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霍洛維爾：梅勒的「作為小說的歷史和作為歷史的小說」
「虛構/非虛構」討論專輯
在推出一些優秀的國內研究後，本公號連續推送美國學者約翰·霍洛維爾(John Hollowell)的研究，從其著作《非虛構小說的寫作》中精選四章。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社會的價值、道德態度和生活方式發生了深刻變化，使得這一時期里的日常事件的動人性已走到小說家想像力的前面，這導致美國的文學和新聞寫作發生了一些顯著的變化，興起了介於兩者之間的寫作形式，它們或被稱作「非虛構」（nonfiction）,或被稱作「新新聞主義」（new journalism）。約翰·霍洛維爾深刻地分析了六十年代美國幾種非虛構寫作的性質和根源，並對代表作家作品（杜魯門·卡波特、諾爾曼·梅勒）進行了精彩的評論。這些研究應該成為我們思考的重要參照。
FACT AND FICTION
John Hollowe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梅勒的「作為小說的歷史和作為歷史的小說」
（美）約翰·霍洛維爾
有一種感覺深深纏擾著我。它將毫不含糊地在我們時代的認識中引起一場革命。
——諾爾曼·梅勒《我的廣告》
另一類作家可能有好有壞，但作品始終有一種自以為是、甚至妄自尊大的格調：其原因也許是作品是萬物必須與之適應的人的持續不斷和比較全面的思想中的某些部分。
——諾爾曼·梅勒《自相殘食者與基督教徒》
諾爾曼·梅勒
人們實難完全相信諾爾曼·梅勒的話。我們深受梅勒等人的影響，難以苟同他可能提出的種種主張，儘管他是個重要的美國作家。他曾是怒髮衝冠的年輕小說家，疏遠了他早期的崇拜者，他曾是個用刀子捅自己的妻子的「存在主義者」，他還是個曾用一個脫離主義綱領競選紐約市長的夢想家。然而，儘管他在公眾眼裡有著一種桀驁不馴 的態度，私自對國家的命運製造了一套神秘的見解，梅勒卻在我們的認識中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我們在考慮梅勒的問題時應看到，他當時是一個發表了處女作《裸者與死者》(1948)的極其成功小說的二十歲的年輕人。他那時是個傲慢無禮的年輕左派，抨擊對他持批評態度的人，也藐視他的崇拜者。他被捧為約翰·奧爾徳里奇所謂的「文學大廈」的一部分年發表的《我的廣告》是對他才華和抱負的傲慢的證明。他在此書中問 道，難道我第一部發表的小說就是我全部的才能嗎？……難道我得描寫布魯克林的街道……或者另一部戰爭小說(《裸者與死者進攻日本》)……？」在梅勒的整個一生中，他一直念念不忘怎樣才能創立一種文學生涯，怎樣回擊他必然會而臨的種種批評，怎樣獲得並維持一些公眾對他的忠實。總而言之，怎樣成為一個偉大的美國作家。
梅勒從他的前輩海明威和菲茨傑拉德身上繼承了一種文學傳統，這就是作家給公眾的形象——能抓住公眾想像的人這種才能之顯赫——可能會輕而易舉地淹沒他文學藝術的才華。雖然不可能挑出梅勒的某一本小說作為他的傑作，但從事文學評論的人必須承認他的生涯中日積月累的輝煌成績。在長達二十五年以上的時間中，梅勒一直在埋頭苦幹，從事自己醉心的事情，並在炮製他自己醫治國家弊病的神秘的靈丹妙藥。每一部小說、短篇小說和政論文章都起著日積月累的作用。有一位評論家說道，從《裸者與死者》到他的電影創作嘗試《瑪里琳》，梅勒的作品是現代文學史上最偉大的紀實小說。
梅勒六十年代的紀實作品和他同「新新聞報道」的關係直接起源於他既是作為藝術家又是知名人士的作家生涯。梅勒六十年代的三部主要紀實性作品《夜晚的軍隊》（編者註：《夜幕下的大軍》）《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1968）和《月球之火》（1970) 是出自他對藝術家在社會中的作用這種獨特的感覺。如同他的前輩海明威和菲茨傑拉德一樣，梅勒把寫書看成是一種競爭，是偉大的美國小說創作賽。梅勒從他的生涯一開始就不僅把文學藝術看成具有內在的價值，而且是一種對我們的國家生活起作用的媒介。
理査德?吉爾曼在一篇題為《諾爾曼·梅勒：作為生活的藝術，作為藝術的生活》的富有說服力的小品文中解釋說，梅勒是一位小說家，主要是因為小說家博得最多的讀者。吉爾曼說，他更深遠的抱負是想成為一種心靈的主宰，一個道德領袖，成為國家的救星。吉爾曼在其他地方解釋說，正是梅勒這種道德方面的情感促使他寫成了《夜晚的軍隊》：
我認為，任何比梅勒更純粹的藝術家都不可能寫成《夜晚的軍隊》；任何新聞記者，不管他多麼高明，也無能為力。這正是梅勒特殊天賦的綜合體現——部分是藝術家，部分是活動家，部分是發明家，部分是拾人牙慧者，另外還符合了時代的要求：一方面，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孤僻冷漠的文學現象的終止，另一方面也是「客觀」描寫 神話的結束。
《裸者與死者》
顯然，吉爾曼的理解是正確的，梅勒對於小說及其社會前提的觀點和他大多數同輩人那種更純粹、更嚴謹的文學態度是針鋒相對的。略為提幾個最重要的同輩人的話，索爾·貝婁、菲利普·羅思、約翰·厄普代克、伯納德·馬拉默徳和威廉·斯蒂倫等人，從正規的意義上說，都是比梅勒更好的小說家。然而，儘管這些作家具有風格和技巧方面的造詣，他們沒有象梅勒那樣盡其努力在我們的文化中發揮作用。正如諾爾曼·彼得霍里茨有一次所說，梅勒往往把自己的生活看成是「歷史的戰場」。他抗議越南戰爭的作品《夜晚的軍隊》，把藝術和生活、新聞和小說，尤其是把梅勒其人和梅勒這個未來的預家言融為一體。
在《夜晚的軍隊》中，梅勒把小說的虛構技巧應用於描寫真實的事件，重新點燃了卡波特在《在冷血中》開始的關於「新聞寫作」的批評性辯論之火焰。梅勒的作品是他根椐自己在五角大樓前的示威遊行經歷寫成的「真實歷史」。和卡波特的作品一樣，提出了關於新聞觀念的演變和美國的寫作方向等重要問題。如果卡波特開始提出的是一個具體的藝術前提，即「可以迫使新聞寫作和報告文學產生一種嚴肅的新藝術形式的話，那麼很顯然，梅勒很想分享這位小說家在紀實性作品方而的威望。但是，梅勒對待自己新聞寫作的態度始終是嚴肅的。他在1964年告訴一個採訪他的記者，雖然「人們不能期望證明新聞寫作是一種重大的活動，……但如果你所寫的是你自己認識的反映，那麼即使是新聞寫作也可以是很有興趣的。」
象卡波特的有關克拉特兇殺案的紀實小說一樣，梅勒的新聞寫作儘力擺脫傳統新聞報道的種種模式和「客觀性」的束縛。梅勒自己的主觀性、他自己的見解和他對自己經歷的感受對他三部紀實性小說是至關重要的。這幾本書一起組成了一部透過一個參加者兼觀察者的彎曲了的鏡頭的折光所看到的六十年代的印象主義歷史。梅勒作為小說家的天賦、他的社會觀察力、他善於抓住細節的眼睛以及他表達一種經歷的主觀氣氛的能力，便得這些作品讀上去更象虛構的小說而不象紀實性小說。在六十年代後期令人茫然的社會變化中，梅勒的新聞寫作方法證明是別具一格，恰到好處。《夜晚的軍隊》的一個評論家寫道：「也許這種方法最恰當的主要原因在於把新聞寫作的客觀性與傳記的人情味結合起來。這兩者滿足了我們目前想理解一個萬花筒般世界的需要，這個世界始終比最缺乏實際根據的虛構小說還令人震驚；同時也滿足了至少同這個世界中的一個通情達理的人建立關係的需要。」梅勒在他的紀實性小說中，運用深奧微妙的小說寫作技巧創作虛構小說的各種結構，而不必編造情節與人物。
