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風：鍛造統一號令、統一紀律、統一思想的鐵的團體

延安之名始出於隋，處於寶塔山、清涼山、鳳凰山三山鼎峙，延河、汾川河二水交匯之處的位置，被譽為「三秦鎖鑰，五路襟喉」。紅軍布局好幾年才拿下這個交通要道，作為回報，這塊根據地在大革命後是紅軍唯一一塊保存完整的革命根據地。此外，陝甘地區位於蘇聯、國民黨、日本三大勢力交叉點，即可接受蘇聯援助隨時開始抗日，又可免除國民黨的大規模圍剿。

從現在看，「到西北去」挽救了紅軍，在當時則引發了毛澤東與張國燾的嚴重分歧，毛澤東不得不在1935年9月率領軍團單獨北上以避免紅軍自相殘殺。堅持己見的張國燾在南方屢屢碰壁，只能掉頭北上與毛澤東回合。這無疑證明了毛澤東的成功，使其影響力向全黨擴散，並逐步向黨的最高領導位置邁進。就在此時，長期在蘇聯遙控中共的王明回國了。

「背靠大樹好乘涼」，共產國際就是王明的大樹，這讓王明與毛澤東有關是否該「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爭論中輕鬆佔據了上風。不可思議的是，毛澤東憑藉一己之力使這場拉鋸戰持續了一年多。直到1938年9月，從蘇聯回來的王稼祥代表共產國際肯定了毛澤東思想，結束了這場漫長的爭執，持續混亂的八路軍終於可以統一思想專心打仗了。只是王明不甘心失敗，以其掌控的意識形態部門向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後有可能出現偏差的擔心。

對此，毛澤東一直予以相當的容忍。然而他們在教條主義的路上越走越遠，1940年的延安充斥著「空對空」的純學理討論的空氣。令毛澤東不安的是，中共軍隊在毛澤東的整合下完成統一時，他對軍隊的控制卻相對減弱了，新四軍對王明、周恩來領導的長江局言聽計從，與毛則貌合神離。而在華北，八路軍辛苦建立的根據地卻在被日軍反覆掃蕩，新四軍的情況也步履維艱，毛澤東已決定清除王明及其背後的國際派。

1941年5月19日，布局半年的毛澤東向王明直接發起攻擊，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中，他要求徹底扭轉 1938 年後開展的學習運動的方向，同時停刊國際派的輿論陣地，王明也失去了所有可以公開露面的職務。9月，毛澤東聯合劉少奇對國際派再一次發起攻擊，以王明病重不能出席政治局會議為結束，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控制力已基本喪失，在中共政治生活上曾經發揮過重大作用的國際派已經土崩瓦解。

但毛澤東還不能停止鬥爭，多年來，王明作為俄式馬列主義在中國的代表，在中共黨內已建立起廣泛的影響。它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中共黨內普遍存在的照搬馬列原典和盲目崇拜蘇聯的氣氛。王明等人在這種氣氛下，不僅爭取到了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老幹部派的合作和支持，也嬴得了全黨的尊敬。眼下王明雖然已退出中央核心層，但還未正式繳械投降，若不乘勢打碎黨內根深蒂固的蘇聯崇拜情結，斬斷俄式馬列主義伸向中國的鬚根，一遇風吹草動，很難排除王明有挾蘇聯支持、在最高層捲土重來而獲全黨普遍擁戴之巨大危險。為了確立自己對全黨的領導權，毛澤東必須從根基摧毀王明的黨內基礎，在全黨肅清王明等俄式馬列主義的影響。

為此，毛澤東甚至借用了自由主義。1942 年的初春，毛澤東發表整頓三風的報告。各機關、學校紛紛辦起壁報，人們踴躍著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向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發起猛烈的攻擊。出乎意料的是，這些攻擊隨即轉向中共高層，王實味呼喚平等，抨擊延安的等級差序制度，一時間，各學校、機關「反官僚，爭民主」的浪濤正洶湧澎湃。毛澤東在3月發出了嚴厲警告，但王實味等青年幹部不以為意，毛澤東震怒之下拿王實味做雞儆猴，在延安掀起整風高潮，其主要內容是號召全黨幹部學習中共中央指定閱讀的一系列文件，以學習文件先行，並不單純依賴暴力鎮壓，反映了毛澤東在開展黨內鬥爭的方法上所具有的獨創性。1942 年秋冬之交，就在廣大幹部和黨員紛紛寫出個人反省筆記的時候，運動的風向又發生了新的變化，原先以教化為重心的學習運動，迅速向以鎮製為重心的審干、反奸運動轉移。

一些著作說康生錯估了形勢不是為其開脫，先不說延安一直處於國民黨的監視下，國民黨的特務頭子戴笠還開辦了一個特務訓練班，將受過訓練的特務分批派到陝甘寧邊區。中共中央不得不以高度警惕來關注國民黨的各種動向，包括防止、清洗特務，肅清反革命分子。審干反奸是保證中共生存的手段，但在康生的領導下，「搶救失足者運動」演變為第二次「肅反AB團」。

在康生的搶救失足者報告影響下，開始出現嚴重的逼供現象並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觀臆斷，指鹿為馬；手段之二，欺騙恐嚇，詐騙口供；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訊逼供……據當時任靖邊縣統戰部長的陳元方同志回憶說：「逼供有精神上的，肉體上的。精神和肉體的折磨有時交叉進行，有時同時並進。精神上的是找被審查者談話，施加種種壓力，威脅，甚至誘供。比如承認可以戴大紅花，吃好的，保留黨籍等等。肉體上的有車輪戰、坐小凳、五花捆綁、假槍斃等等……。」

據關中分區一個縣統計，他們採用過車輪戰、壓杠子、打耳光、舉空摔地等二十四種肉刑。延安青年劇院為了逼一個趕大車的人承認是特務，捆綁吊打，活活折磨致死…… 僅延安一地自殺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不僅青年知識份子受到搶救，一些老幹部也受到迫害，例如陶鑄……，一些娃娃也被坦白為特務分子。

這種做法使得延安人人自危，引發了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人的反彈，毛澤東不得不出面承認審干有「肅反擴大化」的傾向，糾正了「搶救」運動的錯誤。隨後展開的甄別平反工作，直到1945年「七大」前夕才結束。

正是延安整風才將中共鍛造成為一個統一號令、統一紀律、統一思想的鐵的團體，也為建國提供了一整套統治方式和動員程序，最終禦敵人與國門之外，如果沒有延安整風可能就不會有新中國建立。但也正是延安整風讓毛澤東看到了大規模的群眾動員的效率，並將斯大林的清洗創造性的發展為要求「人人過關」、個個檢討而達至革面洗心、重作「新人」。在20年後，毛澤東將這種實踐擴大到了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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