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帽取人」「按帽論價」：「帽子大戰」幾時休？

以帽論價。（湛兮 繪製）

撰文 | 李晗冰（本刊特約記者）

責編 | 李曉明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ID：The-Intellectual

古有「以貌取人」，今有「以帽取人」。

在時下全國各地你來我往、不亦樂乎的引才大戰中，諾獎得主、兩院院士、「千人」「傑青」「長江學者」等人才「帽子」成了炙手可熱的香餑餑，而且「帽子」越大越受青睞、價格越高越有市場，「人才大戰」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以帽取人」「按帽論價」的「帽子大戰」。

你引進兩院院士、我引進諾獎得主，你出1000萬、我出3000萬，「人才大戰」異化為「帽子大戰」

今年年初寧夏出台的「高層次人才分類管理辦法」，在目前各地的引才政策中很有代表性——

A類人才包括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兩院院士等，B類人才包括「千人計劃」人選、長江學者人選等，C類人才包括國家優秀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獲得者等，D類人才包括省級重點實驗室、研究中心主任等，Ｅ類人才為全日制博士。

這5類高層次人才享受差異化的待遇：安家費按人才分類不同最高達到220萬元，最低20萬元；在科研和項目啟動資金方面，自然科學、工程技術領域A類人才最高可獲得3000萬元，其餘四類依次遞減。

在各地的引才計劃中，物質待遇「沒有最高、只有更高」。比如，天津市濱海新區的「全球攬才」計劃規定，對引進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國家兩院院士、發達國家院士等著名專家，給予最高1200萬元工作經費和生活補貼；河北省的《關於進一步做好院士智力引進工作的意見》規定，對調入河北省或根據協議全職到河北省工作的院士，省財政給予每人1000萬元科研經費補貼和200萬元安家費補貼，每人每年給予20萬元特殊生活補貼。

近幾年推出的「雙一流」建設，把高校之間的「引才大戰」推向白熱化，除了諾獎得主、兩院院士，戴有「千人」「傑青」「長江」「青千」「優青」「青年長江」等帽子的人才也是搶奪的重點對象。除了數目不等的科研經費，物質待遇也是「因帽而異」。

上海交大教授李俠曾在一篇題為《中國人才市場中的八大鐵帽子王》的博文中，梳理了「八大鐵帽子王」的不同價位——

1、院士：待遇面議，出現多大數字都不要驚訝；

2、千人：全職薪水80-100萬元；

3、長江學者：薪水60-100萬元；

4、傑青：薪水60-80萬元；

5、青年千人：薪水40-60萬元；

6、青年長江：薪水40-60萬元；

7、優青：薪水30-40萬元；

8、青年拔尖人才：薪水30-40萬元。

李俠說，上述1-4類被稱作人才市場的「四大天王」「老鐵帽子王」；5-8類被稱作學術界的「四小金剛」、「小鐵帽子王」。目前國內轟轟烈烈的人才爭奪戰，主要集中在這八大鐵帽子王之間進行——其他的都不叫「人才」。

不難看出，原本「以才取人」「按質論價」的「人才大戰」，已在很大程度上異化為「以帽取人」「按帽定價」的「帽子大戰」。

並不是帽子越大本事越大，「以帽取人」「以帽論價」相當不科學

重視人才、重金引進人才無可厚非，問題是：真的是「帽子越大本事越大」嗎？

「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對於科學家的創新實力，要分清『過去式』和『現在時』。」中科院某研究所副所長武可嘉說，科學家評諾獎、選院士，所依據的是他們青壯年時期作出的成果，大部分科學家榮獲諾獎、當選院士時已經五六十歲，有的甚至七八十歲。「比如屠呦呦先生，她2015年榮獲諾獎時已經85歲了。」

「科學探索和技術開發既需要活躍的思維、豐富的想像力，也離不開充沛的體力。」武可嘉進一步指出，研究數據表明，諾獎得主取得代表性研究成果的平均年齡在37歲左右，能在古稀之年還堅持科研一線、做出重大原創成就的，可以說是鳳毛麟角，不能把個別現象當作普遍規律。

「因此，大多數諾獎得主和院士獲得榮譽時已經過了創新的巔峰期，很難再做出原創性的重大成果。」武可嘉說，近年來我國新當選的院士年齡趨於年輕化，少數正在一線的青年、中年科學家成為兩院院士。「但是，對這些科學家來說，時間遠比金錢重要，他們不會為了待遇而放棄自己手頭的工作；那些『雙聘院士』『多聘院士』，大都是脫離一線的老院士。」

對於年富力強的中青年科學家而言，有帽子的就比沒帽子的水平高、本事大嗎？

「當然不是這樣。」中科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邵峰說，近年來隨著大批海歸留學人員回國、國內自己培養的高水平青年人才越來越多，實力相當的科學家群體明顯壯大。院士也好，「傑青」、「長江」也好，每年評選的數量相當有限，評上的不乏有一定水平的，但沒評上的也不見得水平差，有的甚至比評上的水平還高。「所以，『以帽子論英雄』的做法很不科學。」他說，「我是2015年當選的院士，不能說我當選後水平立馬就提高了。」

