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絲綢之路

天下 04-30

原標題：歷史上的絲綢之路

*本文節選自《「一帶一路」倡議與中國的全球化主張》，作者王健，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西亞北非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上海猶太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3年9月和10月，習近平主席在出訪哈薩克和印度尼西亞期間，先後提出了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合稱「一帶一路」倡議。該倡議旨在喚醒沿線國家的歷史記憶，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特徵的絲綢之路精神作為指引，推行一種更為開放包容、更加和諧共享、更具創新活力的新型全球化，這是中國為地區和國際社會提供的公共產品，是促進世界互聯互通、合作共贏的「中國方案」。

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國親歷旅行記》（簡稱《中國》）一書中，把從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中國與中亞、中國與印度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西域交通道路命名為「絲綢之路」。1910年，德國史學家赫爾曼從文獻角度重新考慮「絲綢之路」的概念，並在他的《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絲綢古道》一書中提出，「我們應該把這個名稱的涵義延伸到通往遙遠西方的敘利亞的道路上」。向西延伸至敘利亞，這是絲綢之路空間的進一步擴大，是人們認知進步的體現。

事實上，中國民間廣泛流傳的「穆天子會見西王母」的美麗傳說，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段遠古時代的中西交往史。張騫「鑿空」西域後不久，中國絲綢沿著絲綢之路最遠到了羅馬帝國境內。後來的外國探險家如俄國的普爾熱瓦爾斯基和科茲洛夫、瑞典的斯文·赫定、英國的斯坦因、德國的勒柯克、法國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等，相繼在古絲綢之路上探險，發掘文物古迹，不斷證明、豐富、發展著李希霍芬、赫爾曼等關於「絲綢之路」的概念。

作為近代西方興起之前聯通歐亞之間最重要的經濟、文化、民族、宗教紐帶，「絲綢之路」這個描述古代東西方世界持續交往的核心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都在不斷拓展。

狹義的「絲綢之路」主要指漢代張騫「鑿空」西域形成的以絲綢貿易為主的東西方交通線路，即從長安出發，經河西走廊至玉門、敦煌，由疏勒越過蔥嶺後經大月氏和安息至地中海東岸的這條大通道。

廣義的「絲綢之路」涉及空間、時間、內涵三大義項，體現為空間上交通線路的多元性與延續性，時間上興衰沉浮的連續性與間斷性，內涵上公共產品的多門類和複雜性。廣義的絲綢之路在空間上涵蓋陸地和海洋兩個地緣空間，除了發揮主導性作用的中部綠洲之路，還有北方草原之路和南方海上之路。

草原絲綢之路是由中原地區向北越長城至塞外，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通向歐洲的陸路主幹線，古代北方少數民族向西亞、歐洲運輸的貨物除了絲綢外，皮毛是大宗，故也稱為「皮毛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由東海航線和南海航線兩大幹線組成，前者通向朝鮮半島及日本列島，後者通往東南亞及印度洋地區，因為在相當一段時期里中國瓷器成為主要貿易貨品，因此有時也稱為「瓷器之路」。在連接陸路和海陸之間，中國古代還有一條重要的西南絲綢之路，是中印兩個文明古國最早的聯繫紐帶，深藏於高山密林之間的這條貿易文化通衢，包括茶馬古道、「蜀身毒道」等。在時間上，上溯到上古先秦，自西漢形成，經東漢發展，魏晉曲折，到唐朝興盛，再及宋元，直到明代初期，此後衰落，下延至清代、近代（晚清民國），構成一個包括古代、近代的延續，這樣才會產生出當代的「一帶一路」的傳承、銜接。

《通鑒外紀》記載：「西陵氏之女嫘祖為帝元妃，始教民育蠶，治絲蠶以供衣服……後世祀為先蠶。」在有文字記錄之前，考古文物資料已經表明，早在新石器時期中國已經開始養蠶取絲、造絲製品，「絲綢比人們熟知的中國四大發明要古老得多，而它對人類的貢獻又絕不遜色於四大發明」。公元前6世紀至前5世紀，色彩艷麗的中國絲綢經過游牧民族的轉手販運已進入希臘諸城邦，成為希臘社會上層顯貴的奢侈品。

漢武帝派遣張騫兩度出使西域，將後世長期連通歐亞的商道確立下來。公元97年漢朝又派使者甘英前往大秦（即羅馬帝國），卻因被安息人控制著商道而失敗。公元前53年羅馬帝國與帕提亞帝國交戰，波及西亞和中亞，延續幾個世紀，陸上絲綢之路通行艱難，羅馬商人不得不棄陸擇海，在東漢末年三國時期被孫權接待。

魏晉南北朝時期（公元220~589年），中國長期處於政治分裂狀態，經營西域和絲綢之路的能力受到很大影響，曲折發展中的亮點是佛教的傳播。來自印度、中亞的大量佛教僧侶來到中國，為中國的佛教和文化帶來活力，最有意義的是鳩摩羅什（公元344~413年）東來。同時，中國佛教學者也開始了西行求法活動，如著名的法顯西行。此外，由於中原戰亂頻繁，大量漢人沿著絲綢之路向西逃避戰火，這也促成了中國文化的西傳。

隋唐時期（公元581~907年），中國結束了長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國力空前強大。隋煬帝時已經有意識地經營絲綢之路，與西域各國聯繫密切。唐太宗時終於打通絲綢之路，重新建立了與西漢時西域都護府功能相似的安西都護府（後來又有北庭都護府），安西四鎮成為重要的商業城鎮。高宗時，唐朝的羈縻制度達到頂峰，許多國家和地區成為唐朝的羈縻州府，總數達到800多個。陸上絲路沿線的城市長安、巴格達是舉世矚目的大都市，敦煌、吐魯番、喀什、費爾干納、撒馬爾罕、布哈拉等城市成為重要的中轉地而繁榮一時。但是歷經怛邏斯之戰、安史之亂與藩鎮割據，唐中後期逐漸喪失了對陸上絲路的控制力，取而代之的是海上絲路逐漸發達，在廣州設立市舶司。廣州、揚州等地成為高度國際化的貿易中心，阿拉伯商人薈萃，是著名的貨物集散地。

宋元兩朝海舶極盛，海上貿易已成為國家財政的重要來源，宋廷陸續在廣州、杭州、明州（今寧波）、泉州、密州（今膠州）、溫州、秀州（今上海松江）、江陰、上海設置市舶司。南宋末年泉州已經取代廣州成為東方第一大港，直至元末明初。馬可·波羅、伊本·白圖泰、周去非等的行記里也有所記述。明清兩朝反覆實行「海禁」，古代海陸絲綢之路逐漸衰落。

古代絲綢之路已遠遠越出絲綢交易的範圍，成為東西方文明交流的紐帶，以絲綢貿易為主要媒介的絲綢之路所反映的不僅僅是東西方的經濟貿易，更重要的是東西方文明之間的交匯與融合，這種關係才是絲綢之路的文化價值所在，也是一個在世界範圍內文明傳播的重大命題。

因此，我們說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不僅僅是商貿大道，更是文化走廊，是文明之路、開放之路，既促進了中國與世界各國開展經濟合作、共同發展，又促進了與各國的文化交流，它積澱了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其和平性、互惠性、包容性對當代「一帶一路」建設仍有鮮活的借鑒意義。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