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壽福：內生與雜糅視野下的古埃及文明起源

原標題：金壽福：內生與雜糅視野下的古埃及文明起源

【內容提要】關於古代埃及文明的起源，埃及學家和相關學科的學者們一直試圖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但是由於保存下來的文物極度匱乏，加之它涉及古代埃及與西亞、黑非洲之間的關係，這一問題始終沒有明確的結論。許多歐美學者試圖證明埃及文明的「北來說」；與此同時，非洲和美國黑人學者則極力強調古代埃及文明的黑非洲性質。探討古代埃及文明的起源不僅涉及對考古發掘物和古代文獻的闡釋，而且還受到歐洲中心論、白人優越論、黑人身份認同等因素的影響。近年來在埃及、利凡特、努比亞等地的考古發掘表明，古代埃及文明是一種原生文明，同時它又受到來自埃及以北和以南兩個方向的影響，正是這種內生與雜糅的雙重性造就了古代埃及文明大一統和分而治之兩種趨勢之間彼此較量與相互調和的事實。

古代埃及人居住在尼羅河河谷地帶，但把墳墓建造在河谷兩岸的沙漠或山崖里。他們用泥土構築房屋，用石頭建造墳墓。一年一度的尼羅河泛濫帶來的沉積物把早期的房屋淹埋在深厚的泥土下面，建築其上的現代村落又加重了考古人員發掘古代埃及人活動場所的難度。這些因素迫使學者們主要靠墓地出土文物來複原古代埃及文明的生成過程。在發掘埃及中南部的涅迦達(Nagada)和阿比多斯(Abydos)兩個墓地時，英國考古學家皮特里根據從不同墳墓和不同考古層出土的陶器的質地、形狀和修飾對它們進行分類，創立了「序列斷代法」(Sequence Dating)。①在尼羅河與通往紅海的哈馬瑪特干河谷交接處的科普特斯(Koptos)，皮特里發現了三座與之前的發掘物有明顯差異的巨型雕像。這三座雕像後來被證明是歷史時期表現敏神的作品，但是皮特里當時認定它們是史前向歷史時期過渡之際的產物。在皮特里看來，古代埃及從史前到歷史時期的過渡發生得如此突然，以致無法把它解釋為由尼羅河谷原住民自行完成，而只能被視為文明程度更高的外來群體所為。②他相信，古代埃及史前與歷史時期之間存在一個斷檔，由此他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外來的種族建立了古代埃及最早的王朝，③這群人被稱為「王朝種族」(Dynastic Race)。④

當時主導埃及學的歐美學者相信，創造埃及文明的外族絕對不可能來自埃及以南的非洲內陸，⑤因而，他們把目光集中在兩河流域，認定古代埃及史前和歷史初期文物上所表現的一些主題是從兩河流域傳入的，如：一個人赤手空拳馴服兩頭獅子，男子蓄有濃重的鬍子並戴著圓筒式的帽子，類似那爾邁調色板上的兩頭長頸怪獸把脖子纏繞在一起，以及連綿的山峰、有壁凹的磚牆、圓柱形印章等。⑥有的學者甚至推測，蘇美爾人在遷徙到兩河流域之前居住在阿拉伯半島的某個地方，他們與創造古代埃及文明的外來民族同屬一族。因為自然環境的變遷，這些人不得不離開位於阿拉伯半島的原居住地，向北方遷徙的人群就是蘇美爾人，而另一批人則選擇向西南方向漂洋過海來到了尼羅河谷。皮特里認為，漂洋過海到達埃及的外來種族有可能首先在科普特斯落腳；另有一些學者相信，來自兩河流域或者阿拉伯半島的外族穿過艾爾—圖米拉特干河谷進入尼羅河三角洲東南部，然後向南遷徙，到達上埃及，他們最早的落腳點是涅迦達。⑦也有的學者認為，古代埃及通過利凡特而間接受到兩河流域的影響。⑧近期，有些學者提出新的觀點，認為來自兩河流域和利凡特的文明因素通過地中海東岸的海路首先到達尼羅河三角洲，然後再傳向南部埃及。⑨上述有關影響早期埃及的因素借道紅海、西奈半島和地中海的推說可以歸納為古代埃及文明所謂的「北來說」。

正如主張「北來說」的學者把那爾邁調色板這塊石板當作主要依據一樣，認為古代埃及文明源於黑非洲的學者也同樣將這塊石板視為強有力的證據。在他們看來，那爾邁調色板反映了來自埃及南部的統治勢力征服北部並統一埃及全境的歷史事實。不僅如此，20世紀60年代，考古學家在今埃及與蘇丹交界處的卡斯特爾發現了古代埃及王權重要標誌之一的白色王冠圖案。依照非洲中心論者的解釋，這個圖案不僅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最早的一個，而且恰好與那爾邁調色板上佩戴白色王冠的那爾邁戰勝下埃及人的畫面相吻合，從而進一步證明了古代埃及文明的黑非洲性質。

上述兩種說法都有一定的根據，但是過分強調了外來的影響，沒有全面分析古代埃及文明生成時期埃及南北兩部分所處的不同自然環境和經濟狀況，簡化了古代埃及文明起源過程的複雜性，也沒有對早期埃及文明的外向性予以足夠重視。

