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和胡適：從論戰完敗到「史學革命」的大逆轉

「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論戰是一次關乎中國現代人文科學、尤其是華夏早期歷史研究走向的重大事件，到《古史辨》第一冊出版時，「層累說」更因胡適的加封而成為「史學革命」的楷模……後來涉及此次論戰的論著，絕大多數學者都想當然地認為顧先生取得了勝利，只有極少數知「層累說」之不然而又不知其何以不然的學者在涉及論戰時，僅僅把雙方的觀點羅列出來而未加置評。但與其密切相關的「疑古」「信古（含『走出疑古』）」之爭至今不曾消歇。從史學專業看，這個命題是當時學術界不太可能得出正確答案的難題，論辯雙方和以裁判自居的胡適都不具備解決這一問題的研究方法和知識儲備。因為它是中西學術碰撞所導致的思維混亂的產物，並進一步成為更加混亂的根源，筆者撰著了《終結「疑古」》一書予以全面的分析，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細讀。

胡適

但這並不意味無法尋求真相，當用考而後信的治學方法深入研究、用第一手材料對「層累說」及其論戰、《自序》及「古史辨派」的公開宣稱進行比較後，通過梳理顧頡剛、胡適從論戰前到《古史辨》第一冊出版的心路歷程，結合考察其他相關因素，我們可以得出一個與現今人們印象截然不同的答案，失敗的一方是顧先生，而且是完敗，先生在論戰之後心態極其糟糕，出現了精神崩潰的徵兆，甚至多次提及自殺，本就不佳的身體同時陷入了生理的失調。而養病一年之久的胡適重返北京正欲大展身手之時，卻在顧先生寫不出辯駁文章後立刻將自己極為鍾愛的《讀書雜誌》停刊，樂觀主義的胡適陷入了他成人之後首度的精神萎靡狀態，已經康復的身體重又出現了生理上的病象。本文解析了他們由論戰完敗到「史學革命」的大逆轉的詭譎歷程。

一、從論辯角度看立論方完敗

論戰的起因出於偶然，胡適南下養病，《讀書雜誌》缺稿，顧先生以信手寫給錢玄同的長信代替，這只是個讀書札記，闡述了「層累說」的想法，由此引發論戰，持續近一年，一直到劉掞藜發表《儒家所言堯舜禹事偽邪？真邪？》和柳詒徵總結論戰的《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文截止，而並非人們印象中胡適所寫《古史討論的讀後感》一文。爭論的實質是如何理解傳統文獻記載內容的客觀性。「層累說」的死穴在於與天文學知識相衝突，而這是提倡以科學整理國故所無法否認的道理，胡適「師徒」對此一清二楚。而胡堇人的角色頗為有趣，他是與胡適關係極為密切的族叔，其人其文始終籠罩著胡適那龐大的身影，推測是胡適為擴大論戰影響而自設的一個「魔鬼的辯護士」。胡文頗有條理，其總體見識不在王國維之下。因此，胡適對「層累說」的初衷大可玩味。而錢玄同則始戰終怯，拒絕再度參戰。這次反方的首席論辯手劉掞藜恰恰是與胡適領導的、激進的新文化運動派有直接抵觸、溫和的、學衡派的大本營南高的學生。而胡適對學衡派基本上採取了一棍子打死的憎惡態度，並持續了一生。

顧先生的心態從得意、興奮到鬱悶、沮喪，主動宣告休戰。而後胡適改變了努力社的決定，立刻把論戰的陣地停掉以避免為對手利用，並費盡心思曲為辯解。顧先生私下發奮讀書，試圖拔劍再戰，最終放棄。這實際上意味著顧先生已經明確承認辯論失敗。

