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過校園暴力，有人死於尖刀，有人帶傷苟活…

校園時代因遭受霸凌而落下的仇恨，是否會隨著年齡的成長煙消雲散？

不同的人或許會給出不同的答案。

大多數時刻，一個人的恨意會因為心智和價值觀的成熟而得到排解，即使不會完全消失，也至少會被稀釋、淡化。

但對另一些人來說，時光可能只是催化劑，他們更信奉「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最終從昔日的受害者變成施暴者。一些悲劇就此釀成。

4月27日陝西米脂發生的惡性殺人事件，背後就有校園暴力的影子。在這場造成9死10傷的慘案中，28歲的兇手趙某供述說他在米脂三中念書時曾受到同學欺凌，一直記恨在心，最終起了殺意——他殺的不是當年向他施暴的人，而是正在該校念書的無辜學生。

校園暴力一直以來都是備受關注的話題。施暴方式不一定是毆打，也可以是語言上的傷害或發動同學進行孤立等冷暴力行為。由於受害者多是中小學生，尚處於成長發育期，心性很容易受到影響，有些甚至會留下一生的陰影。

我們採訪了幾個曾遭遇過校園暴力的年輕人。從他們身上，能看到霸凌是如何產生的，如何表現的，以及如何慢慢滲透進他們日後生活的。

文 裘雪瓊 何可人 馬程 溫麗虹

編輯 卜昌炯

圖 視覺中國（圖文無關）

1

我喜歡欣賞對方受苦的樣子——

可能我覺得那就是自己，

我戰勝了自己

10歲時，我經歷過長達一個月的同班同學的毆打。

那時，我在鄂北某縣城一所最好的小學讀書。帶頭毆打我的小鵬是轉校生，家境優越，父親在當地做鄉鎮黨委書記。他個頭不高，皮膚白得像得了輕微白化病。

而我只有1米4，又矮又瘦，常年坐在班級第一排。

他和我同桌。起初，我倆相處不錯，一度緊密。我記得在某個周末，他還約我去遊戲機房。

毆打發生在一個周六，全校定期的清掃日。我和小鵬被安排掃地拖地。我掃完地後，走過去拍了拍小鵬的肩膀，示意他應該拖地了。

「我不拖。你拖吧！」

我感到不可思議：「如果不能按照規定做完衛生，我只能向老師報告。」

時隔20多年，我已記不清事情是如何發生的，只記得他突然用身體將我從門口一路撞到講台的另一側——他拿苕帚拍打我的頭，細苕稈戳在我的臉上、耳朵上。我用胳膊護著腦袋。他尖叫著，拍打了我快有5分鐘。打完，他指揮我拖地，警告我「如果敢把這事告訴老師和家長，你肯定完蛋」。

我含著淚把教室拖了一遍。臨走前，他說：「把眼淚擦乾淨」。

第二次施暴，發生在一周後的上午。那天我做完課間操，剛進教室，便看見小鵬坐在座位上。

我低頭坐在他隔壁。

「你是不是不服氣？」他問。

我不知如何回答，索性趴在桌子上。

也許這個動作惹怒了他。他忽然站起身，抬腳把我踹倒在地，腳踩在我的頭頂。

「你是不是不服氣？說！」

「不是……」我服軟了。

這時有兩個男生走進教室，小鵬有些興奮招手，「你們踩著他。」

他們用腳踩住我，小鵬把木凳子放在我背上，四隻凳腳剛好壓住我的上身。另外兩個同學分別踩住了我的頭和腿。我無法掙扎。

小鵬一邊用力晃動凳子增加我的痛苦，一邊歡呼，另外兩個人也笑起來。他們的笑聲至今還時常迴響在我耳邊。

那起事件讓這三人結成毆打我的同盟。起初，他們只是找機會施以痛手，比如在課間踹我一腳，扇我一耳光。後來他們發現，老師和家長並沒有發現，毆打我就成了家常便飯。

上學變得恐怖，但我毫無辦法——1990年代的教育里，我被告知上學是本分，到點上學成為像時鐘一樣精準的事情。

我曾幻想吃下一種神奇的食物，比如被施過魔法的米花糖，以便獲得不可思議的力量，絕地反撲。我吃過很多米花糖，終究沒能幻想成真。

我害怕告發這秘密會引發更大的危險。而且我在單親家庭長大，自小就承受來自媽媽的毒打。

在持續的毆打中，我開始慢慢學會了忍受。「你為什麼不哭？」有一次，小鵬用力踹完我後問。

我沒有說話。持久的沉默，讓他們感到厭煩，很快便離開了。同學們陸續來到教室，老師也來了。她發現我倒在地上，嚇了一跳，給我換了座位。那之後，直到畢業，小鵬沒有再毆打我，也沒和我說過話。