一、埃及境內最新的考古結果

近些年在埃及的考古發現及其解讀表明，古代埃及文明是史前時期居住在尼羅河谷和尼羅河三角洲的原住民共同創造的，不過尼羅河河谷和尼羅河三角洲的居民多數是從尼羅河以西和以東的沙漠地帶遷徙而來的，而且來自西亞利凡特地區的移民數也佔據了一定的比例。公元前6000年之前，尼羅河以西和以東的沙漠尚有不少適於人類居住的草地。⑩迄今為止，在尼羅河谷只出土了兩座年代約在公元前7000年的遺址，它們分別是艾爾卡布和卡倫。曾居住在這兩座遺址的居民依靠狩獵、捕魚和採集維持生計。索得曼干河谷位於距離艾爾卡布不遠的東部沙漠上，考古人員在這裡發現了一處聚落，顯然是屬於曾經生活在艾爾卡布的先民，這說明艾爾卡布人在乾旱季節來到尼羅河谷打獵和捕魚，而當尼羅河泛濫時則到附近沙漠上的干河谷靠採集和狩獵生存。法尤姆文化的持續時間為公元前5450—前4400年，考古人員根據該文化遺址的發掘材料得出結論，認定當時的居民生活在湖岸。雖然漁獵仍舊是他們謀生的手段，但從用來儲存糧食的坑穴判斷，這些先民已經開始了農耕，農作物有大麥和小麥，其耕作技術可能來自利凡特。(12)從儲存糧食的坑穴成群這一現象判斷，人們當時實行集體耕作。此外，來自地中海和紅海的貝殼、用產自努比亞的閃長岩製作的調色板以及用長石製成的串珠都證明法尤姆居民的活動範圍相當廣泛，可以推測他們當時就已經受到來自西亞和非洲內陸的影響。與法尤姆遺址一樣，另一個史前遺址梅里姆達位於尼羅河西岸，但在緯度上更加偏北，它的生成年代被測定為公元前4800年。這裡的居民從事農耕(大麥和小麥)和畜牧業(羊、牛、豬)，而且漁獵依然是獲取食物的重要方式。(13)這說明農耕技術雖然由北向南從利凡特傳入埃及，但是進入埃及以後，農耕對不同區域謀生方式所產生的影響並非完全一致。外來因素有時可能是偶然進入埃及，比如藉助遷徙民，但它能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發揮作用主要取決於埃及早期居民所處的自然條件與社會結構。

在對尼羅河三角洲東部的敏沙特—阿布—奧馬爾等地所進行的發掘也顯示，從利凡特傳入的農作物和馴養的動物首先到達下埃及。可是，從古代埃及人食物來源的份額上看，狩獵活動在北部顯得比在南部更為重要，其作為生存的主要方式在北部持續的時間也比南部長得多。(14)此外，在兩河流域和利凡特地區，人們似乎是在建立定居的村落以後才開始馴養動物和種植穀物。在上述地區，早期的居住格局由多個茅舍組成的綜合體向土坯建造的村莊過渡，這很可能標誌著平等的集體經濟向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模式發展，其結果必然會出現貧富不均和社會分化。(15)在古代埃及，一定規模的定居區域是在畜牧業和農業開始之後才逐步形成的。(16)這種過渡出現在公元前4000年之後，比兩河流域要晚得多，不僅其過程緩慢而且也沒有兩河流域那樣普遍和徹底。(17)這就意味著，儘管農耕技術和馴養的動物從西亞傳入埃及，但是它們被史前時期埃及人接受的方式和隨後發展的程度有差異。生活在埃及北部的居民在地理位置上更加靠近利凡特，因此他們有條件更早地向利凡特人學習農耕技術，更容易由採集和狩獵轉向農業和畜牧業。但是，由於所處自然環境的影響，他們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寧願並得以保持原有的生存方式，將農耕僅僅作為傳統獲取食物方式的一種補充；而南部居民雖然開始農耕活動的時間比北部晚，但由於大片草地沙漠化而不得不遷徙到尼羅河谷，並且不久之後完全依靠耕作來生存。(18)換句話說，古代埃及史前居民從游牧到農耕的轉變是一個極為複雜的過程，完全不是此前多數學者所想像的那樣直線發展。有些學者認為，一群人從兩河流域長途跋涉來到埃及傳播文明的種子。這種觀點顯然簡化了文明形成的漫長而複雜的過程。

從埃及史前不同墓室里出土的隨葬品的數量和質量中，我們可以觀察到社會逐步分化的進程。在巴達里屬於新石器時期的墓地，從不足百分之八的墳墓中出土的文物遠遠超過了其他墳墓出土文物的總和。(19)在奧馬里一個成年男性的墓室里，考古人員在其骸骨邊發現了一個棍棒。不同於墓室中諸如食物的墓葬品，這個棍棒只是用來顯示死者生前的地位和權力。上述現象不僅說明人與人之間的差別，而且也標誌著不同社會階層的形成。這種階層差異甚至還表現在墳墓的位置上，在涅迦達文化三期出現了專門用來埋葬權貴們的墓地。涅迦達的權貴墓地被發掘人員標註為「墓地T」、在阿比多斯被稱為「墓地U」、在希拉康波里被叫做「墓區6」。(20)這些無疑是社會分化的最好證明。

以阿比多斯和希拉康波里為代表的上埃及諸城市通過專業化的方式生產陶器等物品，隨著陶器等物品流傳到下埃及和南利凡特以及努比亞，擁有這些作坊和控制其貿易的人員的權力逐漸增強。物品的流傳範圍越廣，權力的集中程度就越高。儘管以這些權勢人物為核心的古代埃及史前居住區域只能被稱為酋邦，(21)但這些酋邦的相互聯繫和競爭無疑為建立統一國家開闢了道路。在闡述史前時期權力運作模式時，厄爾分述了三種權力形式，即經濟權力、軍事權力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權力。(22)一個居住區的精英們一旦掌握了上述權力，便可以把管理的任務委託給掌握不同技藝的專門人員。與之前不同，這些專門人員不一定都是權貴們的親屬。換句話說，此時已經不再是「基於親屬關係的權力運作模式」。(23)

