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植芳先生去世十周年紀念

最新 04-28

在晚清以來知識分子的思想與精神譜系裡

——賈植芳先生去世十周年紀念

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快十年了。

十年中，無疑發生了一些事，似乎又什麼都沒有發生。一切好像跟先生在世的時候差不多。有一次，我和夫人到國定路辦事，事後專門繞道國順路。在第九宿舍圍牆外，隔著院牆，望了好一會兒先生晚年寄居的這個院落。院子里依然是一片蒼翠蔥鬱，與一牆之外的喧囂熱鬧判然有別，儼然另成一個世界，甚至給人一種時間靜止的錯覺。那一刻，真讓我產生一種先生猶在的幻覺。其實，從復旦校區過邯鄲路到文科圖書館或者到五教、六教去上課，多會從九舍旁邊經過。有時候也會有意識地放緩一下腳步，抬頭望一眼近在咫尺的九舍。九舍外面那兩邊挺拔高聳的水杉，十年之間顯然又有成長，似乎在更堅定也更從容不迫地守護著這個鬧市當中並不起眼的院落……

先生去世之後，我曾寫過一篇紀念小文章，此外再無其他文字。對此，我自己也說不出什麼原因。後來業松去韓國執教，臨行之前接到一篇稿約，他匆促之間難以成文，只能將他一篇舊稿發給我，囑我在此文基礎之上另成一文，這就是後來刊發在《社會科學報》上的《賈植芳：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書齋學者》。此文也是我與業松第一次合作，至今也仍是唯一的一次。只是當時他在韓國，我在浙江杭州。作為一篇報紙文章，那篇文稿篇幅不算短，幾乎佔了一個版面。遺憾的是，當時先生去世不久，對於與先生相關的一些話題的思考，大多才起了個頭，縈繞於腦際心間，尚未清理了結，也就難以勉強下筆。再加上此間讀到不少師友們有關先生的懷念文章，多受教益，其中一些感受觀點與我同者不少，也就不想再多言。

但我一直不能忘懷的，是先生去世的那個夜晚。我接到炳輝電話告知之後，倉促從杭州趕到上海……直到忙完先生的告別事宜，已近十點，當時幾位從外地趕來的同門師友都還沒有吃晚飯，可醫院旁邊的「新亞大包」等館子已經打烊，大家也就只能怏怏散去。這也讓我當時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先生真是離開我們了。而我也將第一次度過十多年來的第一個沒有了先生的上海之夜。

那種感受，迄今猶存。

更是精神界的戰士，而不是所謂的「啟蒙者」

無論是就年齡還是知識結構而言，先生那一代知識分子，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兒，他們也是在五四新思想、新文化的啟蒙之下走上文學以及事業生活的道路的。「我是在五四文化精神哺育下長大的文學青年，當時有意識地繼承和發揚五四文化密切聯繫社會人生的傳統，在魯迅開創的文學為人生且改造這人生的文化道路上前進。」（賈植芳：《我與社會學》）也因此，他們與五四精神之間的聯繫廣泛而深刻，也要遠遠超出一般想像與印象。對於先生的認識與理解，自然要以他的存在為中心，與他那一代人的時代歷史相關聯，同時還得時常重返五四——那是一個歷史的重要拐點與起點，一個曾經的思想與精神的高地，當然，那也是一種憑藉著壯士斷腕式的勇猛與頑強，向過去自我義無反顧地告別，甚至於不惜讓共同的歷史文化記憶就此瓦解斷裂的堅毅與決絕——他們從五四而來，或者說在五四那裡找到他們那一代人的來歷，無論是思想上的，還是精神上的。不過，即便如此，先生還有他那些思想上的同道與精神上的盟友們，依然獨立而堅強地直面了屬於他們自己的歷史的挑戰與考驗，而不是躲藏在五四的庇蔭下面，更關鍵的是，他們中的不少人也經受住了考驗。用先生自己的話說，「近百年來，在這種歷史的震蕩中，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以自己不同的人生理想和價值追求，走著各自不同內容和形式的生命之路。」「其間十三年，在苦海中浮沉，前後共二十五年。我走完了自己的苦難歷程。值得安慰的是，我並沒有失掉自我，我還是我，苦難反而深化了我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認識與思考，凈化了我的靈魂。」（賈植芳：《我的人生檔案·自序》）

