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忻州村落的教書先生
清末民初忻州村落的教書先生
張二瑞
中華民族從古代起就將師和天、地、君、親排在一起予以敬奉。教師是教育的載體，鄉村教師的作用更不容忽視，這個特定的群體，他們在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環境中生存。清末民初正處於中國社會大的轉型時期，鄉村教育事業出現了「新舊並存」的局面，教書先生承前啟後，扮演了多重角色，對當地以及整個社會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一、清末民初忻州教育概況
清末民初，西潮洶湧，新潮乍起。自晚清「廢科舉，興學堂」以來，興辦新學的潮流開始從都市延伸至鄉村。「學堂深入地方並引起各種勢力間錯綜複雜的衝突，但新式教育的演進又是緩慢的，鄉村中的私塾教育依舊興盛，出現私塾與學堂並存的局面」。教育的發展對教書先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村落中的教書先生也是新舊並陳。
忻州書院始建於明嘉靖十一年，清乾隆四十年改稱秀容書院。光緒二十八年，秀容書院改稱中學堂，民國元年，又改稱忻縣中學。但教育還是以民間的私塾為主。在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大批初等、高等小學校取代了私塾。在這一時期的前後，辦起首批初高級小學、女子兩級小學、簡師班、職業培訓班、乙種商業學校。
1、私塾
清代忻州私塾一般以三種形式出現：一是專館，即由一兩戶官宦巨富，聘塾師在家庭設館（雙堡和嘉禾村）；二是塾師自己開館授徒，這種私塾在城內和各大村莊多有設立；三是季節性私塾，大多設在小村山莊，塾師由村內出資聘請，教授全村兒童。
2、小學教育
小學教育，始於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 年），民國初期有較大發展。民國八年（1919年），原縣立高等小學堂改稱縣立第一高等小學校，在各區增設5 個高等小學校，原女子初級小學堂改為女子兩級小學校。各村還逐步辦起國民小學校。當時學校的發展，同辛亥革命前後本籍留日學生回縣傳播新文化、倡導教育改革有關。溫村同盟會會員梁碩光，留學日本回國後，「大倡革命」，創辦學校。北關人米庭珍，於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與李淑卿等籌款創立學校，並與趙遂菴等捐資創立女子小學。溫村的梁歌九也設立「小學」，以「教化鄉之兒童」，學者多至百餘人。
3、中學教育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改秀容書院為中學堂，米毓瑞任堂長，民國元年，又改中學堂為忻縣中學校。此後30 余年，中學僅此一所，每年五、六個班，在校學生200 多人，只是曾附設過簡師班和乙種商業學校。從民國元年至二十六年，共畢業29 個中學班和師範班。
4、師範教育
師範教育始於清宣統元年（1909 年），附設在縣立高等小學，有1 個班，30 余名學生，學習1 年，畢業後全部當了小學教師。民國八年，又開辦了師範講習所。
二、清末民初忻州村落教書先生的來源
清末民初，忻州村落的教書先生主要是源於舊知識分子的轉化與新式學校（學堂）的培養，還有部分宗教學校教師，具有一定的複雜性。舊知識分子主要是針對鄉村私塾先生而言，據《忻縣誌》載，忻州在晉朝以前就有了私塾，到了清代，發展到鼎盛階段，辛亥革命前後，新式學堂興起，部分塾師也開始改良。新式學校培養的教師則包括普通中小學、中（大）學師範甚至一些留學生，主要是留日學生，他們在推進新式教育的道路上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一）舊知識分子的轉化
中華民國以民主共和的理念建立，這期間經過「廢科舉，興學堂」，民國教育事業尤其是鄉村教育事業發生了較大程度轉變，辦學方式、教育理念、教育內容、教育隊伍上都更加現代化。對於鄉村知識階層尤其是鄉村塾師階層而言，當時的鄉村現實希望他們有所改良。忻州村落的私塾先生在鄉村進步以及新式知識階層的不斷衝擊之下接受教育改造，在倡導新學的潮流中充實基本知識，改良教育方法。改良後的塾師依舊可以開辦私塾，這時的私塾大多就具有了新式學校的機能，較好地補充了鄉村基礎教育的空缺。他們還可以進入普通學校當教員，而且能夠兼辦民眾教育，如成人識字班或掃盲班。例如民國18 年，忻州雙堡就創辦了全縣第一所村辦民眾學校，以識字為主並推行注音符號的傳習，當時的教書先生有郜子聰、郜秉宏。大部分舊知識分子改良後也基本能達到傳播知識、教書育人之效果。
忻州新路村連氏家族，十分重視對子女的文化教育，自己興學堂，對子女進行啟蒙教育和基礎教育，致力於家族整體素質的提高。以十八世連雋堂為例，他是舊知識分子，在改良自身的同時，也推進了本村學堂的改進。連雋堂，字子英，增廣生員。鑒於族中子弟終日飽食，無所用心，墮落不成器之現狀，他於光緒二十年在新路村雙合巷書院創辦「三新齋書舍」，即今天的「學前班」，凡學齡前子侄，每日上下午認字、學詩、朗誦，聽幼兒故事，以使子侄們在入學前都已能認得200-300 字，能背誦20-30 首唐詩。清光緒二十五年，連雋堂將「三新齋書舍」遷至雙合巷第一幢兩進院，匡村名儒邢參元（字贊臣）、南關進士張鈞等先後在書舍教書，連安堂等練市子弟及解原張佐廷（字相臣）、匡村邢綸（字靜文）、大檀村趙良辰（字遂菴）等都在此受教。在清末西學的影響下，連雋堂不斷充實自己的學識，開始接受新式教育，他於光緒三十三年在村東永安堡設立「養正書舍」，聘請太原優級師範畢業生、大檀村趙良辰教授在此傳播新知識。後來連雋堂見趙良辰學識淵博，見解新穎，頗有建樹，鼓勵、介紹並資助其留學日本。
