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一兵：科學考古學與話語事件場——青年福柯關於認識型和認識論斷裂的答辯

內容提要

福柯提出的話語事件場概念中，存在一個從宏觀文化構式向微觀文本內部結構的轉換，即一個文本中的功能性話語與各種他性話語的支撐和依賴關係建構起來的指涉系統。這顯然是比認識型要微觀得多的構境場域，它往往是一種文本、一種思潮內部的複雜話語實踐。學術思想發生中真正存在的只是當下被激活的話語事件場，它在學者由言說和思考過程建構起來的學術思想構境中曾突現式地發生過，話語事件並不持續實在和永恆在場，而只是不斷地突現式地蜂擁而至(成境)並迅速離散(消境)，學術構境即是話語事件群的會聚。

關鍵詞

福柯《科學考古學》共時性與歷時性話語事件場檔案

福柯的《詞與物》一書出版之後，雖然受到薩特等人本主義哲學家的批評，但在整個法國社會還是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好評如潮。在哲學界內部，受到了一些特殊關注，比如來自老師的評點和一些優秀學生的質疑，這些質疑以《詞與物》中提出的認識型概念為討論的中心。這些深一層的追問雖然為數不多，但都引發了青年福柯深一層的反省，從而促成了他思想上第一次重要「轉折」。圍繞老師和學生們的追問，青年福柯於1968年發表了《科學的考古學:答認識論小組》( Sur l』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Ｒéponseau Cercle d』épistémologie)一文。隨著這篇文章的發表，在「紅色五月風暴」之後，青年福柯的思想開始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本文我們重點來解讀這一重要文本。

一、非連續性: 提問與回答

向青年福柯提問的主體，是阿爾都塞在高等師範學校所領導的當時還比較年輕的十餘位青年學者組成的所謂「認識論小組」( Cercle d＇épistémologie)，其中，就有今天已經成為法國一代新型思想大師的巴迪歐和米勒。所有問題圍繞的核心關鍵詞有二：認識型和認識論斷裂( De l』épistémèet de la ruptureépistémologique)。毫無疑問，這也是本書作者關心的問題。巴迪歐等人提出，希望福柯「在科學的地位、歷史和概念的關係中」，進一步確認這兩個關鍵性概念的內涵。他們認為，在巴什拉有關科學史的研究中，「認識論的斷裂」被用以描述科學史發展中的非連續性，而青年福柯也是在這一基礎上「發現了一個時代與下一時代的認識論構式( configurationépistémique)之間的縱向非連續性( discontinuitéver-ticale)」。問題的焦點於是集中為:認識論構式的橫向性( horizontalité)與非連續認識型變化的縱向性( verricalité)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十分有意思的一個細節是，認識論小組在發問時，刻意使用了垂直與水平的比喻，而沒有使用已經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歷史主義的歷時性和結構主義的共時性範疇。並且，認識論小組的這幫年輕人還促狹地引用了福柯的老師康吉萊姆在相關的評論文章中對學生作出的一個批評:青年福柯將支配不同時代認識論構式的不同認知之間的關係描述為絕對的斷裂，而康吉萊姆則明確指認道，17、18世紀的認識型中諸如「自然史」這樣的話語，的確被19世紀的認識型所拋棄了，但也有一些話語被直接整合( intégrés)到新的認識型之中，牛頓物理學並沒有隨著動物經濟的生理學的出現而消亡，前者充當了後者的一個模型，譬如即便是在愛因斯坦那裡，牛頓也沒有被斷裂式地推翻。青年人的提問和思考顯然是尖銳和深刻的，他們的確犀利地發現了青年福柯《詞與物》一書中存在著的內在矛盾和理論破綻。

面對這種追問，青年福柯的態度倒也十分認真。他坦然直面了青年人敏銳的觀察和質問，同時承認「認識論的斷裂」並非自己的原創。他說，在當時整個法國思想史研究中，人們已經開始普遍放棄長時段( longues périodes)的連續性觀察：

有人已經開始努力去發現在思想的偉大連續性( grandes continuités)背後、在精神的基礎性和同質性表現( manifestations massives ethomogènes de l』esprit)的背後，在從一開始就為自身存在和自身完善而鬥爭的科學的不懈發展背後存在的中斷( interruptions)。