大約在公元前3200年前，尼羅河谷地和尼羅河三角洲融合為一體並形成有效運轉的國家，這與尼羅河流經埃及全境並提供便捷的交通和運輸條件有重要關係。(24)在古代埃及，國家的形成與城市化並沒有同時進行。雖然在統一的國家建立之前，上埃及出現了諸如希拉康波里、阿比多斯和涅迦達這樣的政治和宗教中心，然而從人口數量來考察，它們無法與大致同一時期的美索不達米亞城市相比。(25)我們可以相當清晰地勾勒出上埃及少數幾個最早達到一定規模的小型城市如何藉助生產技術上的優勢通過貿易和軍事手段擴大自己的勢力的情景。(26)從上埃及史前遺址可以看出，一些陶器作坊的規模在不斷擴大，並且在產品方面走專業化的道路。(27)如果說陶器尚具有實用價值，那麼做工精緻和裝飾極為精美的火石刀無疑是當時的奢侈品，其主要功能是表現佩戴者或擁有者的地位或特權。(28)考古學家在阿比多斯等地發現了來自南利凡特的銅礦石、銅、松木、松脂和裝運葡萄酒的陶罐，產自阿富汗的天青石和安納托利亞出產的黑曜岩也輾轉進入埃及，努比亞和努比亞以南的非洲內陸則為埃及提供了香料、珍稀獸皮、象牙、烏木。(29)根據埃及以外地區經濟史的研究成果判斷，產業和產品的專業化表明相關地區形成了精英階層且以比較複雜和有效的社會組織為前提，而跨地區的貿易和權力的日益集中則是其必然結果。(30)

在上埃及的阿比多斯和涅迦達，考古人員發現了大型建築物的遺址和痕迹，其功能顯然超出了供個人使用的範圍，而且從中出土的大量印章也說明這一區域的管理機制和官吏階層在逐步生成。印章上雖然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文字，但是刻在上面的圖畫和幾何圖案被認定是象形文字的雛形，(31)隨後不久，在阿比多斯出現了古代埃及最早的文字。這些早期的象形文字被刻寫在容器的標籤上，用來標明產品的名稱、產地、生產日期等。(32)在統一國家得以確立的第一王朝時期，最為重要的官職是「掌璽大臣」。(33)這些發現說明我們以前對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有不少誤解之處，最為嚴重的有兩點：一是認為古代埃及文字猶如從天而降，它沒有經歷漫長的成熟過程，因此只能被視為舶來品；二是認為在兩河流域，經濟和管理的需求使得文字應運而生，而在埃及，象形文字主要的應用領域是祭祀和祭奠。應當說，古代埃及文字也經歷了一個逐步成熟的過程，並且其早期的主要使用範圍也是經濟和管理。在近些年有關早期國家的研究中，學者們愈來愈把社會的組織形式和複雜程度作為判斷國家和文明形成的重要標準，埃及史前至歷史時期的出土文物印證了這種理解模式的合理性。(34)

宗教在古代埃及文明的形成和國家的產生過程中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35)早在涅迦達文化三期之初，上埃及幾個城市都把荷魯斯作為重要的神祇加以敬奉。希拉康波里向北擴張的時間可能比我們現在所能證明的更早，而且其影響也更為深遠。希拉康波里的統治者首先把荷魯斯奉為保護神，權貴們藉助於對該神崇拜範圍的擴大來強化自己的世俗權力。(36)到了涅迦達文化三期的晚期，希拉康波里統治者的名字被刻寫在象徵王宮橫切面的圖案上，而君主名字上面則是表現荷魯斯的隼，意指荷魯斯神保護君主。這充分表明了王權與神權之間的密切關係，君權神授的含義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南部勢力對北方的擴張具有了聖戰的色彩。(37)

埃及學界關於古代埃及文明在短時間內達到高度發展程度的觀點，一方面是受到古典及後期史書的影響，另一方面是基於古代埃及歷史時期留傳下來的文獻和文物。根據馬涅托的記述，來自上埃及的美尼斯征服下埃及並建都孟菲斯，似乎埃及最早國家的誕生完全是血腥的武力較量的結果。(38)不僅如此，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在埃及發掘出來的文物中有不少表現古代埃及統一國家的誕生過程，它們多數強調上下埃及之間的對抗性以及上埃及統治者為實現統一所採取的武力手段。在貫穿20世紀前半葉的古代埃及歷史研究中，這條信息成為最為重要的基礎，學者們關注於確認美尼斯的身份和復原軍事征服的具體過程。絕大多數學者將那爾邁調色板視為古代埃及最終確立統一國家的最重要依據。(39)

研究者對於那爾邁的了解原來只局限於那爾邁調色板。調色板的一面是由兩個動物的脖頸交織而形成的可供調色的淺坑，通常被視為正面。它從上到下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表現那爾邁視察戰場，他面前是被他的將士殺死的敵人；在中間部分，我們可以看到馴服兩頭怪獸的場面；第三部分刻畫的場面是國王猶如勇猛強壯的公牛，用角搗毀敵人的城牆。在調色板的反面，那爾邁形象高大，一手握住一個屈膝敵人的頭髮，另一隻手舉起權杖準備敲碎他的頭蓋骨。在那爾邁的對面，希拉康波里的保護神荷魯斯呈現隼的形象，用繩子牽著敵人的鼻子，敵人的後背上長著類似莎草的植物，不少學者認為它在此象徵下埃及。(40)學者們反覆強調，在調色板的背面，那爾邁戴著白色的王冠；而在調色板的正面，那爾邁戴著紅色王冠。在歷史時期，白色王冠代表上埃及，而紅色王冠則代表下埃及。因為沒有其他相關的文獻，不少學者推測，那爾邁調色板表現的是促成埃及南北統一的一場決定性戰役。即使比較謹慎的學者也相信，那爾邁在有生之年通過武力統一了埃及全境。(41)