（二）新式學校的培養
民國鄉村教師文化水平普遍較低，最初以失意的科場士子、改良後的塾師為主，後期以中小學畢業生、教會、西方學堂以及師範學校畢業生為主。接受新式教育的教書先生一般都較年輕並逐年增多。「全國範圍來看，鄉村教師以初中畢業者最多，佔總數的35.7%；師範學校畢業次之，佔28.1%；小學畢業者佔14.6%;鄉村師範畢業者佔9.5%；其他學歷者佔少數」。
「據民國六年統計，全縣共有教師370 人，其中大學畢業者7人，高等師範及專門學校畢業者各1人，省立師範畢業者5 人，簡易師範畢業者38 人，中學畢業者70人，商業學校畢業者21人，小學畢業者227人」。
忻州村落當時湧現出大批新式學校培養下的教書先生，例如，石培仁、許子翰、趙桐、魯踐、梁碩光、趙良辰、高崇秀、王振垣、連元璋、李良和、石瑩、張文同、高亮中等等，其中以趙良辰最為典型。
趙良辰（1875-1928），字遂菴，忻州大檀村人，前清生員，一派儒生風度。童年時代經歷了中國鴉片戰爭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時期，金田起義、洋務運動、甲午戰爭、法國入侵、沙俄割據、美英吞併，整個神州大地支離破碎，民族矛盾和社會矛盾日益加深，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正在私塾讀書的趙良辰深感顧炎武所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歷史使命的重大，於是產生了「掌握知識，救國救民」的思想。1895年，趙良辰考入了省城太原的優級師範學校，在校學習中，他目的明確、態度端正、刻苦鑽研，積澱了相當濃厚的文化學識底蘊，為今後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1899 年畢業後前往本縣流江村，投身教育戰線，他愛崗敬業、勤勤懇懇、嘔心瀝血，將自己所得的菲薄薪俸除維持最低家計生活外，節餘的部分積攢起來，與學友北關人氏、社會名流米庭珍攜手共計，解囊傾獻，創辦了流江村女子學校，為推進新式教育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在該村八年歲月的「不遑忙碌」中，他培養出不少胸懷大志的男女才子，之後考取了日本留學生。
（三）宗教神職人員
宗教學校雖然分布不是很廣，但也是清末民初忻州村落教育獨特性的體現，以奇村鎮為典型。小小的奇村，三家教會（耶穌教、天主教、基督教大同會）並存，在當時被稱為「宗教城」。
耶穌教遠在義和團運動之前就有，地址在奇村大南街東巷，名曰「福音堂」，即為教友禮拜的場所，內設執事一人，做飯守門一人，「福音堂」小學教師一人，平時有小學生一、二十人，都是教友子弟。耶穌教屬基督教，基督教在忻州境內創辦學校，民國三年（1914）創辦崇實小學，招收忻、定、崞等縣的教徒及其子弟300 餘人入學。是年，又創辦婦人學校。民國十九年，創辦庄磨鎮學校。
天主教民國十年後在奇村小東街修建教堂，其規模遠勝於耶穌教的「福音堂」。到了民國二十年以後，西北鄉的大村莊差不多村村都建「天主堂」。教會內設有神甫一人，執事一人，和天主教的小學教師一人。外國人每年來數次，多是法國人和義大利人。
基督教大同會是中國人自辦的教會，成立於民國二年，會址在奇村堡子街，創始人為忻州溫村的梁碩光。命名「基督教大同會」，據說主張是合儒、釋、道、耶、回五教為一，旨在抵達大同世界。大同會會址設有書房院，書院有教會附設的學校，梁碩光總攝會務，教師有趙善言和馮道遠。梁主講佛經，還講孔孟之道，有時亦講耶穌教、道教、回教的經典。他又重視儒家禮樂，在教會和學校中，教練民族樂器。教會曾收過百餘名學生。接收學生的規定是，凡信仰大同會的商紳即可將子弟送往附設的「書院房」學習，白天講授四書五經，晚上參加禮拜奉經，可隨時入學，也可隨時退學，最後有一部分高生隨梁赴省城中學深造。
清末民初鄉村教育初步發展，新式學堂和舊式私塾並存，村落教書先生或是舊式知識分子的轉化；或是新式學堂的培養；也或是來源於宗教學校。儘管教學環境簡陋，又面臨著方方面面的壓力，但是村落教書先生滿懷鄉土情懷、教育情懷和家國情懷，在「小世界裡」造就了大的格局，也鑄就了屬於他們自己的特徵，並為社會做出一定貢獻。從職業天性來說，教書育人是教書先生的職責使然，忻縣溫村梁歌九前後培育百餘人，出塾以後皆能自主。作為本土人，忻州村落的教書先生在從事教育事業的同時，還積極著書立說，傳承區域文化。在動亂的年代他們又能肩負起家國大業，在辦學的同時傳播民主革命思想，特別是對辛亥革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所以我們應該從這一平凡的群體中汲取力量，樹立家國理念，充實自身，推動教育進步。
來源：忻州日報旅遊文化周刊
大美忻州編輯：周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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