一
《在冷血中》的寫作是卡波特在《紐約時報》上讀到了克拉特案子後開始的。梅勒關於1967年五角大樓前遊行的故事是從別人邀請他參加遊行的一次電話開始的。這種遊行活動很有可能引起市民的騷亂並逮捕一些人。隨著梅勒反對美國捲入越南戰爭的道義怒火不斷旺盛，他想把自己作為「一個周末的革命者」的經歷寫出來的願望更加熾烈。然而，他承擔起作家的任務時所採用的方法與卡波特是完全不同的。在描述克拉特謀殺案時，卡波特完全不讓敘事者出場，採用讓「事實」說話的辦法。卡波特否認藝術家從中所起的作用，這樣使得他的敘述具有一種強烈的「你就是目擊者」的現場感，梅勒幾乎一直是用寫自傳的方式寫虛構小說和紀實性小說，他的審美觀是完全不同的。梅勒為了完成與《哈潑斯》雜誌簽訂的合同，以電閃雷鳴般的速度寫著，他憑著本能而寫，大致朝著真理的方向摸索前進，不象卡波特那樣小心翼翼地核對事實。
然而，象《在冷血中》那樣，《夜晚的軍隊》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敘述故事的手法和小說的形式。梅勒象卡波特一樣，沒有簡單地利用時間順序把事件象流水帳似的記錄下來，而是按照提髙戲劇效果的順序虛構一個代表每一事件的情節。諸如伏筆、倒敘、逐一表達情節和廣泛的對話使《夜晚的軍隊》一書中敘事者和事件、歷史事實和個人的回憶巧妙交織，相得益彰。梅勒的作品符合卡波特關於紀實小說是小說形式和新聞形式的結合這一定義。
梅勒的《夜晚的軍隊》分成兩個主戲部分。第一部分的小標題是「作為小說的,歷史」，比較實事求是地按時間順序寫了他自己如何參加各種講演和聚會，參加群眾大會和從林肯紀念館到弗吉尼亞的長途遊行，此間他同聯邦的將軍們發生衝突導致了他的被捕，而使這次遊行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敘事按照小說的慣例展開，就是梅勒 所謂的「在小說的掩蓋、裝飾或標誌下的歷史」。第二部分「作為歷史的小說」比較短，主要依靠第二手資料、新聞剪報以及新左派的小冊子來形成一種歷史的距離，同第一部分中的個人特徵形成對比，艾倫?特拉頓伯格在《民族》周刊的一篇評論中說：「那兩部分相得益彰，產生了對於那次遊行的統一和完整的觀點以及它的象徵性意義……書的下篇是……無聲的結尾，只是增加了一些情節，但沒有真正發展上篇中的遠見和感情。」
梅勒種種設想的中心內容就是一種觀點，認為任何複雜、多層次的事件都不能得到準確地報道。他的主要前題是「沒有某種細微的差別就沒有歷史」，他認為大眾傳播媒介往往搞不清這一點。梅勒是從把自己的一段創作（寫一些人酗酒，和野蠻叫喊下流話的情節）和《時代》周刊的一篇報道並列對照著手的。但是他譏諷地說「為了了解真正發生的事，讓我們拋開《時代》雜誌。」同樣，書的上篇是以一家報紙對梅勒釋放出獄時講話的拫道結尾的；他在這裡巧妙地揭露了一家日報的歪曲報道。該報只是根據他的昔日名聲去解釋他的古怪行為，以此作公開渲染，而未能看到他聲明中的摯情誠意。顯而易見，梅勒是想把《夜晚的軍隊》作為對付傳統的新聞報道中不可避免的歪曲的解毒藥，特別是討論關於新左派政治和群眾性示威遊行的報道中出現的歪曲。就象很多新聞學作品一樣，梅勒的書對於傳統的傳播媒介中的「客觀性」和超然性作了毫不掩飾的攻擊。
儘管梅勒在《夜晚的軍隊》一書中通篇使用了新聞寫作的常規方法，但他把自己的作用看成是「作為歷史學家的小說家」。梅勒爭辯說，既然客觀歷史是不可能撰寫的，人們應該讚美小說家高超的直覺和對於社會歷史富有遠見性的推測：
用歷史的方法不可能發現五角大樓前種種事件的奧秘——唯有小說家的本能才行。道理有好幾個，但可以歸納為一個，即一旦人們的經驗在情感、精神、心理、道德、存在主義和超自然性方面是充分的，它就能揭示：歷史學家在研究歷史時，將不得不放棄傳統的歷史探索的種種框框套套，恰恰就在這個時候，小說必須取代歷史。 (《夜晚的軍隊》第284頁）
儘管《夜晚的軍隊》具有紀實小說的種種雄心抱負，但它讀來就象是一個著名小說家所寫的虛構故事。這個小說家參與了一個周末的革命活動，以對抗美國工業軍事聯合體制的出現。在寫作上，梅勒沒有採用第一人稱，他帶著諷刺和挖苦的眼光看待他所捲入的那些事件，其方法是創造了—個幾乎是虛構的名叫「梅勒」的參與者和觀察者。另一個無所不知的敘述者梅勒，通過調動一連串的詞藻，來嘲諷和誇大「梅勒」（也被稱作小說家和歷史學家）這個角色的各種弱點。由於它本身所允許的種種諷剌性差距，這種解說手段的複雜性對於自我表達技巧是至關重要的，也是此書成功的關鍵。
梅勒為他的模擬史詩中的主角作了辯護。他解釋說，「梅勒」的個性代表了那次遊行本身模稜兩可的意義。「這種歷史中任何含義不明的喜劇英雄不僅應該遠離歷史的邊緣，而且他也應該是最令人驚愕的，不協調的利己主義者，其自以為是的程度往往不能容忍，使人憎惡，但卻保持著一種嚴格到了典型的超然態度，這也是合適的……―旦歷史出現在一所瘋狂的屋子裡，遺留給歷史的最後一個工具也許就是利己主義」（《夜晚的軍隊》第68頁）。這位歷史學家接近「這所瘋狂的歷史房屋」的方法很象亨利?亞當斯在他《教育》一書所用的方法。梅勒站在反對越南戰爭的示威者前面，就象亞當斯面對發電機和聖母瑪利亞聖像一樣，他「發現在自己採取的姿態和世界本身瘋狂的形狀之間有一種一致性」。梅勒在《夜晚的軍隊》中創作的喜劇加史詩角色，在謙卑和自我模仿兩個方面，使他的生涯中出現了一個重要的分水嶺。自從《我的廣告》發表以來，他認真地按照他的文學抱負而寫作。他在《夜晚的軍隊》 中第一次在自己和世界之間保持了一種諷刺性的距離，這種距離用一種新的謙虛感緩和著他那種極度的自以為是勁頭。巴里?利茲寫道：「梅勒的主角最突出的東西就是一種新的謙虛感和個人的制約。他經常受到驚嚇，很虛弱，面對道德的衝突和現實的危險，他優柔寡斷，不知該怎麼辦。」
儘管梅勒真心誠意反對越南成爭，伹他常常開著玩笑。《夜晚的軍隊》是以「梅勒」在大使劇院丟失尿壺、並作了種種企圖想搞公開講演而使他的達官顯貴同行羅伯特·洛厄爾和德懷特·麥克唐納大為尷尬，從而削弱了他本來很莊嚴的聲明等小花飾情開始的。雖然在真實事件中他很笨拙，梅勒搞重新粉刷卻很有一手。他再創造了他的情緒、他的態度和他應該喜歡說的話，而不是他實際說的話。這個對敘述者梅勒和主角的梅勒的描寫和事後的分析使《夜晚的軍隊》中嚴重的政治問題得到了巧妙的平衡。
梅勒有時候利用十八世紀小說家的解說技巧。有一次他完全模仿了菲爾丁在《湯姆?瓊斯》中的風格，他寫道：「梅勒並不知道，但他已經不知不覺地把自己變成了野獸。等著瞧吧！」 (《夜晚的軍隊》第42頁）他時不時地在長度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或者把自覺意識放到他的敘述技巧中，就象是在寫他被聯邦元帥逮捕的經歷一樣：