幾年之後，我們進入了同一所高中。再後來，他中途退學，聽說去烏克蘭念書，音訊全無。

對於一個孩子來說，這種霸凌是深淵，是從天而降的命運砸在我頭上。

這樣的經歷，導致我青春期叛逆、自閉，也嘗試使用暴力。

高一高二，我加入了校園黑惡勢力。跟我兄弟有摩擦的，招惹到我們的，或者單純看不順眼的，我都欺負過。欺負人讓我有快感，好像自己成了一個勝利者。我喜歡欣賞對方受苦的樣子——可能我覺得那就是自己，我戰勝了自己，殺死了過去的我，由此獲得解脫——為此，我被學校記過三次大過。

高二時，我在語文課上讀到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之後又在雜誌上讀到于堅的《作品16號》。詩歌太美了，我想寫詩，想過詩里寫的生活。我明白自己必須上大學。

我轉學了，換到父親所在的城市生活、學習。校園霸凌自此離我遠去，但曾經遭遇的痛苦依然深埋心底。

2

我常假設，如果我當著爸媽的面被人欺負，

我會怎麼做？也許會更狠！

刀捅在別人身上，耳光扇在自己臉上。「別人」死了，我帶著心裡的創傷繼續活著。

我的家鄉是陝西農村。2003年，我去城裡讀高中，從此開始了被「扣點」的經歷。

「扣點」是我們的方言，指一些社會上的男生，強迫一些比較「弱」的同學，給他們買煙、買酒、買撲克牌、請吃飯，甚至直接要錢。其間不乏肢體暴力。沒人能反抗，老師也管不了——有時老師遇到了事，還得找班裡的混混學生來擺平。

事情發生在高二。

男生叫阿傑，是我表哥的小舅子。我和他一起從農村來到這座城市。阿傑一米七左右，身形瘦小。成績一般。常被同年級的大強堵住「扣點」。大強個子也不高，但有混跡社會的經驗，他曾因為賭博，被人砍了十幾刀，這些刀疤成為他此後「炫耀」或者」鎮壓」時的「勳章」。

那天的「扣點」，本沒什麼不同，但不巧被阿傑的媽媽看到了。阿傑的媽媽來城裡趕集，順便來學校看看自己的孩子。

看到兒子被人欺負，她當場大聲斥責：「你怎麼那麼慫！」說了幾句難聽的話後，她就走了。

傍晚，大家在食堂吃飯，阿傑和大強再次相遇。大強譏笑阿傑，還讓他洗碗。所有人都沒想到的事發生了，阿傑扭頭到食堂廚房，找了一把剔骨的尖刀，一刀捅進了大強身體。

沒有再砍第二刀，阿傑在女生的尖叫聲中揚長而去。我還記得那幕，大強倒在洗碗池邊，一動不動。血和水混在一起，流滿整地。

大強當時就死了。

令人驚訝的是，一個多小時後，警察是從被窩裡把阿傑挖出來的。捅了人之後，他竟然回宿舍躺下了。他說：「我沒想別的，就覺得很累。」

那一年阿傑17歲。他被帶走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我常常假設，如果我當著爸媽的面被人欺負，我會怎麼做？也許會更狠！小時候，我爸跟我說：如果你被人欺負第一次，怎麼辦？忍。第二次？讓。第三次？弄死他！

這種不符合文明社會的教育環境，我至今想起來仍不寒而慄。

3

受不了同學歧視性的語言暴力，

他選擇懲罰自己

我16歲時考上省重點高中，進入到了實驗班，家裡人都為我自豪。

那是我第一次離開農村到大城市。因為長得比較高，我坐在教室的倒數第二排，坐我前面的是兩個城裡學生。同學們來自各個縣市，但市裡的孩子一眼就能認出來，從穿著打扮到做事情的派頭，都有些傲氣。

實驗班學習緊張，除了學習，大家很少交流，只有同宿舍里的幾個人關係還可以。我在班裡是很不起眼的，第一次有點存在感，是物理測試考了滿分。

我前座那個城裡學生，總對我惡語相加。我英語差，去問他題，他就說我笨；他嘲笑我的發音；看到我有錯題，就會諷刺我；上體育課，他和幾個同學一起嘲笑我動作不協調；他還說我是醜八怪、榆木腦袋，甚至說我爸媽怎麼生了我這樣一個兒子。

