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名家||嚴耕望：研究歷史，首要的是選擇題目

原標題：史學名家||嚴耕望：研究歷史，首要的是選擇題目

嚴耕望（1916—1996），名德厚，字耕望，號歸田，安徽桐城人，著名歷史學家，以中國中古政治制度和歷史地理研究蜚聲史壇。嚴耕望師從國學大師錢穆，是錢穆先生最欣賞的弟子。1941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歷史系。曾任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及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中國文化研究所、新亞研究所研究員、教授。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耶魯大學客座教授。1970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唐代交通圖考》、《唐仆尚丞郎表》及成名作《秦漢地方行政制度》等專書共7種，論文40多篇。以治學方法嚴謹聞名，被余英時稱為「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

（左起：嚴耕望、錢穆、余英時）

研究歷史，首要的是選擇題目。就小範圍說，是一篇專門論文題;放大些說，是研究範圍，也可說就是:面。無論是一篇論文題或一個研究的廣面，對於研究的成績及其所發生的影響都有極大關係。關於此一問題，我想分下面幾點談論。

(一)具體問題與抽象問題

歷史上的某些問題比較具體，某些問題比較抽象，當然這很難作絕劃分，但無可否認，可作大體的劃分，例如就大範圍說，學術思想文學藝術問題比較抽象，政治經濟民族社會問題就比較具體。這其中也各有程度的不同，例如學術又比思想具體些，政制又比政事具體些。前輩學人中，如陳寅恪先生喜歡講比較具體些的問題，少論抽象問題。這在俞大維先生寫的《懷念陳寅恪先生》一文中已明白講到。

綜觀陳先生的全部論著明顯的有此傾向。再如陳援庵先生，更是如此。他的《中西回史日曆》，不但具體，簡直就是一項機械工作，其功不細!我個人也喜歡研究具體問題。我的主要工作涉及兩大範圍，一是政治制度，二是歷史人文地理，都是具體性，少涉抽象性。

我認為研究工作，為把穩起見，最好多做具體問題，少做抽象問題。研究具體問題，用可靠史料，下深刻功夫，一定能獲得可觀的成績，而且所獲成績比較容易站得住腳，不容易被人否定，也就是說較容易成為定論;但抽象問題，雖然同樣用可靠史料，同樣下深刻功夫，但所獲成績就不一定能站住，也就不容易成為大家都接受的定論。因為具體問題的證據也比較具體，較容易作客觀的把握，需要主觀判斷的成份較少，但抽象問題的證據往往也比較抽象，較難作客觀的把握，需要主觀判斷的成份較多。主觀判斷的成份較多，在作者本身言，就比較容易走上主觀意向，作錯誤的判斷。在讀者而言，在其它的研究者而言，也各參入主觀成份，有不同的認識，作不同的判斷。因此人各有一是非，上焉者可成[一家之言]，但很難得到大家都能承認的公論。然而一般人都比較喜歡講抽象問題，尤其現在一般青年更似有此傾向。這或許是因為對於抽象問題，容易發議論，提意見，講起來比較可以自由發揮想像力，甚至於僅得少數數據，一知半解，也可以主觀的貫連，痛快淋漓的發揮一番，滿足自己豐富的發表欲，至於具體問題，總認為繁難，不易見功。但實際上，具體問題似難實易，抽象問題似易實難。因為具體問題，可以肯定的說，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抽象問題，雖然原則上也是如此，但不必如此。也許自己辛苦經營，以為發千古之未覆，心滿意足，但他人看來可能付之一笑。

然則大家都擱置抽象問題不予研究嗎?我實並無這意。不過就一般人言，以正時弊。若是對於抽象問題實有濃厚興趣，自信天份極高，能見人所不能見，自亦可從事抽象問題的研究。不過要特別警覺，謹慎從事。天份高，功夫深，能謹慎，所得成果，縱然不能得到公認，但若能真正「一家之言」，也就是一項成就。

(二)問題的實用性

從事文史學科的研究，本不應談實用問題，不過假若你想你的工作對於別的研究者有較大用處，並對一般人也有用;換言之，欲有較大影響力，就不能不考慮實用問題。論者本身成就的高低是一回事，對於別人是否有用是一回事，這兩方面往往不能謙顧，但也可以謙顧，關鍵是在問題的選擇。當然，實用性對於他人是否有用，也往往因為時代不同而有異，這是關乎時代學風的轉變。在前一個時期，某類問題很熱門，研究的創得對於他人可產生很大影響力;時代一過，若再研究此類問題，縱然成就很高，也可能無人去看，自然就談不上有影響力。所以就實用觀點說，也很難有絕對標準。不過就目前一般觀點，言國家大計、社會動態、人民生活、思想潮流是最為大家所關注的問題，在這些方面有重要貢獻，較易為大家所注意，看重，便可有較大影響力。