小說家最慣用的一個手法之一——也有人稱之為一種罪惡——就是要把敘述（在離題拫遠以後）升格到一種激動人心的高度，這時，不管讀者多麼有文化教養，他也會變成一種粗魯的人，他會張大著嘴巴，迫不及待地問道：「還有什麼？」「還發生了什麼亊？」…… 』
這當然是維多利亞時代【1】的做法。習慣於高速公路的現代讀者一覺得沒勁就會把書扔到一邊，然後把電視機打開。（《夜晚的軍隊》第152頁）
英國維多利亞女王（1819-1901）
梅勒用嚇唬讀者的辦法來界定一些他的書該如何欣賞的規則。有一次，他用很巧妙的語言強調了他的那種近似小說的技巧：「當然，如果這是一部小說，梅勒那天晚上的剩餘時間就會同一個女人在一起。但這是歷史，所以小說家這一次就痛快地放棄了任何性活動的描寫。而是把這類事情留給讀者自己想像，不管這種想像愉快與否」（《夜晚的軍隊》第52頁）。
這種鬆散、含有一段段情節的敘述結構使人想起多斯·帕索斯的作品《美國》，這是因為那種形式很隨便，藝術上很靈活。敘述者跌跌撞撞經過這些事件時，他能跟上「小說家」的步伐，或者拉開一點兒距離，他就能提供對於人群、遊行中政治含義的觀察等包羅萬象的描繪，或者是關於新左派統治集團滔滔不絕的離題話和淫穢東西，或者關於政治行話詞不達意等方面滔滔不絕的離題話。巴里·利茲解釋說，「梅勒本人作為敘述者和主角，可以自由自在表達任何思想或態度而不需要虛構小說的掩飾。由於《夜晚的軍隊》既是一部小說，又是一部歷史，作者就擺脫了大多數事實性報道所追求的創造唯恐人們不知的客觀性那種約束。」
除了梅勒嘲弄通常的小說寫作方法，《夜晚的軍隊》也體現了寫作風格靈活多變和詞藻裝飾方面的特技。梅勒的各種風格和他敘述事件的範圍同他強烈反對的傳統新聞報道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具有自矛盾意義的是，梅勒有時也可能是一個優秀的「客觀」記者。他的社會觀察的才能和了解政權來源的熱情使他卓有成效。梅勒從多斯·帕索斯那兒繼承的技巧的一個標誌是包羅萬象、攝像機般地掃描人群。例如，在林肯記念館，梅勒利用示威者鮮艷的服飾來暗示，五角大樓前的遊行是「歷史交叉」的象徵：
那兒來了大批嬉皮士，漫步朝山下走去，許多人的穿著就象佩珀上士樂隊一樣，有的人打扮得就象阿拉伯的酋長一樣，或是穿著派克大街守門人的大衣，其他人穿戴得象西部的羅傑斯和克拉克，懷亞特?厄普、基特?卡森和丹尼爾?布恩穿著鹿皮衣服，有的人留著鬍子，看上去就象是《有了槍就旅行》中的角色——帕拉亭的代理人也在那！——還有戴著羽毛的印第安野人，有一個嬉皮士打扮得象英國軍隊里來的傳令兵，另一個象《隱形人》中的克勞德?雷恩斯……一大批這種人披著斗篷，是襤樓的卡其斗篷，他們躺在地上，把斗篷當作毯子、毛巾或是臨時行李袋，……那裡還有火星人和月球人和一個未騎馬的騎士，他身穿沉甸甸的真盔甲高視闊步。那兒還能看到一百多個身穿南部聯邦灰色軍服的士兵，也許也有二三百個穿著合眾國深藍色軍官服的嬉 皮士。」凡是能搞得到的服裝他們就統統拿來，他們從舊貨商店、廉價商店、迪格的免費商場以及藏印度毒品的地窖里等地方去尋找。還有穿著外國軍團服裝的士兵，有的穿著熱帶灌木色上衣，加利福尼亞式條子襯衣和褲子，英國人仿製的艾森豪威爾式上衣。有的嘻皮士穿得就象土耳其的牧羊人，有的象羅馬參議員和宗教牧師，有的象穿著骯髒單衫的日本武士。他們就好象是從歷史和喜劇書之間、傳說和電視、聖經的原始模型和電影等所有的匯合點上集中到一起來的。（《夜晚的軍隊》笫108-109頁）
梅勒相當大的社會觀察才能在這裡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他創作了遠遠超越這個時代和這個事件的含有隱喻和歷史性的篇章。就象是一首偉大的進行歌曲——也許是上帝最後的審判——遊行者們是文化教養參差不齊的人們、已往和未來的雜拌。梅勒所暗示的內容比他公開宣稱還要多，他擴大了這次具體的示威遊行的內容，使之成為美國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
梅勒個人的感情、態度的變化和大大小小的衝動使《夜晚的軍隊》成了披露真相的記錄。他崇拜羅伯特?洛厄爾那種嚴格的揚基【2】性格，並且公開承認他妒忌這位和他同一行業的詩人：
梅勒發覺他心懷妒忌。他倒不是妒忌才能。洛厄爾才華橫溢，但梅勒是守護著自己才能的價值的叭喇狗【3】。不，梅勒是有妒忌心，因為他為自己的讀者而操勞，而洛厄爾似乎沒有作出努力，但卻偷走了他的讀者。梅勒不知道他是否鄙視洛厄爾擔任總管的角色，還是崇拜著他這樣做的能耐。（《夜晚的軍隊》第58頁）
羅伯特?洛厄爾
除了他作為喜劇演員和遊行中的「顯貴」人士這些多重角色以外，梅勒有時也把自己看成是一個愛國者和具有代表性的公民。他令人信服地表達了自己對美國既愛又恨的矛盾感情。就是這個國家，它到亞洲去發動一場野蠻的戰爭，但同時又允許自己的公民有權公開地、大規模地示威遊行來反對這場戰爭。雖然梅勒相信美國那種天真無邪的品德，但也看到了與之相對的極其邪惡的墮落：
梅勒覺得，他在這次示威遊行中證實了他自已生活中存在著的種種較量。這種種較量衝擊著壓迫者的眼睛，衝擊著美國社會中享有特權的白人那種貪婪、吝嗇和無聊的醜惡心靈，衝擊著依靠公司地產大肆揮霍的行為？衝擊著自命不凡、閉關自守、不懂道德的五角大褸。五角大樓用每天積聚的力量在破壞著自己國家的前途。鑒於這種後果. 小說家喚醒了人們對深陷在自由思想中的美國種種奧秘的一些模糊和尚未清醒的認識——這真是一個神秘莫測的國家。小說家越是變得年長他就越發覺得她十分有趣。她是一個極其壓抑、程序化、不懂人性、但管著一個民族、諸多公司和新聞界的王太后——是一個溫柔、深奧莫測、誰也不了解的壞女人，即使是她未未冷酷的共產黨醫生也不會了解她。(《夜晚的至隊》笫132-133頁）
就象卡波特對克拉特謀殺案進行加工創作一樣，梅勒的紀實小說力爭取得比傳統的新聞寫作更廣闊的隱喻和象徵性的寓意。象《在冷血中》—樣，梅勒關於五角大樓前示威遊行的報道含意超出了所描述的那事件的表面現象。就象許多美國作家一樣——馬克·吐溫在《苦幹》中和斯蒂芬?克蘭在關於曼哈頓描述中那樣——梅勒利用統率他小說的各種主題，富有想像和隱喻深刻地解釋事件。梅勒起的真正作用是一個神秘莫測預言家，他可以在茶葉中頂知預示美國企業前景的各種日常事件。《夜晚的軍隊》的中心貫穿著他對一個日益受到官僚主義和極權主義衝動行為支配的社會中人們的深切關往。那些衝動行為正威脅著個人的責任。雖然梅勒提出的美國命運仍受到人們的疑問，但他的對立原理（可愛的壞女人和王太后）的辯證法在一方面預示著烏托邦的希望，而在另一方面也說出了個人和國家所要遭受的厄運。
馬克·吐溫
自從他的笫一部小說發表以來，梅勒專心致志地研究在極權主義的社會中人們不斷喪失作用這個問題，這已成了他一貫的主題。在《裸者與死者》中，反派角色赫恩和卡明斯將軍代表了人的本質的兩個方面一高尚和獸性——即傾向於基督教人道主義和極權主義慾望的兩個方面。梅勒第一次刻畫從事戰爭之人物的意圖，從某種商度是作為人們為獲得個性而同日益加強的政府控制進行鬥爭的縮影。雖然梅勒的將軍經常壓抑著自己的權欲，他認為人類是可以做到聖潔高尚的。聖潔高尚的人和充滿獸慾的人並存，也就是天使與魔鬼並存，這就是梅勒生存觀點的中心。
