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歷史事實」的爭論
關於「歷史事實」的爭論
老羅/文
（研究方向：敘事史學；概念史；文化研究；闡釋學）
引子：艾文斯在《捍衛歷史》中論述有關歷史事實的話題的時候，把思想史家的「事實」與客觀主義者眼中的「事實」進行對比。可以看出思想史家的「事實」取決於史學家的主觀認識，而客觀主義者的「事實」則更強調其客觀實在性。他們之間的這種認識論衝突，在當代的學術界也有著明顯的體現。比如做「實證」或材料研究的學者認為「材料」，尤其是新材料的挖掘才是學術的進步；而理論研究者則認為學術的進步更取決於對材料的新的闡釋，這種新的闡釋角度或理論才是最關鍵的。實際上，可以看出學術界的這種矛盾在史學界就清楚的體現出來了。
什麼是歷史事實？艾爾頓認為，一個歷史事實就是發生在過去，並在文獻中留下痕迹，可以被史家用來在當下重建它的那個東西。為了成功地完成重建，史學家必須摒棄所有的偏見和預設，用一種完全開放的心態去處理這些文獻。而觀念性的理論會影響史學家的工作，使得史學家屈從於各種預先確定的解釋框架。艾爾頓說，我們對過去遺留下來的材料，必須在生成它的那個語境里進行解讀，「如果我們希望儘可能成功地去追尋歷史過去的真相，那麼我們必須將當下排除在過去之外」（這種對歷史事實的表述與克羅齊等人幾乎相反）。因此，歷史學家的問題不是由理論來確定，而是出自歷史材料本身。
而卡爾則認為，一個過去的事件，只有在被歷史學家當作一個歷史事實接受之後，才能成為一個歷史事實。因而卡爾認為歷史事實是由理論和詮釋建構起來的，它們並不能獨立存在。對此艾文斯在《捍衛歷史》中說，「一個歷史事實，是一個在歷史中發生的，並且可以通過歷史留下來的痕迹去加以證實的事實。而無論史學家有沒有證實它，它完全是獨立於歷史學家之外而存在的」，也即史學家在過去里「發現」事實。
另一個客觀論史學家薩繆爾則指出，在很多情況下，歷史研究的精妙之處在於，把作為話語部分的文獻從話語中分離出來。薩繆爾批評那些後現代主義史學家，認為他們不在檔案材料里努力挖掘，而是居高臨下地在各種意義領域發生碰撞；不是艱辛地使用文獻考察過去，而只是帶著想像力去重新「發明」它。
美國史學家休斯認為，歷史學的新的研究進展不僅僅來自於新材料的發現，而至少也能來自於對已有材料的「新解讀」。艾爾頓注意到對「文獻拜物化」的批評，以及將「再詮釋」看作是歷史學家的首要任務的鼓吹，往往出自思想史家。因為與大多數史學家相比，思想史家是以不用的方式使用材料，也即把材料視為詮釋觀念的工具，而不是視為接近外在真相的線索。
不過對於這種「考據」與「闡釋」的衝突，艾文斯倒是說了句很中肯的話，「思想史家對於他們的同行太關注於原始材料的發掘很不耐煩，看起來也是能理解的，但是對於歷史知識和歷史理解，當然可以同時由新材料的發現和對舊材料的創造性詮釋這兩條途徑獲得」。「歷史學家進行研究的方式因人而異，某一領域的專家不該去責備別的領域的同行——就因為他們沒有遵循自己推崇的方法」。
（讀到艾文斯的這些文字，我能夠明顯地感覺到他的那種客觀主義史學立場，這是我不太接受的。但是最後這段話還是顯示了他作為史學家的寬容。其實，在當下的學術界一直就有關於「實證」或者「材料」與理論闡釋的衝突，前者認為後者除去理論什麼也沒有，而後者則認為前者過分拘泥於材料的考證，而忽視了對材料的解釋，因而沒有思想性和理論深度。最明顯是當前一些做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者，看不上做西方文論研究的人，而後者則更覺得古代文學研究不過是堆積了一些材料，缺乏應有的學理闡釋。這種爭論直到現在的中國學術界都沒停止過，也許以後還會繼續存在下去。他們之間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我本人也深陷其中。其實，說的簡單點這是學科壁壘，說的複雜一點這就是學術思想或者對學術的理解不同。）（艾文斯《捍衛歷史》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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