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遠達：文人「兵」夢的實與虛——《儒林外史》蕭雲仙、湯鎮台本事補證

《儒林外史》研究專題

文人「兵」夢的實與虛——《儒林外史》蕭雲仙、湯鎮台本事補證

文 | 李遠達

本文原載於《中國文化研究》2017年春之卷。

提要

《儒林外史》蕭雲仙本事根據新文獻可以確定為李畝。將筆者發現的李畝在桌子山之戰和署理大通衛前後的諸多史料，與傳記和小說相對照，可以證明吳敬梓筆下戰爭描寫並非憑空臆造。而結合《提督楊凱傳》的記載，又可以發現吳敬梓對兩場戰爭的起因、過程與結果都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剪裁與改寫。吳敬梓筆下的蕭雲仙和湯鎮台故事無意呈現真實的戰爭，而是要表現戰爭中將領們的現實遭遇與人生困境，表達對「兵農禮樂」治國方略的思考。

關鍵詞：李畝、楊凱、大通衛、「禮樂兵農」

《儒林外史》原貌問題是近年來古代小說研究的一個熱點。小說中的蕭雲仙、湯鎮台故事與「幽榜」等回一起構成了論爭的焦點。新文獻不斷出現，迄今尚無定論。筆者主張在無確鑿證據之前，不宜否定吳敬梓對蕭雲仙、湯鎮台故事的著作權。回顧現代學術史，最早懷疑蕭雲仙、湯鎮台故事為偽作的著名學者是吳組緗先生。他在《〈儒林外史〉的思想與藝術》一文中說：「三十九回蕭雲仙救難、平少保奏凱，以至四十回上半勸農興學；另外還有四十三回野羊塘大戰：這些片段，有的寫得完全不真實，有的寫得概念平板，總之都沒有實際生活體驗」，「上面提到的幾段（不是整回），可能不是原作者的手筆」（吳組緗：《〈儒林外史〉的思想與藝術》，《中國小說研究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79—180頁。）。章培恆先生也有類似看法（章培恆：《〈儒林外史〉原貌初探》，《學術月刊》1982年第7期。）。

筆者認為即使吳敬梓不善於描寫戰爭，也無法就此推定《儒林外史》戰爭描寫毫無根據，進而判定這些部分是偽作。事實上，隨著新文獻的發現，蕭雲仙的主要原型可以確定是清中期將領李畝。而湯鎮台（奏）的原型早在清代天目山樵評點《儒林外史》時就已與楊凱聯繫起來。吳敬梓與兩位友人交往密切，很可能從他們那裡獲得了許多戰爭信息。從保存下來的李畝和楊凱的史料看，其中有許多細節都與《儒林外史》的戰爭描寫驚人相似。當然，筆者目前還不能證明吳敬梓受到了李畝、楊凱「文本性本事」（劉勇強：《古代小說創作中的「本事」及其研究》，《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的直接影響，因而討論基本還集中在「像」與「不像」，而無法確證「是」與「不是」，蕭雲仙、湯鎮台本事研究的限度也正在於此。不過，即便如此，筆者對新材料加以利用，發現史料中大量存在著與《儒林外史》戰爭描寫互文的現象，儘可能還原吳敬梓筆下戰爭的材料來源，進而分析他作為文人，努力表現「兵」夢的思想史意義。

一、蕭雲仙原型李畝補證

從金和跋開始，學界對《儒林外史》人物原型進行了諸多考辨。蕭雲仙原型先後有「蕭雲仙之姓江」（［清］金和：《儒林外史跋》，見李漢秋編：《儒林外史研究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29頁。）和「蕭雲仙原型當為何卿」（劉紅軍：《〈儒林外史〉人物原型新探》，見李漢秋主編：《〈儒林外史〉研究新世紀》，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56—169頁。）等說法，然皆無確證。2015年，中國人民大學鄭志良教授在清人嚴長明所輯《八錶停雲錄》中發現了吳敬梓的佚詩《後新樂府》六首，其二《青海戰》有「桓桓李將軍」句，吳敬梓自注云：「畝字俶南」。與《文木山房集》中《贈李俶南二十四韻》一詩相參證，明白無誤地證明了「這個『李俶南』就是李畝」，「事實上，李畝就是《儒林外史》中蕭雲仙的人物原型。」（鄭志良：《新見吳敬梓〈後新樂府〉探析》，見於中國儒林外史學會編：《〈儒林外史〉新文獻研討會論文資料》，北京，2015年9月，第42、45頁。）鄭志良教授還考證了李畝及其父親李世芳的籍貫、生平經歷、仕宦履歷等，發現他們與小說中蕭昊軒、蕭雲仙父子有諸多相似之處。筆者沿著鄭志良教授的思路，考出李畝從年羹堯、岳鍾琪出征青海，特別是桌子山戰役及署理大通衛守備前後的經歷，補證了鄭志良教授提出的蕭雲仙的原型是李畝的結論，進而提出大通衛是青楓城原型的說法。