這種人的本質的根本的二重性也使《夜晚的軍隊》富有濃厚的色彩。「梅勒」同時顯示了這兩種品德。他在大使劇院醉灑後的放肆行為反映了他內心的「獸性」，以及這個比較負責的「歷史學家」身上的海德【4】式的同類東西：「……循規蹈矩的謙謙君子就是他本身這個野人的僕人。這個野人到處闖禍，然而又少不了他，梅勒甚至很喜歡這野人，因他野得很聰明，而且是有恃無恐——有一次他快要癱瘓時，梅勒已準備僱用桑尼?利斯頓【5】」，（《夜晚的軍隊》第24頁）
他自身之中兩種對抗力量之間的搏鬥成了國家精神中更大規模的鬥爭的縮影，五角大摟前的示威遊行就是這場鬥爭的象徵。五角大樓的建築本身和奉命守衛這幢大樓的聯邦將軍們就代表了「國內的精神分裂症」。凝視著一排排武裝的將軍們，梅勒看到的是一張張守衛得克薩斯大橋新兵的臉，他同那些人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起 服役過梅勒回首二十年來曲折的經歷，寫道：那些將軍們散發著一種在他看來是毫無裨益的集體精神，因為他們的目光茫然而又獃滯；那個熟悉的小城鎮的所見所聞只是：冷漠上升到狂熱，這種狂熱平息下來再度變為冷漠。」（《夜晚的軍隊》第171頁）他們是美國「精神分裂症」的代表。他們成了被拋在技術前進的尾跡里的人類渣滓。對於梅勒來說。他們就是「從《蝗蟲的子》 到《裸體午餐》和《具有魔法的難督徒》等—百部美國小說中的各種角色。」（《夜晚的軍隊》第172頁）
與此形成對照，梅勒崇仰激進的美國青年，把他們看成是新希望的具體體現，儘管他不相信引起幻覺的毒品和陳腐的行活。梅勒在書的通篇中連續地用南北戰爭的暗喻描寫了學生、嬉皮士、 易比士和無政府主義者。他把他們看成是一支反對軍事機器壓迫的基督軍，也是反對這種壓迫的童子十字軍。在他們處在最佳狀態時，他們的自發性和對於「下一步的邏輯」這種老的左傾思想的擯棄使他們成為：
「不同於前五代美國中產階級的一代美國青年。這新一代人比以前任何的一代都相信技術，但是這一代人也相信LSD這類毒品，相信巫術，相信部落知識，相信狂歡和革命……對於發生人們不知道下次會發生的事這一揭示性的奧秘的信仰是有保留的；這就是這一代人的可貴之處。」(《夜晚的軍隊》第103頁》)
中產階級青年、老的左翼分子、作家和教授們的聯合體如果能發揮最好的力量並抑制「狂熱」，他們就可以激發梅勒對美國的微弱希望。
然而，梅勒預測並擔心血氣方剛的示威者的被壓迫力量和將軍們會爆發「一場持續二十年的內戰」。他隨著人群湧向五角大樓時，也看到了他所有書中描寫的「精神分裂症」在表現出來。早在1963年發表的《總統文件》一書中，梅勒瞥告說:
美國人一直在過著雙重生活，我們的歷史沿著兩條長河前進，一條是明擺著的，另一條是地下的；如果不是這些人中的一些採取了行動並造成一些後果的話，就會出現具體的、真實的、實際的和單調得難心置信的政治歷史；我們有一條未開發的、狂暴的，孤獨和充滿浪漫慾望的地下長河，那是狂喜和暴力的彙集，是整個民族夢寐以求的生活。
在《夜晚的軍隊》中，美圍捲入越南戰爭一事只是這條暴力的「地下河流」的最新表現。梅勒感覺到這一論點的分量太重，它本身的價值不可能被承認。他就描繪了一幅情景，使這種壓抑 的暴力和美國生活中的神種矛盾戲劇化。他刻畫了一個染著桔色頭髮的老嫗，在拉斯維加斯玩著一種稱為吃角子老虎的賭具：
如果人們想找到不可救藥的美國式瘋狂……就可以在傍晚時賭賽馬場上被霓虹燈光照耀著的一張張臉上找到，或者在象拉斯維加斯【6】中這種地方清晨人們獃滯的眼晴里找到。在這裡，美國的狂熱在夜晚嘈雜聲中達到白熱化程度，出入教堂的老祖母，此時桔色的頭髮象燃燒的火焰一樣閃閃發亮，正對著賭具「獨臂土匪」低聲哼唱，她打開皮夾子，把五十美分的硬幣正確地投入吃角子老虎的狹槽中。
「太太，我們的人正在越南把兒童活活燒死。」
「孩子，你自己去送命吧。奶奶馬上就要贏得一大筆錢。」
燒傷的孩子被帶進了賭場，放到她的醫療病床上。
「太太，請看看我們在越南的功繢吧。」
「我中啦！我中啦！太棒了，我中啦。喲， 你這可憐的被燒傷的孩子——你紿我帶來了好運。瞧，好乖乖，賞給你吉利的五十美分。聽著，親愛的，告訴護士把你的床單換一換。那些床早已經發臭了。我希望你不會得壞疽。嘿嘿嘿嘿……我同維加斯的東方人一起廝混，真是樂不可支。」（《夜晚的軍隊》笫172頁）
在這段尖刻諷刺的描寫中，梅勒總結了他在1967年發表的小說《我們為何去越南？》中解釋的美聞暴力。梅勒得出結論說，如果技水和現代化的進步摧毀了小城鎮的話，那麼人們就必須去發現究競在什麼地方狂熱、暴力和機器能合為一體，在維加斯？在賽馬跑道上？在職業足球賽中？在黑人的種族騷亂中和在郊外的狂歡活動中 嗎？不，沒有一樣是夠味的。人們不得不到越南去找到慾望和瘋狂的滿足；那正是個小城鎮遭到淪亡的地方。」 （《夜晚的軍隊》第174頁）
梅勒創作的具有隱喻和哲理含義的篇章比典型的示威遊行的新聞報道要豐富得多。雖然投機的風險很大，他在各種孤立和沒有聯繫的事件中找到了較大的問題，這些問題成了他所有作品中基本隱喻的源泉，這是很有典型性的。理查德·比埃爾指出，梅勒過多的重複和他毫不厭倦地使用麾尼教的對立學說起到了一個重要的敘述作用：
恰切地說，他習以為常地把當今的新聞問題當成是種種隱喻來處理。這些隱喻已經長時期地支配了他的思想和作品：技術、法西斯主義、辯證法、基督教的啟示、生存、癌症、淫穢東西、恐怖、存在主義、毒品、暴力、極權主義……上帝和魔鬼……一時間，梅勒的任何題材都設法在隱喻的意義上同這些術語的一個或幾個相聯繫，這些術語之間當然也是錯綜複雜地聯繫在一起的。作為一個前進過程中不斷有大作品的作家，他的作品之所以廣泛被人閱讀，這也是一個原因。
《夜晚的軍隊》就這樣比較圓滿地回答了《我們為何去越南？》一書的題目中提出的問題，這是一部關於在阿拉斯加圍獵大動物的小說。梅勒對於美國暴力的分析至少象德?赫?勞倫斯關於庫珀的納蒂?邦珀這一觀點一祥古老：「是一個背叛了白人社會的人，嚴格堅持道德完美的人。 一個孤立、幾乎是忘我、禁慾和有持久精神的人，他靠死亡和殺戳度日。這正是個最富有本質特徵的美國人。」梅勒對於五角大樓前的遊行這一事件的處理成了他二十五年來一直在系統地闡述的基督教啟示錄中「生存觀」的延伸。所有的對抗力量——極權主義和民主、年邁和青春、技術和人道主義、魔鬼的詛咒和上帝的仁慈——在 1967年10月的一個周末彙集在一起。雖然梅勒擔心會爆發一場持續二十年的內戰，但他最終預測到美國將出現非此即彼兩種前途。梅勒響應耶茨的詩《基督再生》，在書的結尾寫道：
我細想著那個能表達我們意志的國家。她就是美國，曾經是無與倫比、宏偉的美國之邦，現在是覆蓋著麻風病皮膚的美麗國家。她身子沉重，懷著孩子——沒人知道是否是合法的——在永遠看不見牆壁的黑牢中過著焦慮苦惱的日子。現在，她令人生畏的第一次陣痛開始了——還將繼續下去：沒有醫生在旁邊告訴時間。人們只知道，她現在不可能是假產，她很可能真的分娩，生出個什麼東西來。這個可憐、魁偉、歷盡折磨， 美麗動人的姑娘生出的是世界從未見到過的最兇惡的極權主義嗎？還是一個勇敢而又溫柔、精明而又任性的新世界呢？（《夜晚的軍隊》第320頁）
