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的我們》：如今的電影界，讓新導演劉若英「大開眼界」

天下 04-29

2017年12月23日，《後來的我們》在北京殺青。導演劉若英還來不及和男女主角井柏然、周冬雨正式說一句再見，二人就各自在工作人員的簇擁下離開，趕去其他活動現場。《後來的我們》拍了兩個月，這樣的情景一直在發生。

除了去年在張艾嘉導演的《相愛相親》友情客串之外，劉若英已經離開片場4年了。這一次作為導演回歸，片場內外「規則」的變動令她「大開眼界」。

「只能拍到五點啊。」演員方不時跑來提醒她。劉若英不敢拖延，特別是看到監視器里的演員「人都是腫的」。「20日拍，他19日還在另外一個組，然後他來了，中間他可能還要去時裝周，還要去拍廣告，還要去參加一個什麼晚會，他好累，他一個晚上都沒有睡，你不覺得他很慘嗎？」劉若英反問起記者。這是今年4月11日，距離《後來的我們》上映還有十幾天，劉若英坐在北京四季酒店裡，開始了第一輪宣傳。

她突然講起13公里外的薊門飯店，那是一家三星級旅館，和四季酒店的價格相差20倍。1999年，拍攝《人間四月天》時，劉若英和助理小梅同住一個標準間，一住五個月。小梅原本是北影廠門口等待機會的臨時演員，被初來內地拍戲的劉若英隨機選中。

將近20年過去了，劉若英自己做起了導演，她的演員帶著幾人到幾十人不等的團隊隨身「護駕」。配備高檔房車，為浩浩湯湯的演員團隊提供服務，是劇組的基本義務。講到與演員有關的話題，劉若英幾次停頓，不時瞪大眼睛，轉頭看向她的工作人員。她不敢點名，也不敢說得太具體，「不行啊，我講了，然後那個演員的經紀人可能就打來了。」劉若英又一次欲言又止，她的宣傳帶著標準的台灣口音對記者說：「換一個問題吧。」

讓演員幸福的年代

這實在太出乎意料了。即使已經入行23年，留下諸多代表作，拿過十幾座影后獎盃，劉若英還是會擔心一個年輕演員的經紀人。她穿著粉色連帽衛衣、牛仔褲和球鞋，綁著馬尾——這個髮型，已經保持了至少十年。雖然在強調「我今天是特意打扮的」，但看上去還是一副學生模樣。

「她好像沒有什麼東西會變的。」她的宣傳說，劉若英只吃一個牌子的泡麵，一件衣服會穿很久，做事情的方法也常年不變，「照顧奶茶（劉若英昵稱）很方便，早上給她一杯冰咖啡就OK了。」

直到2000年在北京拍攝電影《夜奔》時，劉若英才敢「很小聲地」為助理多申請一個房間，原因是「每天早上兩個人上廁所，都很緊張」。做了導演，這種緊張感還是如影隨形。看著來去匆匆的演員，劉若英不停反問自己：「我到底要逼他嗎？我是不是今天要讓他早點收工？」

《後來的我們》剛開機時，劉若英忍不住直呼「現在的演員好幸福」，拍到後期，她改變了想法：「我們那個年代的演員好幸福。」

在劉若英的年代，劇組殺青後，演員會多待上一兩天，沒有幾個助理輪番服侍，都是自己收拾行李，然後集體喝上一頓殺青酒。休息一段時間後，再接下一部戲。中間會花很多時間想清楚到底要怎麼拍，「別的事情不做，我們很專註地在做這部戲。」

那個年代已經過去很久了。久到當年一起拍《人間四月天》《夜奔》的黃磊，早就從清瘦儒雅的文藝青年，變成了在綜藝節目里插科打諢的中年男人。倒是劉若英，在娛樂圈最天翻地覆的四年里，幾乎消失。再出現時，還是一樣的斜劉海和馬尾，一樣的淡妝素裹，一樣的輕聲細語。

年輕人的困境

把劉若英「叫回來」的人是張一白。從2015年開始，陸續有人帶著電影項目找到她，請她出任導演，張一白是其中之一。那正是演員、歌手、作家、經紀人、主持人……人人都能做導演的非常時期。張一白和劉若英談了三四個項目，都沒能打動她，直到他提出了「北漂」的概念。劉若英曾經也寫過關於漂泊的年輕人的故事。兩位主人公從屏東到台北打拚，他們在大都市裡經歷牽手、分開、拼搏、放棄、期望、失望，帶給家鄉老父親的永遠只有好消息。