據鄭志良教授研究：「李畝，字俶南，號矻亭，原籍江西奉新，後入四川華陽籍，中康熙五十三年（1714）武舉。雍正二年（1724），參與年羹堯平定青海的戰役。」筆者從清乾隆年間楊應琚編纂的《西寧府新志》中考出李畝在雍正二年大通衛創立之時就已在當地「權署守備事，一切皆其區畫。」（［清］楊應琚編：《西寧府新志》卷23，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91頁。）據《西寧府新志》卷二十三記載，「大通衛掌印守備」這一官職，雖然在雍正三年就由殷維寧接任，但同書卷三十一《綱領》下卻說：「署守備李畝設二十二堡，創義學。」（［清］楊應琚編：《西寧府新志》卷31，第816頁。）《（民國）大通縣誌》說得更為細緻，當有所本：「一切編製，皆畝一手所裁定。至於辟墾田以教民耕，設義塾以勸民學，立倉社以備民荒，……而地方開始，皆其造端也。」（［民國］劉運新編：《大通縣誌》卷2，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59—160頁。）裁定編製、教民耕田、設立義塾、創建堡壘，尤其是修建城垣，耗時耗力，絕非一年之內可以完成。又《（康熙）常州府志》載殷維寧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庚午科武舉人（［清］陳玉琪等編：《（康熙）常州府志》卷17，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69頁。）。即使殷維寧少年得志，二十歲左右中武舉，至雍正三年（1725），至少也年近花甲，仍在苦寒之地屈居五品武帙。據此推測其宦海半生，懶於政事大抵不為過。又據吳敬梓《後新樂府·戰青海》「明年太保敗，軍功遂淹滯」句，則殷維寧的任職很可能是因為年羹堯事敗後（雍正三年底）中央對年選官如李畝等不信任，故而加派，僅起監督作用，並不一定影響李畝的行政職權。筆者根據以上材料推知：年老的殷維寧即使到任，年富力強的李畝也應該留居大通衛繼續主持衛務，直到城竣。《儒林外史》中敘述蕭雲仙在青楓城六七年應是按照李畝自述在大通衛的時間來描述的。

另據李紱《左都督李公墓志銘》，李畝曾「在京師」為亡父向李紱求墓志銘。其時，李畝的官職是「管四川塘務候補守備」（［清］李紱：《穆堂初稿》卷25，《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2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01—502頁。）。不過，墓志銘既未寫明李世芳生卒年，又未寫清其享壽年月。清代坐省提塘沒有具體駐防城池，更不負責築城、勸農等事。因此就現有文獻來說，雍正二年至雍正末年，李畝應該都在大通衛，與小說描寫時間、事迹吻合。大通衛應即青楓城原型。筆者認為吳敬梓很可能從李畝那裡獲知了大量細節，並將這些素材寫進了《儒林外史》。

二、生番滋事和生苗勒索：戰事起因的虛構與真實

戰爭起因往往是判定戰爭性質的決定性因素。在儒家倫理文化影響下，中國人關於對外戰爭的態度，往往有不「輕啟邊釁」的傾向。因此，正史、野史乃至小說關於邊疆戰爭起因的表述雖然千差萬別，但總體上可以概括為「敵人挑釁，我軍還擊」模式。《儒林外史》也採用了這一模式。不過，也有少數野史筆記保留了較為真實的戰爭起因，因而與小說文本形成了張力。

李畝從征青海，桌子山之戰是其主要參與的戰役，何澤翰、何滿子早就指出：桌子山就是《儒林外史》中椅兒山的原型（何澤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2頁；何滿子《吳敬梓是對時代和他自己的戰勝》,《何滿子學術論文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1頁。）。關於這場戰役的起因，最早的官方文獻是年羹堯的一封奏摺：「庄浪之謝爾蘇部落番人，首倡為惡，擅據桌子山、棋子山。……與庄浪番賊串通，並不歸順。」（《清實錄》第7冊《世宗實錄》卷20，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25頁上。）庄浪謝爾蘇部落番人「首倡為惡」，擅自佔據桌子山、棋子山，與羅卜藏丹津殘餘勢力相勾結，不肯歸順朝廷。這樣一來，桌子山戰役是一場維護國家統一的正義之戰。然而據清代汪景琪《西征隨筆》卷四記載，「桌子山番人」是反抗清軍的壓迫，具體說來是一場意外導致的：

有守備某，領兵百人至此地，掠其衣裝，淫其婦女，番人不知其為官兵也，盡殺之。大帥不敢上聞，置之不問。番人覘知為守備，因曰：「殺官亦無事，且兵如此之弱耶。」而番人始橫。（［清］汪景琪：《西征隨筆》卷4，《筆記小說大觀》第12編第10冊，台灣新興書局，1976年，第4737—4738頁。）

汪景琪在年羹堯平定青海之時，親到西寧入年氏幕府，所記當十分可靠：某守備擄掠番人衣裝、姦淫婦女的暴行直接激起了桌子山番人的反抗。不僅如此，官兵的繼續倒行逆施更激化了矛盾，觸發了戰爭。可能由於信息不暢，遠隔關山；也可能知道真相，但礙於朋友顏面，吳敬梓是這樣敘述戰爭起因的：