這樣的語言暴力，持續了半年多，我想向他示好，從家裡帶一些特產給他，但他仍然冷漠。他在班裡人緣很好，也不是壞學生，只對我的態度特別差。

有一次做完課間操，我在他後面進門，他故意把門一關，撞了我的頭。我上講台做題，他會故意絆我一下，惹來全班鬨笑。我問他：「你為什麼總說我，是不是看我好欺負。」他說：「就是，又能怎麼樣。」

我當時覺得能忍就忍吧，畢竟身體上沒受到傷害，同宿舍的朋友們也都說別理他就可以了。

到了高一下學期，因為這種時不時的語言暴力，我有些消沉，學習提不起興趣。跟老師提過調位，老師沒重視，說過了期中考試會統一調。一次月考結束，我數學沒考好。接下來的一堂數學課，老師留了競賽題讓我們做。他突然跟我說：你肯定做不出來，因為你爸媽就很笨。

當時我有些崩潰，開始流淚。我揪住他，讓他跟我道歉。他甩開了，還順勢打了我一下。我想揍他，可做不到。但我越想越委屈，頭腦一熱，就拿起教室後面飲水機上的水桶，全部倒在了自己身上。身上都濕了以後，我想往教室外面跑，可滑到了，我就坐在地上，一直哭，直到老師把我帶到了醫務室。

我把這個遭遇告訴了班主任，本想傾訴一下，但他們給我爸媽打了電話，而且班裡的同學也很快都知道了。我心情糟透了，覺得在學校里再也待不下去了，就跟我爸媽說：轉學吧。

學校給了那個男生嚴重警告處分。但他沒什麼悔意。老師讓他當面給我道歉，他也並不誠懇。

轉學時，班主任找我長談，我當時反應卻是羞愧。如果我能控制住脾氣，就不會惹出這麼多麻煩，讓老師為難。那時我根本不知道校園霸凌是什麼，並不覺得自己是受害者，始終認為責任在我，也許我對他說錯了什麼話。

我本來就內向，這件事之後，更沉默寡言了，說話辦事都小心翼翼。有段時間有些自厭，會找懲罰自己，比如冬天穿得很少出去跑步，還曾經拿刀子劃胳膊。

大學畢業後，我回到家鄉的城市，找了一份程序員的工作。中間家人介紹做過一段時間銷售，後來還是換回來做程序維護。我覺得自己比較適合和電腦打交道，不想過多和人打交道。

4

後來我了解到，

天天堵我的男生本身也是暴力的受害者

我上初中時，有一個同校不同班的男生，天天放學後圍堵我。

我記不得起因，只記得他長得特別凶，一看就會欺負人，他個頭不高，身體也不壯，但眉毛非常濃密，眼神里迸出戾氣。我一看到他就害怕，但他總是出現在我放學回家的路上。

他一般瞅准我的書包拳打腳踢，力道通過書包帶傳到身上，也挺痛的。他還會搶我書包側面口袋裡的水杯、雨傘。我梳著馬尾辮，他還會拽住馬尾把我一直往後拽——他的一幫朋友就在一旁圍觀、起鬨。

我的一個好朋友和他住同一棟樓。我每次去找好朋友玩都特別害怕，怕遇到他，被他打。我都是提前和好朋友說好時間，等我一到，她馬上就開門放我進去。

有一次上晚自習前，我又在路上碰見他了。被欺負完，我很生氣地警告他：「我要去跟你們老師說！」

但我其實不願意向老師告狀。第一，我很怕說了以後被打得更慘。第二，我覺得自己搞不定這件事很沒面子，我總覺得可以和他協商解決。

我沒有向爸媽尋求幫助。那幾年，我爸媽都在外地工作，我是被寄養在姑姑家裡的。姑姑儘力給我最好的照顧，但我還會覺得和他們不是一家人，比如姑姑會給她的孩子單獨備一份吃的。

我忍了至少一個學期。直到有天晚上，我直接跑到那個男生班級，當著他的面跟他的班主任說：「你們班的某某某，總是打我。」班主任訓了他幾句。

但他見到我，書包照踢，東西照搶，辮子照拽。唯一的收斂，是力道會稍微減輕。

後來我發現，這個男生本身也是暴力的受害者。他爸爸入獄了，媽媽拋棄了他，他跟著爺爺奶奶生活，也經常挨揍。我想，他那樣對待我，可能也是一種發泄吧。

實際上，我所在的初中時而上演校園暴力。早自習時，教室後面會突然衝進幾個高年級的打架大漢，像極了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幾個人從窗口衝進來，後面追著幾個舉著掃帚椅子的人，被追的人再從另一頭窗口跑出去——有段時間，天天都能看到這樣的場面。