最近的考古發掘結果證明，埃及全境在文化上的融合和政治上的統一在那爾邁登基之前已經基本完成，那爾邁的活動早已而且遠遠超出了單純的軍事征服的範圍。在上埃及尼羅河以西的艾爾—卡什干河谷，學者們辨認出刻寫在岩石上的那爾邁的名字。(42)尼羅河西岸沙漠不同於東岸的沙漠，那裡沒有貴重的礦藏。那爾邁的足跡之所以會到達這裡，就是因為有一條通往西部綠地的道路經過這個干河谷，它是生活在西部沙漠的游牧民族進入尼羅河谷的必經之地。此外，早王朝時期的埃及文獻提到了「特海努」(古代埃及人對尼羅河以西地區游牧部落的稱呼)。(43)這說明，統一國家形成初期甚至之前就已經存在著埃及與尼羅河東岸和西岸游牧部落之間的衝突。我們有理由推測，那爾邁調色板所表現的打擊敵人的場面可能與埃及周邊的游牧部落有關；同時，這一點也間接證明了上文所提到的有關尼羅河谷地的一部分先民從西邊的沙漠遷徙而來的事實。

另外，考古工作者在尼羅河三角洲東部的埃斯貝特—艾爾—托爾發現了許多屬於第一王朝時期的墳墓，它們多數包括兩個用土坯建造的墓室，隨葬品不僅有石器和陶器，還有調色板、首飾等奢侈品。發掘人員分別在兩個罐子上發現了那爾邁的名字。這一發現證明，上下埃及的統一實際上在那爾邁調色板所表現的所謂上埃及征服下埃及的軍事行動之前已經完成。那爾邁頭戴白色和紅色王冠只不過是埃及南北兩部分業已融為一體的最具象徵性的表達形式而已。(44)館藏於阿什莫林博物館的一塊出土於尼羅河西岸涅迦達的陶片(序列號為1895—795)更有力地支持了這一觀點。在這塊陶片上，可以看到表現紅色王冠的浮雕，這是迄今為止最早與紅色王冠相關的證據。(45)從這個陶器上的燒制痕迹判斷，紅色王冠是陶工在製作該陶器的時候直接揉捏，然後在陶窯中烘烤出來的，也就是說，這個紅色王冠的主題與該陶器在時間上一樣久遠。這一發現說明，紅色王冠並非像學者們從前所解釋的那樣從一開始就與下埃及聯繫在一起，而是同白色王冠一樣源自上埃及，而且很早就變成了上埃及的統治者強調他們對埃及全境行使權力的重要表述方式。(46)

考古人員在提斯、涅迦達和希拉康波里發現了曾經存在過的類似宮殿的痕迹。換句話說，埃及史前的政治格局起初也是向著古代兩河流域蘇美爾眾多城邦共生並存的方向發展，但是這一趨勢不久之後便中斷，因為其中的一個城市藉助技術、貿易、宗教等方面的優勢並通過尼羅河便捷的通道將其他城市納入自己的掌控之中。在位於最南部的希拉康波里，精英階層的墓葬持續到第一王朝開始。在希拉康波里和阿比多斯之間的涅迦達，考古人員發掘出屬於第一王朝幾位王后的陵墓，而該王朝國王們的陵墓則都建在更靠北的阿比多斯。顯然，權力中心逐漸向北遷移。學者們認定，位於阿比多斯的王陵U-j的年代應為公元前3150年，即那爾邁登基前約100年。(47)史前向歷史時期過渡並非猶如晴天霹靂，埃及政治和經濟發展的中心逐漸由上埃及向北移動。希拉康波里的統治者決意向北擴張，因為北部的尼羅河谷有更為廣闊的耕地和牧場，三角洲更是取之不盡的自然寶庫，而且從北部更加易於同利凡特地區進行貿易。(48)

從目前可供分析研究的古代埃及文字和文物考量，埃及文明隨著上埃及的涅迦達文化的發源和發展而生成。涅迦達文化區域所展示的各種墓型，形狀、顏色和工藝各不相同的陶器和其他器物都證明從史前到歷史時期的過渡是在這裡完成的，而在下埃及則無法追尋這樣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下埃及居民擁有更早和更容易與利凡特接觸和交流的優勢，但是他們沒有或者說未能走向王權道路。在時間上比上埃及晚的下埃及文化沒有來得及開花結果就被更為成熟的涅迦達文化所取代。(49)

在尼羅河三角洲史前遺址如敏沙特—阿布—奧馬爾、托爾—易卜拉欣—阿瓦德、布托、托爾—艾爾—伊斯維德等地的發掘中，學者們並未發現任何被摧毀或燒毀的痕迹。(50)那爾邁調色板等器物上表現的血腥征戰場面和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主要發生在文化發展和生產水平旗鼓相當的上埃及若干城市國家之間，而經濟上相對落後的下埃及諸多村落則先後被同化；在此過程中，帶有涅迦達文化色彩的物品在下埃及得到廣泛傳播，無疑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某些地方訴諸武力顯得很有必要，但是產品流通和技術傳播加速了南北兩部分的融合。應當說，古代埃及南北兩部分在政治上的統一和文化上的融合是相輔相成的，而且融合先於統一，即文化方面的融合為政治上的統一奠定了基礎。(51)我們現在用來構建古代埃及早期歷史的許多材料實際上反映了上埃及掌權者的國家觀念。他們把統一的國家解釋為最有效的政權模式和埃及人最佳的生存模式，把武力征服下埃及標榜為符合神旨的行為，其目的是獲得對整個國家的絕對控制權。對於我們來說，重要的是儘可能劃清統一國家產生的實際過程與這種國家觀念形成的政治背景之間的差異。

總而言之，尼羅河谷的早期居民來自尼羅河西部和東部日益沙化的草原。他們由依靠採集、捕魚和狩獵的生存模式逐漸過渡到農耕。人工種植的穀物從利凡特首先進入尼羅河三角洲地區，然後再向南傳入上埃及。埃及北部的居民更早接觸了來自利凡特的遷徙民並接受了耕作技術，但是因為三角洲的自然條件，他們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依靠採集、捕魚和狩獵。與之相反，在由尼羅河狹窄的河谷構成的上埃及，人們在適合耕作的河岸定居並很快以農耕為主，隨著人數的增多和種植技術的發展，社會出現了不同階層，生產也向專業化發展，由此形成了多個類似兩河流域城邦的居住區。但是，希拉康波里的當權者通過把荷魯斯奉為保護神而把王權和神權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並且藉助尼羅河所提供的便捷條件一方面輸出質優價廉的產品，另一方面在必要時訴諸武力，逐漸統一了埃及全境。