過了半年，松潘衛邊外生番與內地民人互市，因買賣不公，彼此吵鬧起來。那番子性野，不知王法，就持了刀杖器械，大打一仗。弓兵前來護救，都被他殺傷了，又將青楓城一座強佔了去。……平少保得了聖旨，星飛出京，到了松潘駐紮。（［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會校會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86頁。）

研究指出平少保人物原型是岳鍾琪，雍正元年岳鍾琪從松潘進兵青海，戰爭的地點是寫實的，但起因卻改寫成了因為番人和內地人民互市，買賣不公，吵鬧起來，戰爭起因略顯簡單化。當然，小說沒必要承擔歷史敘述的責任。這樣處理反映出作家對儒家「夷夏之防」觀念的深信不疑。

相較於對桌子山之戰起因的虛寫，《儒林外史》第四十三回寫野羊塘之戰的起因要更接近史實。鎮遠太守雷驥「苗情最熟」，他是這樣表述戰爭起因的：「生員馮君瑞被金狗洞苗子別莊燕捉去，不肯放還。若是要他放還，須送他五百兩銀子做贖身的身價。」（［清］吳敬梓：《儒林外史會校會評》，第530頁。）《清實錄·世宗實錄》卷二〇有這樣一段記載，與吳敬梓所寫的戰爭起因極為相近：

諭貴州巡撫毛文銓。……更聞貴州苗種不一，而狆家苗尤屬兇狠。年來內地刁頑人民，往往入彼巢穴，勾連生事，報復私仇。而營伍中每公攤銀錢，以備贖取兵弁之費，甚屬可笑。究其故，總因武備廢弛，官兵不敢正視苗猓，故為此掩耳盜鈴之舉，以因循自便耳。（《清實錄》第7冊《世宗實錄》卷20，第324頁上、下。）

這則材料充分說明在雍正初年楊凱任鎮筸鎮標前營游擊之時，內地刁民入生苗巢穴，「勾連生事，報復私仇」的現象是較為普遍的。最可笑的是「營伍中每公攤銀錢，以備贖取兵弁之費」，這與《儒林外史》第四十三回湯鎮台譏諷雷太守「太老爺親自去宣諭，他又把太老爺留下，要一萬銀子取贖」（［清］吳敬梓：《儒林外史會校會評》，第531頁。）的話何其相似乃爾。這種行為不僅有失天朝體面，更說明「武備廢弛，官兵不敢正視苗猓」。

吳敬梓把真實的戰爭起因作為素材寫進小說，形象化地為讀者呈現了相關史料所沒有也很難呈現出的戰與和的困境。作家冷靜的敘述筆調並沒有對湯鎮台、雷太守、田土司乃至督撫置一貶詞。在這裡，敘述人隱退，一切交由讀者去評判。吳敬梓轉換了敘事視角與敘事筆法，化表現為呈現，以他洗鍊的文筆敷演齣戲劇性的矛盾場面。

三、椅兒山和野羊塘：戰爭過程的剪裁與改寫

椅兒山之戰是塑造蕭雲仙形象的重要場面，過去由於材料匱乏，學界對於這場戰爭很少關注。筆者通過勾稽史料，努力考察這場戰爭的具體細節與歷史記載之間的關係，試圖還原作者為了塑造蕭雲仙形象，對史實做了哪些剪裁與改寫。

了解敵情，是戰爭取勝的重要因素，也是戰爭過程的精彩前奏。《儒林外史》描寫椅兒山之戰就是從蕭雲仙與兩位都督轅門前的一番論辯開始的：一位都督說青楓城周圍沒有水草，兵馬會活活渴死，蕭雲仙提出了不同意見，兩位都督表示驚奇：

兩都督道：「蕭千總，你曾去過不曾？」蕭雲仙道：「卑弁不曾去過。」兩位都督道：「可又來！你不曾去過，怎麼得知道？」蕭雲仙道：「卑弁在史書上看過，說這地方水草肥饒。」 兩都督變了臉道：「那書本子上的話如何信得！」 蕭雲仙不敢言語。（［清］吳敬梓：《儒林外史會校會評》，第488頁。）

帶兵打仗是否信「那書本子上的話」是「談兵」一個繞不過的話題。一般而言，武弁並不那麼重視書本知識，而蕭雲仙則恰好相反。吳敬梓著意塑造了一位重視「書本子」的儒將形象。然而蕭雲仙爭辯的結果卻因官卑職小，「不敢言語」了。這是很有深度的描寫：儒將屈居下僚，正確的意見無法在軍中得到廣泛認同，優秀的將領只能通過個人勇武而非協同作戰取得勝利。這也是清代康、雍、乾三朝引以為傲的對外戰爭中儒將的普遍遭遇。李畝在西北前線的經歷可能刺激了吳敬梓的藝術才思，使他創造性地描繪了這場軍前爭辯。