有關先生個人與五四精神及五四新文化之間的關係，上述概括似乎已經很清楚了，但似乎又不盡然。如果只是循著上述概括的表面理解，先生及他那一代人與五四精神之間的關係，好像就是「啟蒙」與「被啟蒙」這樣一種單向度的關係，並沒有足夠展示出他們為豐富和發展這種精神所作出的不容忽略的歷史貢獻，更沒有昭示和突出他們為繼承和捍衛這種精神所付出的巨大努力甚至犧牲。

1940年代末期，是先生思想極為活躍且趨於一個穩定的高峰時期。此間的那些思想成果，既是他已經認同接受的五四思想的延續，更是他通過30年代、40年代自己的社會實踐觀察以及豐富深刻的體驗並經過反覆思考沉澱之後的結晶。這些成果不僅體現在此間他所編撰的《近代中國經濟社會》以及翻譯的《尼采傳》、《住宅問題》等著述中，亦體現在他根據自己的親身體驗所撰寫的《人的證據》這一在國民黨監獄中的紀實文學中。這些著述不僅反映出他對中國歷史、社會以及政治、經濟、革命等命題長期的綜合思考，也反映出他對知識分子本身問題的反覆思考與自我靈魂的不斷拷問，包括對五四以來現代知識分子傳統的進一步清理、確認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的高揚和堅持。

如果說1930年代的先生是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之下初步確立了自己的人身觀、世界觀，並作為一個新文學青年和現代思想者開啟了自己的人生的話，經過40年代動蕩的時代、社會風雨的洗禮磨練，1940年代末的先生，應該說已經建構起來屬於他自己的思想與精神生活的方式與方法，並爆發出了令人矚目的思想活力與精神能量。

其中，對於知識分子自身命題的不斷反思，幾乎貫穿了先生的一生。這些反思，一方面表現在思想領域，另一方面則體現在生活實踐層面，相較而言，1940年代末期的反思較為集中且格外引人注目。在《舊時代的回憶和告別》[1]一文中，他毫不隱晦地指出：

這本書使我沉思再沉思——知識人的命運問題。在「不是跌倒，就是站起來」的新的時代中，知識人精神上沒有戰鬥和戰鬥不夠的結果，在不是墮落（無恥和反動）就是瘋狂（超越現實的孤傲和自滿）的歷史旋律中，這真是一種空前的戰慄和激動。但是我們應該站起來或已然站起來了，我們應該做『沒有恐懼的人』，『每個能在無論甚麼地方建立了一個新天堂的人，都是在他的那個自己的地獄中獲得了精力的』，『生之悲劇是出自光明的精神』」，這些英雄式的名言卻一再啟發了我，印證了我。

在這種較為純粹的思想與精神生活中，先生對於尼采及其思想的解讀闡發，並沒有拘囿於原文本以及五四語境，而是充分地與他閱讀與翻譯的時代之間展開思想互動與精神對話：

當時在國民黨專制統治下，國統區一片白色恐怖，沒有言論自由，也沒有獨立思想的自由，知識界被籠罩在灰色情調之下，許多知識分子在看不到社會前途的遁詞下，逃避著個人的戰鬥中責任、針對這種窒息沉悶的氣氛，強調尼採的個人主義和英雄主義，也就是強調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戰鬥傳統，對於喚起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的『人』的尊嚴，喚起他們的鬥爭精神和鬥爭熱情，是有益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更大的革命高潮正在迅速到來，追求革命的知識分子又必須放棄個人主義，將個人的整個身心都融匯到集體主義的更高奮鬥原則中去。在革命的形勢下，尼採的個人主義和英雄主義，又成為知識分子必須克服的習性。

社會生活經驗以及民族國家現實的存在，在先生日常生活和思想生活中的地位與意義得到了充分重視和深切體會，而這一切，在書寫層面，則是通過「監獄」這一現實生活與精神世界的雙重意象來得以展示和完成的——在五四一代及後五四一代知識分子關於現代中國及中國人的文本敘述中，先生的「監獄」敘事，不僅有著特別的文學審美意義，更具有特殊的思想與精神價值以及豐富的現實內涵。這也是他豐富和發展五四精神的一個具體表現，是他作為一個精神界戰士對於自我身份認同的不斷努力、提升與實現及超越。

