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官需有德，中國傳統官德的主要思想來源和追求的最高境界

中國傳統官德的主要思想來源

中國傳統官德是由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陰陽家、佛教等諸多思想流派，在長期性相互激蕩、氤氳化潤、融會貫通基礎上，逐步生成的一個歷史悠久、恢宏龐大、豐富多彩的思想體系。筆者依據學界主流觀點，僅就其最為重要的思想來源儒、法、道、釋作一簡要歸納。

1.儒家的敢擔當與拿得起

由孔子開創的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官德最為重要的思想來源，原始儒家最重要的經典是六經和四書，六經包括《詩》《書》《禮》《樂》《易》《春秋》（《樂經》已失傳，故被稱為五經），四書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儒家文化對中國官德生成的最大貢獻可歸納為三點：一是創造性的生命精神。儒家認為宇宙是一個大化流行的整體，人應當效法天地，德配天地，弘大天性，全部發揮人的潛能和稟賦，去開拓創新和窮通變易，實現生命的生生不息。故《周易·繫辭傳》講：「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二是以「仁」為核心的政治倫理觀。孔子認為仁是人之為人的根本，故曰「仁者，人也」，有仁德的人既自愛，又愛人，既自尊又尊人，故《孟子》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三是極高明而道中庸。儒家強調一個人的偉大寓於平凡之中，理想寓於現實之中，每個人只要挺立了自我的道德人格，就可以在現世生活中忠於職責，奮發向上，不苟且，不懶惰，完成上蒼賦予自己的人生使命，獲得內心的精神滿足。為此，我把儒家精神概括為「敢擔當與拿得起」。

2.法家的法術勢與管得住

法家的先驅人物是春秋時期齊國的管仲和鄭國的子產，他們為了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特彆強調法令刑律的重要性，之後戰國時期的商鞅進一步強調法制的作用，而申不害、慎到等人則高度重視君王心術、權勢的作用，到了韓非子集上述思想之大成，將法、術、勢結合起來，建構起完備的法家政治倫理體系。從《韓非子》一書看，法家講的法主要指各種成文法，它由君主制定，官府頒布，官吏執行，境內之民，一律使用。但君主不能單純地迷信法律，為了整治專門鑽法律空子的奸臣猾吏，君主還要重視心術的靈活運用，亦即君王掌控駕馭臣民的方法和策略，既要「因任授官」，即根據一個人的德才素質任用官員，又要「循名而責實」，即根據臣子的言論和政績來考核官員，「心術」深藏於君王的內心，不能隨便顯現，要讓臣子摸不著頭腦，以便很好地駕馭他們。所謂「勢」就是君王優越於他人的潛能和力量，君王要善於運用自己的權勢做到一言九鼎，從而有效支配和影響他人，並懂得乘勢而上去騰雲駕霧、飛龍走蛇。韓非子認為，法、術、勢之間循環互補，君王在運用它們管理國家時，要兼容並蓄，不可偏廢。法家思想成為戰國後期秦國征服諸侯各國而後統治天下的重要政治理論，伴隨秦王朝的迅速覆亡，漢代以後，儒學獨尊，法家不再是顯學，但法家的政治理論已經隱藏於歷代統治階級的思想深處，因為「陽儒陰法、王霸結合、德刑並用」已成為中國歷代封建統治的基本政治方略，故我把法家理論概括為「法術勢與管得住」。

3.道家的常知足與看得開

道家由老子和莊子創立，其代表作是《道德經》和《莊子》，道家的核心思想可概括為「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自守，卑弱自持」。道家作為與儒家並駕齊驅的一大流派，在許多方面與儒家形成對立統一、相反相成的關係。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講求禮儀文飾，道家嚮往天然自成；儒家主張奮發有為，道家倡導無為而治；儒家強調個人對家族、國家的責任，道家醉心於個人對社會的解脫。與此同時，二者又有著相互溝通的一面，以天人關係為例，儒家和道家都倡導天人合一，但儒家「天命」「天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人際協調和宗法倫理，而道家「天道」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則是超脫功利意義上的社會倫常，回歸無拘無束、逍遙自在的自然境界。其中，儒家通向道家的思想之門是其「處窮達變」觀，《孟子》講：「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質言之，賢人志士應當在得志時把恩惠施加給百姓，不得志時就去認真修養自己的品德，正是儒家對人性複雜性和人生多變性的這種深刻體悟，使無數古代的文人士大夫沿著「獨善其身」的道路，由追求儒家的人際協調走向追求道家的自適玄思與自然無為。

