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煙英雄林則徐，晚年發表言論支持在國內種植罌粟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林則徐表示「鄙意亦以內地栽種罌粟，於事無妨。所恨者，內地之民嗜洋煙而不嗜土煙。」這背後又有著什麼樣的隱情？

在林則徐禁煙前，吸食鴉片成為自下而上、從販夫走卒直至王大臣的涉及到、滲透進各個階層、各種人群的時尚風習。據清李圭《鴉片事略》：「其初不過紈絝子弟習為浮靡，尚知斂戢，嗣後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置買煙具，為市日中。」他們往往茶飯不思，「竹筒呼吸連昏曉，渴可代飲飢可飽」，曾經有一位潦倒的士人，在自己的煙鋪店門前，寫過這樣一幅對聯：「三起三眠，永朝永夕；一噴一醒，如飢如渴。」可見，鴉片對上癮者荼毒之深。

煙館中吸食鴉片的煙民

鴉片問題不僅給中國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還在經濟層面導致白銀外流，進而引起通貨膨脹，使清廷財政枯竭。當時朝野上下對防止白銀外流打成一致看法，然而是否允許種植鴉片分為兩派。一派弛禁、一派嚴禁。雖然林則徐認為如兩害取其輕、民間私種鴉片比輸入鴉片更可阻止白銀外流，但當兩派較量之時，他毫不猶豫的選擇支持嚴禁派的黃爵滋，並得到道光帝的支持，前往廣東禁煙。

林則徐在廣東嚴格的完成了禁煙，然而沒有想到的是，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英法兩國不僅強迫清政府支付高額的戰爭賠款，鴉片貿易更加猖狂。據統計，嘉慶二十五年（1800年）至道光十九年，運進澳門、廣州的鴉片達到638,119箱。鴉片戰爭後，道光二十二年至道光二十九年平均每年進口33,000餘箱；道光三十年至咸豐四年增加到每年50,400餘箱；咸豐五年至咸豐九年增加到每年64,200餘箱。僅在鴉片戰爭後10年中，白銀外流量達1.5億兩以上。

在這種情勢下，弛禁派再次抬頭。就連林則徐目睹鴉片無法禁止後，亦提倡在國內廣種鴉片防止白銀外流：「鄙意亦以內地栽種罌粟於事無妨。所恨者內地之嗜洋煙而不嗜土煙，若內地果有一種芙蓉（阿芙蓉，指鴉片），勝於洋販，則孰不願買賤而食？無如知此味者，無不舍近圖遠，不能使如紹興之美醍，湖廣之錠煙，內地自相流通，如人一身血脈貫注，何礙之有？」

可見，當時以土抵洋已是大勢所趨。咸豐元年爆發的太平天國更讓清政府的財政告急。為了籌集平亂軍餉，咸豐八年，清廷對進口鴉片上稅，等於認可了進口鴉片合法化，隨之，本土鴉片種植的禁令也名存實亡。

虎門禁煙

第二次鴉片戰爭，鴉片更加暢行全國。這時的清朝廷禁煙政策已破產，已無法奢談禁煙，弛禁派徹底得勢。

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初四，上海的《申報》登載了《抑弛自種鴉片煙土禁論》的文章，提出了全面弛禁，廣泛種植、生產鴉片，課去重稅，以增加國庫收入、限制吸食的主張。指出：「鴉片煙土為禍甚烈，然果能盡弛其禁，其有益於國也亦甚多」。其一，「中國之人既已喜吸此物，反不如大弛其禁，縱民耕種，令其足供民間吸食，國家可以歲收稅銀，每年可減二千數百萬出口之銀，不歸於印度而盡存於中國，為計豈不美乎？」其二，「重增其稅，使其價日昂，不但貧民無計吸食，即富人之吸食既多，亦將吝惜而不能暢所欲為，是不禁而自禁矣，未必非化國富民之一道也。」

直隸總督李鴻章在同治十三年也奏請弛禁，以抵制洋煙的湧入。他指出，「既不能禁英商之不販洋煙，即不能禁華民之不食洋煙」，而禁止內地各省種煙，勢必使洋煙四處販賣，掠取厚利。因此，應「暫弛各省罌粟之禁，而加重洋葯之稅厘，使外洋煙土既無厚利，自不進口」，這樣「不但奪洋商利權，並可增加稅項」。由於李鴻章官高權重，所提出的主張又冠冕堂皇，似乎切實可行，因此影響很大，以至於弛禁的主張左右了政局，弛禁終於被清廷允許了。此後，鴉片從雲南一路北上東進，最終遍及全國。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