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為立身之本 圓乃處世之道

他們看世界是天圓地方，鑄成錢幣也是外圓內方。其實他們所推重的立身處世之道，也在方圓之間。那做人的方圓在哪裡呢？我覺得曾國藩有句話說得好：「做人之道，以剛介為自立之基，以敬恕為養心之要。」

所謂方，應當方在內心的剛介中正，對操守原則的堅守上；所謂圓，應當是圓在處世的通達圓融，待人的尊重體諒上。

剛介而不失乎情理

做人要有所堅守，這是一個人生而為人的根本。如果從一開始方向就錯了，走得越遠，只會錯得越多。而我們無論是在從事哪行哪業，想要取得一番真正的成就，都必須要有一個寬宏廣大的格局，而如果想要培養起這樣的格局，則必須要有一顆光明磊落的內心。

文天祥《正氣歌》中所寫：「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所謂內方，其實不正是儒家自孟子以來，堅持在內心裡的那股浩然之氣嗎？

但這絕不等同於固執死板。知可知不可，有為有不為才是儒家的處世之道。所以，我們在講「方」的同時也會講「圓」。在講「經」的時候也會講「權」。俠骨與柔情從來都是相輔相成，剛正不阿和通情達理也永遠都是一體兩面。

在《漢書》里記載了這麼一個案件，可以說是發生在漢朝的「刺死辱母者案」：「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官員追至膠東將其抓捕歸案。

如何法辦呢？判案的是當時長官吳佑。吳佑認為，從孝道角度，「子母見辱，人情所恥」，殺人是可以理解的，「刑若不忍」。但是「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必須按國法處以死刑。

在「法」與「情」的兩難之中，吳佑問毋丘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於是將其妻帶至監獄，「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丘冬至盡行刑。」

在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法律框架下，這無疑就是一個堅守原則但又不失情理的方法。

圓融而不流於油滑

「方」很好理解，真正容易讓人誤會的是「圓」。總有人覺得，所謂「圓」，指的是圓滑世故、八面討好、左右逢源的牆頭草。其實並非如此。

中國智慧中的「圓」，絕不等同於油滑，也並非是指說話上的甜言蜜語滴水不漏。孔子在《論語》中也說，「巧言令色，鮮矣仁」，像這樣巧言令色的小人，絕對不是我們這裡所說的「圓」。

圓是在內心正直的基礎上生髮出來的通透，是對他人的真誠對待以及善意體諒。說白了，就還是曾國藩那句話中的「以敬恕為養心之要」。

所謂敬，就是對長者，對前輩，對朋友，要懷著敬重的心與之交往，切不可恃才傲物，因自己有一二過人之處而生傲慢鄙吝之心。這種發自內心的敬意，遠不同於一時的阿諛奉承，它來源於人內心最大的真誠。

所謂恕，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對待別人多一份同理心。在考慮問題的時候不要只顧著條條框框，只有設身處地的去把別人當做自己想，才能真正懂得人情物理，懂得經權之道，懂得在不違背原則的基礎上成全自己，也成全別人。

「內方外圓」的圓通境界

一代名臣魏徵和唐太宗曾有過一段經典的對話。魏徵說：「臣希望只做良臣而不做忠臣。」唐太宗不解的問道：「忠臣和良臣有不同之處嗎？」魏徵回答：「古代堯和舜的臣子稷、契、皋陶，就是良臣；夏桀的臣子關龍逢，殷紂的臣子比干就是忠臣。

良臣本身享有美名，君主獲得光輝的聲譽，子孫相傳，國運無窮。忠臣本身遭難被殺，君主落得個昏庸殘暴的罪名，國亡家滅，只不過取得個空名罷了。這就是良臣和忠臣的區別。」唐太宗聽後大加讚賞。

這個故事也讓我想到中國人講究的中庸之道。中庸並非指平庸，更不是讓人去做一個碌碌無為的「老好人」。而是說「執其兩端而用其中」的智慧。

這種中庸之道用在為人處世上，其實就是「內圓外方」的境界。稜角過多容易「過剛則折」，也不一定真的於國於民、於人於己有利。而內心如果沒有原則底線，則更容易流於庸俗世故。

所以，要善於把「方」與「圓」巧妙地結合起來，既要有原則底線，又要有態度方法，從而達到方圓有致的圓通境界。而當這種境界施之於朝堂時，大概就是魏徵所說的「良臣」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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