顯然，「監獄」無論是在現實層面抑或精神生活中，都是先生作為一個精神界戰士進行戰鬥的場域和防守反擊的對象。「記得外國有個作家說過：一個人只要經過兩種出生入死的境界的磨難，就可以獲得自由了，這兩種境界就是戰爭與監獄」（賈植芳：《世紀印象——一個老年人的自述》）

事實上，深刻感受並透徹體會「監獄」在先生現實生活與精神世界裡的雙重存在，無疑是走進先生的情感生活、思想生活與精神生活的一把鑰匙、一條通道，也是理解後五四一代人的歷史無法迴避繞開的關鍵。

再說監獄，也是我人生旅途中的驛站。我從小習性頑劣，不肯安分守己，走上社會後又接受了知識分子理想和傳統的蠱惑，總是拒絕走做太平世界的順民的道路。所以，命運之神對我的頑劣給了針鋒相對的報復：把我一次次投入了監獄。……許多朋友在突然來臨的災難面前感到絕望，有的過早地去世，有的精神錯亂了，我因為有了前面幾次吃官司的經驗，所以雖然在苦海里浮了二十五年，還不至於被命運之神嚇唬住，我還是我。但在鐵窗里夜深人靜的時候，每每捫心自問，也曾惶惑過：難道我這一輩子就是這麼度過？監獄裡的事情看得多了，人生的許多夢也做醒了，因而就像那位外國作家所說的，人就獲得了自由。

「監獄」成為了通往自由的必經之路。這是一種歷史的悖論，還是現實的荒誕，亦或是更深刻的真理？

六點鐘吃晚餐，我吃了一碗，這米飯是沙子、穀子、蟲子一齊俱全，我這個沒吃米飯習慣的北人，吃了半碗，我的精神已不那麼恍惚了，我要在這裡建築我的新生活，保衛自己，住下去吧，在這個遍地苦難的時代，這毋寧是一種福氣——作著這樣的打算，我重重地嘆了一口氣，一口氣吃了半碗飯，就鼓腹地靠在鋪上，悠然地從窗戶看著無雲的秋空，沒有什麼悲苦……

黃昏降臨以後，屋頂上那盞慘黃的小燈無聊地閃出光亮，起了風，市聲嘹亮地闖進囚室里來，這是誘惑，是嘲笑，是鼓勵，是打擊……人們精神卻混亂了，這是蘇生一樣的激動，一天又完了，明天……明天的觀念，在人類中沒有任何種人比囚人對這個觀念強烈和固執。

上述這兩段文字，出自先生《人的證據——在蔣匪特務機關監獄中的回憶》，時間是在1947年的夏末，地點是上海。也就是說，這是70年前的上海一隅。70年後的今天，當我坐在五角場附近的上海另一隅，再次讀著上面的文字，真有一種恍若隔世之感，甚至產生一些極不真實的幻覺，說不清楚是我現在窗戶外幾乎靜謐的空氣讓我感覺到不真實，還是70年前的上海一隅的那一幕幕場景令人難以置信——那一切竟然就曾經真實地發生在我所在的上海。一種時空倒轉甚至錯亂的感覺……但這一切又都是真的。

《獄裡獄外》無疑是先生最重要的著作，這不僅是他畢生思想與精神活動的結晶，更是他用生命和長期的常人難以承受的苦難換來的重要成果。同時，也是他1940年代末的《人的證據》在表達方式和書寫形式上的延續。他用這種自己當初並沒有想到也不會想到的方式，將五四精神的戰場，從課堂、書齋、報刊、著作這些現代知識分子擅長亦熟悉的領域，延伸擴展到了另一個陌生甚至讓不少讀書人多少有些畏懼的空間——監獄。

如果說五四一代啟蒙知識分子曾經義無反顧地「肩起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這種理想，顯然在他們及後一代人身上並沒有馬上就成為現實。但作為「被解放的孩子」，先生與他的同代知識分子，同樣義無反顧地承擔起了歷史的重擔。對於這樣一代新人，遠在異域的一位詩人，曾經這樣預見性地期待並歌頌過他們的異國同路人：

很快就不會有牧師了。他們的任務完成了。他們還可以再待一會兒……也許一代或兩代……逐步退出。一種更優秀的人將取代他們……一群群的宇宙之靈和先知會整個地取代他們。一個新的階層會興起，那時他們會成為人類的牧師，而且每個人都成為自己的牧師。在他們庇蔭下建築起來的教堂是男人們和女人們的教堂。那些宇宙之靈和新型的詩人將由於他們自己的神性而成為男人和女人以及一切事件和事物的解釋者。他們會在今天的現實之物、過去和未來的徵兆中找到他們的靈感……他們不屑於維護不朽或上帝，或事物與自由的至善至美，或靈魂的絕妙的美和真實。