劉若英決定把故事背景搬到北京，她相信雖然地域不同，年代有別，但年輕人遭遇的困境是相似的。這就是《後來的我們》的雛形。劇本寫了一年，劉若英通過各種方式找到北漂過的人聊天。於是，陰暗的地下室、嘈雜的群租房、分吃的泡麵、撿來的沙發、永遠落不成的戶口、寂寞男人的A片……四處搜集來的北漂元素，濃縮到一對小鎮男女身上。

寫著寫著，難免回想起二十齣頭的自己來。狹窄的公寓里，她打開一盒便當，那是兩天前，從演唱會後台拿回的六盒中的最後一盒。擔心飯菜壞掉，倒進鍋里再炒一次。天氣很熱，她想跑到百貨公司吹冷氣，又怕碰到公寓的管理員——她已經半年沒有交過管理費了。

功成名就後，劉若英還是經常提起這段在滾石唱片做助理的時光，接受本刊採訪時也不例外。人們樂於聽到成功人士的辛酸奮鬥史，然後又一次自作多情地相信莫欺少年窮的童話。《後來的我們》中，男主角最後果然一朝得志，創業成功，買了大房子，娶了漂亮的妻子，生了可愛的孩子。除了和初戀女友分道揚鑣外，似乎沒有其他現實的煩惱了。

但戲外，劉若英道出了另一面真相：「拍完這個以後，我都不好意思說自己以前很窮。因為他們更是窮。」那種「窮」是前不見出路，後沒有退路，是別無選擇。男女主角在北京頻頻受挫，回鄉過年，看到幾十年如一日的景象，只能嘆口氣：「這裡太慢了，還是要回北京找機會。」

相比之下，像劉若英這樣祖父官拜國民黨上將，從小身旁有副官服侍，高中畢業後到美國修讀古典音樂學位，又天生一副清秀樣貌，在泳池邊被陳升選中，住在租來的公寓里，是不想回家後被祖母勒令「不許進入娛樂圈」，難免帶著一番落跑千金的意味。

到哪裡，都是異鄉人

「這個女孩子是從哪個年代走來的？」張艾嘉第一次見到劉若英時，發出了這樣的疑問。那是在馬來西亞，張艾嘉受邀參加滾石舉辦的一場周年紀念演唱會。此時的劉若英還在為陳升背吉他、拖行李，張艾嘉看著她，只覺得從衣著打扮到舉止表情都不像同齡的台灣女孩，特別是看她講著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常常說著說著話臉就紅了。

張艾嘉正在為《少女小漁》尋找女主角，她心中的小漁就是這個樣子的。在把劉若英推薦給製片李安前，張艾嘉要她去拍張照片。劉若英梳著兩條辮子，穿著白T恤和牛仔褲，跑去台北國父紀念館門口拍照留念，這就是她試妝照的背景和造型了。「我一看，我說的沒錯啊，這就是小漁啊。她要是穿著黑紗裙子我就不要她了。」張艾嘉後來在訪談節目里，說起選擇劉若英的原因是「她不現代」。

劉若英成名作《少女小漁》劇照

小漁的男朋友在紐約半工半讀，為了分擔他的壓力，以非法的方式，從大陸到紐約打工。她對男友言聽計從，和一個義大利裔老頭假結婚，以換取合法身份。這又是一部講述背井離鄉的年輕人在生存現實和身份認同間掙扎的電影。

劉若英憑藉這部電影獲得了亞太影后，也終於發片，從助理變成歌手。她開始頻繁來大陸拍戲、開演唱會，在某種程度上，體會到異鄉人的滋味。

拍攝《南京1937》時，她每天都在倒計時回台的日期。那是她第一次來大陸拍戲，孤身一人，沒有朋友，也沒有任何工作人員陪伴。終於盼到了要回家的日子，突然被通知還要多拍一天。劉若英聽後在劇組駐地大哭，打給在台北的經紀人說：「我要回家。」聲音大到住在樓上的秦漢特地跑下來問她出了什麼事。

幾年後，劉若英計划到上海拍攝《粉紅女郎》，劉若英每次到大陸拍戲都要找的助理小梅，這次因為個人原因拒絕了她。劉若英又一次崩潰，打給經紀人說：「沒有小梅，我無法在外地拍半年的戲。」劉若英當然還是出現在了《粉紅女郎》的片場，她後來在文章中形容當時的心情是「彷彿活蝦等著要進滾水似的」。