值得注意的是，學者葉楚炎在《〈儒林外史〉原貌問題新論》（葉楚炎：《〈儒林外史〉原貌問題新論》，《文學遺產》古代小說戲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第603頁。）中指出：吳敬梓友人寧楷的一段經歷與小說中蕭雲仙的這場遭遇有很大相似性。寧楷《修潔堂集略》所載《感懷》八首其五有這樣兩句詩：「只是論今古，人前尚激昂」。詩後寧楷一段自註：「時郡守王公欲鑿斷句容地脈，開河通姑蘇，廣集士子論。予因據史志力爭之，眾以為狂。」（［清］寧楷：《修潔堂集略》卷2《感懷》，南京圖書館藏嘉慶八年刻本。）《修潔堂初稿》卷十五所載《開句容河議》一篇也是為此事而作。鄭志良、葉楚炎等人已考出寧楷就是《儒林外史》中武書的原型（鄭志良：《〈儒林外史〉新證——寧楷的〈儒林外史題辭〉及其意義》，《文學遺產》2015年第3期；葉楚炎：《〈修潔堂初稿〉及〈儒林外史題辭〉考論》，《文學遺產》2015年第6期。）。這位武書在小說的後半部充當著串聯起大部分故事的重要角色，也正是他將蕭雲仙引薦給南京的諸名士。筆者認為蕭雲仙形象是在李畝的基礎上糅合了寧楷的事迹進行塑造的。《修潔堂集略》中保留的這則本事是研究吳敬梓在小說創作過程中如何使用材料、剪裁史事的珍貴文獻，為我們更進一步了解小說家如何駕馭本事，塑造人物提供了便利。

談到椅兒山之戰原型桌子山之戰的具體經過，歷史記載少而零散。較早的有《清實錄·世宗實錄》中年羹堯奏報的戰況（《清實錄》第7冊《世宗實錄》卷20，第325頁上、下。）和《（乾隆）甘肅通志》卷六「平番縣」的記載（［清］許容編：《（乾隆）甘肅通志》卷6，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第221頁。）。然而從殺敵報功的奏章和質實尚簡的方誌中，很難勾勒出桌子山戰役的全貌。詩歌、筆記等材料因為文體更為自由，呈現出比史志豐富得多的記載，道光年間王培荀的《聽雨樓隨筆》卷八中有一首葛秉敬的《解生》詩。其自注為我們提供了桌子山、棋子山之戰的詳細作戰部署與時間。由於這位葛秉敬是岳鍾琪平定青海時期的重要幕僚，且「隨征青海，料敵如神」，故而他的記述頗可信從：

四月二十六日，兵至箐兒溝，殺賊數百。二十八日，至抒麻溝，賊以木石塞路，我兵以炮擊之，焚其林木，奪其險隘。三十日渡陶賴河，登山撲殺直搗爾加多寺。……十三日，兵至棋子山麓，下營於他臘都天王溝各處，剿殺賊萬餘人。二十五日，攻取不毛山。……於二十八日班師。而桌子、棋子等山平靖矣。（［清］王培荀著、魏堯西點校：《聽雨樓隨筆》，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第544—545頁。）

這段記載等於為岳鍾琪進剿桌子山做了行軍日誌，使戰役過程變得有跡可循。如果再參照《聖武記》的記載，戰役經過就能得到相當程度的還原：「時庄浪衛之西山亘二百餘里，即唐史之石堡城，南臨大通河，四面削絕，與其東山嵯峨夾峙四百餘里。土番數萬據其中，乘青海有事，截餉戕吏。……岳鍾琪分兵二路，以其半據西山之隘，聲期進搗，而萬人宵襲其東，禽斬大半；即留兵守東山，而回攻其西，賊萃石堡城。岳鍾琪夜遣死士，以降番鄉導，援蘿躋壁出其背，禽斬五千。」（［清］魏源：《聖武記》卷3，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41頁。）

結合這兩則材料，桌子山之戰的步驟有三：首先，桌子山、棋子山兩山隔大通河對峙，桌子山在北岸，棋子山在南岸。大通河自西南流向東北，故而《聖武記》所指西山即桌子山，而東山為棋子山。兩山是番人門戶，必須攻克。因此，四月十五日從西寧起兵，由西南向東北進發。其次，從四月二十六日與番人交兵到五月十三日攻打棋子山，岳鍾琪「分兵二路，以其半據西山之隘」，聲「西」擊「東」，用一萬人夜晚奔襲棋子山，打擊敵人薄弱環節，擒斬了大半老弱之敵。留下一部分兵馬防守棋子山（東山），然後集中兵力圍攻桌子山（西山）。最後，五月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攻打木茂山之間，番人「萃石堡城」，是戰略決戰時期。殊死搏鬥需熟悉地理之人做嚮導，率「奇兵」從背後攻入城池，首尾夾擊，瓦解敵人有利形勢。岳鍾琪採取「以降番鄉導，援蘿躋壁出其背」的方式，最終取得了「賊蹙乞降，班師」的全面勝利。