儘管梅勒使用了喜劇的順序，自我嘲諷的手段和玩笑般地使用小說的技巧，他是用具有個性特徵的預言結尾的。因為從本質上講他是個美國人，也是個道德主義者。雖然他擔心由五角大樓所代表的極權主義勢力，但他同時提出了一個由朝氣勃勃的基督軍居住的新美國伊甸園這一希望。
就象《在冷血中》那樣，《夜晚的軍隊》表現了把新聞特色同小說的技巧融為-體這樣-種力量。梅勒把虛構小說的想像力應用於當代歷史，他超越了傳統的報告文學的常規和框框。非虛構小說是他社會生活和文學生涯中多方面生活的綜合。梅勒在美國生活的一段令人迷茫的時間裡重新創造了象徵性的事件。他這樣做有助於澄清在一個萬花筒般的十年中一段重要時刻的意義。他的「以小說為形式」的歷史，使一個孤立的事件變成了六十年代社會氣候的重要反映。正象康納爾?克魯斯?奧布賴恩在《夜晚的軍隊》的書評中所暗示的那樣，也許梅勒在1968年仍對於現實主義小說中早已過時了的根本問題懷有興趣。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奧布賴恩先生的話是對的。他說不會再有象梅勒這種筆力的人 「用同樣的風格來描寫美國」。從蘊含著新鮮感和正義信心（它曾遺失給歐洲）的「美國」一詞來看，梅勒先生的自傳——其中，我們希望「五角大樓的腳步」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章——將會成為「最後一個美國人的懺悔」。
二
梅勒六十年代的笫二部紀實性小說《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1968）是模仿他以前的政治新聞寫作手法寫成的。在此以前，他已經寫過兩篇關於政治代表大會的報道：《紅燈下》，是1964年共和黨會議的紀實：《超人來到超級市場》，是對約翰·肯尼迪於1960年登上總統寶座一事的分析。在梅勒的整個生涯中，他作為新聞記者不停地寫作，給《老爺》雜誌、《哈潑斯》、《不同政見者》、《評論》、《紐約書評》和他幫助創刊的《鄉村之音》等雜誌投稿。
象《夜晚的軍隊》那樣，梅勒關於1968年政治代表大會的報道使用了各種同傳統的新聞報道不同的「虛構成分」。梅勒在這裡成了「記者」， 而不是「歷史學家」。他說，事實上「我是個典型的現場記者，收集素材，去趕我的截稿時間。雖然我試圖保持客觀，我也將讓讀者了解一篇典型的新聞報道所要說明的東西；我說明我的反應，我所省略的東西和一些誤差，這些誤差強調人們不能真正了解發生的一切。」
梅勒在《夜晚的軍隊》中以多種角色出現，在《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中只以劇中人出現，儘管這中間有不少相似之處，但前一本書中那玩笑般的表現癖在後者中卻保持了緘默。特別是在芝加哥，梅勒似乎對於他的任務更加嚴肅認真，並試圖更加小心謹慎地作出他的判斷。他透露了自己的看法和各種政治信仰，特別是在芝加哥示威者與警察之間發生了暴力衝突的時候。他為自己缺乏挺身而出的勇氣、對新左派既恨又愛的矛盾心理和對國家前途的擔心等問題深深地思考著。彼得?肖在《評論》雜誌中寫道，《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具有的特點是「梅勒有了一種新的通情達理精神，我認為，這一成就比他最後一本書的成就更大。」
梅勒也用他所謂的「帶有細微差別的歷史」來對抗傳統的新聞報道中的歪曲。他在書的邁阿密部分引用了《紐約時報》關於在里根州長的總部前黑人的示威遊行的報道，來表達他的著法。梅勒探索了《紐約時報》報道中的肖省略部分和不充分部分後問道：「里根姑娘們被打得鼻靑臉腫還是勝利而歸？黑人示威者是一臉尊嚴，還是喧嘩吵嚷，述是自鳴得意？ 」他得出結論說：「紐約時報》沒有準備鼓勵自己的記者，其想法是沒有細微的差別就不會有歷史。」（《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第56頁）
梅勒沒有對可以成為新聞的大標題感興趣，而是對會議的氣氛感興趣——空氣中的氣味，代表們的化裝和裝束——這就是他所謂的「他們活動的外部延伸」。例如，在書的芝加哥部分他試驗了一種「新」尼克松的假設，他的方法並不是去檢查候選人本身，而是通過觀察尼克的崇拜者送去的大象的表演。梅勒的主觀方法把這些似乎是無關緊耍的細節集中起來「更好地理解他所見到的表面現象下面的潛在特徵」。（《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第51頁）一隻跳著熟練舞蹈動作的大象成了梅勒（接下段)：
有一個新尼克松這一想法的第一個暗示。他本可以讀上十多篇關於同一事情的文章並且毫不介意，因為寫這些文章的人都是些專家，他們的預言往往是正確與錯誤參半。他完全可以把專家們置之不理——只要他本人還能幹，但安娜（是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亞安納海姆的支持者送來作為禮物的大象）卻在樂此不疲地做著倒立動作：這一事情出乎人們的意料，他定會把它匯入他思考的奔騰巨流中去。當然，有一次有個記者推測說(使用的是同樣的方法）巴里?戈德華特能夠贏得1964年的總統大選。（《邁阿密和芝加哥的圍困》第18頁）
梅勒對於自己非專家的地位津津樂道，他自己的方法失靈時就往往諷刺地加以貶低。在梅勒眼裡，記者應該是各種好壞預兆的主觀讀者。
利用「記者」作為主角，這就方便地為梅勒掩飾過錯和省略提供了修辭方面的技巧。如果遺漏了新聞，就可以歸咎於記者本身的弱點，而不會歸咎於無所不知、著名的小說家諾爾曼?梅勒。當記者未能發現幕後的一個重要政治交易時，梅勒寫道：
如果他具有更多的記者素質（或少一點記者素質）的話，他就會知道，里根的力量正在發起一場全力以赴的攻擊……以便從尼克松那裡偷走南部的代表，而尼克松的力量正在發起反擊予以回答……但這位記者的行動就象是一位遠離前線的將軍——如果他聽不到炮聲，他就認為戰鬥並不激烈。（《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第57頁）
有時候，記者滑稽地捲入喧鬧的玩樂之中。 —次，他象傳奇式冒險小說中的人物那樣，以便衣安全警衛的身分出現，闖進共和黨的節日舞會：
給州長（里根〕讓路的那些人猜想，那記者—定是派去保駕他閣下安全的便衣人員之一。他—會兒皺皺眉頭，一會兒有見識地撅撅嘴，儼然是一副關心州長安全的表情，他沒有任何憑證，卻擺出警衛官員藐視一切的神態，徑直從收票員面前走了進去。(《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第 31—32 頁）
杜魯門·卡波特著
梅勒利用這種滑稽的情景，給邁阿密相當沉悶的政治空氣提供了某種有趣的娛樂，因為尼克松的勝利已經是毫無疑問的了。與此形成對照，記者在芝加哥參加的民主黨代表大會，隨著梅勒的熱情被壓抑而變得越發認真起來。