二、前王朝末期和早王朝時期埃及與利凡特之間的聯繫

迄今為止所發現的人類最早的種植活動發生在今以色列的那圖夫遺址，時間應當在10000年以前。(52)大約在公元前6500—前6000年，包括今以色列在內的利凡特地區遭受了連年的乾旱，(53)不少人遷徙到埃及，並且將人工種植的大麥和小麥、業已馴化的綿羊和山羊帶到埃及。古代埃及人耕作的最早痕迹出現在公元前6300年以後，他們由游牧轉向農耕大致發生於公元前5550年前後。從考古資料判斷，農耕技術從埃及北部逐漸向南部傳播，而尼羅河流域農耕活動的真正興起則與尼羅河西邊和東邊的草地逐漸沙化同時。(54)

雖然種植穀物和馴養牲畜的技術從利凡特傳入埃及，古代埃及人在過渡到農耕以後便藉助尼羅河流域有利的自然和水文條件在生產力和生產技術方面取得了遠遠超過輸出地的進步。如上一節所述，埃及境內最新的考古發掘結果證明，古代埃及文明是尼羅河谷和尼羅河三角洲史前文化逐步發展和融合的結果。在以色列等地進行的考古活動也說明古代埃及文明並非像有些學者所想像得那樣一蹴而就，更不是由來自西亞的遷徙民傳入。早在埃及統一的國家形成之前，埃及人就在南利凡特地區即今天的巴勒斯坦、以色列等地活動。值得我們特別關注的是，在上述區域出土的與埃及相關的文物中有許多恰恰與被視為埃及最早統一國家創建者的那爾邁相關。

考古人員在南利凡特發現和發掘了與古代埃及歷史初期相關的大約40個遺址，這些遺址基本分布在歷史時期被古代埃及人稱為「荷魯斯之路」的地中海沿海狹長地帶。(55)在位於今以色列內蓋夫沙漠北部的哈里夫，他們發現了具有埃及風格建築物的遺迹，還有數量可觀的來自埃及的陶器，其中最為重要的當屬寫有那爾邁名字的陶片，這為我們理解古代埃及統一國家的形成機制以及埃及與利凡特的關係提供了極為難得的物證。(56)在迄今發現的18件刻寫王名的陶片中，有三個名字被確認為屬於那爾邁。(57)在同樣位於內蓋夫北部的恩—伯索的小型遺址，考古學家發現了超過90個有印章痕迹並具有埃及特徵的物件，(58)這說明那爾邁在位時期埃及與利凡特之間絕非只有簡單和偶然的聯繫。另外，寫在王宮橫切面圖案上的33個王名中，有13個屬於那爾邁，而那爾邁又是零王朝的最後一個君主。顯而易見，埃及與利凡特之間如此密切的聯繫不可能在那爾邁掌權時期才突然出現。

在距離今加沙不遠處，以色列考古人員發現了居住遺址，其中有防禦工事的痕迹。這裡出土的文物幾乎無一例外地與埃及有關。考古人員發現了寫著零王朝五個國王名字的物品，這些名字寫在標誌王宮橫切面的圖案上面。(59)在更加深入內陸的阿拉德，考古人員發現了包括寫有那爾邁名字的陶片在內的埃及器物，它們位於第五個考古層，而且第四和第六層之間並沒有被破壞的痕迹。在幾乎位於今以色列中北部的克法爾—莫納什，發掘人員發現了包括銅鋸在內的伐木工具，多數學者認為，它們是埃及人到利凡特獲取木材時使用的。當時的沙龍平原顯然還覆蓋著森林，埃及人還無需到更遠的黎巴嫩去獲取木材；(60)這一點同時也說明，早在那爾邁統治時期，埃及人就已經對利凡特南部地區具有了相當的控制力。

談到古代埃及統一國家誕生之際與利凡特之間關係的性質，相關領域的學者們提出了不同的觀點。有的學者用貿易模式來解釋古代埃及與利凡特地區之間的交往。他們認為，這種貿易關係始於涅迦達文化早期，並且在後來隨著毛驢的馴化而逐步加強。埃及人獲得的物品主要有礦石、瀝青、樹脂，人工種植的葡萄也在這一時期從利凡特傳入埃及。(61)在今以色列南部發現的埃及人的居住遺址和墳墓都被認為是解釋這種和平貿易關係的佐證。(62)有些學者則試圖把那爾邁調色板上描寫的血腥征戰場面視為埃及人早期對利凡特地區的擴張，由此認為今以色列南部區域由那爾邁率兵征服，並且通過駐軍的形式予以控制。在被發掘的遺址中，有的具有堡壘的性質，其城牆曾經寬達四米、高度近八米，而且有些圍牆達到三道。(63)這可能標誌著曾經居住在這些遺址的埃及人並非平民，而是士兵和武裝了的官吏，其職責是保障商路暢通，保護去那裡進行貿易活動的埃及人，或者負責徵收埃及統治階層需要的奢侈品。(64)

也有的學者把上述地區有關埃及的遺迹解釋為埃及人以和平方式進入利凡特定居的結果，因為以色列考古人員在內蓋夫南部發現了一座與同時期利凡特地區的墓葬形式不同的墳墓。這座墓顯現出埃及的墓葬風格，墓主人是一位去世時約25歲的女子，她左側卧，面朝東。古代埃及人希望死後葬在自己出生的地方，(65)而這個墓主人死後葬在遠離尼羅河的以色列。在發掘人員看來，這隻能意味著當時的以色列南部應該是埃及領土的一部分。這個結論雖然有些牽強，但是從那爾邁在埃及全境和利凡特留下的武力征服和資源開發的證據判斷，這位國王在位時期通過掠奪周邊地區的財富來鞏固埃及王權的事實不容忽視。在比較埃及和兩河流域文明的時候，許多學者認為，前一個文明是封閉的和內向的，後一個則是開放的和外向的。然而，上述考古材料促使我們對以往的觀點作出必要的修正。埃及統一的王權國家始終與對外征戰密切相連，從這個角度來說，埃及國內動蕩局面周期性地出現，與其說是外族入侵的後果，不如說是埃及對外控制力的下降和征戰活動停止的必然結果。