反觀《儒林外史》的描寫，蕭雲仙「望見前面一座高山，十分險峻，那山頭上隱隱有旗幟在那裡把守。這山名喚椅兒山，是青楓城的門戶。」對比《聖武記》「南臨大通河，四面削絕，與其東山嵯峨夾峙四百餘里」的記載，無論地理方位還是地形山勢，皆非寫實，顯系未曾親歷邊塞的一般化想像。在吳敬梓的敘述中，還有許多細節能夠印證史籍中對這場戰爭的記載。例如蕭雲仙的作戰部署：「帶二百兵，每人身藏枯竹一束，到他城西僻靜地方，爬上城去，將他堆貯糧草處所放起火來，『我們便好攻打他的東門。』」（［清］吳敬梓：《儒林外史會校會評》，第489頁。）很有可能是照搬了岳鍾琪聲「西」擊「東」的計謀安排和「以降番鄉導，援蘿躋壁出其背」的出奇制勝之術。

就現有文獻來看，桌子山之戰歷經五十餘日，大小十數戰，遠比《儒林外史》複雜。可能由於李畝作為武弁而非統帥，僅僅參與了部分征戰，所以講述出來並且寫入小說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細節。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於吳敬梓對「兵」的認識——「兵農禮樂」理想的有機組成部分，而非窮兵黷武，褒揚殺伐——因此有意剪裁了材料，使得這場戰爭成為了猶如「崑腔班做武戲，稍演架子」（［清］吳敬梓：《儒林外史會校會評》，第490頁。）的走過場之作。

讓我們再來看《儒林外史》中的另一場戰爭過程：野羊塘大戰。《儒林外史》第四十三回大約用了小半回篇幅來描述這場戰役。天目山樵的《儒林外史評》已將汪中《提督楊凱傳》作為湯鎮台原型的基本材料。細讀《提督楊凱傳》和《儒林外史》第四十三回這兩篇文字，筆者認為有兩點相似之處：

其一，地名處所、行軍路線十分相近。據邱宗功等人考證，除野羊塘外，小說中石屏山、九曲崗、香爐崖、鐵溪、豎眼洞、石柱橋、白蟲洞、金狗洞等大多數地名在明清兩代的貴州地方志里都有記載，絕非虛構（邱宗功、何長鳳、鄭倫清、過偉：《吳敬梓筆下的鎮遠苗鄉風情考證——論〈儒林外史·野羊塘大戰〉的真實性》，《黔東南社會科學》1983年專刊第1期。）。成串出現的真實地名應該有較為可靠的信息源。不過可能由於沒有親到鎮遠府，吳敬梓把某些具體方位搞錯了，例如九曲崗應在石屏山上，而小說的敘述卻是「銅仁守備帶領本協人馬，從石屏山直抵九曲崗」（［清］吳敬梓：《儒林外史會校會評》，第532頁。），一地分作兩處。有趣的是，吳敬梓將本來發生在湖南鳳凰府鎮筸鎮的野牛塘之戰，移到了貴州的鎮遠府，還將如此眾多的真實地名安插在另外一場真實的行軍路線之中，頗令人疑惑：這樣的敘述究竟是小說家的疏忽大意，還是為避諱文網，故作「假語村言」呢？小說家如何處理真實地理空間這一問題在古代小說中普遍存在，值得深入思考。

其二，間諜，這一戰爭中的關鍵性角色，在《提督楊凱傳》和《儒林外史》中有著高度一致的描寫。在汪中筆下，「熟苗吳大武，言山後有路，人跡荒絕，自此上至寨，可十餘里。」（［清］汪中：《汪中集》卷6，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年，第221頁。）因而使得楊凱軍避免了「肉薄仰攻，無不死者」的慘重損失，達到出其不意，克敵制勝的效果。而在吳敬梓那裡，臧岐充當了這位「熟苗吳大武」的角色：杜少卿介紹他到湯鎮台麾下，因為他「一向在貴州做長隨，貴州的山僻小路他都認得」。從情節功能的角度講，臧岐的出現就是為了替湯鎮台充當間諜。當湯鎮台問起臧岐可知道有什麼小路可以包抄敵人之時，臧岐道：「從香爐崖扒過山去，走鐵溪里抄到後面，可近十八里。」（［清］吳敬梓：《儒林外史會校會評》，第532—533頁。）臧岐緊接著還提供了苗酋別莊燕等人偷襲鎮遠府的具體時間，保障了湯鎮台的成功。這一情節雖有模仿《三國演義》第八十九回諸葛亮受老叟及孟節指點的痕迹（陳曦鍾等輯校：《〈三國演義〉會評本》第89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1087—1089頁。），但間諜人物多次出場，成了局部故事有機組成部分而不完全是功能性人物，有其獨創性。《儒林外史》關於臧岐在野羊塘之戰中表現的描寫顯示了情報在戰爭中至關重要的地位與作用，這是小說與歷史記載都同樣重視的一點。