顧頡剛

無論是在辯論場內還是在場外，立論一方實際上都處於下風。在場內，劉掞藜一直奉陪；在場外，顧胡兩人情緒都在論戰尾聲開始陷入低谷，顧先生的精神狀態甚至走向崩潰，悄然編纂中的《古史辨》因其心理畸變而中輟。論戰失敗連帶整個新文化運動派受到挫折，胡適不再參與疑古辨偽，與此同時，學者印象中如火如荼進行的「古史辨」運動實際上也已奄奄一息。從反方看，他們確實認為是取得了勝利，如重新在己方刊物上刊發劉掞藜等文，柳詒徵則以評論人的身份——實際是以「學術警察」自居，4月1日發文大開教訓，持續「羞辱」新文化運動派，而胡適師徒和深通小學的錢玄同均沉默以待，實際上就是默認了失敗。

顧先生心理遭受重創、產生畸變，4月11日訂立細讀《說文》日程；13日，向來行為循規蹈矩、家庭觀念極重的謙謙君子竟立刻產生了單相思，從此難以自拔；22日，他想改換門庭拜王國維為師，研究中心也發生了轉移，發表的文章轉向民俗學。則柳文對其刺激之深，不言而喻。

到了1924年底，胡適、顧頡剛等人在北京與柳詒徵見面，雙方一笑泯恩仇。兩大派系在史學界的正面對壘，事實上以新文化運動派的慘敗告一段落。張蔭麟先生在1925年發表了《評近人對於中國古史之討論》一文，它深入剖析了其中存在著諸多形式邏輯的缺陷和濫用默證限度的失誤。可以說，「層累說」到這時完全應該被送入「學術博物館」了。邏輯和方法都存在嚴重問題還談什麼學術？

二、《古史辨》編纂的諸多隱情

1925年6月出現了意外，曹聚仁將「層累說」論戰文章編成《古史討論集》出版。顧先生等人早在1923年初創辦了自己的出版社——朴社。在論戰開始他們就打算編纂《古史辨》掙錢，日記之中多有記錄。後因顧先生論戰失敗而後的心態，中途放棄了編纂，其他人也不敢催逼。從1924年 11月之後，顧先生日記中的《古史辨》就變成了《古史雜論》。這個意外導致顧先生受到朋友們的強力攻擊，就答應儘快重編《古史辨》，趕做些文字、加入胡、錢等書信，計劃在9月中付印。同時，顧先生參與朴社等的商業活動陡增，說明《古史辨》的重新編纂從一開始就完全是個商業活動，與「史學革命」毫不相干。

書中玄機編纂計劃的重大改變，是將顧先生與錢玄同、胡適之間關於「疑古」辨偽的通信加入，這一舉措並不尋常，筆者印象中，大規模出版在世人之間的信札應屬首創，最值得考量的就是發「疑古」之端的《古今偽書考》。顧先生真實的意思是在告訴學術界：我原有的辨偽認識是怎樣的，後來階段的認識「得力」於胡適之、錢玄同們的引導，言外之意在於，如果我錯了，也是他們的錯誤引導所致，他們也要承擔責任。顧先生後來發表傅斯年、柳詒徵及容庚等私信的動機都是同一種手法，目的都是為了給自己辯護、找面子，最重要的目的在於舒緩心理的巨大壓力緊張，打出的卻是為了學術這樣冠冕堂皇的旗號。

其他玄機還有，劉掞藜所寫《儒家所言堯舜禹事偽邪？真邪？》沒有被收入書中；首次論戰的終結篇柳詒徵之文沒有被編在中篇結尾，而是夾雜在下篇之中，編在自己勤勉問學的計劃書之後、一組反擊文章之前，以最大限度挽回顏面並減低該文的殺傷力；在《古史辨》第一冊出版之前，反駁最有力的張蔭麟之文（1925年4月刊發）應收而未收。其他刪改是時有所出。

錢玄同

9月13日，顧先生給胡適、錢玄同寫信求序，而胡、錢二人都是快槍手，也喜歡給人作序。按照常理，他們沒有任何理由不給顧先生寫序。但實際情況是，顧先生是望穿秋水，胡、疑古兩先生竟置若罔聞，都吝於一揮大筆。說明他們對待《古史辨》第一冊真實而冷淡的態度。這也映襯出顧先生的論戰是一場完敗，也對顧先生後來之所以親自動筆、花那麼長時間、寫那樣的另類長序做一個合情合理的反襯。

