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倫齊關於自戀病理學及其創傷機制的概念性演變

重要的是，在費倫齊的早期著作中，費倫齊一直有一個觀點，認為治療需要患者不要再緊抓著自己的全能幻想不放。費倫齊從來沒有放棄這一觀點，認為這是治療的最終目標，雖然可以達到這一目標，但是所用方法和具體情形會有很大差異。

激活性技術不只是一個用於重新恢復「枯竭病例（dried up cases）」的早期嘗試，而且是一種更為特異性的努力，試圖打破患者自身的圍牆，而真正暴露於治療的影響之下——在分析中他們退避到自我撫慰的幻想中，這種情形與他們的其他關係是一樣的：Steiner (1993, p. 1)後來稱之為「心理性退避（psychic retreats）」。這些似乎是費倫齊早期在「內攝和移情」中描述的一類患者。

但是，到20年代中期，費倫齊意識到激活性技術又會產生一些問題，比如，安排患者去放棄他們的全能防禦，這本身就是創傷性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令人沮喪的患者可能會對分析師自身施虐和怒氣形成一個有效的保護膜，這會重演父母親的致病性行為，可能會在患者與分析師之間形成病理性共謀（pathological collusion），從而產生醫源性阻抗（iatrogenic resistances）（Ferenczi, 1929b, pp. 117–118, 124, Glover, 1924）。

關於自戀：當時，費倫齊（1927）已經開始認識到，在他患者的病史中呈現的，不僅有家庭創傷的重大影響，而且還有固守全能幻想背後的創傷。

後來，到1932年，費倫齊發表了他的臨床筆記和「言語的迷惑（Confusion of tongues）」（1933），他認為「激活性」分析方法扮演了患者創傷性父母親的角色——尤其是創傷，因為分析師是一個公認的仁慈的權威，分析師的攻擊性被以冠冕堂皇的方式偽裝起來，就像父母親的攻擊性同樣也會被否認一樣。費倫齊將這種現象稱為「職業性偽善（professional hypocrisy）」（1933, p. 158）。

讓我們回到歷史發展軌跡：到19世紀20年代晚期，費倫齊對創傷的重大影響和性質有了更深的理解，這使得他朝向激活性技術的相反方向發展出了：「放鬆性技術（relaxation technique）」，這是他技術性試驗的第二個階段。在這一點上，他仍沒有真正得出後來的觀點，即偽善是家庭對兒童虐待的最具破壞性因素，並將偽善看成是父母親權威濫用的一種更為直接的形式。這時候，他相信患者創傷的核心是他們在自己家庭中變成了一個「不被歡迎的（unwelcome）」孩子——不被需要又不被愛。他認為，父母親愛的缺失，或父母提供真正愛的能力障礙，是患者病理學的核心。因此，他提供給病人靈活性、適應性、和藹性、寬容性、愛意和滿足（flexibility, accommodation, kindness, indulgence, love, and gratification），而這些正是病人在他孩提時代以創傷的方式被剝奪了的東西（Ferenczi, 1929a, b, 1931）。在這種治療方法中，費倫齊影響了或者至少預期了包括Michael 巴林特(1968)、溫尼科特 (1958), Fairbairn (1952), Guntrip (1992), 科胡特(1977), and Bach (2006)等人的觀點。

綜上所述，可以清晰地看到，費倫齊在其臨床筆記中所描述的這些被創傷性剝奪的患者，已經患有自戀性障礙——情緒嚴重失調；他們很容易地甚至是強迫性地退行至創傷性情境以及費倫齊稱之為「被動客體愛（passive object love）」的幻想之中，以此達到權利獲得感和移情滿足的需要。

在費倫齊使用放鬆技術期間，他試圖提供病人在孩提時代被剝奪的父母親的愛，因為病人仍然強烈渴望得到這種愛——他允許創造一個治療性環境，不僅不去挑戰患者的全能性幻想，而且允許他們在分析情境中獲得特定的滿足，這預見了溫尼科特的此類觀點，即，過渡性客體（1953）和抱持性環境（1960）在此類患者的治療中是必要的，以及科胡特（1977）的觀點，治癒發生的條件是，患者需要有機會親身經歷並渡過自戀性移情。本著對患者全能性幻想保持寬容的原則，患者需要自己來掌控何時、如何和多快來走過這一旅程。我們應該明白，全能感拒不接受否定的回答——但是在適當情形下，它可能會去協商談判。