福柯所列舉的思想先驅者，包括自己的老師巴什拉和康吉萊姆，也包括熱魯( M．Gueroult)的哲學話語空間中封閉體系的「概念建築術( architec-tures conceptuelles)」，以及在更小規模下思考文本內部寫作結構的文學分析——他指的應該是語言結構主義思潮中的文學文本分析理論。青年福柯解說道，雖然這些努力的共同理論旨趣都已經指向思想史中的非連續性，但真的還存在一種橫向與縱向的、更深一層的思想交叉( entrecroisement)。比如，熱魯的哲學話語內部的概念建築術和文學結構主義集中於橫向的結構性思想構式，而巴什拉和康吉萊姆則更多地在思考縱向科學史中的結構性斷裂，但二者確實交集於非連續性。不難看出，青年福柯自己十分清楚那些提問的焦點在哪裡。

然而，在接下去的討論中，福柯狡猾地迴避了自己已經意識到的認識論小組追問的這一核心思考點，即認識型的橫向制約與縱向簡單斷裂之間的關係，他在七繞八繞的兜圈子中，將回應問題的討論慢慢引向他自己的一種思想獨白。在這種獨白的字裡行間，我們已經可以隱約感覺到他自己思想的某種改變，甚至已開始生成他將要在《認知考古學》中提出的系統話語升級。以下，不妨先來看看他對非連續性的一個重新說明。

青年福柯故弄玄虛地說，他並不認為上述這種雙向交叉將同一於非連續性的勝利，因為非連續性概念在歷史研究中的實際學術效用已經發生了改變。以他的判斷，在傳統的歷史研究中，非連續性雖然真實地存在於「眾多分散事件、意向、觀念或實踐」之中，但卻又是「歷史學家的話語規避、化約和抹除從而揭示串聯式( enchanements)連續性的東西」。在傳統歷史學家那裡，歷史就是在時間持續的過程中所發生的過去的事情，因此，防礙了連續性整體的斷裂和偶然是必然要被剔除的。青年福柯指出，其實，這個建構了歷史縱向連續性的主觀故意的串聯，只是人們主觀「意識的串聯」，或者說，「連續的歷史就是連貫的意識( L』histoire continue，c』estle corrélat de la conscience)」。意識，是構式縱向連續性歷史的真正本質。這也就意味著，連續性的歷史觀在方法論邏輯上是一種隱性的唯心史觀。因為正是意識把歷史中的現象看似平滑地聯繫在一起，把那些隱蔽的合成物( d』obscures synthèses)通過話語重構( reconstituter)串聯塑形成一個連續的總體，從而重認那種跟著意識後面奔跑的「追光的統治主體( sujet souverain)」。這裡的光，即理性認知之光的照亮，這種本質之光讓我們看見現象，也是它的主觀構境編織了光亮中可見的歷史事件。在這個意義上，青年福柯似乎是模仿恩格斯說出了一句很精闢的話:「歷史是意識的最佳避難所( abri privilégié)」。恩格斯說，馬克思在創立歷史唯物主義時，將唯心主義從社會歷史領域這最後的避難所中驅逐出去的。此間，我們可以隱約體知到，福柯試圖通過一條十分曲折的路徑傳達這樣一種信息，即他在《詞與物》一書中之所以提出那個作為一個時代所有文化現象的橫向支配力量的認識型概念，重要意義就在於反對一種唯心主義的縱向連續總體的歷史觀。我認為，福柯這裡對連續性的歷史觀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在方法論上，連續總體的邏輯構架之下的確隱匿著一種從觀念出發的「應該」，連續性本身是主體對歷史樣態的一種本有式懸設。然而，如同我們在上文的討論中已經指出的那樣，青年福柯在整部《詞與物》的討論中，雖然反對了簡單的歷史連續性，但卻在另一個層面上，仍然在用認識型對現實進行唯心主義的邏輯強暴。換句話說，福柯至多是用一種唯心主義去錯位式地反對另一種唯心主義罷了。