顧先生重編《古史辨》這一段，心情和身體委實不佳，生活的困頓、生理的失調等原因導致心態由平和再到憤懣，最應迅速處理的《古史辨》卻總在並非必要的反覆校對中盤桓，其踟躕緩慢的進度與8月底9月上旬的高歌猛進適成鮮明對比。

三、疑烽煙再起，回以組合拳

顧先生正焦慮時，1925年年底學衡派突然在《史地學報》上將論戰的剩餘舊文重發。此事的背景尚不清楚，但這必然觸動到性格纖細、心態複雜的顧先生那敏感的神經，如不嚴肅對待，則《古史辨》甫一出版，勢必烽煙再起，而自己又無力招架，屈辱再臨、聲名折損是顧先生無論如何不願承受的。如何避免在給朋友牟利的同時而又不影響到自己得之不易的學術聲譽必然成為考慮的首要問題。

殺猴儆雞 顧先生當然要考慮應付已知的「學術警察」和論戰對手，打出了《說文證史》專號一記重拳予以回應，拉上了擅長文字學的錢玄同、魏建功（同事、江蘇小同鄉）和容庚（同事、密友）對學術警察進行「圍毆」，它名為討論，實為有組織地動用機關刊物來謀取私利。古史體系是否成立、《說文》面貌如何都完全是學術問題，這些「學者」卻不斷指責對方「崇古」「信經」，存在思想「保守」乃至「反革命」的態度，以「思想」做論證的手段屬於「人身攻擊」的謬誤。這有著極為明顯的警告之意，表明我們是一幫人，誰和我們過不去，我們就要和他戰鬥。如此大動干戈，就是要達到「殺猴儆雞」以儆效尤之目的。顧的好友孫伏園則在副刊上寫文章斥之為「柳逆翼謀」。這都是邏輯學上所謂訴諸後果的謬誤。《說文專號》的拋出與《古史辨》的重編、出版有著不容否認的直接因果關係。這對中國現代學術健康、有序的發展是極為不幸的，它開了現代學術有組織地大批判之先河，並使對立從社會意義上的新文化運動派與學衡派轉化成北京大學與東南大學的對立，它使學術對立派系化、組織化。以北大在國內高校中的地位，一般人誰還敢再去辯論！

籠絡論戰對手劉掞藜 讓人感到意外的是，約定隨時奉陪的劉掞藜不僅沒有再辯論，而且在 1925年下半年或 1926年年初還加入了以顧先生私人圈子為主的朴社。並非偶然的是，在 1925年年底，顧先生通訊錄的中後部出現了「湖南安化藍田柳家灣雙慶泰號轉劉楚賢」，居然能把信從北京寄到相隔數千里外的湘西，而此信又需再轉到劉掞藜所在的大學，旅程近萬里。則顧先生殫精思慮之密，經營功夫之深，讓人驚嘆不已。

特異《自序》索隱 在求胡、錢之序四個月不可得時，顧先生啟動了一個漫長的《自序》工程，它的撰寫異常詭譎。《古史辨》重編時本來計劃儘速出版，蹉跎延誤至 1926年年初，還要冒著貽誤商機的危險，花費四五個月做一個前無古人的「自序」，於情於理，十分異常。透過心理學考究其寫《自序》的心態，交織著情的愉悅與失落、性的煩悶、心理的悲涼痛楚以及身體的失調等，結合邏輯學的手段探究其背後隱藏著的真實動機。