加強敘述懸念的種種技巧在這裡同《夜晚的軍隊》中的技巧是相同的。梅勒通過自己主角不斷變化的直覺向讀者慢慢透露事件的真相，而不是按時間順序敘述那幾個大會。梅勒把他的政治假設作為新發現表達出來。例如，記者認識到，理查德?尼克松將成為美國總統：「因此，記者站在美國政壇的中心……並且認識到，在準備投票，民主的靈魂發揮效力的令人稱頌的時候，他將做的事情只不過是重新安排一下人們理智的活動 (的確，每一個遵紀守法的公民都必須參加這一活動）。」（《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笫63-64頁）
正象梅勒在《總統文件》中所表示的對於肯尼迪的迷戀那樣，梅勒接觸政治往往是從個人的角度，而不是思想的角度。象埃默森那樣，他認為，要認識一個時代就必須研究這個時代的代表人物。他醉心於給某個政客的個人風格下定義，這樣往往導致比客觀的「純新聞」更主觀的判斷。請看理查徳·尼克松在舉行新聞吹風會時的這幅肖像：
尼克松想說俚語，用一些引語來加以修飾，說話時用一種動聽、幾乎是哀婉動人的口吻。使人想起委婉語，想起他遏制著強烈地要求表現出來的那種年輕的受過的高等教會學校的教育。就好象他是在以一個基督教青年會會員討人喜歡的靦腆微笑在說話，「我們一說俚語，聚會就有會變得很粗野這種危險……因此，他不自然地談著他的工作班子成員們（包括代表們）如何在「進行一場我們所說的，激烈的競賽。」他說出想法時滿面堆笑，他的牙齒閃著光亮。但是他的聲音似乎在弱下去。不管他們怎麼稱呼它也許稱之為「激烈的比賽」，或者不），他本人是不這麼說的。他很少使用強調性的加重語氣的詞，只使用「一個跳躍」、「我的直覺、我的『內心的感情』」這類輕飢飢的詞。他的姿態恭恭敬敬，接著是滿臉堆笑和牙齒的閃亮。（《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第47頁）
理查徳·尼克松
梅勒的簡慢無禮和他缺乏仁慈之心的做法遭到了批評者們的強烈反對。但是他那傲慢的素描般的描寫往往能比報紙欄目中典型的灰色散文抓住更多的政治風格的本質。
雖然梅勒在描寫尼克松時毫不留情，但他也很少放過民主黨人。他把歐仁·麥卡錫描寫成不願意或無能為力來耍「政治就是財產」的把戲，這是梅勒書中用於傳統的美國政治的佔主要地位的隱喻《「麥卡錫是從聖人的邏輯出發……：上帝會判斷一個事件的重要性，而不是人來判斷， 如果舌頭是表現思想的工具的活，那麼上帝會給予說話的工具。如果上帝讓誰做好人，誰就會是好人。」（《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第119—200頁）休伯特·漢弗萊在接受民主黨提名的夜晚發表講話，梅勒對他的描繪是一幅殘酷然而是生動的畫像。梅勒把漢弗萊比作為具有一般弱點的美國小城鎮的營業主任。漢弗萊登上講壇，
他的臉全靠化妝品塗抹起來，就象棺材裡的屍首一咩。他就象是早上起來喝一杯酒、打完內部電話再喝一杯酒的小公司營業主任那樣，帶著一副顫抖的表情……他走進廁所，吞下一杯森森酒。他身上整天散發著氣味；森森酒味，石灰水味，潤髮油味，香水味，除臭劑味，爽身粉味，大蒜味，陣陣藥味，為防止神經緊張而喝的威士忌酒味和擦在身上的酒精味等等！（《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第208頁)
從個別政客到芸芸眾生的政客，梅勒都能夠用同樣嫻熟的技巧加以描繪。瓊?迪迪恩有一次指出，梅勒同菲茨傑拉德一樣，具有「一種抓住事物本質的本能，一雙洞察社會的慧眼。這不是一雙追求虛名的眼睛，完全不是瑪麗·麥卡錫或菲利普·羅思那種人的眼晴，而這足一雙專門觀察事物本質的眼睛，對於權勢的種種奧秘充滿深厚感情的眼睛。」例如，有一次在邁阿密，梅勒出席了為尼克松般忠實的支持者而舉行的小型招待會。正是這種社會觀察力才使得《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區別於大多數新聞報道：
……（開始時)是一群妻子和小孩子以及擁有五金商店的丈夫，或者是吸毒者……一個當地的律師，一位退休工人，一個有相當收入的寡婦，……來自小公司的小經理，……小城鎮報紙的編輯，一個洗禮師範學院的教授……普通人和富人，中年人和老年人，還有一些小夥子……他們來自中西部和遠西部令人尊敬的城市。邊界的各州正準備恭候迎接它們自已真正的候選人。(《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第59頁）
諾曼?梅勒的《夜晚的軍隊》
梅勒分析說，1968年共和黨重新上台是對美國基本的價值觀念再—次肯定，響應了清教徒和加爾文派教徒祖先的教義。在那一段時間，各種分裂組織如「全世界主義者，一個世界主義者，貿易T會主義者，黑人尚武派,新左派，酸頭派，…… 黑手黨家族，調停爭端派和時髦人物派一齊出籠」，在這個危險時期，梅勒把尼克松的勝利看成是人們對較為古老和簡單的美國的嚮往。在《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中，梅勒就象在後來寫的《月球之火》中一樣，看到了美國社會中享有特權的白人這種價值觀念得到重新肯定，這是由社會中的激進變化和根本美德的衰亡所引起的。在後一本書中，梅勒把成功的宇宙飛行看成是技術壓倒國內的社會動蕩而取得的勝利和進步。
梅勒與「客觀性」記者不同，他公開參與政治性的辯論。根據水門事件和尼克松以後所遭的厄運，他於1968年所作的共和黨要遭殃的預言在今天看來是正確的。梅勒給共和黨人所下的預言是這樣的：
人們可以預見：他們的預算計劃是瘋狂的，他們自以為是的勁頭是瘋狂的，他們對秩序和明確思想的熱愛將會遭到很多挫折，他們反對共產主義的理性基礎將會四分五裂。對於自由小企業的小城鎮信仰將會在技術領域中不可戰勝的社團力量面前瓦解；他們對於高雅文化的熱衷將同新美國那種瘋狂的美學迎頭相撞；他們不想花更多的政府開支就企圖獲得軍事優勢，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們狂熱地追求這種優勢，必然會碰得頭破血流；他們對大自然的熱愛就必然會促使他們拿起武器反對具有掠奪性的敵人，反對他們自己，反對自己的貪婪和自己的大企業。（《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第53頁）
梅勒以尼克松的戰後一幅肖像結束邁阿密部分（片全書的三分之一這一特點使人想起他早些時候給約翰?肖尼迪畫的素描，儘管兩人有著種種政治分歧。梅勒喜歡把政客們看成是「存在主義」的英雄人物，他們要麼能夠為民造福，要麼作惡多端。記者知道民主黨人要敗下陣來，他用關於"新」尼克松的兩種相反的觀點結束了書的邁阿密部分：「……（記者）不知道他是否準備喜歡尼克松，或者是由於他那完全毫無詩意的二元體制和他那計算機般的腦袋而憎惡他；記者不知道那位候選人是真正有情有意的人，還是純粹的一架機器，專心致志地追求虛名，或是權迷心竅的自大狂；是恭順謙卑，能感覺到國家真正的創傷，還是一個勁地自我陶醉，做著暴君的美夢。」(《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第81—82頁）
