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iff parfit：藏書票在日本
雖然藏書票在日本間或貼用已有很長時間，但它其實並不算真正普及。標記一本書所有權的首選方式，過去以及現在一直都是藏書印。對於常規的日本線裝書，選擇藏書印有其得天獨厚的優勢。首先，線裝書的捆束特點決定了正常篇幅的書往往被分成很多卷，用藏書印鈐在各卷上非常方便。此外，藏書票在潮濕天氣下可能會脫膠，但藏書印落於紙上後則很難褪去。對於某些珍本或捲軸而言，藏書印的價值還不止於此，它更多的是作為一本書傳承譜系的記號，比如說它恰好曾經屬於一位著名學者。（譯註：原作者的意思是指一本書可以有很多藏書印，形成流傳證據鏈，但書上不太會貼過多的藏書票。）
印章原為木製，亦有用象牙、石料或金屬製成。其形狀多為方形，但也有橢圓、葫蘆等其它形狀。藏書印的大小因所屬個人或機構的等級地位有所不同，一些文人也會用較大的閑章刻印詩句。
儘管藏書印有著種種便宜，藏書票依然很早就已出現。齋藤昌三在所著《日本の古書票》——現在這也是一本很珍稀的書了——中展示了日本最早藏書票的複製品。它出現在1470年前後，歸屬於京都醍醐寺，票面上的文字反映了書籍在那個時代的價值。
這一類型的藏書票被寺院和教育機構沿用了很長時間。環繞在藏書票四周的文字多為「此書不可出於門外」等內容，中間則是書籍所屬架櫃的記號，記號偶爾也會印在鑽石型小紙片上，貼於中間圓圈內。書票下方三分之二的位置有藏書機構的名稱。
比如，學者福居芳麿在一張他自己的，約1813年間的藏書票上寫明了借書須知：請用拇指和食指翻頁，請勿折頁，請勿用指甲在書上劃痕標記。
齋藤昌三還在《日本の古書票》中列舉了不少其他古藏書票。其中大部分書法雋美，文意相宜，但這些藏書票總體存世較少。
儘管時光短暫，幕末後期（1858—1868）打開了日本藏書票歷史的新篇章。此時，不少歐美外交人士被允許在日本居住，其中有些人很可能有自己的藏書票。但現存且已知的唯有歐內斯特·梅森爵士（Ernest Mason Satow）的藏書票，梅森1861年離開倫敦大學，到遠東地區從事外交工作，後來成為著名的日本學專家和外交家。
所幸梅森藏書票有不少留存至今，其中少數藏於日本民間，大部分妥善保存於倫敦的日本研究機構的圖書館中。梅森的藏書票有兩款，區別在於其中一款中央有「英國大使館」字樣，而另一款沒有。可能是當梅森離開英國大使館的住處，獨自租住之後將這行字從藏書票中去除。
就目前所知而言，這是日本最早的西方藏書票。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後，日本進一步向外國醫生、教育家、科學家以及傳教士打開了大門。這其中有些人肯定有自己的藏書票。但是，存世至今且真正製作於日本的藏書票，歸屬於東京南部的主教愛德華·比克賽斯（Edward Bickerseth）。此款風格與當時典型的教會藏書票風格完全一致，只是票中文字為日語。
當時日本幾所著名圖書館的藏書票很可能是由明治頭十年來日本的外國廣告商所設計，其樣式和同一時期歐美圖書館藏書票極為相似，僅僅是橡樹葉和刺葉為櫻花所取代。
其中有兩款藏書票載於1895年的《英國藏書票月刊》第五卷，這很有可能是日本藏書票第一次登上歐洲出版物。雜誌上藏書票圖片旁的相關文字還介紹道：隨著圖書印章的流行，這類藏書票在1895年之後在日本已不再流行。
較之於其它西方事物的廣受歡迎，日本社會對藏書票的相對冷落著實令人意外。這大概需要在接下來的數年中進行一場藝術革命，讓藏書票在日本流行起來。