《自序》里存在著大量的非形式邏輯謬誤，牽扯進來的許多非學術的東西主要目的不在「講理」而在「說情」，犯了「訴諸情感」的謬誤，將自己的境遇描繪成可憐兮兮的境況，主要動機是為了博取同情，瓦解潛在對手的攻擊情緒，邏輯學上叫訴諸憐憫的謬誤，顧先生是要用文字的感染力來彌補學術論述的不足，也確實達到了這樣的效果。極力宣揚反傳統以服務於其特定的目標，希望以「共情、煽情」迎合社會心理，犯了「訴諸新奇」的謬誤。顧、胡兩先生好異屬於「訴諸新奇」的謬誤。贅引與北大及其名人的關係，尤其是千方百計將自己及其觀點和胡適進行連接屬於「訴諸權威」的謬誤，而《說文證史專號》幾近同步展開也說明：無論是誰找我麻煩，我有一幫兄弟，絕不會善罷甘休，自己也有實力予以回應。這一切是為了避免給自己的商業活動帶來阻礙，同時確保自己的學術聲譽不受影響。

而將《自序》與顧先生的日記、書信及讀書筆記等更可靠資料進行對比後，發現多有不實之處，可以破解顧先生在《自序》中給自己精心編織的成長史（「古史辨」前史），他推崇、諱言或貶低誰都是有著明確的現實目的，對於受嚴復的巨大影響、章士釗的好感都隻字未提，因為他們被社會視為落伍者，說在學術上曾經仰慕章太炎、佩服康有為，羅振玉、王國維也有缺點……唯獨對胡適備至推崇。這明顯太過，以進化論而言，當時潮流激蕩，嚴復的《天演論》與梁啟超言論的影響無遠弗屆，顧先生非要說自己在24歲後才受胡適的影響實在牽強。而細考胡、顧二人關係，名滿天下的一對「師徒」最初竟然是形同陌路，在學術上也無甚關聯，他佩服胡適的主要是宣傳上的才能。他為何偏偏高調吹捧胡適，甚至表述出中國的學術研究到了胡適達於極致的意味呢？這隻有將「層累說」的方法置於和胡適聯繫起來的背景中才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釋，都是為了強調自己和胡適的學術關聯，《自序》是昭告天下，我得了一代宗師的點撥而成金，我的方法來自於胡適，我與胡先生同體連枝、水乳交融，我要有什麼錯誤，胡先生也要承擔責任，即使你不再表態，但我顧先生的聲譽即胡先生的，鏈接胡適的動機是「拉大旗做虎皮，包著自己嚇唬別人」從而達到遮陰避雨之目的，這是邏輯學上所謂訴諸權威的謬誤。在《自序》中關於胡先生上課之初的「震撼」只是「文學」筆法，他貶低陳伯弢、諱言梁啟超與夏曾佑的巨大影響都是為了給胡適的「偉大」製造空間。實際上，「層累說」含有近代史學影響的部分來自於他對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的誤讀，可謂明修胡適之的棧道，暗渡梁任公之陳倉。這一切只是一種非常巧妙的表達方式，既是給胡適的投名狀，也是在北大兩派的暗戰中輸誠於英美派的表示。另外一層實質就是要「綁架」胡適，「擺出一副要死大家一起死」的架勢，因為胡適是極為有用之人，是唯一可以幫他擺脫困境的人。顧先生的真實意圖果然被胡適看出來了，胡適當然無奈，在真正見識了顧先生後，胡適對顧先生的性格有了新認識。

從論辯的角度看，顧先生在論戰中表示出的寬容、風度和用語歷來備受稱讚，但他們全都忽略了顧先生在論辯態度上存在一個大逆轉。他在第一冊末尾所附廣告預告了第二冊的擬目，明文宣示要寫「論禹的天神性答劉掞藜先生」「評近人對於中國古史之討論（張蔭麟）——答張蔭麟先生」。而荏苒四載之後，顧先生預告的反駁文章不僅沒有做出來，而且對於論戰的態度也徹底變了。在第二冊《自序》里表示出不屑「作齗齗之辯」，但實際上是又一次掛起了免戰牌，並且是從此不再辯！

四、「史學革命」的誕生

當顧先生絞盡腦汁、歷盡艱辛，經過最大限度的運籌帷幄，終於把《古史辨》推向社會後，他在忐忑不安中迎接那不可預知的結果，這時心理的疲憊也達到了極點，生理機制在經過長期高負荷運轉之後也出現問題，大病一場。