這是美國詩人惠特曼的《草葉集》初版序言中的一段文字。它預言式地揭示了一種即將到來的精神生活的現實：美國人民將告別教堂里的牧師們來對他們進行精神啟蒙的時代，他們將迎來「一種更優秀的人」，那不是一個兩個人，而是一群群的「宇宙之靈」和「先知」，那是一個新的階層，他們將擁有自己的文學和新型的詩人，那是「一切事件和事物的解釋者」。但惠特曼並沒有預見到的的是，在中國，這樣的「一種更優秀的人」，並非只是「一切事件和事物的解釋者」，他們還必須是戰士，不僅是精神界的戰士，還得直面現實的風霜嚴寒。而他們所置身並面對的現實環境，也顯然要比他們的美國同行更惡劣也更具有挑戰性。

寬泛的左翼、同路人及其他

對於延安詩歌，我最先脫口而能出的，大概是賀敬之的《我走在早晨的大路上》。

「我走在早晨的大路上，我唱著屬於這道路的歌。我跟著前面的人，後面的人跟著我」。這是當時年不滿20歲的賀敬之奔赴到達延安之後，為那裡「清新而自由」的空氣感染所完成的一首充滿了青春熱力與信念力量的詩。十多年之後，賀敬之的另一首《回延安》，似乎比前面那首詩更廣為人知。「幾回回夢裡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千聲萬聲呼喚你，——母親延安就在這裡！」。如果說《我走在早晨的大路上》時期的賀敬之，還只能算是「延安的事業」里剛加入其中的一個小兵和新兵，還在努力嘗試著將自己所理解、所認同並選擇的道路與事業，與「早晨的大路」和「延安的事業」合二為一的話，《回延安》時候的賀敬之，已經是一個經過風吹雨打鍛煉長成的「老戰士」了。他的道路、他的事業，早已經匯入到「早晨的大路」和「延安的事業」當中了，所以才會有《回延安》當中那自信而堅定的「共產主義路上大踏步走，光榮的延河還要在前頭」的歌唱。這條文學青年的道路，在那個歷史時期也很具有代表性。

「我一生沒有參加過任何政黨，但我一生都有一個不安於現狀的理想和目標，在我的前半生里，我曾經有過許多選擇，但每到歷史的關鍵時刻，我總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自願吃苦受難的道路……」

「我視新社會為自己的社會，視愛護它、保衛它為自己當然的責任。」

上面這兩段文字，都是先生所言所寫。所表達的，也都是先生的「心聲」乃至信念。如果因為先生在55年之後的苦難經歷而片面地理解第一段文字，顯然是忽略了第二段文字中先生視若信念的終身堅持。某種意義上，先生上個世紀中期之後的苦難經歷，恰恰是因為他踐行了自己的信念而不是悖離了自己的信念，「我視新社會為自己的社會，視愛護它、保衛它為自己當然的責任」。

而這也就產生了一個悖論：一個視新社會為自己的社會，視愛護它、保衛它為自己當然的責任的人，卻在新社會遭遇到了如此慘重的「懲罰」。究竟是新社會「懲罰」了先生，還是其他什麼主體「懲罰」了先生？如果不是新社會「懲罰」了先生，那麼，又究竟是什麼人悖離了新社會的理想與信念，對一個視愛護新社會、保衛新社會為自己當然的責任的人施以黑手和重手呢？從歷史實踐來看，這顯然並非是一個輕易就能回答的問題。或許迄今對此仍有不同說法，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對於新社會的愛護，先生並不遜色於那些自詡為保護者的人。