「帽子大戰」利少弊多，所引發的負面效應值得重視

「俗話說『種瓜得過、種豆得豆』，在吸引人才上也是如此。」武可嘉認為，無論是地方政府發展新興產業還是高校加強學科建設、增強科研實力，需要的都是「能幹活的人才」，而不是「名實不副」的頭銜、帽子。那些看重虛名的，最後得到的往往也是虛名。

「近年來個別地方熱衷於搞『院士經濟』『諾獎經濟』，其願景聽上去非常宏大，但最後的結果可能很不靠譜。」他分析說，在兩院院士中，中科院院士大多是搞基礎研究的，其成果距離產業化十萬八千里；諾獎得主就更是如此，他們自己根本就不懂產業，哪來的經濟呢？

武可嘉指出，對於高校而言，固然可以藉助院士等大牛的聲望和在資源分配上的話語權，吸引中青年人才、集聚科技資源，固然可以在短期內提升自己的學科建設水平，但就全國而言，卻是「幾家歡樂幾家愁」。

「一方面是導致人才惡性競爭，越富的地方人才越集聚、越窮的地方人才越少，使原本就難以留人的中西部地區人才流失更嚴重。」武可嘉說，另一方面，是加劇了科技資源的分配不公，讓業已存在的『青椒』為大牛幹活的『打工科研』愈演愈烈，既加劇了學術不公，也不利於青年人才的脫穎而出。這一傾向，與院士制度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馳。」

「如果任由『帽子大戰』蔓延，將嚴重破壞我國的學術生態。」廣西大學校長趙躍宇認為，「帽子大戰」既給票子、又給位子，這種激勵方式一旦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成為被社會認可的潮流，很多人的職業追求與聲名利益就會本末顛倒，很難再靜下來潛心學術、攻堅克難、精益求精。這不僅加劇了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學風，甚至會動搖學者的學術追求，背離了高校研院所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初衷。如果長此以往，將使我國的學術生態嚴重變態。

「在『帽子大戰』出現之前，科研人員的『搶帽子』現象就很嚴重，『帽子大戰』無異於火上澆油，問題愈演愈烈。這將導致中國的科研更加急功近利，願意坐冷板凳、搞原創的人將更加稀少。」邵峰說，許多年輕人為了湊論文、「搶帽子」，就挑選那些容易做的題目做、先發夠論文再說；至於所做的題目是不是國際領域重要的科學問題，就顧不上考慮了。結果，做的研究只是修修補補的工作；等你戴上「帽子」、想起來再做的時候，那個重要的科學問題很可能早就被別人做了——大好年華就這樣就白白浪費了。

受訪者指出，現在國家大力倡導科學家靜下心來、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劍，以謀求重大原創和核心技術突破，但洶湧澎湃的「帽子大戰」卻很難讓科學家靜下心來，更不用說潛心攻關了。

看帽子更要看本事，讓「帽子大戰」回歸「唯才是舉」的正確軌道

「『以帽取人』的『帽子大戰』背離了『唯才是舉』的人才評價標準，讓『帽子』像SCI論文那樣，成為評價科技人員的指揮棒。如果長此以往，勢必讓更多人本末倒置、想方設法搶『帽子』，在不知不覺中滑向『重名輕實』、急功近利甚至追名逐利的深淵。」受訪者一致呼籲，必須及早採取措施、正本清源，讓「帽子大戰」回歸「唯才是舉」「以本事取人」的正確軌道。

武可嘉認為，在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導下，「帽子大戰」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地方官員的政績工程。「一些官員不懂前沿科技，『搶帽子』最快最省事；一些官員急於在任期內把政績搞上去，搶到的帽子越多升遷越快，至於最終效果就管不了那麼多了。」

「引人用人既要看『帽子』更要看本事，應該把目光由過去轉向未來、把考評的重點放到引進人才的創新能力和潛力上。」邵峰指出，除了在引才過程減少行政化、多讓科技同行把關，還應加強引才工程的績效評估。「應該採取引才績效定期評估，並實行當事人終身負責制，這樣將會抑制官員『搶帽子』『數帽子』的衝動。」

趙躍宇認為，「搶帽子」的背後是薪酬分配製度。當前高校、研究院所的績效薪酬制度與人才市場的實際情況嚴重脫節，「參公管理」的薪酬政策使高校、院所難以形成體現本行業特徵和自我約束、自我調節的薪酬制度，『帽子』演變為位子、票子的砝碼。「今後應逐步壓縮甚至取消各級各類人才計劃稱號和政府獎勵方式，讓『帽子』與薪酬脫鉤；在此基礎上，逐步建立與自己職業特徵相適應的薪酬體系和合理的績效獎勵制度，保障學者、科研人員有體面的收入。」

製版編輯：黃玉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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