二十年前，我在哈佛大學訪問，參加一次野餐會，大家談起中國學問，楊聯升兄說假若列舉一百個研究中國學問的學者，日本人要佔五十個或以上，意謂中國人對於中國學術的研究成就不如日本人。我和李定一、周法高兩兄聽到，都有些反感。不過，我後來仔細分析，覺得聯升兄的話也不無道理。就深度而言，日本學人自然比不上中國學人，但在成績表現方面，中國學人就顯得比日本學人要落後。例如史學家，像陳寅恪、陳援庵與賓四師的造詣，在日本學人中顯然找不到;但次一級成就的學人，成績表現很顯著，為人所重視的，在中國實在比日本人為少。我想這不關乎學問的深淺與程度的高低，而關乎研究方向。中國人做學問喜歡興之所至，不管問題是否重要，不管對別人是否有用，只就個人僻好去做，有時所涉問題與歷史大勢毫不相干，而一字一用的去鑽牛角尖，用功極大，效果極小，自得其樂，而別人從大處看歷史，就根本用不上。這類論文在中國人著作中占相當大的比例，自然就被埋沒，不為人所重視，在國際上更得不到一席位。反觀日本學人的研究，大體上都就中國歷史上國計民生方面的重大問題下細密功夫。最顯著的成績，如經濟史、佛教史、邊疆史等。中國人在這些方面: 經濟史在較早期只有一位全漢升兄可與他們相抗衡，現在也慢慢有些人跟得上; 佛教史儘管有一位湯用彤先生，成就之高，非日本學人所能比擬，但畢竟太少。我們要想對於中國佛教史有個概括性觀念，還得要看日本著述，至於邊疆史更瞠乎其後，說來豈不慚愧?日本學人的工作，主要是肯下功夫，就其成就而言，不但境界不高，而且往往有不少錯誤，並用很有名的學者，引用材料，斷句有誤，也有根本不懂那條材料的意義而加以引用者，鬧出笑話。我最近看到一位研究唐宋史的日本名學者引用李白〈緊尋陽上雀相渙詩〉: 「邯鄲四十萬，一日陷長平」，作為唐代邯鄲人口殷盛的證據，不知此句是用戰國時代秦趙長平之戰，秦大勝，坑趙卒四十二萬的典故。我相信一位中國學者，尤其有很高學術地位的學者，斷不會開出這樣大的笑話。而在日本學人中就經常見到，並不出奇。然而這不能深責異國學人。因為語文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他們讀中國古書，在速度上，在了解深度上，究竟趕不上，中國人讀自己的書，假若易地而處，我們更當慚愧萬分。

日本學人研究中國史，雖然境界不高，常常出錯，但他們的工作成果卻很有價值，能引起人注意，供大家參考利用，進而在國際上居很高地位。原因是他們研究的多是關涉國計民生的重要問題，專治瑣細不相干問題的比較少。國際學術界所以重視日本學人的成績，固然因為日本是亞洲先進強國，西方人學日文遠在學中文之前，他們多是通過日本人的著作來了解中國學問，所以看重日本人的成就。但日本人的實用性也有絕大關係，不能一味說是西方人有偏見。就如我研究中國歷史上的人文地理，牽涉到政治、經濟、社會、民族、宗教、文化，種種問題，參考近代人的著作，日本人的成績，可能不比中國學人的成績為少。如果日文好，可用的地方可能更多。這總不能說我也有偏見再以我個人的成績而論，我已出的兩部書，《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與《唐仆尚丞郎表》，都是四冊百萬字的篇幅，也都是我中年時代的精心結構。然而無論在國內或國際學術界，「制度史」所得的反應都比《唐仆尚丞郎表》為熱烈，有相當大的影響，而《唐仆尚丞郎表》除極少數的專家備用之外，恐怕很少人去看，影響自然也很少!