其實，對於上面這兩段文字以及由此而引發的追問，最充分的闡釋及回答，還是先生自己的文字。在《我的人生檔案》「自序」中[2]，先生是這樣寫的：

解放初，即一九五〇年秋，我就插隊落戶到大學當教授，雖然我生平未參加過任何黨派，我們這一代在五四精神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識分子，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既繼承了傳統儒家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歷史使命感，投入救亡和社會改造的政治運動，同時也堅持了自己的獨立人格和思想自由，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意識和生命追求，是在當時開放性的歷史文化環境里，在中外文化交流、碰撞與融會的時代潮流下形成的。而我們這代知識分子的主流思想，是要使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就必須首先反對專制主義的傳統政治體制，這也是五四運動的一面思想旗幟。因此，我在舊社會是一個反叛者，在各個歷史時期都作為「政治犯」在監牢里進進出出，前後有三次之多。萬萬想不到，我們為之追求與奮鬥並為之付出沉重的生命代價，夢寐以求的新社會來臨以後，在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運動中，竟成為被改造與再教育的對象。……值得安慰的是，我並沒有失掉自我，我還是我，苦難反而深化了我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認識與思考，凈化了我的靈魂。

上述這段文字，有段時間我曾反覆閱讀。當我準備寫這篇文稿之時，首先想到的，也是先生這段文字，因為這段文字不僅僅揭示出了先生個人命運中令人扼腕嘆息又頗為弔詭費解的一些歷史悖論，而且還觸及到他那一代人思想的來歷以及所屬的精神譜系。儘管先生只將這一代人的思想來歷追溯到五四，但前五四時期的晚清知識思想及文化精神場域的波瀾壯闊與艱難曲折，某種程度上並不遜色於五四。尤其是先生在文中特別提示到，「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意識和生命追求，是在當時開放性的歷史文化環境里，在中外文化交流、碰撞與融會的時代潮流下形成的。」在我看來，這段文字特別重要，也格外的意味深長。什麼是「開放性的歷史文化環境」？又什麼是「中外文化交流、碰撞與融會的時代潮流」？這些只是歷史的自然現象，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奮鬥與奉獻犧牲才贏得的「現實」？先生並沒有明言，但慧心之人應該能不言自明。

晚清「西學東漸」，中國自此開啟了延續至今的現代化進程。在此過程中，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博弈交鋒，很長一段時期是在外來與本土之間展開的，或者是以外來與本土的名義展開的。作為本土對於外來的一種回應，張之洞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調和策略，這種策略不僅為晚清朝廷所採納奉行，之後在不少精英知識分子當中亦相當盛行。但這種策略作為一種「政策」，隨著清朝的滅亡以及帝制皇權的崩潰而煙消雲散，但它作為一種思想學說以及一種個人文化立場乃至信仰，迄今仍有一定影響。1930年代，曾有一些學者聯名提出「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遭遇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之一胡適的猛烈回擊批判。胡適也就是在這一時期前後，將其在「新思朝的意義」一文中所提出的有關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十六字主張「提出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擴展成為「我們對於近代西洋文明的態度」以及「充分的世界化與全盤西化」等文章中那些後來為人們所熟知的思想觀點。

毫無疑問，胡適對於現代文學、現代教育、現代社會、現代政治以及現代文化和現代文明的思想，曾經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極富啟發性和影響力的思想，後來也是中國現代思想中頗為重要的一條脈絡。但它既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全部，更不是中國現代思想的全部，這一點應該也是毫無疑問的。上世紀80年代前後，國內學界有學者曾提出，五四時期的中國現代思想，應該是由陳獨秀等人為代表的激進主義、胡適等為代表的自由主義以及《學衡》等雜誌所代表的保守主義共同建構而成的。撇開這種概括表述是否準確，有一點至少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上述思想觀點主張彼此之間雖然互有攻訐批判，但彼此卻又相互啟發與相互補充，共同推進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對於中國的「現代化」內涵、方式與進程的想像及設計，這大概也就是先生所說的「開放性的歷史文化環境」。此外，上述所謂激進主義、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對於西方世界乃至整個人類文明的認識與理解，基本上都抱持著相當開放兼容的態度，並不故步自封，態度與立場上也並非為歷史虛無主義或者極端民族主義，它們甚至分別對接並引進了外國思想史及政治運動史對傳統文明及現代文明產生過或產生著重要影響的思想主張，並掀起推動了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的轉型發展，這大概就是先生所說的「中外文化交流、碰撞與融會的時代潮流」。為什麼先生要特彆強調他的思想觀點主張生成的「環境」與「潮流」的上述特點，在我看來，是因為後來這樣的「環境」漸趨逼仄甚至緊張，而這樣的「潮流」，似乎亦逐漸變成了「涓涓細流」甚至最終乾涸斷流了。先生從自己的經歷中——不僅僅是他個人的苦難經歷——感受最為深刻同時認識亦最為清晰徹底者，恐怕與上述這一「環境」一「潮流」在當代中國的改變不無關係。如果說先生的個人命運已經成為歷史，既無人能複製也沒有必要再去複製，先生對於中國社會個人思想形成的當代環境與思想潮流的生成機制的思考與憂慮，卻是值得關注和深思的。