不過，汪中與吳敬梓還是有一些描寫存在著較大的差異。譬如對於征苗所使用的兵器，《楊凱傳》強調火器的威力，「俄而銃數響，四山鳥槍火炮齊發，塵焰漲天」，這符合清中葉武器裝備的實際情況。反觀吳敬梓，避而不談火器，可知不太了解實戰。再者湯鎮台的兵馬「長槍大戟，直殺到野羊塘」。「長槍大戟」常用來形容古代軍事裝備。但吳敬梓忽視了地形對兵器使用的制約：平川地帶適用長槍大戟，而狹窄的空間，短兵器自然更為有利。清代中葉數次發生的征地戰爭中，火器和短兵刃已經成為交戰雙方的首選武器，例如《（乾隆）貴州通志》卷七《苗蠻》記載九股苗「健者結束尚能左執木牌，右執標杆，口銜利刀，捷走如飛。……鉛子重八九錢不等，發至百步外，著人立糜洞。又有牛尾槍，幾與內地子母炮埒。」（《（乾隆）貴州通志》卷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0571冊，台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571—178頁上、下。（可知苗人征戰偏愛火器和短兵，且有一定的鑄造水平。吳敬梓也許是根據古代小說戰爭描寫的慣例進行了藝術想像，忽視了苗地征戰的實際情況。

考察汪中與吳敬梓的年齒可知：汪中寫作《提督楊凱傳》時，吳敬梓已不在人世，也就是說《儒林外史》第四十三回的寫作不可能受到《提督楊凱傳》的影響，但它們有著共同的材料來源。那麼相比傳記，小說的戰爭描寫有哪些特色呢？首先，從情節結構角度看，吳敬梓著力通過臧岐與湯鎮台的對話來塑造湯鎮台的將略和果敢。通過苗卒的慌張「報道」來渲染緊張氣氛，烘托苗酋倉促應戰，湯鎮台奇兵得勝的戰爭結局，這是《提督楊凱傳》所沒有的。其次，從文體規範角度說，傳記文體有著它的規範，需要集中筆墨，記述傳主的事迹，不能像小說這樣大篇幅地渲染烘托，通過描繪戰爭場面來塑造湯鎮台形象。再次，敘事語言角度看，文言傳記追求真實簡潔，自有一種獨特的審美韻味；而白話小說更傾向於鋪陳描摹人物個性，湯鎮台的智勇、臧岐的機謀、苗酋的慌亂都躍然紙上。不過，《儒林外史》與《提督楊凱傳》都強調戰前謀劃與奇襲過程，對於交戰場面，二者都用「捨命混戰」和「賊倉卒反走」等詞語一筆帶過，這是《左》《史》敘事傳統影響下的必然結果。

總的來說，《儒林外史》描寫的兩場戰爭：椅兒山和野羊塘之戰，大體有所本，許多細節甚至與史籍記載極為近似。由此可以推斷，吳敬梓從李畝和楊凱那裡獲悉了不少戰爭細節。當然，仍有許多戰爭細節出於藝術想像，至少還無法證明它們的真實性。吳敬梓描寫戰爭的藝術水平，也許見仁見智，但筆者更關心吳敬梓為什麼要寫戰爭，為什麼要這樣寫戰爭。天目山樵評點給了我啟發：「椅兒山、青楓城兩節敘事簡略，非全書注意所在也」，「野羊塘之捷頗與椅兒山機局相同。捉馮君瑞隨手點綴，不求甚解，非作者注意所在。」（［清］吳敬梓：《儒林外史會校會評》，第491、536頁。）吳敬梓意不在戰場，他要表現的是「兵農禮樂」的實踐者蕭雲仙和湯鎮台的實踐行為及其意義，而不是椅兒山和野羊塘之戰本身。

四、青楓城和鎮遠府：「兵農禮樂」理想的建構與破滅

《儒林外史》中有三次直接提到「禮樂兵農」這個概念，其中兩次的敘述順序是「兵、農、禮、樂」，一次談的是劉基《儒林外史》第44回遲衡山說：「青田命世大賢，敷布兵、農、禮、樂，日不暇給，何得有閑工夫做到這一件事？」（《儒林外史會校會評》，第544頁。），一次說的是虞華軒《儒林外史》第47回敘述者歌頌虞華軒「一切兵、農、禮、樂、工、虞水、火之事，他提了頭就知到尾，……真正是個大家。」（《儒林外史會校會評》，第572頁。）。吳敬梓談論顏李學派的核心觀念，按怎樣的次序談，似乎不是隨意的。況且這兩次談論「兵農禮樂」，都在蕭雲仙和湯鎮台故事之後，更引起了筆者的思考：假設《儒林外史》蕭雲仙、湯鎮台故事是後人增補，那麼在從未受到過質疑的第四十四、四十七回中，文字怎麼會跟著發生調整呢？這毫無必要。如果今本《儒林外史》是「完璧」的話，那麼戰爭描寫又在現有的小說結構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

「兵者，國之大事」（李零：《吳孫子發微·計第一》，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7頁。），《孫子兵法》開篇即揭示了軍事和戰爭對於國家存亡、士人功業的重要性。可以說，在《儒林外史》中，吳敬梓想要推尊「兵」在「兵、農、禮、樂」中的地位，應無異議。前人研究往往忽視這一點。筆者認為蕭雲仙、湯鎮台是吳敬梓實踐文人「兵」夢的代表人物，他們的故事在《儒林外史》現有結構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前此，「禮樂兵農」中「禮」居於首要地位，泰伯祠大祭即是明證；後此，則「兵」的地位得到提升。雖然從總體上看，「兵農」相較於「禮樂」，仍居於陪襯和次要地位，但至少吳敬梓試圖為描繪文人「兵」夢做了嘗試。