接著，青年福柯說，現今的情況真的有了新變化:一方面，「歷史，亦即一般意義上的歷史學科已經不再是對系列表面背後的串聯(encha nements)關係的重構(reconstitution)了;它們現在所實踐的是系統化地引入非連續性」。甚至，非連續性已經被內化到歷史學家的話語之中，成為一種積極的自覺因素。另一方面，20世紀以來，精神分析學、語言學和民族學研究的出現，已經吊銷了那個建構歷史連續性的統治者———現代性主體。綜上，促使歷史研究在主體與客體兩個向度上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迎接這樣的變化，當然也有人傷感，他們會對主張非連續性的人說:「你抹去了歷史( l』effacement de l』his-toire) !」青年福柯的態度則是:其實，這裡消失( dis-parition)的並不是歷史本身，而是描述歷史的主觀呈現形式( forme)，它曾經以秘密的方式，完全自在地植入主體的綜合活動性( l』activitésynthétique dusujet)中。消失的不是歷史，而讓歷史成為大寫歷史構式的那個先天綜合統攝構架的方式。

顯而易見，青年福柯既沒有直接回答認識論小組提出的縱向非連續性與橫向認識型之間關係的問題，也沒有直面康吉萊姆對他認識型斷裂中的簡單性與科學史真實事實不符的批評。他使出了一個狡計，即提出一種看起來超越這些問題指向的新的觀念，藉以緩衝自己認識型範疇重構歷史中被撕裂開來的硬傷。這個新觀念，就是所謂話語事件場。

二、話語事件場的出場

此間，青年福柯依然是從非連續性的構境層出發，試圖引開人們對過於剛性認識型的過多注意。他說，承認非連續性，也就意味著一些否定( négatives)。譬如，必須要證偽那些在連續性歷史研究中起關鍵建構作用的諸如「傳統( tradition)」、「影響( influence)」、「發展( développement)」和「時代精神或精神狀態( de mentalitéou d』esprit d』uneépoque)」一類的概念。這些概念確實是我們在歷史研究，特別是思想史研究中習以為常的概念，我們從來不會去細想在它們之中可能包含某種連續性歷史觀的意識形態構境特性。哈維曾經指出，「福柯正確地抨擊了某種『時代精神』的觀念，認為它們過於簡單，他說明了不同制度的權力基礎如何產生了適合它們自己環境和規訓目標的非常不同的話語」。這可能是對的。青年福柯剖析說，所謂傳統的歷史構式機制，即通過設定一個連續的歷史坐標體系，既給一些歷史現象以特定地位，也標識一些歷史事件為創新。譬如某一民族文化傳統的生成和持續發展。影響，則是建構一個歷史現象與另一種現象的神秘過渡。例如，馬克思的辯證法中的黑格爾因素。在此，可能他更想說自己老師康吉萊姆所質疑中那個「牛頓物理學並沒有隨著動物經濟的生理學的出現而消亡，前者充當了後者的一個模型」，還有「在愛因斯坦那裡，牛頓也沒有被斷裂式地推翻」。這恰恰是舊歷史連續性範式中的「影響」和「發展」。你看福柯有多聰明!他無法直接與老師對罵，但卻一臉無奈地提醒前輩:你老人家的範式真的舊了。發展，意在說明一些歷史事件是「同一種組織性原則的實現」。譬如唯物主義哲學從古代素樸實在論向近代機械唯物主義的形態轉換。時代精神，則是「在共時性( simultanés)與歷時性( successifs)之間建立起意義的連續性，象徵紐帶的連續性，或某種相似性和鏡像映射的遊戲」。這倒真是黑格爾留給我們的思想史遺產。青年福柯指認，這些在傳統思想史研究中習以為常的非反思的觀念構件，恰恰是無意識建構歷史連續性的意識形態概念，其本身實質上都是一種根本無法被經驗證實的意識合成物( synthèses)。我發現，福柯的這個思考點上還存在一重很深的反駁，即細心地用共時性與歷史性這一對規範的語言結構主義中的學科概念影射了認識論小組所選用的橫向與縱向這一對常識概念，並且試圖將這種仍然在傳統範疇語境中的提問本身都貶斥為非法。這是十分高明的招式!