後來《粉紅女郎》里的結婚狂，成為了她的經典角色之一。整個三十歲，劉若英都在不斷被逼問：「何時結婚？」

又十年過去了，當年無法在外地呆半年的劉若英嫁給了一個北京人，雖然婚後還是住在台北的時間更多。

「你不覺得他們在哪兒都是異鄉人嗎？」李宗盛在聽過《後來的我們》的故事後，對劉若英說了這樣一句話，劉若英聽後「恍然大悟」，把這句話加進了影片結尾。北漂十幾年後——世俗意義上的——成功的男主角和失敗的女主角，困在了回鄉的路中，二人站在荒涼的山坡上，茫然無措：

「我們還回得去嗎？」

「反正在哪裡，都是異鄉人。」

「不想所有東西都跟張姐很像」

《後來的我們》開機兩天後，劉若英特地拿著拍攝素材找到張艾嘉，請求指導。張艾嘉給出了很多意見，其中之一是：「井柏然的頭髮要弄點白。」

劉若英擔心井柏然不會同意，第二天，張艾嘉來了。她親自陪井柏然做造型，幫他把頭髮刷白，果然和他過往的偶像形象截然不同。井柏然沒有反對。

從劇本，到演員表演，再到後期剪輯，每一步劉若英都會徵詢張艾嘉的意見。即便快要50歲了，談到張艾嘉，劉若英還是會帶出一副小女孩的神情，睜大雙眼，微微嘟嘴：「她（張艾嘉）永遠都是我師父。」

很難不把張艾嘉和劉若英放在一起作比較。不只是因為二人的師徒關係，還有乍看之下，相似的成長經歷。她們都出身於國民黨軍官家庭，從小和祖父母生活，都有留學美國的經歷，被視作娛樂圈難得的「才女」。

幾十年演戲、唱歌、寫作，好像一直都在，但一直不是最中心的那個。年紀漸長後，沒有成為家常劇里的婆婆媽媽，也沒有頂著滿臉的玻尿酸，渾身上下用力地寫著「我不服老」，她們自然過渡成導演，算是女明星長久留在這個行業里最體面的方式了。

但是劉若英說：「我不想所有的東西都跟張姐很像。」記者追問原因，她低頭沉默了半分鐘，又是一番謹慎思考後，找到了一個解釋，抬頭露出一副為難的表情：「我會不好意思，好像我有點撿現成的。」

去年10月，在上海的一場演出上，劉若英演唱了張艾嘉的《60年代》，歌詞中唱道：「想起73年的那種不知憂愁，懷念84年的那種毫無保留，90年代為了生活有了別的追求，現在才有空問自己，夠不夠……」唱完後，劉若英眼眶微紅：「她的歌慢慢也變成我的心情。」她說自己很緊張，因為張艾嘉就在現場。

和張艾嘉的時代不同，到劉若英出現的90年代，「生活有了別的追求」，大師的年代已經日漸式微，到如今更是物是人非。這不是出產大師的時代，劉若英也不會是下一個張艾嘉。

張艾嘉可以在訪談節目中，大談成龍年輕時沒有禮貌，曾送他一個會發出聲音的瓷花生暗示他「人要有心」。可是導演劉若英，連談到比自己小二十幾歲的演員在片場的表現時，都思量再三。

偶爾也有發怒的時候。那是一場在北京地鐵里的戲，場地方只給了三個小時，演員卻很晚才來。到了片場，頭髮出了問題，又浪費掉很長時間。劉若英終於沖了過去，她的聲音已經沙啞，說了一句：「你們都聽不懂啊？」

「我很氣自己沒有破口大罵……」劉若英握緊雙手舉到胸前，這是採訪過程中，她難得的肢體動作。話還沒有講完，又轉頭看了看工作人員，於是放下雙手，調整了語調：「算了，換一個問題吧。」

工作人員急忙補充了一句：「其實她大部分生氣的時候，都是在氣自己。」

對話劉若英：

我不敢調教，他們都比我厲害

看天下：第一次做導演，哪些部分要從頭學起？

劉若英：什麼都不懂。但是我覺得最怕就是不懂裝懂，你能承認自己的不足，別人反而會願意幫忙。而且，你也可以看得到別人跟你不一樣的地方。因為電影不是個人創作，我是很單一的一個人，如果我可以放很多的空間，讓我的工作人員提供，然後我再來選擇的時候，我覺得是蠻好的，所以我反而覺得我的不懂，跟我的不足，讓我的電影很豐富。