文人對「兵」的想像，絕不可能僅是戰爭與戰場，還包括武備、訓練、屯墾，甚至倉廩、水利、教化等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這些合起來就是「軍旅之事」，其中往往能表現作者的理想與觀念，因而具備了思想史意義。甚至可以說，「春郊勸農」的青楓城和「文武不和」的鎮遠府這一正一反兩個相隔千里的處所，是《儒林外史》刻意營造的烏托邦。而蕭雲仙和湯鎮台落職還鄉標誌著吳敬梓文人「兵」夢的幻滅。

筆者前文已考出青楓城的原型為青海大通衛。筆者在《西寧府新志》和《大通縣誌》中找到了諸多李畝史實，與《儒林外史》第四十回的敘述十分相近，可以分為築造城垣、興修水利、祭祀先農和創立義學四個方面。

先看築造城垣，清乾隆《西寧府新志》卷九《建置·城池》對李畝所築大通衛城垣有詳細記載：「築城一座，高二丈二尺，根厚二丈六尺，頂厚一丈四尺，周回六里，計一千一百丈。設四門，城樓四，角樓四，月城四，月城樓四，炮台十六座。」（［清］楊應琚編：《西寧府新志》卷9，第270頁。）雖然與《儒林外史》第四十回「周圍十里，六座城門，城裡又蓋了五個衙署」的描寫略有出入，但這座城池耗時之久，建造之精良，在當時青海地區，除了西寧府城，可稱首屈一指。難怪吳敬梓要將築城作為蕭雲仙的功績和落職還鄉的原因來描寫。

次談興修水利，《儒林外史》似乎特別重視此事，借蕭雲仙之口多次提到「須是興起些水利來」，甚至讓蕭雲仙對沈先生自稱：「小弟便是蕭雲仙，在此開水利的。」（［清］吳敬梓：《儒林外史會校會評》，第494頁。）乾隆《西寧府新志》卷六《地理·水利》載大通衛乾隆中期有河東渠、祁家渠、河西渠和東硤渠四條大渠，每渠又分若干支渠，各渠長短五至十五里不等（［清］楊應琚編：《西寧府新志》卷6，第217—218頁。），構成西北地區較為少見的密集水網。誠如《儒林外史》所言「溝間有洫，洫間有遂，開得高高低低，彷彿江南的光景。」水利為農業之本，在西北地區，其功效尤能凸顯。

複次說祭祀先農，在《儒林外史》第四十回中，吳敬梓著力渲染了蕭雲仙帶領木耐與百姓一起祭祀先農的場面：

蕭雲仙建一壇場，立起先農的牌位來，擺設了牛羊祭禮。蕭雲仙紗帽補服，自己站在前面，率領眾百姓，叫木耐在旁贊禮，升香、奠酒，三獻、八拜。拜過，又率領眾百姓，望著北闕，山呼舞蹈，叩謝皇恩。

天目山樵的評點說：「雲仙又經濟，又風雅，又豪爽，我以為在虞、庄、杜三人之上。作者於大祭之後敘郭孝子、蕭雲仙，非無意也，而評者以為餘波，豈其然乎？」（［清］吳敬梓：《儒林外史會校會評》，第493頁。）的確，吳敬梓在泰伯祠大祭後，寫出蕭雲仙在青楓城的祭祀先農，確有照應之意，甚至可以說蕭雲仙在青楓城率領百姓祭祀先農就是一場向泰伯祠大祭「致敬」的儀式。更為關鍵的是：蕭雲仙在青楓城征戰、築城、興修水利、祭祀先農加上後面的興建義學的全過程完整地實踐了「兵農禮樂」的思想，而且是嚴格按照這一次序進行實踐的。吳敬梓之推崇蕭雲仙，自不必言，《儒林外史》對於軍旅之事的重視也藉此得以彰顯。

最後講創立義學。清代楊應琚的《塞外大通衛三川書院學約》說：「爾大通衛地居塞外，人雜番戎，自雍正三年始設義學，已歷一十三載。」（［清］楊應琚編：《西寧府新志》卷37，第985頁。）對比《儒林外史》：「便將帶來駐防的二三千多兵內，揀那認得字多的兵選了十個，托沈先生每日指授他些書理。開了十個學堂，把百姓家略聰明的孩子都養在學堂里讀書。」（［清］吳敬梓：《儒林外史會校會評》，第495頁。）章培恆先生認為蕭雲仙故事為後人增補，找出這段作為例證，指出所教內容是時文，與吳敬梓思想不符（章培恆：《〈儒林外史〉原貌初探》，《學術月刊》1982年第7期。）。蕭雲仙請沈先生教書，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下，不教時文又能教什麼呢？《儒林外史》中向無爭議的其他各回也並沒有提出一套完整替代科舉時文教育的方案來。沈先生教學生做時文不僅合情合理，而且邏輯上最為通順。況且，吳敬梓所強調的是「這些人也知道讀書是體面事了」。知「禮」義，通教化，是吳敬梓根據李畝在大通衛的親身經歷得出的結論，體現了吳敬梓對如何保障邊疆戰後長治久安方略的深入思考。至於講授什麼，與實踐「兵農禮樂」相比，則顯得細枝末節得多，非吳敬梓所掛礙也。