顯然，青年福柯有些得意地說，首先，不能用非反思的範式來提問。他開始悄悄地全面反擊了。因為，在我們通常的學術研究中，非反思的範式使用已經是隱性的暴力。除去上述思想史的觀念構件之外，再比如，「文學」和「政治」這樣概念，本身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才得以發生的「晚近範疇( catégories récentes)」，可卻常常在歷史學研究中「被以回溯的假定( hypothèse rétrospective)和新的類比或語義相似的遊戲運用於中世紀或古典文化」。這是追加的一個新的回擊。福柯是想說，事實上，當我們使用一些僅僅屬於一定時代的規範性、體制性的構式話語來普適性地思考全部歷史的時候，一種看不見的強制已無形中生成。不難看出，鮑德里亞在《生產之鏡》一書中使用的批判性方法正是由此緣起的。

其次，在福柯看來，認識論小組的青年學生們根本沒有理解:文本並非同質，文本並非話語事件，話語事件亦並非獨立。即便是《詞與物》這一文本本身，都未必是同質的，更何況《詞與物》的意義域並不直觀於可見的文字，而是不可見的話語事件，甚至是話語事件群。這就是福柯此處端出來的新東西了。這裡的話語概念已經不是《詞與物》中那個資產階級古典認識型中作為普通語法在場的語言運作系統，而是一個全新的方法論範式。福柯這一招真是一個足以輕巧地滑出問題繩套的好辦法。於是，福柯得以從質疑中跳脫出去，著手塑形和展開另一些更複雜的新想法。在此，有些許流於生硬的認識型構架就要被軟化為功能性的話語事件場了。

青年福柯神秘兮兮地繼續講道:如果想要真實地捕捉到一個思想家的學術思想構境，就必須打碎幻象中的思想統一體( unités)。譬如，一個學者的思想同一體———它們通常被指認為「書本和成果( livre et de l＇oeuvre)」，就好比認識論小組看到的文字、詞語和文本中可見觀點意義上的《瘋狂史》《臨床醫學的誕生》和《詞與物》。然而，學術思想構境事實上的真相與這些文本和文本群的詞語事實並不具有平面化的簡單同質性。我們可以發覺，筆鋒至此，福柯已經悄悄地將論說的重心從宏大的文化認知結構———認識型微觀化到了一個學者的文本與思想構境機制的探究，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接著，福柯作了具體分析:

第一，文本同一性的證偽。青年福柯說，一本書的統一性並不是「同質性的統一性( unitéhomogène)」。這是一個展開說明。一個作者的一本書並不是一個同質的思想體，其邊界不是剛性的，而恰恰是向著他性開放的。進一步說，一本書的邊界既非確定也非嚴格劃定的。沒有隻靠自己就能存在的書籍，它總是在與其它書籍並立的支撐關係和依賴關係( rapport d』appui et de dépendance)之中的，它是網路中的一個節點( un point dans un réseau)——這個網路包含了為個點或隱或顯地指向其它書籍，其它文本或其它句子的整個指涉系統( systèmed』indications)。

無疑，福柯這裡的說法十分接近於羅蘭·巴特－克莉斯多娃後來突現的文本互文性理論。後者在《語言·對話·小說》一文中提出了「互文性」概念。她指出，任何文本都是引語的鑲嵌品構成的，任何的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青年福柯這段話的言下之意是，《詞與物》一書中的認識型的概念與巴什拉、康吉萊姆甚至阿爾都塞的文本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認識型的範式如果有錯，那是一個時代中互文性話語事件場中的共同誤認。所以，福柯這樣舉例，我們很輕鬆地就可以將一個呈現為平行六面體的作為物性對象的書拿在手裡，但如果不通過各種支撐和依賴關係網路建構起來的話語場( champ de discours)，這本書所內含的指涉卻是根本無法獲得的。請注意，福柯這裡的討論還存在一個上面我已經指認的從宏觀文化構式向微觀文本內部結構的轉換，即一個文本中的功能性話語與各種他性話語的支撐和依賴關係建構起來的指涉系統(話語場)。福柯此處的思考，顯然是比認識型要微觀得多的構境場域，它往往是一種文本、一種思潮內部的複雜話語實踐。我以為，這同樣是福柯使出的一種巧妙的解套之法。

第二，一個思想家文本群的雜多與異質。青年福柯認為，從表面上看，一個學者的作品似乎就是以他的名字指涉的全部文本的總和;可是，在這一表面同一的指涉之下，並無法完全涵蓋他的所有文獻。比如，學者有可能以假名(筆名)發表作品，以至直到他去世之後，部分原始手稿、筆記( notes)、札記片斷和隨意的塗鴉( griffonnage)才被挖掘出來的;再比如，學者中途放棄的文本和寫作大綱，那些未曾發表甚至未能記錄、保存下來的書信、訪談和對話。以我之見，還應該算上那些他不想讓世人知道的文本。雅克·馬丁和福柯本人，都曾在去世之前焚毀了自己的全部或部分手稿。青年福柯深沉地指出，一個人只有到死亡之時，才會徹底「離開包圍著他的這些多的數不清的遺迹，它們在無限多的交叉點上說著如此不同的語言」。所以，不管是誰，其全集永遠不可能是全的，因為必然有許多曾經發生的話語事件在有意無意中被剔除，以致無法進入全集。一個思想家作品的同質統一性只是後人闡釋性操作( opération est interprétative)的結果罷了。這永遠是一種帶有隱性意識形態色彩的再構序。