在第二部分「芝加哥的圍困」中，我們立刻意識到梅勒的小說家才能。他一開始就對該城市進行了透徹的描繪，把筆墨集中於牲畜場，以此作為中心隱喻。如果梅勒在有共和黨思想的邁阿密代表那裡發現了可塑性的唯物主義的話，他就可以把芝加哥作為偉大的美國城市豐富地加以描繪。象德萊塞那樣，梅勒喚醒了人性中的「獸性」作為該城市的活動和市民的背景：
看到被殺戮的牲口，人們就可以了解人類的本性——不管我們可以做到多麼接近天使，屠夫照樣存在……是的，在芝加哥這個械市裡，人人都不會忘記金錢是如何掙來的。金錢是從濺滿血跡、仍然滑膩膩的地板上撿起來的……因此，內心殘酷的某些東西和勇氣的種種奧秘總會反映到土生土長的芝加哥人臉上……這是偉大的美國城 市中的最後一座，市民們都有了不起的臉龐，血色紅潤，貪得無厭，直截了當；他們沒有虛偽做作的耐心，而是喜歡明火執杖的搶劫。(《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第89-90頁）
即使梅勒得到的事實是錯的（因為芝加哥已經用現代化方法取代了他所描述的原始屠宰法），他所作的隱喻是對的，彼得?肖在《評論》雜誌中解釋說：「在洋洋洒洒的引言部分， 梅勒寫了芝加哥的牲畜場其他野蠻的屠宰方法，他的語言之有理……他把這種野蠻的方法看成是該城市鐵石心腸的一個縮影。牲畜場的氣味在其餘的敘述部分縈繞，使我們想到，毆打示威者和就在牲畜場召開的代表大會上所釆取的高壓手段正是芝加哥式的暴力行為的兩個種類。」
梅勒把會議代表看成是他對該城市的描繪中所說的腐化墮落和「明火執杖的強盜」的代表。同邁阿密不一樣，「這個會議有盡頭：美國最卓越的一些人和最墮落的一些人在發言。癌症在以最快的速度擴散，肥胖症隨著水腫而加劇，關節炎隨著灑精中毒而加重，惡化的肝臟使得支氣管炎變本加厲，那顫動著的下顎使已經大腹便便的肚子更加倒霉。」（《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第176頁)對於代衷表們的這種描繪使人想到梅勒對芝加哥的初次描述，它創造出一種新聞寫作中不同尋常的隱喻的統一。最後幾行話使人想起了耶茨《基督再生》中的詩句：」最上層的人全無信念， 最底層的人充滿強烈的感情。」在梅勒看來，象召開代表大會這樣的政治儀式就成了社會的縮影。
雖然梅勒同時以文學和隱喻的手法寫作，但有時他也滿足於做「純粹的」政治記者。代表大會會場的行動，例如反映戴利市長高壓手段的情景比邁阿密海灘上的陳詞濫調更興趣盎然。鴿派人士很想延長在越南問題的政策要點上的辯論,而鷹派人士（認識到這樣會破壞他們在觀眾最多的時候在電視中露面的計劃）迫切希望扼殺這次討論：
因此約翰遜政府的發言人給戴利發出了一個信號。那發言人伸出一根手指在喉頭上比畫了一下，這是結束那天夜晚討論的毫無疑問的手勢。戴利看起來就象剛吃了鯰魚似的，他站起身來，準備發言，但做了個休會的手勢。卡爾?艾伯特立刻意識到了這一點。這位身材矮小的主席興高采烈地開始口稱「偉大的芝加哥州」的戴利市長。但他很快平靜了下來，迅速敲著主持會議用的小木棰，宣布本主席接受這一提議，迅速而熟練地捻了一下手指，發出「噼啪」的聲響，表示休會，好象這完全是他的主意似的！這場辯論就這樣推遲了（《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第161頁）
梅勒立刻抓住了戴利權力的影響力，艾伯特遭到傷害的自尊心和電視實況轉播的意義。就象在邁阿密那樣，梅勒的政治觀點是「人的個性」方面的，雖然他也確實以某種客觀的姿態分析了民主黨人的無能。正象他以後在《月球之火》中所做的那樣，梅勒在黨派的衰敗中看到了美國的價值觀念和態度更大規模的分崩離析。尼克松在邁阿密的勝利，連同漢弗萊在芝加哥的威勢，使記者感到噁心。漢弗萊在黨的提名大會上獲勝的最後一幅肖像同政治就是財產這一主題引起了共鳴。這一主題支配著梅勒所作的分析：
在華盛頓的二十年成了今夜要收穫的財產；即使是不喜歡他的政客們此時此刻會懷念休伯特，他們對於華盛頓聚會中那溫文爾雅的魅力記憶猶新，他成了他們記憶的一部分；他們一起在華盛頓從事政治二十年，他成了他們紅利的一部分。民主黨的大本營和它在華盛頓的社會生活即將被粉碎——全世界正在使之粉碎。因此他們站起來向漢弗萊歡呼。他是這齣戲的最後一個角色，（《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第209頁）
在漢弗萊十一月可以預見到的失敗中，梅勒看到了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的結束。在這個時代中政客就是浪漫的英雄，這一點是他在《超人來到超級市場》中首先寫到的。
雖然芝加哥部分是以代表大會的發言情況的紀實開篇的，梅勒的客觀性很快混淆了。在芝加哥大街上和幾個公園中，反戰示威者和警察之間的野蠻衝突給這個大型的比賽場中各種事件投上了一個陰影。梅勒同讀者一起分享了作為一個記者的苦衷，他宣布在戰術上出現的一個變化：
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在報道1938年民主黨的代表大會。然而，這不是對一個事件的描述。這次大會就是一個事件，它是在上層集團中一些小人物和虛無主義的年輕人之間連續五天在芝加哥的大街和公園裡發生激戰的時候舉行的。但是，如果我們一開始就描寫這一激烈的戰鬥，要把興趣轉移到代表大會上去就會不太自然，因為在這個大型的比賽場中最激動人心的場而就往往是反映外面的戰鬥。」 （《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第131頁）
實際上，梅勒一直在問：「大新聞在大街上發生時，記者是否該離開代表大會？」梅勒決定轉移他的注意力，並且巧妙地把內部和外部的衝突結合起來，其方法就是把街頭暴力行動給予大會的影響顯示出來。具有重要意義的是，梅勒專門把記者的動機解釋了一下。他同讀者同樣地有著新聞該怎麼報道的為難之處。這種對問題的承認，通常在日報的客觀形式中是省略的，這樣就突出了梅勒坦率的主觀方法。
梅勒的筆鋒轉到芝加哥暴力性質的示威遊行時，他寫起來最得心應手。記者混在示威者中間，寫下了人群的全景,提供了警察野蠻行徑的特寫，也給人冗長演講的乏味感覺：在一個精心刻畫的場景中，梅勒描寫到示威者在芝加哥希爾頓飯店前髙呼口號。在這個飯店裡，大部分民主黨代表正在那裡下榻。後來，他幾乎是用超寫實主義的手法描寫了警察攻擊的最殘酷的情景，他是在飯店的第十九層的房間里作這種描寫的。梅勒把自己想像為檢閱部隊的將軍，真有點居高臨下、神氣活現之感。他把密歇根大街的流血行動看成是一場較大規模戰爭中的一次戰鬥：
