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展示「樓上的大師」？這是一個問題

展覽：獨上高樓·王國維誕辰140周年紀念展

時間：2017年12月30日– 2018年5月4日

地點：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二層4號展廳

王國維是近現代蜚聲中外的學術大家。他學貫中西，於新舊學問多有開拓，在學術史上地位超然。其晚年受吳宓之邀，任教於清華大學研究院國學門，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並列為「四大導師」，為開啟清華國學教育之新風，貢獻良多。1927年，王國維於知天命之年自沉於昆明湖中，令人扼腕。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正在舉辦「獨上高樓——王國維誕辰140周年紀念展」，以緬懷這位博學多才的巨匠宗師。大師浩瀚如海，一場展覽如何展現，令人好奇。

何以獨上高樓？

展覽入口是狹窄的甬道，宛如洞口，「洞壁」題以先生筆墨，一望可見用先生單色照片印製的開篇展牆。情境營造似象喻學術桃源之徑，而先生早已登堂入室，靜候我等後輩於其中。

展覽入口處

展覽宣傳頁自述：「……『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不僅可喻其令後人望其項背的學問之大成就，亦可喻其孤傲的個性和特立獨行的行事風格。」宣傳頁的用語，透露出撰寫者睥睨國學大師的勇氣和自信。

世所公認，先生在史學、文學、哲學、美學、倫理學、教育學、邏輯學等諸多方面，均造詣精深、建樹卓絕。以今日學問之專，實難找到某個學人，足以對王國維先生進行全面而深入的評價，此可謂先生「獨」之一端——其學之廣，超凡絕倫，宛如遺世獨立，難有匹敵。而以上所列之領域，任舉一種，或於方法，或於見地，先生常發前人未發之秘，辟前人未辟之境，竟至當時不勝寒處，能與其同行至於深處者寥寥無幾，亦堪稱「獨」。

譬如史學研究，王國維獨創「二重證據法」，將考古所出之文獻與紙本材料相互印證，糅合清代考據與西方實證方法，考訂並解決了一系列重大史學問題，從理論方法到實踐操作上，完整地進行了學術上的重大創新，領風氣之先。又譬如文學研究中，先生所著的《人間詞話》，不僅在文學理論中開闢了新的概念，更融合了叔本華的哲學思想，成為中國美學史上極具分量的作品。如此兩種，常為文科學人所熟稔。然而先生獨登之樓，何止這兩座？致廣大而盡精微，先生之謂也。百年前踽踽獨行的身影高遠而充滿神秘，因此，「獨上高樓」一題更讓人浮想聯翩。身為後輩學人，自然希望通過觀覽展覽中一手材料的展示與闡發，管窺先生「學問大成就」背後的登樓之基、登樓之徑、登樓之法、登樓之背景等等。

王國維清華聘書展板

在「獨上高樓」的主旨之下，展覽共分四個單元，分別為「羅王之交」「平生交遊」「清園執教」「靜安不朽」。結合展覽主題和單元標題，先生有相交三十多年的好友羅振玉；平生交遊，皆是名流；清園執教既成就非凡，門生眾多；死後哀榮又極盛……種種標題與解釋顯示出靜安先生生前身後，均是熱鬧非凡，與眾人「打成一片」，何處可見先生之「獨」？

展覽前兩單元似乎意在表現王國維的人際交往情況，展品以王國維致羅振玉、沈曾植、伯希和、內藤湖南等人的書札和少量照片為展覽的主體內容。人際交遊與學問好壞不存在必然的邏輯聯繫，並非表現學人功底的最佳切入點，而展覽以「獨」為展現靜安先生學問之題眼，更增加了這一視角的難度。著重展示的王國維手札字跡龍飛鳳舞、不易辨識，觀眾難以在短時間內辨認先生的蠅頭草字，自然更難從內容中領略先生文采乃至學問。在這種情況下，迫切需要展覽說明牌來搭建觀眾與展品溝通的橋樑。