帕勒莫石碑記錄了從第一王朝至第五王朝末國王的名字和他們的功績。每個國王都用一個重大事件來稱呼其在位的每一年，比如關於第一王朝前半期在位的國王哲爾(約公元前3016—前2970年)，帕勒莫石碑提到了「這一年出兵打擊利凡特人」。(66)國王登統治的年代比哲爾稍晚(公元前2963—前2949年)，他在位時的某一年被稱為「打擊東邊居民之年」。這裡所說的「東邊居民」有可能指尼羅河三角洲東北部的居民，不過從上文提到的有關早王朝時期埃及與利凡特地區關係的考古發現判斷，這個稱呼更有可能指代居住在西奈半島甚至更加深入利凡特地區的居民。(67)無獨有偶，國王登的陵墓出土了一個象牙器物，上面描畫了該國王打擊敵人的場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敵人具有明顯的利凡特人的特徵。他跪在登的面前，他所處的地面上點綴著顆粒，意指敵人的居住地為不毛之地，而埃及國王所站立的地方則沒有這種標記，因為他的領土是肥沃的尼羅河谷地，圖畫邊的象形文字稱畫面的內容為「第一次打擊東邊的人」。(68)目前還無法斷言這裡所說的「東邊的人」與帕勒莫石碑上涉及該國王的文字所提到的「東邊居民」是否指同一群人，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登在位時埃及人已經與西奈半島或者利凡特的居民發生衝突。這些居住在埃及周圍的人可能威脅到埃及人的商路或者去西奈半島採礦的埃及人。

上述事實說明，原先被認為建立了埃及第一個統一國家的那爾邁早把貿易甚至征戰的觸角伸向利凡特，而且第一王朝的君主們延續了那爾邁確定的開發和掠奪利凡特資源的政策。聯繫到第一節有關種植和飼養技術從利凡特傳入埃及的史實，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古代埃及文明的起源及其性質。它受到來自西亞的多重影響已是不爭的事實；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古代埃及文明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此外，古代埃及強大和穩定的王權在一定程度上與控制和掠奪周邊的居民和資源密不可分。

三、古代埃及與努比亞之間的界限與交往

拿破崙遠征埃及之後，隨著歐洲人對古代埃及歷史的逐步復原和認知度的提高，他們陷入一個窘境，難道曾經創造了如此輝煌文明的古代埃及人是黑人？(69)持白人優越論的學者們借用《舊約》中有關諾亞及其兒子們的故事，認為含的後代進入埃及並創造了古代埃及文明，而且從人種上說，含與閃一樣，都是高加索人的一支。(70)為了強調含語與閃語之間既有區別又有密切關係，他們把兩種語言統稱為含—閃語言(Hamito-Semitic Languages)。在他們看來，含族之所以優越於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或者說發展的程度比後者高，完全是因為含族從西亞遷徙到非洲並帶去了包括生產技術和藝術表達手法在內的文明的火種。(71)

在非洲中心主義者看來，情況則完全相反。他們認為，努比亞才是古代埃及文明的真正發祥地。美國黑人人權運動領袖杜波依斯極力強調古代埃及文明的黑非洲性質，(72)在他看來，古代埃及文明對非洲的重要性猶如古代希臘對於歐洲。因此，他在談論古代埃及時刻意使用「古典」二字，意欲強調其古老的年代及其對現代非洲黑人的示範效應和至關重要的象徵意義。(73)推崇杜波依斯觀點的人士勾勒了大致如下的文明起源過程：大約公元前6000年前後，黑人人種的一支在今喀土穆一帶定居，這個定居點被稱為中石器喀土穆遺址。他們相信，非洲北部的乾旱時期先從南部開始，然後向北擴展。(74)原來生活在喀土穆附近的人群因為草地沙化而逐漸向尼羅河谷遷徙，許多人沿紅海海岸北上，從哈瑪馬特干河谷進入埃及的尼羅河谷。(75)

塞內加爾學者迪奧普試圖證明古代埃及人就是努比亞人，藉以進一步說明非洲黑人創造了輝煌的埃及文明。(76)為了給埃及文明「南來說」提供佐證，迪奧普對古代埃及文獻進行了全新的詮釋。他說，古代埃及人視自身為黑人，其最具說服力的證據是古代埃及人稱自己的國土為「黑土地」。事實上，古代埃及人以黑土地稱謂自己的國家，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居住地集中在土地肥沃的尼羅河谷和尼羅河三角洲上，這裡的土地由尼羅河泛濫帶來的腐殖質構成，顏色發黑，與埃及東西兩邊的沙漠形成鮮明的對比。(77)迪奧普說，埃及人把尼羅河西岸視為右邊，東岸為左邊，即確定左右時面朝南，這是因為他們的祖先來自埃及南邊的努比亞。(78)

其實，「努比亞」(Nubia)這一稱呼產生的時間很晚。它始於中世紀，是由生活在這個區域的游牧民努巴(Noba)這一稱呼派生而來。古典作家把生活在埃及阿斯旺以南地區的居民稱為「衣索比亞人」(Aethiopians)，意為「臉色黝黑的人」，(79)古代埃及人稱呼南邊的這些鄰居為「弓箭手」，強調這些人的好鬥和尚武，他們居住的地方則被叫做「弓箭手之地」。(80)埃及中王國時期，努比亞南部地區也被叫做「古實」(Cush)，而那裡的居民則被稱為「可憐的古實人」，說明了他們所處地理環境的惡劣。新王國時期，埃及人有時用古實統稱努比亞全境，有時稱努比亞人為「南邊的人」。(81)不管是古代努比亞人還是現代努比亞人，他們的語言與古埃及語和阿拉伯語都沒有任何淵源關係，這些人在膚色方面居於非洲黑人與埃及人之間。(82)由古代埃及國王派往努比亞的商隊一般包括一個翻譯，阿斯旺官吏墓地中，不少墳墓主人生前曾經擔任過翻譯。(83)