《古史辨》第一冊出版後，胡適被逼的登高一呼，「大有炸平廬山之勢」，以西方文化霸權姿態出現，鐵嘴鋼牙般咬定「層累說」是一次革命。古史體系的成立與否是一個學術問題，也即胡先生在《讀後感》文所說的真偽問題。此時卻給同樣的人包括他那關係極為親密的族叔（甚至有可能指他本人）、同樣的文章扣上「保守的」大帽子。這已經不是學者討論學術的態度了。這期間，顧先生並沒有增加新的學術論證，除了那篇令人潸然淚下的「文學性」自傳，如果沒有學術之外因素影響的話，胡適思想的突然轉變就不可思議了。結果「古史辨」運動竟然就真的成為「史學革命」，標誌著中國現代學術的一個重要流派——古史辨派的誕生，並在社會、文化、思想界掀起了「疑古思潮」的狂飆。此前失敗的論戰被瞞天過海掩飾為成功，一場事關中國現代學術走向的論戰竟然是以這樣啼笑皆非的結局收場。從此，中國的學術界陷入了「疑古思潮」濃霧的籠罩，而摧毀傳統文化、歷史根基的聲音更是一浪高過一浪，其霧霾至今驅之不散。

五、「古史辨」的謬妄

千古變局使中國人喪失了文化自信，形成了凡西即是、惟新就好的畸形心態。而中西學術的碰撞導致了巨大的變化與混亂，整理國故運動的實質是削足適履式給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穿上西式學術的衣帽鞋，中國早期歷史因與西方不同而被視為編造的謊言（或稱神話）。非西非中、非經非史的「疑古思潮」之所以橫行無忌，固然有學術的內在成因，如經史混一的演變趨勢，技術層面受到一些西方史學的影響，而運用到傳說時代卻不合史學邏輯，而它也不具備什麼深厚的學理，既沒有獨特的辦法，也沒有精深細緻的理論。它的指導思想和論證前提是「歷史可以隨意偽造」，這實質是今文經學而非史學。結果，「歷史學家」消滅了自己民族的源頭。而歸根結底，它是社會畸形心理的反映，是中國學人對歷史文化一種失望、貶低、憎惡、絕望乃至詛咒的價值取向與態度，以疑為偽就是一個嚴重誤區。

「疑古」有著極大的邏輯缺陷，存在兩大類邏輯謬誤（形式邏輯和非形式邏輯的謬誤），實際上都經不起嚴格推敲，是新的崇拜社會氛圍中產生的對中國文化的偏見，社會心理學上有一個非常煩人的結論：偏見很容易產生卻很難消除。「疑古」的偏見產生於知識人的角色衝突，當一個人擔當著兩個或多個相互衝突的角色時，就會出現。斯坦福大學的監獄實驗表明，角色作用有時可以壓倒個人的行為動機。啟蒙者的新文化運動是要用西方新的價值取代舊的傳統價值以改良中國社會，而學者則是生產知識的，研究的是學術，追求的是真知、真理、真相，當時的啟蒙和學術有著明顯的衝突。胡適主張「疑古」的時間與其密切參與政治同步，目的在於製造有利於自身的意識形態，疑古對於他只是手段，隨時可棄。顧先生本來是不疑古的，受了「胡導」之後，變而過激，之所以「疑古入了迷」，與其性格有關，變成了堅定的信仰。顧頡剛、胡適雖然未必知道自己說法不成立的原因，但他們確實知道這些東西在學術上是蒼白無力的。他們不公開認錯不是問題，並非不道德，有問題的是他們再次的爆沖，把它們「美化」成「史學革命」去嚇唬人。結果啟蒙壓倒了學術，將中國現代學術導向了歧途。角色錯位導致了他們的雙重失誤，干擾了學術活動的獨立性，對學術的自由和學人的尊嚴產生了破壞性，嚴重妨礙了學術傳統的建立。今天，我們不應盲目相信民國時中西兼通的所謂雜交優勢，雜交也可能產生怪物、謬種，而優勢是建立在辛苦、繁雜的選擇後才有的。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