從1868年開始，一些日本學生留學歐洲。一開始主要學習工程、醫學和其他特殊專業，後來逐漸擴展到也包括藝術門類。鑒於喜多川歌麿、安藤廣重等日本藝術大師的浮世繪深刻影響了美術工藝運動，這些留學生很可能對日本主義在歐洲的盛行驚異不已。可是那一時期的歐洲藝術家並不了解浮世繪其實是一種「集體藝術」，是一項由印製商牽頭，依賴於眾多技藝嫻熟的工匠用傳統的或者其它可以被接受的方式、以其自身創作草圖為基礎進行套色印製的工作。而恰恰，日本木刻藝術家也發現歐洲版畫家能夠在各個階段自由支配自己的工作，這種對個人藝術自由的重視必然反饋並影響到日本國內。
當排除了僱傭關係，且在工具等裝備上儘可能降低成本，版畫家逐漸有能力將作品推向市場。在包括歐洲版畫創作及商業模式等因素的影響下，一種新的藝術形態在日本開始出現，並沿用至今。據考證，山本鼎（1882—1946）創作了日本第一幅原創版畫。而後烽火燎原，新的原創木刻版畫很快在日本流行開來。
早在1900年間，《明星》（Myojo）雜誌上就刊登了訪旅日的著名奧地利藏書票藝術家奧立克（EmilOrlik）的四款藏書票。當時這些藏書票堪稱名作，且沒有同時代西方藝術家那種濃厚的哥特色彩，這些作品對日本藏書票歷史產生了持久的影響。甚至連夏目簌石這樣的著名作家也會談及藏書票，並在書中使用藏書票圖片。
隨著藏書票被藝術家和愛書人視作優雅的新事物，加上新一代藝術家很願意從事此項創作工作，藏書票在日本的發展進入了成熟期。
藏書票的流行促成了1922年日本藏書票協會的成立，同年7月協會還出版了第一期會刊。會刊上登載的內容足以證明：日本藏書票的發展逐漸擺脫了歐洲母體，開始自成一派。
傳統日本藏書票刻制非常注重木材的紋理，常以櫻桃木、玉蘭木及其它紋理清晰的木材為主，但有時也會用木合板。使用這些木料的優點是材料工具廉價易得，但缺點是印過數百次後木版會損傷，導致畫面質量降低。而版畫家畢維克（Bewick）和現代歐洲版畫家們所使用的黃楊木根，可以印製上千張而版不損。
一般而言，藏書票製作需使用多種顏色，每種顏色需套一個版。偶爾在最後階段也會加印不上墨的光版，用以形成拱花。將木版待上色一面向上放在長桌上，用刷子上色，再將紙小心鋪於版上，並根據木版上的記號對準紙張位置。而後，用馬蹄蓮擦、拓印紙，讓其牢牢地貼合於木版墨面。所謂馬蹄蓮，是一種竹葉包裹的圓形平板。運用這種工具拓印，在色彩強度等方面可輕可重、可虛可實，其對印紙效果的控制程度令人稱奇。
木版畫用紙必須有足夠的強度，以經受得起各種重力壓印。只有一種叫「楮」（Kozo）的日本紙才堪當此任。冬季出產、晒乾的紙是首選，一個經驗豐富的藝術家往往對紙張挑選很有心得，這樣色彩和紋理才會達到他想要的效果。
藏書票在印製的每一個環節都有可能出意外，但由於是一張張手工拓印，雖然費時費力，但印壞了只會損失一張藏書票。作品完成後，因為拓印在細微處的不同，每一張的顏色、濃淡都不盡相同。在這種創作模式下，每一件作品都獨一無二，都是價值相等的原作。
大約在1910年前，日本人有初次訂製藏書票的意願後不久，將日本傳統文化和藏書票結合的觀念就發展起來了。千社札（Senja—fuda）是一種印在20厘米長、5厘米寬的紙條上的幸運符，它常貼在家庭祭祖設施的牆上。千社札上半段7厘米左右印的是神仙或生肖，其餘部分是文字。如果想創作一種完全日式且新的藏書票，大概只需在千社札頂部加蓋姓名及「EX LIBRIS」字樣。
上述順理成章的創作模式是許多藝術家，特別是那些「民芸」藝術家一直沿用至今的基本方式。確實，幾乎沒有哪位日本藏書票作者完全不受這種傳統的影響。現今依然恪守這種藝術傳統的有東京的桀岡良，青森縣的佐藤米次郎等。這類和千社札近似的藏書票多以紙藝或木製玩具為創作主題，它們流行至今，但對日本之外的人來說可能多少有些文化理解上的隔閡。
舉個例子，有種貓抬起一隻爪子招手的形象，其意為招徠顧客。還有種用紙藝或木頭製成，雞蛋形狀的「達摩」，則表達了對聖人的尊敬。人們通常請一具沒有畫眼睛的達摩，當對著達摩許願時，就給木偶畫上一隻眼睛；當願望實現後，就要再畫上另一隻眼睛。