費倫齊從未放棄放鬆技術的原則——和藹性、寬容性和愛意的原則（the principle of kindness, indulgence, and love）。他提供了極大的寬容性。在與患者在一起時，「我逐漸越來越多地滿足患者的願望，將諮詢次數加倍，進入她的房間而不是強迫她來看我；我會在休假期間把她帶在我身邊，甚至在周日時提供諮詢」（1932, p. 97）。但是，儘管付出了這些「極端努力（extreme exertions）」，但分析仍然止步不前。

費倫齊隨著對患者孩提時代創傷性質的理解不斷地加深，並且通過對患者的觀察，他又新發現他的反移情可能會對患者產生重複創傷的影響，這促使他對創傷理論和自戀性障礙的病因，進行了修訂。

最有名的一個案例，費倫齊在臨床筆記中稱為RN的一名患者，現在我們知道她真名叫Elizabeth Severn，她指責費倫齊在恨她，儘管他努力成為和藹和愛意的——他宣稱這是無意識的感受。但是，在他稱為「相互分析（mutual analysis）」的幫助下——他的技術試驗的第三個階段：最後他接受他患者的分析，然後他再分析她——他發現她是對的：他親切外表後面隱藏著的，他感受到了憎恨。他看到了這種不誠實，他稱之為「職業性偽善（professional hypocrisy）」(1933, p. 158)，這嚴重地破壞了患者對他的信任——有了這種必要的信任，患者才能夠公開說給她的分析師聽，面對她自己的現實，從而修通她的創傷。

費倫齊同時也看到，分析師的「偽善」鏡映了一個來自患者父母親更早期的偽善，其中包含了他們對孩子的攻擊性和虐待。父母親否認虐待曾經發生過，否認這是一種虐待，否認這是父母親的過錯而不是孩子的過錯，否認孩子的煩亂不安感受是理所應當的。當父母雙方以這種方式串通一氣來否認孩子被虐待的這個現實時，處於「軀體和道德上無助感（physically and morally helpless）」（1933, p. 162）的孩子陷入無法忍受的孤獨中，在那一時刻，她體會到了巨大無比的脆弱感和需要，從而導致費倫齊所稱的「產生精神崩潰（causing the psyche to crack）」(1932, p. 193)。

在理解創傷的性質和自戀病理學的根源方面，費倫齊已經在他的更早期「不受歡迎的孩子」術語中增加了一個關鍵元素。也就是，關於父母對孩子的攻擊性和拋棄，他們表現出的偽善被看成是最具傷害性的。我要補充一點，偽善性也可能是微妙隱匿的，正如一名患者再次敘述其小時候的經歷時，他在委屈時很少說出來，他母親是這樣回應的，她說：「如果我愛你，我怎麼能傷害你呢？（How can I hurt you if I love you?）」父母親把自己的需要凌駕於孩子的需要之上，利用孩子來調節她自己的安全感——這個是後來Alice Miller (1997) 和Hayde′e Faimberg (2005)著作的核心觀點。這樣一個孩子會對不誠實和剝削一類感受極其敏感，而這種敏感性會持續存在，成為未來潛在心理障礙的觸發因素。

Sheldon Bach認為，自戀性障礙患者面臨的痛苦是，從未有過以一種持久不變而又生機勃勃的方式來感受自己的存在，以前未曾擁有，後來也從未感受到過——患者缺乏如Bach所稱的「豐富多彩的持續性（evocative constancy）」體驗（2006, p. 23)），我們可以看到，費倫齊的觀點增加了更為具體的內容：這類患者的內心痛苦是，不能在內心感受到她這個人的存在，而這個人是有別於其他人的、擁有自身重要需求和主觀體驗的人，這個人必須被識別到，而不只是其他人的一個穩定器（stabilizer）而已。

分析師的開放性和誠實性，以及他願意承認和檢視自己不可避免的微妙的自我保護性掩飾和虛偽，所有這些對於自戀性障礙患者的治療是至關重要的。在費倫齊的經驗中，「在醫生與患者之間關係中有一些內容沒有被說出來，針對有些不誠實的內容，進行公開坦白的討論，可以讓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患者暢所欲言；分析師承認自己的錯誤，可以促進與患者之間建立信任感」。（持續更新）

註：如需要轉載請聯繫譯者或者工作室平台。

工作室二維碼：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