會少。
各個朝代對鹽業的管理方式也各有不同。宋代，政府給鹽民工本費，鹽民生產出來的鹽交給政府，政府集中到庫房，再轉到市場流通。元代沿襲宋朝的辦法，「立引通商，鹽丁煎辦，給中統鈔為工本」，起先，政府給四百斤鹽的工本費是中統鈔四兩，後來，因鈔價不斷貶值，四百斤鹽給工本費漲至二十兩至二十五兩不等。明洪武初，二百斤鹽給工本費一石米。到嘉靖年間，改徵鹽折算為錢徵收，「復並改本色為折色，鹽銀半解京濟邊，半給商自赴場買鹽」。
四
時間又過去了十年，人們走進了1919年，顧豫亨還是鹽民，還在曬鹽，煎鹽。那天，他又走進鮑郎場。現在的鮑郎場的負責人已改了稱呼，不叫鹽課大使了，而是叫監事長了，顧豫亨向監事長繳了銀錢後，又領回了一張「灶課錢糧報單」的紙片，名稱改了，但性質還是一樣，他被准許曬鹽、煎鹽。
公元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一天，已經退休的海鹽博物館館長鮑翔麟散步來到海濱路綺園弄口，路邊有收賣古董的小攤，有的攤販用兩張凳子架著床板，有的乾脆在地上鋪些紙，收購舊物古董，如果碰到有想買的人，且能賺錢，他們也會出賣。在一個攤販上，鮑翔麟發現與海鹽製鹽有關的那些紙片，鮑翔麟不動聲地以每張五元的價格買了下來，並將其中的兩張捐給海鹽博物館，他知道這些證件的文化價值，它們是彰顯海鹽歷史文明的最好證據，特別是如今海鹽的製鹽業已經完全消失的情況下，這兩張憑證顯得尤其珍貴。現在，這兩片不起眼的紙片成了海鹽博物館珍貴文物，紙片以實物的形式展示了海鹽二千多年來所走過的歷史的一個重要部分，以及海鹽千年古縣的來歷，這比那些文字的描述來得更直觀，包含的內容更豐富。
圖片由海鹽縣博物館和吳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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