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沙青青解答一個歷史問題，日本軍國主義是如何產生的
原標題：與沙青青解答一個歷史問題，日本軍國主義是如何產生的
「軍國主義」，是一個很血腥的話題，它帶有強烈的窮兵黷武和軍事擴張的色彩。軍國主義有一個標準的西文名詞，英文叫「Militarism」，因為這一種主義的最早推行者，是歐洲的普魯士王國。早在18世紀中葉，普魯士選帝侯弗里德里希一世即位後，開徵軍事稅，實行徵兵制，軍人數量達到全國人口的4%，而國家財政的四分之三用作軍費開支。普魯士創造了一種歐洲軍國主義的模式，那就是「軍隊擁有一個國家，而不是國家擁有一個軍隊」。
依靠著日益強大的軍力，普魯士由小而大，由弱而強。19世紀中期，普魯士王國取得普丹戰爭、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的勝利，統一了除奧地利外的德意志，1871年建立了德意志帝國，繼而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其殘酷性和反動性，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因此，「普魯士主義」成了德國軍國主義的罪惡根源與核心。
當我們漫步在東京的街頭，無論是古老的東京車站，還是日本司法部大樓，都能看到古老的德國式建築，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日本與德國的淵源關係—從明治維新時代開始，日本就學習普魯士主義與德國的政體與文化，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德成了堅定的盟國。
明治維新初期，被稱為「日本憲政之父」的伊藤博文赴歐洲考察憲政，他首先來到英國，發現英國國王雖有王位而無實際統治權，與日本國體不相符。而德國政府雖設立議會廣采眾議，皇帝卻親掌立法行政大權。因此，伊藤博文認為，德國體制最適合日本，於是主張日本應效法德國。日本此後按照伊藤博文的思路，制定了《明治憲法》，在此憲法下，雖設議會，但以天皇主權為根本原則；以天皇為神，將神道國教化；規定陸軍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直屬於天皇，賦予軍人以特權。《明治憲法》的頒布，使明治維新政權帶上了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深深烙印，為日後軍國主義的興起埋下了伏筆。
不過，與德國不同的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另一大淵源是源自於古代中世紀的日本武士、武家當政及武士道精神。武士道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又是武士應盡的義務和職責，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藝和絕對服從等封建道德規范及行為准則。武士道對日本政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影響極其深遠，使得日本具有了軍國主義的思想文化傳統。
由於效仿德國君主立憲制度，日本的一大批封建武士在明治維新之後的改革中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新武士」，最著名的「維新三傑」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木戶孝允，以及壟斷日本政權近五十年的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松方正義等均為舊武士出身，包括昭和時代推動侵略戰爭的東條英機、宇垣一成、板垣征四郎等也都是士族出身。這些士族及士族出身者極自然地成為推動日本軍國主義產生發展的主要社會力量。
明治政府推行三大政策：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美英的「黑船來襲」使得閉關鎖國五百餘年的明治政府知道了自己的落後，因此，「富國強兵」成了明治維新的主體，是三大政策之首。
「強兵富國」路線的推行，使得日本工業化的實現、產業革命的完成均與侵略中朝的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緊密相連。而日本在此後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時更是走進了從戰爭走向更大戰爭的惡性循環之中。殖民朝鮮半島、發動侵華戰爭，繼而發動太平洋戰爭，幾乎是每五年就對外用兵一次，直至徹底投降敗亡。
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歷史，尤其是這一主義在近代日本的發端、實踐直至敗亡的歷史，始終是值得研究的主題。多年前，沙青青先生就埋頭於書海之中，查閱日本、中國、美國等各國文獻資料，試圖探尋日本軍國主義的發展脈絡。
沙先生是復旦大學歷史系的高材生，也是上海市人大代表，愛好廣泛，見識廣博，對中日歷史以及世界史皆有濃厚興趣並刻苦鑽研。這讓他對於東亞歷史有著更冷靜的分析思維與更宏大的國際視野。當大多數同齡人都熱衷於買房買車掙錢的時候，雖為「80後」，他卻更喜歡在自己的書房裡與書和電腦為伴，享受簡約而自由的生活，並能自得其樂。這讓我想起自己的青春時代，寒夜裡披著棉被讀書的光景。在當今浮躁的社會環境中，他能如此靜心做學問，讓我對這位學弟產生了格外的尊敬之心。
《暴走軍國》是一本難得的學術著作，它從國民性、民族性著手，全面分析了日本軍國主義形成、發展與狂妄直至敗亡的歷史，對於殘留在日本肌體中的軍國主義陰魂也提出了警示。我對於這本書的欣賞，不僅在於其學術價值，也在於其能通過對細節的考察來為讀者展現那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歷史演進過程。一本好的著作，之所以能夠讓人百讀不厭，就既需要學術的嚴謹，又要做到引人入勝而不枯燥乏味。沙青青先生做到了這一點，這就是他的學問功底。
（這是我為沙青青的《暴走軍國》所寫的序言。此書已經由東方出版中心出版，噹噹網和京東商城上均有出售，推薦各位一讀。）
徐靜波與作者沙青青（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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