第三，思想起源與顯隱話語關聯的假象。在青年福柯看來，要能真正深入理解一個思想家的學術真諦，還必須打破關於一個思想家的思想同一性構式中存在的兩種闡釋性假設。一是在每種思想表面的開端之外，總是存在著一種「隱秘的起源( originesecrète)」。這個起源不是普通的起點，而是原初的本真性。這便是後來在後現代思潮中被標識為「本質主義」的傳統基始論。在後來對尼采譜系學的改造中，這個起源論被設置為總體性線性歷史觀的邏輯構件。二是「所有顯白話語( discours manifeste)都隱秘地取決於已道出( déjàdit)的東西;而且這種已經說出的東西又不是已經表達出來的句子、已經寫下的文本，而是那『尚未說出』( jamais dit)的東西———它是某種不可具體化的話語，是像氣息一樣無聲的聲音( voix aussi silencieuse)，是僅僅在行文之中所留出的空白(creux)的那種寫作」。仔細想來，福柯這番話似在批評自己的老師阿爾都塞，因為正是後者在巴黎高師的《資本論》研究小組中提出所謂的「癥候閱讀法」，其中就要求人們像馬克思閱讀斯密一樣，在文本中讀出「空白」來。

青年福柯認為，如果能夠去除這些建構連續性和同一性的東西，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在一個思想家學術構境中真實存在的東西只會是斷斷續續的蜂擁而至的事件( irruption d』événement) :話語事件。請注意，這是福柯生產出來的區別於認識型的新鮮思想構境物。這也將是此後的《認知考古學》的核心思考點。

話語的每個階段都向作為事件的它的撕裂敞開著，事件存在於蜂擁而至( irruption)之間，存在於轉瞬即逝的離散( dispersion)之中，這斷續和偏離使話語被繼續、被知道、被遺忘、被改造、被塗抹為它最細小的痕迹，並從每雙眼睛前移開埋入如微塵般的書籍之中。不必將話語追根究底地回溯到它起源的原始在場( présence del』origine)，而必須在它的超脫性遊戲中觀照它。

這簡直如同一段學術散文詩。青年福柯試圖告訴我們，學術思想發生中真正存在的只是當下被激活的話語事件場( champ desévénements discours)，它在學者由言說和思考過程建構起來的學術思想構境中曾突現式地發生過，話語事件並不持續實在和永恆在場，而只是不斷地突現式地蜂擁而至(成境)並迅速離散(消境)，學術構境即是話語事件群的建構性當下會聚。

話語事件是不可能被語言或意指所窮盡的一個事件，一旦當我們特意去言說或思考它時，突現式的話語事件已經不在場了。戈德曼曾經說道，我們不能研究自己的憤怒，當憤怒成為理性對象時，它已經消失了。1970年，在福柯評述德勒茲的《重複與差異》和《觀念的邏輯》二文的書評———《哲學戲劇》中，他曾經將德勒茲所指認的事件哲學與尼採的譜系研究聯繫起來，在福柯看來，事件即是差異性的效應，它往往是通常的歷史研究中忽略掉的存在細節。譜系研究則是重新捕捉到事件的實際歷史( wirkli-che Historie)研究。因為，話語事件固然與一種具體的寫作行動或語言相關聯，也可以在手稿、書籍(現在還有影像數碼)等物質記錄的記憶場( champ d』une mémoire)中留下一種物性的剩餘存在;可是，曾經被建構和激活思想情境的話語事件是獨一無二的，它不等於任何編織它、描述和記錄它的文本和語音的物性實存，它總是建構式地在場但卻隨著言說和思考的終止而解構，不過，作為物性遺迹的它「又向重複、改造和再激活( la répétition，àla transforma-tion，àla réactivation)敞開著」。由此，生成解釋學和歷史學研究的重新情境化的本質。太深刻了，這簡直就是構境論的話語理論!

