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吾為三民主義而死 亦即為共產主義而死
原標題：蔣介石：吾為三民主義而死 亦即為共產主義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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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出身鹽商之家，社會地位不高，又早年喪父，自幼即受土豪劣紳的歧視和壓迫，因此，極不喜歡鄉村士紳階層。1919年2月，他在閩南長泰軍中，憶及往事，勾起宿憤。26日日記云：「吾國紳耆階級之不破，小民終無樂利之一日。」1921年10月，蔣介石在家鄉興辦武嶺學堂，受到鄉紳的阻撓，28日日記云：「鄉愿阻礙不少。周星垣之守舊迂闊，不可言狀，鄉間事辦理之難如此。」29日又稱：「鄉居極感痛苦，事事為鄉愿所阻礙，不能改良稍些，愧恨無涯。」他甚至發誓：「鄉愿不死，殊無回鄉之樂，甚想不願來鄉也。」
蔣介石也不喜歡商人和資本家。1919年10月12日日記云：「政客、武人、官僚之外，商人之狡猾勢利，尤為可惡。資本家不掃除殆盡，則勞動家無樂利自由之道。」他甚至說：「為平民之障礙者，不在官僚與武人，實在資本家與紳耆扞格其間。以致一切權力不能伸張，一切意思不能自由。而政客、議員，名為民意代表，實則媒介於紳耆、官僚之間。凡有罪惡，皆此種蟊賊所造成者也。吾以為革新社會，資本家與紳耆二者之中等階級，須先掃除廓清。」
蔣介石在上海經營交易所，從事證券與棉紗等物品買賣期間，目睹董事們傾軋、壟斷的黑幕，更增加了他對資本家的厭惡感。1920年1月24日日記云：「赴開元會議交易所選舉董事。商人積弊，仍不能脫把持與專制，大股份壓制小股份，大多數壓迫小多數，舞私牟利，壟斷其間。小商人中雖有達材正士，不能施展一籌，以致中國實業，日趨衰落，安得將此種奸商市儈一掃而空之，以發榮社會經濟也。」
在受到交易所中「大股份」壓迫的同時，蔣介石也感受到房東的壓迫與欺詐，進一步增加了他對資本家的憎惡。蔣介石同年12月9日日記云：「晚，為房東朱子謙作惡不仁，心甚憤激，資本家之害人焉大矣哉！」不僅如此，房東還企圖吞沒蔣妾姚冶誠寄存的交易所單據。同月22日，蔣介石日記云：「為富不仁，復欲害人，居心毒極！滬上商人行為卑陋至此者，見不一見，亦無足怪，惟恨冶誠之生事也，氣極矣！」
以交易所的活動為紐帶，蔣介石結識了上海資產階級形形色色的人物。對他們，蔣介石日記常有嚴厲的批評。1921年5月11日云：「知交股價落，不勝煩悶。遇盛四及一班無賴，社會之形態丑劣，嫌惡實甚，無可如何也。」1922年11月28日云：「中國商人，見之頭痛。商家利祿之心，狡猾之謀，過於官僚也。」1923年2月3日云：「又因奸商妒忌，發怒憤激，殊非其道。」凡此種種，都表露出蔣介石對資本家和商人們的憎惡。
對軍閥，蔣介石在日記中也多所指斥。如：
1919年8月20日日記云：「看《申報》，知浙江偽督楊善德已於12日病斃，繼其任者為盧永祥。羊死驢繼，吾浙其無噍類乎！」
1921年3月2７日日記云：「北方無不倒之理，惟在吾黨能起而應之耳！」
1922年6月14日日記云：「黎元洪違法入京，就總統之位，從此天下又起紛糾，政客、議員之肉，其足食乎？恨手無寸鐵，不能一掃荊棘，憂悶無已！」
1925年12月1日日記云：「郭（松齡）宣言討張作霖而戴張學良，可稱滑稽。然如此矛盾，則北方大小軍閥不能不自行瓦解耳。舊時代崩潰之症象，於此益明矣！」
1926年7月12日日記云：「余以關稅會議為賣國條件，決心與吳佩孚宣戰，通告中外。」
這些日記表明了蔣介石反對北洋軍閥的鮮明態度與立場。
與憎惡商人、資本家相反，蔣介石對工人有一定同情。
蔣介石對工人接觸不多，對中國工人階級的勞動與生活狀況也了解不多。1921年8月，蔣介石在鄉監督改建廳屋工程，目睹工人辛勞狀況，有所感動。28日日記云：「工人之辛苦危險，可謂極矣，資本家見之，如無慈悲之心，非人也。」10月21日日記繼云：「自嘆為我一人，而苦彼二十工人，自朝至暮，除食事外，毫未休息，每日足作十小時余苦工。嗚呼！小工何罪，其苦如此，資本家與勢力家之不勤儉自持，厚利報工，其必為神人所不容。不必言近世之潮流如何，徒問你自己良心過得去否耶！可不警惕乎？」11月6日日記再云：「工人困苦，小工更苦。工場法如不速實行，小工無法保護，中國人民只見死亡病傷，決無完全生存之理。有責者其可不惻然設法，實行提倡乎？」這些地方，顯示出蔣介石願意通過社會改良的途徑改進工人的生活待遇。
1925年7月7日，蔣介石向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提出「革命六大計劃」，其中說：「工人為革命中有力之成分，且對於吾革命前途之難易成敗，實有莫大之影響。」但是，他的具體建議只有「吾革命政府，宜努力安置為我國犧牲之失業工人」，「利用罷工工人建築道路」等寥寥數語。值得注意的是，他曾提出：對罷工工人，可「酌加編製，施以軍事及政治之訓練，以植工人軍之基礎」。不過，這一思想，對蔣介石說來，恰如火星一閃，後來的正式文本就被修改得很模糊了。