其實就我自己評量，「仆尚丞郎表」的功力之深實遠在「制度史」之上。「制度史」顯然有許多具體的、明顯的創作，但功力並非極深，只是能看出重要問題而勤務澈底的搜集史料，並條理化而已!我常告訴青年朋友說，只要能如我一般，肯花時間，肯用心思，肯用笨方法，不取巧，不貪快，任何中人之資的研究生五、六年或六、年之內都可寫得出來;但「仆尚丞郎表」的內容往往因為材料衝突與記載失誤，而須轉彎抹角，辨析入微，這些就非學力較?的人所能辦到，亦非乏耐性的人所能看得懂。自清代中葉以來，研究唐代人物的著作不下兩十家，論規模、論精密，自信這部書都遠過前人，然而卻影響不!大這不能怪人家不欣賞，而是對於人家沒有大用，只有在人家講到唐代某一人物、某一制度時，偶一取用而已。這是我自己所親身感受的例證。講學問?然不應有功利主義，也不到理會對人是否有用，但若是望辛勤的著作能得到學術界的大反應，就不能不考慮選擇論題的重要性!

(三)大問題與小問題

前一個時期，前輩學人中往往談到研究問題的大小。有些人認為要小題大做，方能深入，有所發現，使學術向前推進一步。這大抵是主張專精的一派，目的只在求真，不涉其它，所以認為一條筆記往往比一篇皇皇大文有價值。但有些人則認為要選擇大問題做研究，才有意義，縱稍有疏漏，也焦關重要，小問題不值得研究，縱然做得精審，也無大意義! 這大抵是主張通識的一派。照我的看法，這兩派意見，都很正確。但若各走極端，也都有很大毛病。前者走到極端，勢必走上鑽牛角尖一途，發生瞎子摸象、見樹不見林的毛病。後者若走極端，很容易走上束書不觀，有的自建臆說，沒有踏實根據，有的攀附理論(不論是宗派主義的理論或是社會科學的理論)，毫無實際內容，這是浮薄的一途，，毛病更大!

我想，講大問題是應該的，尤其要重視我前文所說的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但也要用做小問題的方法去做。選做小問題也可以，但要注意到這個小問題是否對某一重大問題極有關係，或是其一部份;或者也說著手研究的個小問題，但心目中所注視的是某些大問題;問題雖小，但可供他人研究大問題之用，這也有積極意義。但這種意義因去大問題愈遠愈消失。至於應做主要的大問題或與大問題有關的小問題，則要視各人的才性、興趣、環境等等之不同而各異，不能一概而論。而偶爾做些不相干的小問題，以為自己娛樂的小玩藝，也無不可。

此外，我還有個想法。青年時代，應做小問題，但要小題大做;中年時代，要做大問題，並且要大題小做;老年時代，應做大問題，但不得已可大題小做。因為青年時代，學力尚淺，但精力充沛，小問題牽涉的範圍較小，尚可控制，不出大毛病，但也要全部精神去大做特做。這樣可以磨練深入研究的方法，養成深入研究的工作精神，為未來大展鴻圖作準備。若走上來就做大問題，要寫成長篇大論並不難，但要精彩則極難。自己學力未充時就做大問題，結果往往大而無當，並無實際成就，久而久之，習而為常，終致永遠浮薄，不入門徑! 中年時代，自己見聞已博，學力漸深，或可說已入成熟階段，而精神體力也正健旺未衰，換言之，已有做大問題的基礎，復有大規模辛勤工作的體力和精神。這是一位學人的黃金時代，所以他可選擇重大問題，做大規模的深入的研究工作，到達博大精深的境界，為學術界提供他可能做的最大貢獻。人到老年，學力深厚，就他本人言，可謂學識已達最高階段，但體力精神日漸衰退，很難支持大規模而且精密的工作，所以只得小規模的做工夫，寫札記式的論文，最為恰當。因為他學力深厚，不妨就各種大小問題提出他個人的看法，是否有當，也不必認真提出實證。我時常勸告老年學人，不必寫煩重的研究性論文，只做語錄式的筆記，最為輕鬆，而可把他一生中對於各種問題的想法寫出來，待後來的研究者參考，縱不能代為進一步證明，也或許有啟發之效，薪火相傳，成功不必在己!

就我個人的工作而言，凡略識我治學方式的人，皆知我是走專精一路;但若能就我的作深入一層體察，便當了解我並不走偏小的路。我少年讀書時代起，就喜歡把任何問題都條理化、系統化。這也許和我的才性有關。我的記憶力極差，幾乎毫無記書的本領，但理解力也過得去。為應付考試，任何課程的教科書，我只極仔細的看一遍，而以條理系統化的題識或筆錄，以後只看題識筆錄，很少看全書，所以花的工夫不太過，也能得相當高分。

（1980年10月23日，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的一次演講）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