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華夏文明的第一縷曙光
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儒學典籍中，《尚書》的閱讀難度最大——不只現在難讀難懂，春秋以來一直如此，別說普通讀書人，即使小有成就的經學家，能真正貫明其意的人也是少之又少，這也是國學領域中《尚書》較難普及的原因之一。只不過歷來知識分子尊嚴至上，又加之《尚書》乃孔夫子欽定的經典，誰都不願公開承認其難度，怕擔上「畏慢聖賢書」的惡名。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唐朝，「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終於說出「佶屈聱牙」這樣一句公道話，《尚書》方始進入繁密細緻的註疏、訓詁體系。由於漢語字義的嬗變，書寫《尚書》的上古漢語已經並仍在快速的失去原貌，今天能順暢的閱讀《尚書》，完全有賴於唐宋以降的學者、儒師和經學家對這部「天書」的註疏解讀。另外，《尚書》的流傳也頗具傳奇色彩，證明了華夏文化在歷史傳承中的的幸與不幸！
艱難困厄的流傳史
先秦時期，《尚書》直呼為《書》，列入「五經」後稱《書經》。最早稱《書》為《尚書》的是西漢經學家伏生，他在專門研究《書》的著作《尚書大傳》中第一次使用「尚書」二字。《書》上升為《尚書》有兩個原因，一、這本書是「上古時代流傳下來的一部典籍」，而古漢語里「上」、「尚」通用，故稱《尚書》。二、「尚」帶有尊崇、崇尚的意思，因為《書》主要記錄的是「二帝三王」施政布德的事迹，同時又為孔子勘定，用「尚」字表示對先王和聖人的尊崇。從《尚書》記述的內容看，上啟堯舜，下至穆公，歷史跨度約1500多年，作者自非一時一人，而是一代又一代的宮廷「史官」。就文筆而言，《尚書》採用的是「散文式記錄體」，言簡意賅的同時，又文采斐然，堪稱上古文學的典範，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很多格言、成語比如「克勤克儉、巧言令色、玉石俱焚、好生之德、有條不紊、同心同德、作威作福、玩物喪志、功虧一簣、殺人越貨」等等，全部出自其中——說明早在中華文化的初期，即使類如帝王政令這樣的公文，也頗具文學色彩，遠非現今機關公文這樣枯燥乾癟、冗長沉悶。關於《尚書》的編撰者，雖無史實鐵證，但一般認為是周朝的「柱下吏」——掌管國家檔案的官吏，擔任這種職務的官吏雖然職品較低，卻需要在德行和文學兩方面具有高尚素質，不是任何人都具備任職資格。道教創始人老子李聃，西出函谷之前，擔任的便是周朝管理政府文檔的「守藏室之官」。
最早發現《尚書》之美並將其應用到普世教育中的是孔子。根據緯書《璇璣鈐》的記載，「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四百二十篇，斷遠取近，定其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孔子歷盡千難萬苦，從黃帝的後人帝魁那裡得到《尚書》原本後，不僅親自刪定，還把它傳授給弟子，使之得到普及。但偏偏這樣一冊來之不易的典籍卻是劫難重重——在整個上古典籍的流傳史上，《尚書》也許是最為坎坷的一冊，一共遭受了七次困厄，而每一次都堪稱滅頂之災。第一次災厄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尚書》首當其衝，悉數被焚。秦人焚書時，孔門弟子轌子賤的後人伏生冒死將書藏在牆壁中，一部尚書才得以倖存。遺憾的是，漢朝初年，九十多歲的伏生啟壁獻書，發現封在泥牆中的《尚書》經過蟲蛀水浸，只剩下二十九篇。接下來便是第二次厄難，東漢光武帝建武年間，《武成》篇亡佚，《尚書》僅餘二十八篇。晉朝的「永嘉之亂」是第三次，漢代以來所有《古文尚書》全部毀於兵燹，世間自此只余《今文尚書》。第四，東晉學者梅頤以假亂真，拼湊出《古文尚書》及假託孔安國的所謂《尚書傳》，直接導致鄭玄「尚書學」的衰亡。第五，唐朝經學家孔穎達「以非為是」，疏注梅頤的《古文尚書》並大加推廣。第六、唐開元年間，書法家衛包又將梅頤的偽本篆體《古文尚書》改寫為隸體「今文」，使《尚書》徹底失去真實性。第七，宋朝開寶年間，經學家李鄂妄自刪定唐代陸德明專為讀經學子編撰的《經典釋文》，致使《尚書》音義亂象叢生。
這樣一來，就產生了一個疑問：流布今天的《尚書》是真是假？這涉及到《尚書》的另一個傳世體系——孔本《尚書》。孔安國是孔子的十一代孫，官至臨淮太守，曾經跟隨伏生學過《尚書》。漢武帝末年，分封在山東曲阜的魯恭王劉余，拆除包括孔子故宅在內的周邊建築，擴建宮殿，推倒孔宅時，在牆壁中發現了夾藏的古文《尚書》、《禮記》、《論語》、《孝經》等數十篇古籍，「皆古字也」。孔安國以孔子後人的身份得到這些書篇，整理後發現「孔壁《尚書》」比「伏生《尚書》」多了十六篇，遺憾的是，這些篇目都在「永嘉之亂」中盡數被毀，給後世學者留下製造偽書的「機會」。客觀講，今天通行的《尚書》有真有假，有殘有補，雖非上古原本，但平心而論，即使其中的作偽部分，其文采、智慧諸方面都堪稱古代作品的經典，同樣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
堯舜二帝的立國之道
現在公認的《尚書》傳世本共有五十六篇，按世代分《虞書》、《夏書》、《商書》和《周書》四部。《虞書》五篇分別是《堯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和《益稷》，記錄的是唐堯、虞舜「二帝」的言行；《夏書》四篇，《禹貢》、《甘誓》、《五子之歌》、《胤征》，主要記載夏禹的治國事迹；《商書》篇目較多，從《湯誓》到《微子》共十七篇，記錄了商湯一朝的帝王言論。《周書》篇目最多，始於《泰誓》，止於《秦誓》，共計三十篇，記敘了文王、穆公謹敬教民的言行舉措。如果單看書的內容，《尚書》無疑是讚頌「二帝三王」施政布德的「政書」。但就是這樣一本「政事」意味濃重的書籍，竟然傳之千載而不朽，不僅歷代聖賢對其讚譽有加，廣為推崇，更被唐朝史學家劉知幾推為「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在學以致用方面，《尚書》更是達到了儒家經典的頂峰——不僅歷代科舉必考此書，還是帝王經國行政的必讀書目，僅漢代坐朝皇帝中，熟習《尚書》的就有漢武帝、漢元帝、漢成帝、漢明帝等多位帝王。客觀講，《尚書》的內容雖然包羅萬象，政事、法律、地理、曆法、稅賦、官制、服飾等等，但一個中心主題就是上古明君如何「內聖外王」、立國化民。