4.佛教的名無常與放得下

佛教最早由印度傳入中國，經過漢代到唐代六百多年的消化，最終形成了中國特色的佛教哲學，中國化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天台宗、華嚴宗和禪宗。佛教典籍浩如煙海，其中廣為人知的有《金剛經》《心經》《壇經》等。佛教的根本宗旨是通過否定、去蔽、遮拔等方法，破除人們對宇宙一切表面現象或似是而非的知識系統的迷戀執著，啟迪人們空掉一切外在的追名逐利、執著偏信、攀龍附鳳行為，破開自己內心深處的牢籠，直接體悟生命的本真面相，通過自識本心而返本歸極、見性成佛，從而獲得思想意識上的自由解脫，尋找到自己靈魂深處的精神家園。當然，佛教不同宗派的靈性修養方式各不相同，如天台宗強調「三諦圓融」，即用一心同時觀照世間的表象萬物，互不妨礙，彼此圓融地統一起來；華嚴宗主張心靈開放，理無礙，事無礙，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禪宗主張不立文字，當下自識本心，立地成佛。在此我把佛教精神概括為「名無常與放得下。」

正是儒、法、道、佛「拿得起、管得住、看得開、放得下」這套完備的政治理論，彼此互補，相輔相成，經過歷代思想家和各級官員的不斷豐富、發展和完善，共同塑造了中國古代官員的內心精神世界和外部政治實踐，從而對各級官員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以及建基其上的道德倫理觀產生了深遠影響。當代領導幹部只有深入了解中國傳統官德的主要思想來源，才能在把握本來的基礎上，看清現在，開拓未來。

中國傳統官德追求的最高境界

中國傳統的倫理原則和道德條目有很多，如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四維：禮、義、廉、恥；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筆者在此撇開上述紛繁複雜的倫理規則和道德條目不談，僅以孔子之孫子思及其學派創作的《中庸》為參照坐標，就中國傳統官德中與古代官員日常道德實踐有著密切關聯，同時也和今天各級領導幹部道德修養密不可分的三條核心性倫理原則予以深入剖析。之所以把《中庸》視作參照物，是因為在儒家經典著作中，如果說《大學》集中闡釋了中國傳統政治倫理「內聖外王」的思維模式和官員政治道德的生成機制，那麼《中庸》則集中體現了儒家政治倫理最為抽象的形而上的本體論特徵，故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反覆強調，只有熟讀了《大學》《論語》《孟子》之後，最後再讀《中庸》，才能真正體會到中國古代政治倫理的深奧精妙之處和為官從政者德性修鍊的最高境界。

1.貴和尚中

《中庸》認為，君子安身立命的根本大道就是中和。《中庸》將中和解釋為：「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裡的「中」指的是一種本體論狀態，即一個人絕對不受外力騷擾的心靈狀態，它不是通過後天的道德修養達至的狀態，而是上天賦予人的一種本然性實存狀態，人正是通過這個本身固有的「中」而去「與天地參」的。如果說「中」是「喜怒哀樂之未發」的內在自我，「和」則是「發而皆中節」後所取得的現實成就。由此，《中庸》把「中」設想為自我生存的終極依據——「天下之大本」，把「和」設想為自我追求的理想境界——「天下之達道」。在《中庸》中，子思借孔子之言區分了君子與小人對待中庸的基本態度，「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時中；小人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此處對君子和小人的區別涉及對「時中」的理解，君子的特點是「時中」，它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指君子時時刻刻都在按照中庸的要求去做，亦即無時無刻不處在中庸的狀態；二是指君子所持守的中庸，不是機械教條地堅持不偏不倚的原則，而是根據天時、地利、人和的具體要求，因地、因時、因人而異地採取恰到好處的方法去靈活運用中庸原則。與之相反，小人則採取反中庸的態度，無所顧忌地按照自己的內心貪慾去謀劃事情，試圖避開人生不偏不倚的中庸正路，通過旁門左道的所謂「捷徑」達到目的，但這種捷徑恰恰是沒有希望的斷路，鋌而走險的絕路，執迷不悟的死路，無可挽回的末路，最終因違反事物發展的規律而受到懲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學問，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即真正的君子對內會儘力開發自己的德性，對外會努力請教和學習，既要探究宇宙萬物的奧妙，又要把握極其微小的事理，在為人處世上達到高精澄明的境界，在言談舉止上文質彬彬和堅守中道。通過不斷溫習過去的經驗教訓，逐步使自己成為德性敦厚、尊崇禮儀的偉大君子。

可以說經過數千年的傳承和積澱，「中和」已成為中華民族精神世界的一種集體無意識，例如：中國人強調五味相和才能產生香甜可口的食物；六律相和才能形成悅耳動聽的音樂；善於傾聽正反之言的君王才能實現國家的和樂如一。貴和尚中思想反映在文化建設層面，就是以廣闊的胸襟、海納百川的氣魄去促進民族文化的發展，在中國文化中歷來是儒道互補、儒法結合、儒佛相融、佛道互滲、儒佛道相通，士人中有「紅花白藕青荷葉，三教原本是一家」之說，以至於對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各種外來宗教都採取容忍和吸收的態度。貴和尚中思想反映在中國建築文化上更是突出明顯，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就建在北京的中軸線上。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二字不僅是一個地理空間概念，即指涉的是萬邦來朝的中央帝國，更是指善用「中和」思想做人行事的中華之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和思想已經深入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已成為中華文明區別於西方文明的重要標示，已成為中國之為中國的一種文化形態集成。