看天下：還記得第一天坐在片場執導時的情景嗎？

劉若英：覺得很吵，因為後面很多人。我們的第一場戲是，他們在合租房裡面整理東西。然後一去就很安心，因為制景很好。我們大部分都是實拍，只有那個合租房是搭的，所以實際上制景的時間沒有很久，但是他們找那些資料跟找這些東西花了很久的時間，差不多有半年。

看天下：要現場調度這麼多人，會緊張嗎？

劉若英：我來不及緊張，我就很專註地做，只是一時找不到我的那個對講，然後我一直按錯地方，不習慣。因為上面有三個按紐，第一個按紐是導演用的，下面按紐是導演組用，按紐很多。我後來都不管了，反正我很少用對講，我都盡量到現場。

看天下：導演是要不斷做判斷的人，有沒有難以決定的時候？

劉若英：就是看到演員已經很冷，很累的時候，可是還沒有拍完，就在想到底是收工，還是要堅持下去？那是最難決定的。

看天下：那通常最後會怎麼決定呢？

劉若英：最後還是會看狀態，有些時候就會明天拍，有些時候就覺得就差一點點了，就會去跟演員溝通，要他們繼續拍。

看天下：選田壯壯扮演父親，是因為在《相愛相親》里的合作嗎？

劉若英：不是，我曾經因為他演過《相愛相親》而不想用他。因為我不想所有的東西都跟張姐很像。而且我覺得我跟他的交情又不像張姐跟他的交情。然後他又是在內地的這種神級的導演，我第一次做導演讓他來演戲，會不好意思。結果我在拍《相愛相親》的時候，跟他聊了《易副官》（劉若英的另一個電影計劃），我請他幫我看劇本，他在看的過程，我就覺得，其實他演很適合這個角色。

然後他就跟我說，反正我有什麼需要他一定會來幫忙，落下這句話。後來我們在找演員的過程中，很多人提不同的爸爸，我老覺得就是他。

田壯壯在《後來的我們》中飾演男主角的父親

他去年在台北電影節做評審團主席，他跟李屏賓兩個人來我家幫我看那個選景，然後我就拍了一張他戴著老花眼鏡幫我看選景的照片，我覺得他就是爸爸，但是一直不好意思說。

真的是後來男女主角都決定了，我還是覺得我要給他打電話。他就想說我們出來吃飯喝酒。後來他帶我去了一個日式小酒館，才一坐下來，我就重複了一句：『是不是我什麼事你都會幫我？』他就問我說是不是找他演爸爸，『你會這樣子來跟我講，你一定是讓我演爸爸』。我說『那演不演』，他說我都說了幫你了。但是他說要去大連做功課。所以他是真的做完《相愛相親》的宣傳，直接去了大連住了一個禮拜。

看天下：他都做了哪方面的功課？

劉若英：他就是要知道東北現在的這些老人家的生活狀態。比如說他吐瓜子皮，就直接丟在地上了，本來還說要不要一個盤子，他說不是，他們就是這樣的，磕瓜子丟地上，然後再掃。他每天到我們拍的那個鄰家飯館去吃飯，跟人家一起做飯，所以他熟悉那個環境。

看天下：在現場執導一個大導演演戲，會有壓力嗎？

劉若英：他是三個人裡面最讓我省心的。因為我不用導他，他自己就很會了。而且他在現場有穩定的力量。就是他一來，他往那兒一坐，回頭那一群女生就哭了。他感染了兩個年輕的演員，尤其是他感染了見清（男主角）。他們兩個一坐那兒就是無話不談。然後田導第一天就給井柏然包餃子吃。他知道井柏然不吃豬肉，全組人都吃豬肉的，他特意弄了一些牛肉的給井柏然吃。井柏然收工了，特意留下來，坐在那邊陪爸爸到收工他才走，我覺得這個是很難得的。

看天下：張艾嘉導演看完片子有給你什麼反饋嗎？

劉若英：她說兩個演員演得很好，我立刻就掉眼淚了，因為我覺得自己是演員出身。但是如果我作為導演，我最要保證的就是演員的表演，那起碼她認可了他們的表演，對我而言就是一種鼓勵。我還跟張姐說，你是不是要安慰我？我非常記得張姐說的那句話就是：奶茶，我不會這樣對你的，我一定跟你說的是實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