堯為帝王時，華夏正值氏族部落聯盟時代，「國」的規制尚未徹底形成，一切都處於探索狀態，《尚書》記錄下國家雛形初具時的真實情況。《堯典》說，堯當政後第一大事「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派人觀測日月星辰的運轉，確定一年四季和節氣，然後將計算出的時令恭恭敬敬的傳授給百姓，讓處於農耕社會的人民按照季節耕作。為了更好的管理農時，帝堯又設置了「四時官」，將「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別派到國土的東南西北四端，令他們掌管春夏秋冬的播種、耕耘、收穫和儲藏。帝堯在位七十年，悲天憫人，推德讓國，將帝位傳給舜，舜上任後立即巡視國土，「東巡守，至於岱宗」，「南巡守，至於南嶽」，「西巡守，至於西嶽」，「朔巡守，至於北嶽」，在巡守的過程中，帝舜「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器」，並從此定下「五載一巡守」的制度。考察完全國，帝舜做了兩件大事，一、取消「四時官」，將全國劃分為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幽、並、營十二州，並設立「十二州牧」行使管理職能。從今天的眼光看，當人口日益增多、國土日益遼闊的時候，對國家實行「細化管理」的措施非常必要。二、「流四凶」。「流」是流放，「四凶」指共工、驩兜、三苗和鯀。為什麼說舜流放「四凶」要算一件大事呢？因為其中的共工、驩兜和鯀，都是堯用過的舊臣，且官位頗高，鯀一度擔任過「治水官」。正是基於這種考量，儘管這些人犯了「叛亂」的滔天大罪，堯卻始終「寬而容之」。更敏感的是，此時堯還健在，仍然是名義上的「帝」，而舜只是「攝政國事」，此時此刻，於情於理，都不應該處罰先朝舊臣。但是，舜為天下計，公正無私，敢於碰硬，以罪定刑，「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鰥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千載之後，孟子對舜「流四凶」的舉措佩服得五體投地，盛讚此舉的真正意義是「誅不仁也」。
大禹周公的足跡
到了大禹當政，國家體制又向前推進一步——《大禹謨》記載：「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華夏國土又向四方擴展了五千里，十二州也都成立了軍隊。在新征服的土地上，每五個封國設立一位首長實施行政管理。那麼，史籍里屢屢提到的「大禹治水」在《尚書》里是怎麼記載的呢？《禹貢》記錄得非常詳細：第一、「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第二、「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第三、疏浚黃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孟津、大伾，至於大陸」，最後「入于海」。第四、疏導漾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至於大別，南入於江」。第五、分流長江，「岷山導水，東別為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入于海」。第六、「導沇水，東流為濟，入於河」。第七、「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于海」。第八、「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於澧，又東過漆、沮，入於河」。「鳥鼠同穴」是古代甘肅一座大山，渭河的發源地。第九、「導洛自熊耳，東北會於澗、湮，又東會於伊，又東北入於河」。「熊耳」亦上古山名，位於河南盧氏縣，洛水的源頭。
《尚書》還有一篇「感人千古」的名篇——《金滕》。發生於公元前1046年2月27日的「牧野之戰」，「武王克殷」而得天下，建立周朝。兩年後，年邁的周武王生了一場大病，情勢非常危急，當時周朝政權尚未穩固，各種法典制度亟待完善，四弟周公十分擔憂，唯恐武王突然去世影響到社稷安危。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周公擬了一篇情真意切的「祝禱辭」，在郊外「三壇同墠」，「植璧秉圭」，一邊哭泣，一邊向「三王」——太王、王季和文王祈禱，願替武王去死，望先王佑護兄長。禱告完畢，周公將「祝禱辭」藏進「金滕匱」——金繩編織的檔案櫃里，囑咐執事史官不許張揚此事。周公的祈禱非常見效，「王翼日乃瘳」，不幾天，武王便大病痊癒。又過了一年，武王去世，年少的成王即位，天下果然大亂，周公輔政，用三年時間平定「三監之亂」。得勝回朝後，因威望太高受到奸佞詆毀，皆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身為「孺子」的周成王也對這位手握重權的叔叔心生猜疑。偏偏此時「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成王急忙帶領朝臣「穆卜決疑」，打開「金滕匱」取占卜龜甲時，偶然發現周公「願代武王死」的禱書，成王「執書以泣」，對周公感念不已，於是命史官作《金滕》，「以彰周公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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