與蕭雲仙故事相比，湯鎮台在鎮遠府的事迹則顯得更為複雜。如前文所述，湯鎮台與雷太守「說戧了」，「文武不和」在先；接到上級命令，又把書辦關在屋裡，拿出五十兩銀子，要求他把文書上「帶領兵馬」改為「多帶兵馬」。雖然出於求戰心切，防備同僚掣肘的願望，然終非君子所為。湯鎮台最後因「率意輕進，糜費錢糧」，以「好事貪功」的罪名落職，有咎由自取的成分。湯鎮台是作者著意塑造的複雜人物：一方面，他有將略，懂兵法，善於「用間」，最終取得了勝利；另一方面，為了打仗，他不擇手段，更改上級指示，殺傷太過。吳敬梓對蕭雲仙和湯鎮台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說蕭雲仙代表著吳敬梓實踐「兵農禮樂」的理想人格，湯鎮台則是文人「兵」夢在頻遭猜忌、屢受掣肘的現實壓力下壓抑變態而成的畸形兒。

值得玩味的是，汪中《提督楊凱傳》所塑造的楊凱與吳敬梓筆下的湯鎮台恰恰相反。汪中提到楊凱負責征剿湖廣容美土司田旻如。楊凱大兵壓境，派使者宣諭百姓：「旻如重斂淫刑苦役，以逞其欲。慈父孝子，忍死而莫之抗者，豈其力不足以制一土官哉？尊天子之命吏，畏國法也。皇上不忍百姓無罪，將去其疾，而旻如保險跳梁，抗拒王命，是作賊也……孰與助寇讎以陷大戮乎？」果然，沒過多久，「其下果縛旻如出，旻如畏罪縊死，遂定其地，不戮一人」（［清］汪中：《汪中集》卷6，第219—224頁。）。在征剿田旻如的過程中，楊凱充分發揮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才智，幾乎是兵不血刃地達到了目標。

汪中還將楊凱的一生作為與「假邊事以要功者」進行了對比：「後世恃險與富，虐害生民。天討既加，如出水火，與夫將帥之臣，假邊事以要功者異矣。」在《提督楊凱傳》中，楊凱的行為是討伐那些「虐害生民」的亂臣賊子，是救民於水火的正義行為，與唐宋以來輕啟邊釁，用無辜生命來積累軍功的將帥有著本質區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塑造的湯鎮台恰恰更靠近這樣的「假邊事以要功者」。汪中還特彆強調了楊凱「說禮、樂而敦詩、書，有古名將風」，認為楊凱的落職與「不振」是由於「剛烈而不能下人」所造成的，這也與吳敬梓筆下湯鎮台落職原因有較大差異。

湯鎮台跟楊凱之間為何會有如此大的差別？從素材來源上看，小說畢竟是虛構的文學作品，吳敬梓可能將自己對現實生活中諸多武將的冷峻觀察與思考融入到了湯鎮台這一人物身上。楊凱很可能只是湯鎮台的主要原型，並不是全部。從敘述立場上看，汪中為逝者作傳，一方面史料來自家屬，難以保證客觀；另一方面，作家收到潤筆，也難免碑傳文諛墓的積習熏染。反觀吳敬梓，他善於結合本事材料與藝術構思來創造人物，譬如他對湯鎮台與雷太守矛盾的描摹，沒有對官場生態深刻地把握是很難做到的。蕭雲仙和湯鎮台的落職還鄉是雍正朝猜忌邊功、賞罰不明的間接投射和委曲反映。

綜上所述，《儒林外史》中蕭雲仙和湯鎮台的原型本事有諸多可以補證之處。筆者根據新發現的材料，可以勾稽出蕭雲仙原型李畝從征青海，尤其是桌子山之戰和署理大通衛期間的諸多史實，結合《提督楊凱傳》中對湯鎮台原型楊凱的相關記載，將方誌、傳記與小說敘事相互參證，則可以證明吳敬梓筆下兩場戰爭的諸多細節皆非憑空臆造，而是淵源有自。另外，吳敬梓對戰爭起因、過程與結果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剪裁與改寫。吳敬梓筆下的蕭雲仙和湯鎮台故事主要不是為了表現戰爭本身，而是要表現戰爭環境中蕭雲仙、湯鎮台等將領的真實遭遇，再通過他們的遭遇表達他對時事的思考，對士人人生道路與現實困境的思考，最終表達他對「兵農禮樂」等重大治國理民方略的思考。因此，《儒林外史》的戰爭描寫呈現出「稍演架子」（［清］吳敬梓：《儒林外史會校會評》，第490頁。）的「戲曲化」敘事特徵，從而與《三國》《水滸》所代表的小說戰爭敘事模式產生了顯著的不同。可以說，蕭雲仙、湯鎮台故事既是吳敬梓文人「兵」夢的一次操演，也是他為「兵農禮樂」理想所唱的一曲輓歌。

作者簡介

李遠達（1987—），男，河北唐山人，北京大學中文系2014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明清文學及古代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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