校園外更不安全。走在路上常能看到一追一逃的摩的，那是小混混在互相追殺。等前一輛摩的司機開不動了，後一輛摩的上的人就揮刀上去，把后座的人砍死了。

我有個初中同學就被砍死了。死在我家樓下。很長一段時間內，我經過那裡，都覺得地面上還有他的血，特別特別恐怖。

這種籠罩在老家的全社會的暴力，使我很害怕回去，也讓我變得特別膽小。我總覺得，我隨時都可能死。

5

被最好的朋友及班上大部分同學孤立後，

她差點從5樓跳下

上了縣城裡最好的中學後，我交到一個掏心窩子的好朋友劉蕊。

我倆好到什麼程度呢？她家境不好，我一周有100元零花錢，會分50元給她。她常來我家吃飯、過夜，我們就像連體嬰兒。她和我班裡的其他幾位好友也相處得很好，包括我的同桌、我原來的小學同學盧露。

初二時，劉蕊和班裡的王峰談戀愛。他倆鬧矛盾，我常去找王峰理論，為她抱不平。很狗血的是，王峰居然說喜歡我。但在我看來，友情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劉蕊不這麼想。有一次，她的眼鏡掉在我的椅子旁邊，我挪椅子的時候沒注意，把她的眼鏡壓碎了。當時，她很生氣地撿起眼鏡，坐在宿舍里哭，說是我故意弄壞的。

我們的共同好友都去安慰她，我也很快賠了一副給她。可這件事卻成為全班對我施以冷暴力的起點。不知為什麼，班裡同學都說我故意弄壞眼鏡欺負劉蕊。之後還謠傳，我是班主任的眼線。

我非常要強，從不去解釋。盧露和我自小學就相識，她知道我是什麼樣的人，但她也和其他人一起排擠我。比如上體育課時，她們一伙人聚在一起，對我指指點點。我知道她們在議論我，但我倔，不願意主動示好，變得獨來獨往。

我很苦悶，晚上睡不著，跑到家裡樓頂吹風，心想「活著真沒意思」。但我又給自己喝「雞湯」，狂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鞭策自己，期中考試一定要取得好成績。

我考得很好，語文成績全年級第一。但大家還是不理我。期中考試後的家長會，班主任讓我上台分享語文學習經驗，但台下哄哄嚷嚷、嘻嘻哈哈的，沒人專心聽我講。我是強忍著講完的。

因為不想自由活動時被排擠，體育課我都是自己待在教室，等大家回教室了我才獨自出去。有一次，在教室外和劉蕊那幫人碰見，她們冷笑著撞了我一下。

我的心理防線被壓垮了。我走到對面實驗樓的五樓，樓梯鐵欄杆到我胸部那麼高。「我不要活了。」懷著這個念頭，我費了很大力氣把右腿跨到欄杆外。

但一跨出去，我就害怕了，怕死，也怕父母傷心。

我回到教室收拾東西就回家了。我第一次和媽媽說起整個事件，告訴她我想轉學。聽到我差點去自殺，我媽媽哭死了，當天晚上就帶我去班主任家裡。

班主任很震驚也很生氣，讓我在家休息兩三天。他把事情告訴了全班，很多同學給我打電話，和我說對不起。我不怪這些他們，我清楚根源不在他們。

劉蕊、盧露和其餘幾個人，來我家當面向我道歉。看著她們的眼淚，聽著她們抱歉的話，我的感覺很複雜，覺得可笑，又覺得悲哀——道歉已經沒用了，最多換回我正常地去上學，但她們對我的傷害已不可磨滅。

我覺得初中是非常可怕的地方——青春期的孩子，容易變好，也容易變壞；既不想把自己當孩子，又沒有真正地成年。

我把那次冷暴力當作人生的寶貴經驗，大學去讀了師範學校，課程有兒童心理學、教育心理學等。那時，被我封鎖起來的冷暴力回憶全部復甦，我產生了強烈的願望——將來我的孩子不能和我有同樣的經歷，但也不能成為校園暴力的施暴者。

今年9月我就要結婚了，我不打算請她們。三年前，劉蕊專門叮囑我，我要是結婚，她給我包個大紅包。

但我想，我應該不會叫她。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姓名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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