在一般情況下，展覽說明牌至少應當包含展品名稱和時空信息。展覽中的眾多手札，文末的寫作日期並不清晰。如果展覽說明牌能對時代信息略作標註，則至少具備一定專業背景的觀眾還能夠根據時代對這些手札略作串聯。但展覽說明牌上除了對王國維交遊對象的簡介之外，再無其他。而對羅振玉的同一份簡介作為眾多說明牌的唯一內容，重複出現在每一份「王國維致羅振玉手札」說明牌上，贅余且更增混亂：原本各自不同的手札彷彿全成了複製雷同的物品。這樣的展覽方法，除了能讓人感受王國維的書法藝術風格和廣泛的交遊對象之外，於了解先生之高深學問幾無裨益。展覽前兩單元對於王國維先生入清華園之前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未能起到多少說明作用。觀覽之後，「王國維何以獨上高樓？」這個問題於觀眾仍是一團模糊。

大師之於清華國學

展覽行至第三單元，一定程度上將主題拉回了軌道。展覽既然由清華大學主辦，那麼王國維與清華大學文科建設的關係本應是當仁不讓的重點。受聘於清華，本身確實是王國維將其治學方法和治學精神傳諸後人的重要經歷。另一方面，王國維任教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在近代教育史上也堪稱「獨上高樓」。雖然其創辦延續僅四年時間，但教育成果斐然，人才輩出，畢業74人中，徐中舒、姜亮夫、王力、姚明達、張蔭麟等數十人後來成為我國的著名學者乃至大師，堪稱我國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蹟。這等奇蹟的出現，當然離不開梁啟超、王國維等四大導師的努力。

王國維給清華學生評定的成績

有學者曾研究指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培養模式，有兩個值得關注的特色，一是四位導師均非常強調「求新的世界眼光」。王國維就曾經指出：「異日發明光大我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決也。」相對於這番肺腑之言，更難得的是王國維自己早已在多種學問的研究方面躬親實踐了這一觀點，為清華學人樹立了榜樣。陳寅恪曾對王國維的治學方法予以總結，除了上文提及的地上地下材料相互印證的「二重證據法」外，王國維還非常重視「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取外來觀念與固有材料互相參證」。陳寅恪認為，王國維的這三種治學方法「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導師樹立的先進治學理念，還需要通過合適的方式傳達於學生。國學研究院的第二個特色，便是類似舊日書院風氣的師生關係。在研究院的《章程》中便依規定「本院略仿舊日書院及英國大學制度」，也就是說，師生在課堂之外，仍然會保持著較為密切關係。學員可自由與各教授談話，做論文時還可延請多位教授指導。高水平的學者、先進的理念、融洽的師生關係，成就了民國時代的教育神話。

王國維致羅振玉信札

展覽的第三單元，致力於再現作為清華導師的王國維。展板上，既刊出了創辦研究院的校長曹雲祥、籌備研究院並邀請王國維等導師加盟的吳宓，還展示出了王國維的聘書和《清華周刊》對聘請一事的新聞報道，透露了清華大學求賢若渴的姿態；展櫃中，集中展示了王國維受聘前後與梁啟超、胡適等人的來往信札，以及王國維給後來的各位國學大師們評定的成績單，顯示著王國維校園生活的點滴。相對而言，「清園執教」的內容安排較為集中，著力表現了大師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日常，將清華文科的傳奇時代落實於一件件實物上，令觀眾從展櫃中獲得了對這段歷史新的體驗，可圈可點。不過，展線中摻雜了眾多與研究院學生相關的文物，似乎意在展現學生後來的發展狀況，突出國學研究院的教學成果。

王國維（左）與羅振玉在京都

第四單元「靜安不朽」雖然是結構上的合理安排，但是因為缺少鋪墊，顯得突兀。王國維之生也不凡，死亦神秘。自沉前僅留下寥寥一百多字，語焉不詳，九十年來，學人莫衷一是。獨上高樓，望盡天涯，所見風景自然不同，然而仰之者，但見高樓之高，視野開闊之餘，又有誰可同感風寒凄清孤獨之苦呢？想來衣帶漸寬憔悴之時，驀然回首五十之年，先生望山長水闊，亦不知何處可訴吧。百年之後，先生之未能訴，展覽亦未能訴，空留觀者於華麗燈光之下的靜安先生年表前，遙想他留下的一連串驚嘆。

攝影/丁雨

本文刊載於20180407《北京青年報》B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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