先生自認為魯迅思想的傳人，對此，他既不隱晦，亦終生奉行堅守。他說，自己當初流亡日本期間，在東京內山書店看到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的《工作與學習》叢刊第一、二本。「第一本書名《二三事》，是以魯迅先生的遺文為書名，第二本題名為《原野》，是以艾青譯的比利時現代派詩人凡爾哈倫的詩作為書名。我從這個叢刊的撰稿人員陣容和編輯風格上感受到這是繼承魯迅先生開創的戰鬥的文學傳統的嚴肅的左翼文學刊物，因此把自己來東京以後寫的一篇以我的第一次監獄生活的人生感受為題材的小說《人的悲哀》投了稿」。這不僅是先生文學寫作生涯在一個更高平台上的開始，也是先生自覺地選擇自己的文學與思想道路的一次重要經驗。

可以肯定的是，在先生的認識理解當中，魯迅所代表的文學道路與文學思想，無疑是當時中國左翼文學最正確的道路與思想，而他所認識理解的「左翼」，也還是一個寬泛的「左翼」，是一個他自己尚可自由理解和闡釋的「左翼」，還不是像後來那樣只有一個來自於官方權威解釋的「左翼」。他將自己納入其中並視之為其中一份子。僅就外表形式來看，這種選擇與賀敬之「我走在早晨的道路上」中「我跟著前面的人，後面的人跟著我」似乎並無二致，但從後來歷史的實際情況來看，兩者之間是判然有別的。

無論是先生當初的道路與思想選擇，還是後來對於道路與思想的堅持，他基本上都奉行堅守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現代理想，而他前後長達25年的苦難遭際，歸根結底也正是因為他依然堅守著這一信條且奉行不悖。在歷史的進程中，當「寬泛的左翼」以及「同路人」等都已經喪失掉存在的現實可能之時，隨之而面臨挑戰的，其實還有最初「寬泛的左翼」以及「同路人」之所以能夠出現以及存在的環境與條件，即對於「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包容與接受，也就是先生所說的「開放性的環境」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碰撞與融會的時代潮流」。歷史繞了一個大圈，又重新回到了這一個點。在先生去世十周年之際，重新直面並反思這一點，也就是反思那一段歷史——那不僅僅是先生一個人的歷史，還是他那一代人的歷史。

在這裡，我又想到了美國詩人惠特曼，想到了19世紀上半期新英格蘭的那種健康自然的個人主義，也想到了惠特曼的那首《不管你是誰——現在握緊我手的那個人》

不管你是誰——現在握緊我手的那個人

少了一樣東西，這一切全都是徒勞。

在你想進一步掌控我之前，我必須給你忠告，

我並非你想像的那種人，而且與之相差甚遠。

誰又是那個將要跟隨我的人呢？

誰又願意承諾對我忠心不二？

那前面的道路還讓人質疑，而那後面的結果也難以預料，

或許還會有毀滅之災，

而你只有放棄一切，並將我作為你獨一無二的標準。

可即便如此，你的適應期依然辛苦而漫長，

你過去全部的人生觀，還有你對周遭生活的所有原則，

亦都得拋棄。

所以還是馬上放開我的手吧，免得你招惹更多麻煩，

把你的手從我肩上挪開！

放下我，然後離開我，去走你自己的路。

惠特曼《不管你是誰——現在握緊我手的那個人》

顯然，這是另外一個思想與精神譜系中的關於道路、同路人以及追隨者的詩歌吟唱。在這首詩中，你所讀出來的，也是這首詩最裡面也最堅硬的思想與情感內核，與《我走在早晨的大路上》都顯然有所不同。而我在經過多年思考了先生與胡風、與魯迅以及與五四新文學和新文化的關係之後，最後又回到了先生有關他自己思想形成的那段話，還有就是惠特曼的這首詩。

