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為何說日本「商最下」？其東遊日記為何只談教育不談政治？

原標題：張謇為何說日本「商最下」？其東遊日記為何只談教育不談政治？

邵雍，上海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季我努學社顧問，兼任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特約研究員，上海市毛澤東思想研究會副秘書長，上海市宋慶齡研究會常務理事，上海中山學社、黨史學會、宗教學會、新四軍研究會、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理事等。著作有《中國近代社會史》、《辛亥革命與中國社會》、《抗日戰爭與中國社會》、《秘密社會與中國革命》等20餘種。

1903年，張謇從上海出發，訪問日本，長崎是第一站。訪日結束，他又經長崎返回上海，關於張謇這次訪日之行，一些學者有所論述，其中主要有章開沅:《張謇》（《中國近代企業的開拓者》上冊,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熊達雲:《近代中國官民的日本視察》(汲古書院1998年)、汪婉:《清末中國對日教育視察的研究》(汲古書院1998年)等。但章開沅未提長崎之行,熊、汪也只述及他對長崎教育的考察。為此,筆者草就此文,姑作補充。

一 在長崎對日本的總體評價

閏五月初四上午8時張謇再次抵達長崎,在訪日行將結束時,他在日記中「就所知者評其次第,則教育第一,工第二,兵第三,農第四,商最下。此皆合政學業程度言之」。他還接著闡述了政治、教育和實業三者的關係,指出:「政虛而業實,政因而業果,學兼虛實為用,而通因果為權。」就中國國情而言,「救亡圖存,舍教育無由,而非廣興實業,何所取資以為挹注,是尤士大夫所當僅僅者矣」。

不過,張謇對於日本教育的評價並非全盤肯定,他的好友羅叔蘊在上海借錢給日本人森村要,後在長崎查知此人狹邪底細,索錢遭拒,他就此事發表評論說:「舊人謀教育三十年,春問( 間? )教科書獄發,牽連校長、教諭等近百人。今查其工商業中私德之腐潰又如此,以是見教育真實普及之難」。他認為:「以此不信不義之國人,而冀商業前途之發達,是則大車無貌、小車無軏之行矣。」這為我們理解張謇所說日本「商最下」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佐證。

南通女師範第九屆畢業生合影

二

六月六日清晨5時張謇乘輪由長崎抵達上海,「是日順風乘潮,故速」。其「紗廠賬房已移十六埠南碼頭太平馬頭弄內」。在此之前張謇多次到過上海,這時上海已經有了他自己的產業,就是在訪問日本時,他也沒有忘記上海。他五月初五的日記上有「寄上海訊」字樣。閏五月二十四日的日記中第一句話就是「寄三兄及上海訊」。同月十日他從上海東歸故鄉時,過狼山遇雨,有感而發,賦詩一首:「萬里歸來旅思清,八旬涼燠數歸程。洪濤軒涌岸都失,驟雨飛過山忽明。時為近鄉詢早燎,不堪聽客數科名。年來寇盜真充斥,此日江干甫角聲。」興緻勃勃東遊歸來的張謇還沒有回到家鄉,滿耳聽到的是天災人禍、群起造反的消息。看來以日為師,在家鄉大力振興教育和實業,比在長崎甚至在上海要困難得多、艱辛得多。

三

1903年是中國近代史上關鍵的一年，在辛亥革命史上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從五月二十八日(6月2 3日)張謇乘輪抵達長崎到六月六日(7月2 9日)回到上海,這段時間正值拒俄運動如火如荼蓬勃開展之際。這場運動的主體是上海等地和旅居日本的青年學生。同年春張的一些小同鄉創辦了宣傳推翻清朝、進行民族革命、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月刊——《江蘇》。6月底7月初上海又發生了轟動一時的《蘇報》案。然而所有這一切張謇的東遊日記都無隻字提及。他在日本期間走訪一些留日學生,賓主雙方閉口不談拒俄運動,更不要說是反清革命了。當留學東京和上海的學生相繼組織軍國民教育會,使教育更多地與軍事乃至於革命聯繫起來的時候,張謇仍在大談小學教育、職業教育,看上去多少有點令人費解。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張謇的身份、他和清政府之間的關係以及他的政治主張，所有這一切又是在情理之中不難理解的。

張謇考察日本之後寫下的著作《癸卯東遊日記》

編輯：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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