現在，數以千計的遊行者聚集在這一塊地方，把密歇根大街和巴爾博大街的交接處塞得水泄不通。就在那個地方，三面被警察堵住，切斷了車輛交通。也就是在俯瞰格蘭特公園和密歇根大街的希爾頓飯店的窗子下面，佇立的遊行隊伍遭到了突然襲擊。警察用催淚彈，鎚子和警棍進行攻擊。他們攻擊之勢猶如電鋸切木頭，——好快的鋸齒！好狠的警棍！他們的攻擊就象大鐮刀割草，一排排二三十名警察組成的行列成弧形推進，大打出手。從十九樓的窗戶向下看，有一種超然的感覺，就象是在夜晚透過窗玻璃觀看一場暴風雨。那兒的光線是賞心悅目的灰藍色，因為警察穿著天藍色的警服。即使是那種殘暴行為，也有一種抽象的自然力同其他力量進行較置的感覺。就好象熱帶的滂沱大雨以一定的模式橫掃過街道，形成諸種彎形，相互間再彎曲相碰在一起。（《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第169頁）
梅勒對於暴力行為採取的抽象態度和他對「自然力表現」的著迷給了讀者一種同日報的報道完仝不同的前景。那一段描寫完全可以是《裸者和死者》中的一幅情景。到後來，梅勒將會把街頭的衝突看成是他在《夜晚的軍隊》中預言的「為時二十年的戰爭」的一部分。這位自詡為街頭大軍的將軍把隱喻的格調上升到接近於基督教的啟示錄，他感覺到：
內心平靜，怡然自得，根本沒有想到下面現場去的慾望，就似乎在今後的歲月中毆打事件將會接連不斷，有些是策劃的，有些是從天而降， 但似乎戰爭終於爆發了， 因而這是個偉大而莊嚴的時刻，似乎造就歷史的各路上帝都聚集到一起來了，……似乎一個偉大的黨的軍事脊樑最終在皮膚上斷裂了，似乎民主黨在全國人民面前就此 分裂成兩派，就象梅爾維爾【7】的鯨魚一下躍出海面一樣，這是沒有哪一個大的隱喻能加以說明的。（《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第172頁）
梅勒六十年代的每—部紀實性小說都依靠他想像力的啟示性隱喻，來給具體的事件提供更多的篇幅。要把東西寫好，梅勒就必須把截然不同的經歷裝在連結隱喻的較大的模式之中。他在這裡用的梅爾維爾的典故，表明他想儘可能使用堂而皇之的隱喻來加強他的主張。如果說密歇根大街上的衝突是美國前景的一種跡象，那麼，它以時間順序發生的事情就具有加倍的重要性。為了使他的真有其事似的主觀經歷於1968年8月出現在芝加哥的希爾頓飯店，梅勒讓他的戲劇靈感支配他的思想。
然而，梅勒很快從街頭的殘暴行為轉移到代表大會的會議席上，來表達這種殘暴行為給代表們產生的影響。在統治著代表大會和街頭行動的戴利市長的實力和真正義憤填膺的代表們之間出現了一次道義上的攤牌，梅勒報道說，有一個發言者「要求把代表大會轉移到遙遠的城市，因為『周圍有暴力行動』並且大廳里有『嘈雜聲音』」。（《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第177頁）梅勒接著用多種形象描述了戴利想遏制狂怒的自由派人士的種種企圖，那些形象人想起關於牲畜場的大塊的引言部分：
強有力的吼聲還沒有發出，主要就把話題岔到別的問題上去，提名又井然有秩地進行，後來，在一片井噴般的輕蔑聲中宣布了結果。騷亂的感覺不能平靜下來。代表們不斷地離開會議室去看暴力行動的電視錄像……。那就是縈繞在會議大廳里的情緒，裡面有一種宴會的狂歡，有歡呼聲和恐怖情緒，有暴食者的氣息，還有血腥味。(《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第177頁)
梅勒報道說，一個沒有說出口的假設是「疑慮引起的真正恐慌：納粹分子剛上台時不也是這樣做的嗎？ 」（《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第178頁〉
然而,梅勒對於芝加哥示威遊行所作的描寫涉及到的因素比《夜晚的軍隊》要少得多。不過，新左派青年、嬉皮士、易比士和大學生搞的民主騷亂、演講和集會給梅勒帶來了他在五角大樓前的遊行中碰到的同一類道義上的為難問題他發覺自己「又一次置身於他為保持光榮和可恥的平衡而記的沒完沒了的分類帳之中」。(《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笫212頁）他承認他是個根據合同為一家全國性雜誌寫作的領薪職業作家，但也是個見了講壇、群眾集會和公開場合以及可以炫耀一番的機會就會激動的知名人士。
在懺悔性的段落中，梅勒表達了他同那些批准一個行同狗彘的人做總統候選人的團體政治上結盟的矛盾心理；表達了看到自己的朋友們艾倫?金斯伯格，威廉·巴勒斯和瓊?吉尼特加入他逃離的遊行隊伍時的羞恥；表達了他想不聲不響，進行徹夜不眠觀察的拙劣想法；也表達了他對自身安全的擔心經過是否他該放棄新聞寫作任務和積极參加活動的辯論，梅勒讓記者得出結論：「人們可以用身體去參加示威，可以遭到催淚彈的攻擊……人們可以被警棍打破腦袋……但是記者對於一切這是極為厭惡的。」《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笫145頁）他的決定是，作為一個職業作家，他的責任是搞好寫作而不是參加遊行。這些內省似的話很大程度上加強而不是削弱了敘述。梅勒坦率的說明了他不斷變化的承諾， 他道義上的左右為難和他的矛盾心理。這些話作為對他一生的注釋，表達了他從《野蠻的海灘》 中一個年輕的社會動亂的煽動者到一個比較成熱的中年人的逐步變化。
代表大會的報道和《夜晚的軍隊》是同一類型的，這些報道在梅勒所寫的那十年的非正式歷史作品中組成了另一部分。梅勒把新聞寫作和虛構小說相結合，探索了他小說中的許多主題。在芝加哥，正當代表大會結束之際。記者毫不隱晦地想「多年來他所描寫的災難似乎真的來臨了——他可以比其他人更迅速地理解種種社會現象」。(《邁阿密與芝加哥的圍困》第187頁）雖然記者承認他對於永久性的社會分裂的見解是「記者應有的大思想」，但是從政治代表大會這種全國性的儀式中看見了自從《裸者與死者》發表以來就一直擔心的災禍的跡象。梅勒不囿於光是報道事實，他可以自由地推測，在1968年晚夏時節，創造一幅全國情緒的栩栩如生的畫面。
本文選自約翰·霍洛維爾著作
《非虛構小說的寫作》第五章節
作者
（美）約翰.霍洛維爾
譯者
仲大軍 周友皋
出版社
春風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
1988-07
注釋
【1】英國維多利亞女王（1819-1901），在位期為1837-1901年
【2】Yankee，原指守舊、節儉、精明的（美國）新英格蘭人， 後來詞義擴大，指美國北部各州的人，再後泛指美國人。
【3】 一種頸粗性猛的狗
【4】1609-1674，英國政治家及歷史學家
【5】1932-1971，美拳擊運動員。因盜竊罪在密蘇里州監獄服刑時對拳擊發生興趣，出獄後從事職業拳擊，1962年在第一回合即擊倒對手，獲世界重量級拳擊冠軍。
【6】 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美國有名的大賭城
【7】赫爾曼·梅爾維爾（1819-1891），美國小說家，著有名作《白鯨》 （《Moby D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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