「精神是生命的支柱」

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一文中，陳寅恪對王國維的「自沉」，作出過頗具中華文化精神、情感及思維特色的解讀，即「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文中在提出了「為文化所化之人」這一概念的同時，還特彆強調了「心安而義盡」的自我選擇與自我歸宿，所指也是一種特殊類型的人。在這一人物譜系當中，應該有為後人所熟知的屈原、司馬遷、岳飛、文天祥……當然也有近現代之交的粱濟、王國維。只是「國性不存，我生何用」一類的沉痛與慷慨，還是將他們隔在了一個曾經歷史的中國，而現代中國所開啟的事業與未來，不過才剛剛肇始，但他們似乎對此已經失去了期待與努力的信心和力量。與王國維頤和園內的「一死從容殉大倫」相比，粱濟的《敬告世人書》，讀之似乎更讓人默然無語：

吾因身位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千年先聖之倫理綱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以對於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頭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效忠於一家一姓之義狹，效忠於世界之義廣，鄙人雖為清朝而死，而自以為忠於世界。

毫無疑問，這種「國性不存，我生何用」一類的責問與踐行，在傳統文化語境中不難理解，但在現代思想語境中，卻不免有些尷尬甚至於不合時宜。即便如此，這種行為背後所宣示的那種自我信念與自我堅守，卻不能不說自有一種嚴肅、風範與意義在。

或許是感覺到《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中對於王國維之死的闡釋「意猶未盡」，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一文中，陳寅恪再次就王國維之死的意義與王國維思想學術所蘊涵昭示之精髓要義予以闡發：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無論是粱濟《敬告世人書》中的「國性不存，我生何用」，還是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中的「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這種情感方式與思維方式，似乎還是在將思想與精神主體存在的意義，與其所依附的對象客體合併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在此巨大而久遠的歷史慣性之下而生成的兩者之間「共生共死」的相互依存關係模式，確實塑造並見證了中華文化幾千年的歷史進程中士大夫階級與知識分子階層的精神人格與生活品格。而這種傳統，在粱濟、王國維的行為中也顯然再次得到了體現，他們也用這種方式，從容而悲壯地繼承並踐行了中國知識分子對於責任、信念與擔當的堅守。

但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我們顯然還聽到了另外一種聲音，「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這顯然是從更現代也更富於個人主體性的角度來解讀詮釋王國維之死的思想精神意義的一種嘗試，即便是為一種文化所化之人，依然可能為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一死從容殉大倫」，只不過，這裡的「大倫」，顯然已經不是原來作為傳統而存在的那種對象化的理念，而是精神主體本體之存在的「獨立性」與「自主性」，以及對於「自由」原則永恆的追求與捍衛。

其實，從先生的一生尤其是上世紀中期以降的現實遭際來看，他的思想早已經從20世紀上半期的各種社會思潮與思想運動中解脫出來，「五四」對於他，也早已不再是一種思想文化運動，更是一種觀察、思考和直面歷史、社會、文化以及人性乃至國民性的立場與方法——與其說先生和他那一代人從五四那裡直接繼承了某些東西，還不如說他們從五四那裡學會了觀察與思考、承擔與堅持、追求與超越。對此，先生亦早有解釋：我們這代知識分子，在五四精神培養下邁入人生道路，生存於中國內憂外患的動蕩年代，一方面追求人格獨立、社會進步、精神自由的五四理想，另一方面又繼承了傳統文化中「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憂患意識，在紅色的三十年代，成為被公認為代表進步的左翼主流政治力量的「同路人」，這鑄就了我們這代人獨特的精神品格（《賈植芳：《上海是個海——我在上海的生活史》）

這種獨特的精神品格，自有另一種從容與鎮定，另一種風範與境界，另一種意義與價值。它溯源於五四，鍛煉鑄就於20世紀中國歷史的進程之中，同時並沒有放棄中國知識分子歷久彌新的社會擔當與天下情懷。

在先生的回憶錄中，我曾對他有關自己的「生活史」的回憶敘述特別關注過。先生有篇回憶文章《上海是個海——我在上海的生活史》，這也是先生的回憶錄在敘述其思想史、人際交往史之外比較集中地敘述一個地方、一座城市。但與晚清王韜那種方誌式的上海敘事方式明顯不同的是，先生的上海，既是一個「有人」的上海，也是一個「有我」的上海。因為有人，所以上海不會是一座鋼筋水泥或聲光電化的空城；因為有我，所以上海不會是一座摩肩接踵又莫名其妙的「魔都」。上海對於先生，既是他文學創作、翻譯編撰以及學術研究重新開啟的地方，也是他展開生活當然又一度跌入生活最底層並飽受苦難的地方。