學者們把埃及史前時期居住在努比亞的人群稱為「A群落」。在這個群落的墓葬中發掘出來的最早的埃及器物屬於涅迦達文化。「A群落」的努比亞人藉以維持生命的穀物和牲畜與前王朝時期的埃及人沒有什麼區別。(84)史前時期末，隨著生產技術的發展，古代埃及人對珍奇物品的渴求促成了他們對埃及周邊地區的探險和掠奪活動。埃及人對來自努比亞及以南區域的物品的需求持續增長，主要是象牙、烏木、獸皮、香料等。位於今埃及南部的阿斯旺在古代被稱為「艾利芬提尼」，意為「象城」(Elephantine)。它成為埃及人與努比亞人進行貿易或者對努比亞發動軍事行動的橋頭堡，城市的名字充分顯示了埃及人視為至寶的象牙在貿易中所佔的地位。(85)

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芝加哥大學的考古人員在努比亞一個叫做「卡斯特爾」的小村附近發掘了屬於「A群落」的墓地(在今埃及與蘇丹邊界以北不遠處)。墓地共有25座小型墳墓和8座大型陵墓，大型墓所在地被發掘人員稱為「墓地L」。這些墳墓早已被盜挖，僅存一些被盜墓者忽略或遺棄的文物，而且這些文物所在位置也已經不再是最初被放置的地方。出土物中最具轟動效應的當屬一隻香爐。這隻香爐高約9厘米、周長不足16厘米，上面以陰刻的方式表現了排隊航行的三艘船，其中一艘船上有一個人佩戴一個頭冠。雖然這個頭冠只保存上半部分，但可以辨認出它就是古代埃及王朝時期象徵上埃及統治權的白色王冠，王冠下面的王宮橫切面也印證了這種推測。(86)學者們對這件出土物進行了各種解釋，其中最具爭議的是威廉斯關於古代埃及王權來自努比亞的大膽推測。(87)雖然威廉斯無法用具有說服力的材料來證明其觀點，但是在非洲中心主義者眼裡，他的這一推論等於證明了古代埃及文明的源頭在努比亞。古代埃及文明的歸屬問題之所以遠遠超出了學術研究的範圍，(88)正是因為許多非洲中心主義者試圖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證明古代埃及文明起源於努比亞，因此，有必要從歷史考證的角度澄清古代埃及文明的來源問題。

首先，從香爐本身找不出表現其年代的任何線索。(89)其次，香爐的材料和製作工藝也把其產地指向北邊的埃及。再次，它是迄今為止在努比亞發現的唯一一件表現白色王冠主題的物品，而在埃及尤其是上埃及則出土了許多同時期相關的文物。(90)最後，我們無法肯定這個香爐原來確實屬於被埋葬在該墓地的某一個死者，因為據發掘人員記述，這個香爐由散落在墓地的多個碎片復原而成。此外，因為阿斯旺大壩的建造危及到大壩以南古代埃及和努比亞的古迹，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了搶救性考古行動，幾乎所有的古代居住和喪葬遺址都被納入到發掘、整理、搶救和研究中。屬於「A群落」的發掘點超過150個，被挖掘的墳墓達3300座，因為努比亞的氣候乾燥，加上人類活動相對少，古代遺址容易保存下來。墳墓的總數間接說明，努比亞地區史前時期的居民人數並不多，(91)在這種情況下形成一個影響整個埃及的王權國家似乎令人難以置信。不過需要強調的是，古代埃及人在努比亞地區的活動比我們先前所想像的要早得多。在尼羅河第二瀑布附近發現了一塊岩畫，上面可以看到古代埃及人制服努比亞人的場面。一艘埃及船上站著一人，看上去像來自上埃及的一個酋長，旁邊則是被殺的努比亞人。多數學者認為，該岩畫的年代在第一王朝時期。(92)顯而易見，卡斯特爾香爐與這幅岩畫均說明位於上埃及的居民由於草地的沙漠化首先進入尼羅河谷地從事農耕，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生產技術的改進而向外輸出其產品，(93)而且因為尼羅河流域耕地的有限而對外發動戰爭，最終在征服鄰近土地過程中創立了王權理念。我們有理由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古代埃及歷史中，對王權觀念起到關鍵象徵作用的白色王冠是在埃及人與努比亞人的較量過程中產生的。(94)

至少從考古遺址所展現的生產方式和物質條件看，在埃及尚未形成統一的王權國家之前，努比亞與埃及之間沒有太大的差距。(95)甚至在埃及歷史初期，後來被稱為上埃及第一諾姆的區域仍然被埃及人視為努比亞的一部分，它被稱為「弓箭手之地」，與埃及人稱呼努比亞的名字完全一樣。(96)中央集權的國家建立之後，埃及對努比亞的掠奪由原來的小規模和間歇性的掠奪發展到有系統的征服和長期開發殖民。努比亞人口的增長和出土物所表現的經濟復甦期無一例外地與埃及王權國家的衰落處在同一時期，這不是偶然而是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97)它說明古代埃及王權的強大和穩定不僅與其掠奪利凡特的資源有關，而且也藉助於對努比亞的征服和奴役。從地理和水文條件上說，上埃及的尼羅河谷與努比亞沒有太大的差異。而兩者後來所走過的歷程顯現出明顯的不同，這說明了政權尤其是強大的王權在文明發展過程中發揮著巨大作用。