生肖也是日本藏書票的另一個內容豐富的主題。它們十二年一個循環，包括：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這些生肖形象幾乎都可以在藏書票上看到，但它們並不是寫實造型，而用民間玩具形象代表。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黃黑相間的老虎紙藝，其頭部可以靈活動彈，以此凸顯血盆大口、白色獠牙和虎鬚。
還有種較為流行的玩具主題日本天皇玩偶。這種玩具往往在3月3號少女節時和皇后、及其他皇室家人玩偶一起展示，多用木或紙製成。北海道松村昭夫的藏書票中多見這一主題。
在5月5日男孩節上，鯉魚旗迎風招展的畫面也出現在許多藏書票上。
如上所述，日本藏書票上有許許多多傳統形象，但最流行的還是小木偶玩具。它有點類似諾亞方舟玩具中的諾亞夫人，區別在於前者的形狀和著色方式極具日本風格。日本藏書票藝術家幾乎都做過這類作品。因為數量眾多，其中的精品之作達到的藝術高度幾可令人嘆為觀止。
當代日本社會相對富裕，此類「民芸」或繼承民間藝術的藏書票因為讓人回憶起過去貧窮而單純的生活，變得特別受歡迎。人們通常相信，隨著時間長河的推移，有些東西會變得比金錢更珍貴，即使事實上可能並不存在回憶中的所謂貧窮而單純的時代。
日本的民間藝術從未「復活」過，因為他們從未死亡，即便在最糟糕的戰爭歲月中。幾乎在日本任何地方都能買到各種各樣的手工紙和民間玩具，所以傳統藝術形象在日本幾乎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礙。
儘管是絕大多數藝術家的選擇，木刻並非日本藏書票的唯一表達方式。近些年來，銅版藏書票變得越來越受歡迎，此外還包括絲綢、型染、絲網和綜合版等版種。比如說，川上澄生的藏書票都是黑白原版，再手繪上色。這種方式顯然無法大量印製，但也是獨具特色。
問題是，這種小規模、作坊式製作能夠達到藏書票所需的印量嗎？從西方觀點看，藏書票上需有票主姓名，還要批量印製。日本人也同意這一點，但在看待藏書票的具體角度上依然存在差別。
在日本，藏書票多多少少還算是舶來藝術品。一般的平裝書上標記書主，通常還是用藏書印。藏書票主要作為一種裝飾，貼在較為貴重的書上，或者是為了表達對某本書的獨特愛意。
曾經獲過大獎的藝術家佐藤米次郎曾在自己製作的一款藏書票上寫道：「此書是我至愛」。而他的另一款藏書票上的文字感情似乎更為濃烈：「獻給我親愛的書，我是那麼的愛你」。在一款以罌粟花為主題的手繪上彩的藏書票上，平塚運一寫道：「獻給我親愛的書，我為你親手製作一枚藏書票」。
日本藏書票協會主席坂本一敏在他的一本日本藏書票原作集上題詞「紙上寶石」。因為這些小東西雖然不是生活必需品，卻足以給人帶來無盡的藝術享受。
所以，儘管一般日本書商可能都沒怎麼見過藏書票，但少數收藏家卻擁有大量藏書票，他們肯定能為自己書架上喜愛的書找到相匹配的藏書票。
一些受大眾歡迎的藏書票藝術家將作品以原作集形式在日本出版，並漸漸形成風潮。在我們這個國度，當大家所居面積較之以往變得更小，以至於幾乎沒有餘地擺放畫框時，依然可以通過書的形式欣賞藝術原作。這，大概已經變成日本傳統的一部分。
今年是1982年，日本將第一次在國土之外向世界展示日本的「紙上寶石」。這當然令人欣慰，但也希望此舉能夠進一步提升日本藏書票的研究水平。要知道，日本藏書票歷史依然有很多未解之謎等待我們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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