先生對於上海這座城市的敘事中，有兩點格外引人注目，其一是他肯定「上海是中國知識分子大顯身手的地方」「在這裡，傳統的『文人』慢慢擺脫了對官方的由人身到人格依附的附庸地位，而成為自食其力、具有獨立人格的社會個體，這是一種歷史進步的現象。」故在抗戰之後先生亦輾轉來到上海，準備在上海這個「文化大海」中一試身手；其二是他對自由自在的平民生活的珍惜與踐行。「我不是一個願意安坐於書齋寫文章的書生，而是一個喜歡在人生之海中游泳的『社會型』的人，我不願有一個固定的職業，而想做一個來去自由的作家」（賈植芳：《上海是一個海——我在上海的生活史》）

誰都知道，後來的歷史證明，先生所嚮往的那種自由自在的生活，幾乎自他來到上海那一刻起，就從不曾真正存在過；反倒是他為了成為能夠「自食其力」、「具有獨立人格的社會個體」而付出了慘痛的生活的、事業的與人生的「代價」。這裡不妨摘錄幾段有關先生在那個特殊時期的生活與自我存在狀況的文字：

那時候我為自己定了一些規矩：平時我抽八分錢一包的「生產牌」香煙，每次挨批鬥以後，我就花一角二分錢買一包「勇士牌」香煙；我一般只吃幾分錢一頓的菜，每次挨斗之後，我就買一塊一毛四分錢的大排或者一塊一毛三分錢的大塊肉吃，自己犒勞自己。

有時我利用到五角場買日用品、洗澡、理髮的機會，到附近的小飯館買上三兩八分錢一兩的土燒酒，兩毛錢的豬頭肉，半斤陽春麵，為自己舉行一場盛大的「宴會」。那時候，買食品都得憑糧票購買，我每月只有二十八斤糧票，乾的卻是重體力活，體力消耗相當大，所以每頓都能吃八兩（這在我是此前、此後都沒有過的飯量），每月的糧票都十分緊張，不夠吃。那時候，沒有人敢借給我一分錢，一兩糧票，我像是生活在荒無人跡的孤島上一樣。

每次讀到先生的回憶錄中類似上面這樣的敘述，我幾乎都會莫名其妙地聯想到粱濟的「國性不存，我生何用」的沉痛責問，以及王國維的「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的無路可走時的凝重，但上述文字中所透露出來的，又分明是不同於粱濟、王國維的最終選擇，而且我也知道，先生與粱濟、王國維他們屬於晚清以來知識分子大譜系中的不同類型，但究竟不同在何處，好像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他們中間，不僅隔著一個五四。而不了解那段歷史的殘酷與黑暗的人，很有可能把先生的那些文字，僅僅視為一種雨過天晴之後的語言修辭，一種文人自嘲式的風雅，卻不知那裡面恰恰沒有所謂的文人風雅，有的只是知識分子的風骨。

對於從那樣的艱難中生活下來的依靠，雨過天晴自後，先生倒是說過這樣一段話：

因為無書可看，我只能反覆閱讀列寧的《左傾幼稚病》、《災難年頭的辦法》等等。這些書給了我思考的材料以及新的啟發，而思考使得我獲得了新的勇氣和力量，所以二十多年的重重苦難並沒有壓滅我的生命火焰，反而激發出我旺盛的生命活力。

可以肯定的是，監獄裡或監管時期的那些閱讀，當年一定給過瀕臨絕望中的先生以勇氣和力量，但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僅憑這些勇氣和力量，要想挨過二十多年的苦難與無望的生活，顯然是難以想像的，也是不可能的。

我一直覺得，先生身上有一種健康而自然的個人主義的特質，這種特質幾乎不是來自於外部世界的任何一種思想本身，而是來自於一種生命的自然與本性，它就是先生生命的本色。而抵抗生活的重重壓力的依靠，就是這種本色所支撐的精神的風骨與硬度。

精神是生命的支撐！

■謹以此文，紀念賈植芳先生去世十周年。

2017年7月14-18日於滬上

[1] 此文最初是作為譯著《尼采傳》的序文，後單獨發表。

[2] 這段文字，最初出自先生的《解凍時節》的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