關於埃及與努比亞在史前時期的聯繫，最近幾十年在撒哈拉沙漠東北部邊緣的考古活動提供了更多和更加發人深省的證據。迄今被發現的遺址中最為重要的是耐布塔干鹽湖(Nabta Playa)。(98)干鹽湖位於尼羅河以西，在緯度上大致與尼羅河第二瀑布平行，距離開羅約800千米，距離由拉美西斯二世建造的大型洞穴式神廟所在的阿布—辛貝勒約100千米。據相關考古人員的研究，大約公元前10000年—前7000年，非洲北部經歷了一個相對濕潤期，約500毫米的年降雨量每到雨季就在相對低洼的地方形成淺湖。這裡的早期人類居住和活動遺址由南向北擴展，說明這些居民起初從今蘇丹通過尼羅河谷來到這個新的居住地，他們使用的石器與努比亞和蘇丹地區尼羅河谷遺址發現的石器極為相似。此外，在這個遺址中出土的陶器在裝飾上非常注重象徵意義。學者們認為，這些陶器由撒哈拉新石器時代的居民製造，而不是西亞的引入品或者受到了西亞的影響，(99)這個史前階段因此被稱為「撒哈拉陶器時期」。(100)

大約從公元前6000年開始，原來定期遷徙到納布塔的游牧人群在這裡建造適於常年居住的茅草房。他們的食物包括水果、豆類植物、黍類和高粱。關於這些植物是人工種植還是野生，學者們仍然存有爭議。納布塔的居民很早就開始放牧牛群，由於發現的牛骨並不很多，發掘人員認為養牛主要是為了獲取牛奶，而不是食用牛肉。考古人員在那裡發現了巨大的母牛墓葬，發掘人員認為這些居民對牛的崇拜與埃及歷史時期許多神靈呈現為牛的形狀有著直接的關聯。(101)也有學者認為，應當在納布塔對埃及早期文明影響的問題上持謹慎態度。(102)

在納布塔一個屬於新石器晚期的大型定居遺址附近，考古人員發現了用石頭建構起來的巨型文化設施。它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一字排開的10塊大型石頭(長3米、寬2米)，第二部分是用小一些的石頭圍成的一個圓圈(直徑達4米)，第三部分是兩座用石板覆蓋著的土丘，其中一個土丘下面有一個類似墓室的結構，裡面有牛骨。在納布塔的其他地方也發現了一字排開的大型石頭陣。有些學者認為，這些石頭陣是用來計算時間並預測季節變化的。(103)因為納布塔靠近北回歸線，太陽在夏至前三周和後三周之間達到直射狀態，之後不久季風期便開始，預示著催生各種生命的雨季的到來。另一些學者則相信，這些石頭陣是為了進行宗教性的集會而修建的公共建築，它們顯示當時的聚落已經達到了相當複雜的程度。有的巨石重達1.5噸，而且進行過加工。納布塔居民用石頭構建巨型建築物很容易令人聯想到歷史時期的古代埃及人所修建的各種令人嘆為觀止的石頭建築。雖然目前我們還不能證明兩者之間有著直接的關聯，但是在新石器末期，居住在撒哈拉邊緣的人迫於沙漠化而遷徙到尼羅河谷卻是不爭的事實。(104)

顯而易見，這些居民雖然尚處在人類發展史上的早期階段，但是他們極為重視以神權為主要象徵的公共空間。誰掌握了與祭祀相關的宗教權，誰就獲得了主宰整個聚落的權力。我們有理由進一步推測，古代埃及歷史中趨向於集權的因素可能在這裡萌芽。在埃及歷史發展過程中，建立第一個統一國家的那爾邁來自上埃及，結束第一中間期分裂狀態的門圖荷太普也來自上埃及，驅逐喜克索斯人並建立第十八王朝的阿赫摩斯同樣來自上埃及，征服下埃及眾多的諸侯國、重新統一埃及並建立第二十五王朝的君主則恰恰來自埃及以南的努比亞。(105)在古代埃及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趨於統一的力量總是來自上埃及，而以尼羅河三角洲為主的下埃及則顯示出強烈的地方特色和政治獨立的趨向。這種差別不僅與兩者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而且還與二者在史前和歷史時期分別與利凡特和努比亞接觸並受到它們不同的影響有關。這一點證明古代埃及人並非毫無理由地強調上下埃及之間的差別，它為我們正確和全面地理解二者之間的張力和互動機制提供了新的視角。

四、結論

儘管從努比亞到地中海沿岸，尼羅河流經長達2000多公里的山地、丘陵和平原，促成統一王國成型的動因主要來自阿比多斯和希拉康波里之間不足300千米的河谷，即涅迦達文化的中心區域。這一點看似偶然，但實際上是各種因素綜合促成的必然結果。通過考察古代埃及文明的形成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在南部埃及崛起的地方權貴是如何藉助先進的生產工藝，通過對剩餘產品的積累和奢侈品的壟斷來彰顯自己的身份，並且用文字和實物建構了一系列表徵他們地位和權力的模式。古代埃及的地理環境和尼羅河的水文特徵與利凡特有許多不同之處，他們適時和因地制宜地從後者那裡接受了農耕技術和飼養方法，而且做到了後來者居上。事實證明，古代埃及人從史前時期就已經在利凡特地區進行和平的貿易活動和武力的征服行動。從本質上看，古代埃及文明並非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是封閉的和保守的，而是具有很強的開放性和融合能力。另一方面，上埃及文明深受努比亞影響，尤其是類似納布塔這樣史前以畜牧為主的部落。上埃及的權貴們創造和發展了一系列獨具特色的王權觀念，對外進行武力征服和貿易擴張，對內強化自身權力的神性並強調統一國家的政治遠景。這說明了為何古代埃及歷史上所有統一大業的建樹者無一例外地來自上埃及。南部大一統的訴求和北部嚮往獨立的願望與各自的地理條件相關，但是主要的原因應當在古代埃及文明形成初期埃及內部機制和外部影響中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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