在北伐進軍途中，蔣介石還同意工人在特殊情形下可以管理工廠。1926年9月，蔣介石參觀安源煤礦，發現廠主無能，受到日本資本壓制，停工近1年，便主張：「工人乘此廠主放棄權利時，起而自己管理也。」不過，蔣介石只同意對工人生活做一定程度的改良，而堅決反對階級鬥爭。還在北伐出師前夕，他就宣布：「階級鬥爭及工農運動的罷工鬥爭，在戰時是破壞敵人的力量和方法，對付敵人是可以的。若是在本黨和政府之下，罷工就算是反革命的行動。」
北伐出師之後，國民革命軍佔領地區的工人運動日漸發展，蔣介石曾發表文告，要求商人不要拒絕工人的「急迫要求」，「早早解決了工潮」，同時則要求工人集中在「本黨之下」，「受本黨指揮」，「非但不應該仇視商人，並且須在可能範圍內急謀諒解」。此後，罷工日漸頻繁，蔣介石仇視工人運動的態度日漸明顯。1927年1月底，他與小室靜談話，一方面聲稱「勞動者地位之向上與幸福之增進，乃吾等之主義，故不能中途而輟」，表示不能動用軍隊來「制止勞動者之罷工」，但同時又說：「唯勞動者苟有跋扈行為，甚且危及國際關係，亦不能過於放任，彼時或采非常手段，亦未可知。」這些地方，已經預示了他日後的行動方向。
蔣介石一度認為，中國「不存在大土地佔有制」，「中國很少發生大土地所有者與農民之間的衝突」。但是，蔣介石的早年日記顯示，他對土地問題還是關心的。1926年2月3日，蔣介石與鮑羅廷談話，鮑主張以「解決土地問題為革命之基礎」，蔣介石表示贊成，日記云：「余亦以為然，惟憂無法引起全國大革命耳。」但是，這以後，蔣介石逐漸傾向於北伐期間，暫不提出土地問題。出師前夕，鮑羅廷建議發布土地政綱，蔣介石不贊成；鮑提議攻克武漢時發布，蔣還認為太早。不過，他仍然在思考和研究這一問題。同年7月30日，他收到鄧文儀的俄國來信，述及土地問題，日記云：「土地制不外土地國家化（即歸國有）與土地社會化（即歸社會分配），如太平天國制是也。」次日再云：「近日甚思研究土地問題，有一解決之方。」8月1日，他在湖南九峰村致電張靜江、譚延闓，要他們和鮑羅廷商量，在國民黨中央設立土地制度委員會，規定詳細辦法，或根據「平均地權」所言，再加細定，「逐條登報，公諸國人參考，且可臨時應用也」。
1926年12月7日，國民黨中央部分人員及鮑羅廷等在廬山開會，討論各地工農運動問題。會議「對工人運動主緩和，對農民運動主積極進行，以為解決土地問題之張本」。蔣介石在會上表示：「只要農民問題解決，則工人問題亦可解決也。」這一時期，蔣介石所率領的北伐軍受到湖南各地農民協會的熱烈歡迎和積極支持，因此，蔣介石對農民運動和農民協會都相當有好感。8月3日日記云：「各村人民與農會有迎於十里之外者，殊可感也。農民協會組織尤其發達，將來革命成功，還在湖南為最有成績。」
民國期間，使用奴婢的現象仍普遍存在。奴婢們大多沒有人身自由，受到各種虐待。蔣介石對奴婢有一定同情，主張禁止蓄奴。1918年，蔣介石在福建永泰軍中，聽到一陳姓主婦毒打婢女之聲，很為之不平。1919年9月，又見到鄰婦虐待婢女，較往日陳婦尤甚，憤慨地在日記中寫道：「中國奴婢之制不革除，尚何有社會平等之可言乎！吾覺欲求人類平等，第一當先除奴婢毒制也。」
蔣介石還反對家族觀念。1920年1月23日日記云：「家族觀念打不破，家族範圍跳不出，埋沒古今多少英雄。」
以上種種，都表現出蔣介石所受五四後新思潮的影響。
出於對舊社會的厭惡，蔣介石有改造中國社會的志向。1919年11月，蔣介石在日本，發現各書坊中社會主義書籍特多。4日日記云：「吾知其社會改革必不遠也。以中國人民不識字者之眾，提倡革命，不及十年而得實行，則今日日本人民之智識普及，其改革進程之速，更可知矣！」當時，日本自然主義作家武者小路實篤接受空想社會主義和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等思想影響，提倡新村主義。蔣介石在日本讀到了《新村記》一書，有所觸動，即萌生「改造本鄉」的念頭。1920年12月，他自覺「矜張自肆，暴躁不堪，對於社會厭惡更甚」。日記云：「我對中國社會，實厭惡已極，其將何以謀脫也？」這一時期，他對邵元沖等宣稱：「中國宜大改革，宜徹底改革。」
早期，蔣介石認為中國缺乏實行共產主義的條件，但對共產主義並不反感。1920年2月2日日記云：「書廚包工來，欺偽百出，心甚嫌惡。中國工人之無道德，無教育如此。對於共產事，甚抱悲觀。非從根本上待其心理完全改革，教育普及之後，斷乎談不到此。」1923年蔣介石出使莫斯科時，認為中國革命應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實行民族獨立和政治民主，第二階段才是宣傳共產主義，實行「經濟革命」、「社會革命」。1925年12月，他在《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同學錄序》中稱：「吾為三民主義而死，亦即為共產主義而死」，「三民主義之成功與共產主義之發展，實相為用而不相悖」，云云。衡之以他在日記中表現出來思想，他的上述言論當非完全是違心之言。
【摘自：《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楊天石/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鳳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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