我敢斷定，認識論小組的那群年輕人一定會被青年福柯這種讓人一下子摸不著頭腦的表述弄得頭昏腦脹。然而，我卻也認為，這個時刻里發生的事情是青年福柯之思中的一個重要事件，即他正在從剛性的文化結構(認識型)向功能性的話語實踐的轉換。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將之視為不久之後他即將在《認知考古學》一書中脫胎換骨的先行步伐。

三、檔案與認知考古學

青年福柯提出，如果說在思想史中真實存在的東西是話語事件，那麼，研究「文化中話語事件的存在模式( mode d』existence desévénements discur-sifs)」就成為一個十分急迫的事情了。他又說，話語事件存在的方式並非一種固化的框架(暗喻把認識型理解為一種固化的知識結構體)，而是一整套的狀況( l』ensemble des conditions) :

這些狀況，在一定的時間內，在一定的社會中，決定著( déterminée)某些陳述的出現，決定著它們是否能得以為繼，決定著它們之間所建立起來的聯繫，決定著它們在法定建制中得以被歸類為某些集群的方式，決定著它們所起的作用，決定著對它們產生影響的價值活動或儀式活動，決定著它們被轉化為實踐或態度的方式，決定著它們進入流通( circulent)、被壓抑( refoulés )、被遺忘、被破壞或被重新激活( réactivés)所依據的原則。

有了上述向話語事件的轉換，現在，青年福柯可以理直氣壯地批評認識論小組的年輕人並沒有真正理解他的認識型概念。正因為話語事件是當下建構和解構的，所以，認識型的存在方式只能是一種話語事件隨時可能被激活的外部因素和條件。認識型或許並不直接是話語事件，但卻會是話語當下發生的條件。可是，在傳統的歷史研究中，突現的話語事件本身常常無法入史，或者說，真實的思想構境從來都不可能被如實記載，我們能看到的只是讓話語和思想得以塑形和發生的一系列的條件和運行規則的物性遺迹。也是在這裡，福柯突然說:

我想起了檔案(archive)這個詞，這不是指某種文明或使這種文明免於湮滅無聞的蹤跡所保留下來的文本的總體( la totalitédes textes)，而是一系列規則( règle)，它們在文化中決定著某些陳述是出現還是消失，決定著它們的持存和解體( effacement)，決定著它們作為事件和物( d』événements et de choses)的悖論性存在( ex-istence paradoxale)。

顯然，這裡的「檔案」是那個略顯剛性的認識型在歷史研究中的弱化替代物。要在檔案的因素中面對話語事件，就不能將之直接當作事實記錄，而應視其為已經不在場的話語事件的遺迹( monuments)。福柯專門指認道，「遺迹」的說法應該歸功於康吉萊姆。霍奈特注意到了這一特殊的詞語挪用。也是在這個意義上，青年福柯呼籲人們擯棄傳統歷史學和哲學中那種地質學的隱喻，即探求「起源」和「本源( archè)」的開端和原初情境。青年福柯認為，他這種重新構境中的「檔案」，正是考古學( archéologie)研究的對象。這倒是一個重要交待。

青年福柯告訴認識論小組的年輕人，他的《瘋狂史》《臨床醫學的誕生》和《詞與物》都是這種考古學和檔案學研究的嘗試。福柯這個釐清顯然是事後的重新拔高。也因為它們僅僅是局限於某一領域中的「局部勘探( l』exploration très partielle)」，所以，它們本身就不可能完全「自冾和自足」;故而，這些文本中如果包含了一些局部性的「裂隙」，那是十分正常的。顯然，他並不想因此而道歉。這是多麼居高臨下的一種低頭姿態。

青年福柯硬要說，他在檔案考古研究中真正關注的是話語事件的塑形( formation )和實效( positivés)問題。這一小目的標題就叫「話語的塑形與實效( LES FOＲMATIONS DISCUＲSIVES ET LESPOSITIVITS)」。中譯者將此處非常重要的forma-tion一詞譯作配置，錯失了福柯這裡的基本構境意向基礎。福柯說，這讓我們從「文本」「著作」和「科學」那種「傳統單位( unités traditionnelles)」的文本釋詞解義的詮釋學困境中擺脫出來，進入真正面對面功能性的話語實踐的考古學領域，由此，才有可能捕捉到那些真正決定了話語生成的功能性的規則(塑形機制)。必須指出，塑形範式是西方哲學中早已出現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方法論範疇，它緣起於亞里士多德的形式因，後來又在眾多唯心主義哲學家的思辨演繹中份演了關鍵性角色。尤其是在黑格爾－馬克思的勞動塑形語境中，它觸及了實踐存在論的根本基始動因;其後，塑形成為胡塞爾－海德格爾現象學意向構式的內在支撐點，以及海德格爾交道－關涉創世論的基礎。我認為，福柯此處對塑形概念的使用，標誌著法國結構主義思潮的一種重要轉型，即從外部結構的剛性決定轉向功能性的話語建構場突現。

