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淺談大亂之後的大治的制度建構問題——以秦漢，隋唐為例
春秋戰國的大亂之後有秦漢的大治，三國魏晉南北朝的分裂混亂之後同樣有隋唐的崛起與中興。國家的興盛與衰亡離不開政治制度的建構問題，可以說，一套政治制度體系的好壞，已從根本上決定了一個國家的路能否走多遠。
一?歷史的周期演變，巧合？規律？
1945年黃炎培訪問延安，在窯洞里與毛澤東談話（毛澤東，黃炎培的這番談話，人稱「窯洞對」）提出了的王朝興亡周期律。縱觀中國歷史，就像《三國演義》中所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除此之外，我們還能看到的是，在每一個王朝剛剛建立的時候，總是勵精圖治，輕徭薄賦，政治清明一片新氣象。但是到了王朝中期的時候，統治時間長了，開國時新鮮的勁頭失去了，惰性出現了，各種矛盾開始孕育，吏治開始走向敗壞，腐敗現象滋生，統治者奢靡浪費成風，對外戰爭遷延不絕，農民小股起義開始出現。這時如果統治者能夠開始指陳時弊，倡言改革，並且有足夠的魄力進行大刀闊斧的整治時，王朝就能延續一定的生命。
反之，如果統治者仍然麻木不仁，那麼只會導致原先的矛盾繼續激化。到了王朝的末世，橫徵暴斂，吏治敗壞，賄賂公行，人民困苦，王朝就像滋生了毒瘤，已然無藥可救，只能坐等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最終在農民起義的浪潮中走向毀滅。緊接著，新的政權出現，歷史再次重複上演。
其中，秦漢和隋唐的興起和滅亡比較有代表性，之所以這樣說，首先；秦和隋都是古代中國經歷過大動蕩大分裂時期之後統一的中央政權，但是就整個中國歷史而言，這兩個王朝都屬於「短命王朝」，而分別緊接其後的漢和唐則屬於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盛世。文化，經濟，政治大發展，還成為其他國家學習的典範。其次；秦和隋都有制度的創新，而且它們所創造的制度，對之後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都產生了重大影響（隋所創立的科舉制甚至影響到西方國家，今天的公務員考試依然有其影子）也是古代中國制度建構中的主要組成部分，但是它們所創造的制度，都不是由它們發揚光大的，而是由緊跟其來的漢和唐所完成的。
二?權力的分配問題
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著兩大矛盾，即皇權與相權（明朝時朱元璋借「胡惟庸之案」伺機裁撤丞相制度，之後皇權與相權的矛盾消失）與中央與地方的分權問題。國家機器能否井然有序的運轉，取決於權力分配的問題是否協調。
公元221年，秦始皇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大王朝，有感於自己的豐功偉業，秦王嬴政建立起了皇帝制度，自稱始皇，然後希望自己的權力能二代，三代……這樣傳承千秋萬世。他將國家的最高權力從宗族轉到家族手中。立法，行政，司法，監察，軍事等各種權力都操於皇帝一人之手。「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
此外，他還創立了三公九卿的中央官制和郡縣制（地方官制），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各司其職，互不隸屬，九卿不僅負責國家大事，也對秦皇的家族事務進行服務。郡縣的長官由皇帝直接任免。到秦朝時，世卿世祿制已不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秦朝之所以能一掃六合，它所採用的軍功爵的用人制度對提升軍隊的戰鬥力起了很大作用，這初步打破了世卿世祿制的怪圈。
漢代的國家機構基本上沿襲了秦的制度，所謂「漢承秦制」。但也做了較大的調整，漢初，漢高祖實行郡國並行制，以確保劉家天下，結果卻導致王國勢力大增，嚴重威脅中央，以至於爆發後來的「七國之亂」，後來為加強中央集權，漢武帝劉徹先是實行「推恩令」，之後又是通過「酎金奪爵」進一步削弱王國勢力來加強中央集權。
到了漢朝時，秦朝的軍功爵制度已不適應和平年代的發展需要，漢朝實行察舉制和徵辟制。前者是自下而上的推舉，後者是自上而下的徵召。制度無所謂好壞，關鍵是執行的人，察舉制雖使世家大族壟斷官位的現象有所改善，但由於選官的權力是掌握在大官僚手中，其與自己的門生故吏結成集團，與門閥大族，宦官集團勾心鬥角，導致漢朝後期吏治腐敗，官場黑暗，嚴重影響到了漢政權的穩定。而徵辟制的效用好與否關鍵在於君主是否有辨別人才的眼光，若君王用人不當，對黎民百姓的傷害是極大的，而這又將會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
隋初在政治上的改革主要有；置尚書，門下，內史三省，作為最高政權機關來分割宰相的權力，這也是唐朝時的三省六部制的雛形；把州，郡，縣三級制改為州，縣兩級制；九品以上的地方官一律由中央任命，大大的加強了中央集權。說到隋，不能不談到科舉制，科舉制的創立是可以與中國的四大發明相提並論的.
科舉制的創立，首先；它衝破了隋以前九品中正制世家大族壟斷仕途的局面，改變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現象。遏制了士族勢力的發展，將選官用官的權力收歸中央，大大的加強了中央集權。
其次；科舉制擴大了官吏的來源，促進了社會階層的流動，所謂「朝為田舍郎，夕登天子堂」。這為貧民百姓提供了踏入仕途的機會，緩和了社會矛盾，鞏固了階級統治。與此同時，由於科舉制是主要通過考試實現的，所以這促進了教育的發展，也提高了官吏的自身素質，為政令的無誤執行提供了保障。唐朝進一步完善科舉制，武則天時還創立了武舉，唐朝的軍事力量之強大與武舉的創立是離不開的。此外，唐詩之所以如此興盛繁榮，與科舉制下學校的興辦時有很大關聯的。唐朝中央實行三省六部制，分割丞相權力，進一步加強皇權。唐中期時爆發了長達七年的「安史之亂」成為唐由盛轉衰的標誌，為平復叛亂而大封藩王，導致唐後期藩鎮林立，國將不國。
三?結論
大亂之後有大治，是中國歷史上常見的現象。按理來說這樣的政權應該有很強的生命力，但歷史用秦，隋的事實告訴我們這個悖論。通過以上論述以及結合史實，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大亂之後的大治，是建立在制度完備的基礎上，如秦的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郡縣制，隋之科舉制。
但是這兩個王朝還是很快就走向了滅亡，所以我們應該考慮另一個因素，那就是統治者的因素，由於古代中國是屬於封建的君主專制社會，君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再天才的制度設計，如果君王無視遊戲規則，那麼制度所能起到的作用只能說是微乎其微，秦始皇，隋煬帝就是明顯的例子，前者焚書坑儒，大興土木，築長城，修阿房宮，不注重民情民意。後者開通京杭大運河只圖享樂，還發動戰爭，三征高麗。導致民不聊生，終自取滅亡。
漢和唐相對而言，就比較注重民生，漢初實行修養生息，輕徭薄賦。而唐太宗也早已明白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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