2.天道至誠

原始儒家所講的「天」介於有形和無形之間，它雖無定勢常形，但隱顯於自然和社會的各個角落。「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天的根本特徵是「至誠」，「誠者，天之道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征，征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不難看出，所謂天的「至誠」本質上是指日月星辰按照宇宙規律自我運行，自然萬物各正性命、生生不息。

天的本質特徵是「至誠」，君子要做到「以德配天」就必須以「至誠」的態度去生存，亦即將天道之實然轉化為人道之應然。朱熹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視為堯、舜、禹、湯乃至孔門弟子的傳授心法，並認為只有按照這一要求去做才能實現以德配天的終極目標。筆者把孔門弟子的這一傳授心法分解為以下三個層面：一是學道貴正。因為天道的最大特徵是用自己的悠遠博厚，去不偏不私地涵養萬物，使其各正性命。為官從政的君子必須以「至誠」的態度去深刻體悟天道的運行規律，始終保持自己與外在天道的相互結合，努力做到順天應時地開展工作，依照天道賦予自己的使命去「親親、仁民、愛物」，反之，如果悖天逆理、自私自利、殘害百姓、滅絕天物，就是誤入歧途，必遭天譴。二是學道貴精。把握天道，別無他法，貴在精義熟仁，精義熟仁的途徑就是《中庸》所講的「博學之，慎思之，審問之，明辨之，篤行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朱熹則強調學道貴在「心精」與「心融」，即只要專心致志地去思考、玩味天道義理，自然會精熟於心。「心精」至功深力到處就是「心融」，即豁然貫通，能夠將世間萬物之理融化於心，從而見得天道，力行天道。三是學道貴恆。貴恆強調的是人把握天道要有「定力」，如孔子一樣「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不僅集其畢生精力追求仁道，而且無論是在其人生遇到重大挫折之時，還是面臨生死抉擇的緊要關頭，他都能夠持之以恆地堅守仁道，「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則進一步強調：「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亦即君子只有經歷了重大挫折和苦難之後，上天才會使其明白天道，並降大任於他。總而言之，學習天道只有做到了貴正、貴精、貴恆，才能如《中庸》所言：「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3.至德無文

《周易·繫辭上傳》講：「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這裡強調的是天道平常，地道簡單，賢人之德在適應天道規律，賢人之業在利用地道之功。老子在《道德經》中也講「為學日益，為道日損」，這裡的「為學」主要指探求外物的知識活動，如對仁義、禮法、教化的追求；而「為道」則指通過冥想和體驗的方式參悟事物內在性和必然性的本質與規律。《易經》強調的「易知簡能」和《道德經》對「為學」和「為道」所做的區分，充分展現了中國傳統政治倫理有關執政者為道求學所應追求的一種至高境界。《中庸》全面繼承和發展了上述思想，在最後一章向我們揭示了這一境界的具體表徵，即大道質樸和至德無文。猶如生命往往在其晚年才返璞歸真一樣，文明在其極盛之時抵達的是平淡、簡約與純粹。「《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君子即使穿上華麗的絲綢，還要在外面套上一層粗布麻衣遮掩，儘可能以收斂謙虛的姿態掩住耀眼的光芒，他越是黯然深藏卻日漸彰顯，而小人卻張揚專橫，拚命標榜自我，但一天天暗淡下去。因此真正的君子當是簡樸而不失文雅，溫厚而又有條理，從近處走向遠處，先啟蒙自己再教育別人，明白細節決定命運。質言之，正是在「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的靜寂沉默中，君子所具有的「不顯之德」反而具有一種更為巨大的生成力量，因為正是這種靜默淵源積累起驚天動地和變化萬端的無限潛能，使人們「於無聲處聽驚雷」，故《中庸》在結束語中講：「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它給人類的警示是：現代文明的最大威脅是浮華、矯飾與躁動，大道的質樸、真誠與淡雅對於人類文明具有基礎性價值，它是「人文」的「天文」根基，因此，偉大君子的終極信念當是——文明伴隨質樸，生活歸於簡單，心靈達至純粹。

以上內容，選自靳鳳林在中央黨校高中級幹部班的教學講題，並進行了系統化、深層化的補充研究。

附錄於《祠堂與教堂：中西傳統核心價值觀比較研究》一書的最後。

ISBN 978-7-01-018333-6 作者：靳鳳林 等 著

定價：98.00元 出版日期：2018年4月 開本：16開 精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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