青年福柯指認，話語塑形有四個重要的標準:

第一個標準從一話語所有對象的塑形規則( la règle de formation de tous ses objets)方面限制該話語;第二個標準從它的所有句法類型( types syntaxiques)的塑形規則方面限定它們;第三個標準從它所有的語義學( sémantiques)要素的塑形規則方面限定它們;而第四個標準則從它的所有運作或然性(éventualitésopératoires)的塑形規則方面限定它。

話語對象、話語句法、話語語義和實際運作，這段話呈現了福柯此時腦海中呈現的話語塑形的所有方面。我感覺，福柯此時並沒有創造出語言學之外的新的話語構式術語，所以，這些說明都還掉在傳統詞句格式之中。同時，這四種話語塑形限定也是一種控制系統，「這個四層結構的系統，支配著話語的塑形( formation)，並必將使話語中的種種離散、裂隙、距離———在某種意義上說是空白，而不是話語的整個表面———而非話語中的共有因素得到解釋，這個系統就是我所說的話語的實效( positivité)」。在之後的《認知考古學》中，這一觀點被強化為話語實踐理論。福柯的這一表述很難直接理解。他的大意是說，話語塑形的作用在傳統結構主義的語境中似乎是空無，因為它只顯現在自己不斷消失的功能性實效中。而這個看不見的空無，卻正是他在對話語塑形的考古學研究中要捕捉到的東西。

更重要的是，青年福柯提醒我們，不能相信這樣一種幻覺:似乎先存在一些由事物構成的區域和領地，它們自發地向理想化工作和科學語言的運作呈現自身。

如果相信歷史、技術、發現、制度和人類工具努力建構這些事物或使這些事物呈現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有序性( ordre)就是這些事物的有序性;如果相信一切科學製作( l＇élaboration sci-entifique)，都只是有關在自然經驗(因而也是普遍的有效經驗)或在文化經驗(因而也是相對的和歷史的經驗)中被給定之物的某種閱讀方式、解碼方式、抽象方式、解析方式、重組( re-composer)方式，那就錯了(就陷入到了一種經驗幻象illusion de l』expérience之中)。

是的，青年福柯在指控我們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錯了，因為這個經驗幻覺正是過去全部連續性總體歷史觀的經驗基礎:歷史必須是連續的，為的是保證主體的統治;而相應的是同種連續的主體性和一種超驗的目的論則必須貫穿於歷史之中。主體的統治、超驗的目的論，正是建構連續的總體歷史觀的基礎。這也是他不久之後將要在《認知考古學》中直接批判的對象。但是，我們如果超出這種幻覺，將會獲得什麼?福柯給出的答案是:非連續性的匿名的認知( le savoir)。「認知，作為科學出現於其中的歷史場( champ d』historicité)，無涉於任何構成活動( activitéconstituante)，無關於指向一個起源或歷史超驗目的論的任何指涉，絲毫不依賴於奠基性的主體性( subjectivitéfondatrice)」。這是福柯對savoir(認知)概念的重要重構，savoir不再是死去的概念、理念和範疇的知識( connaissance)體系，而是一種在話語實踐意義上的場存在。這正是他很快要在《認知考古學》中要認真面對的事情。

殺死主體，消除起源和目的論，解構各種有意圖的建構活動———我們面對歷史，只不過是匿名的科學認知在歷史場中遭遇各種已經僵硬的歷史檔案，必須通過重新激活其中沉睡的話語事件，才能努力尋找到話語塑形和曾經發生的話語場境實效——而這，就是科學考古學的主要任務。真不知道，當時那些青年學生是不是看懂了福柯的這種複雜的學術太極。(文章注釋略）

文章來源：人文學刊2015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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