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一線城市就是「逃離」？這些年輕人並不這麼認為

我們已經很難再用「逃離」來形容離開一線城市的選擇，它是年輕人為尋找新的可能性而主動邁出的一步。

上個月，《第一財經周刊》及新一線城市研究所聯合新世相X研究所發布了一次徵集，想和你們聊聊愛上這座城市的理由。

最後，我們收到了許許多多令人感動的留言。

接下來你將看到的就是基於那次徵集誕生的文章。這篇文章中既包含一些人被某座城市吸引的故事，也包含了圍繞「離開一線城市，年輕人的下一站在哪兒？」這個話題給出的指南。

飛機落地成都是周一。工作日的夜晚，楊夏走在成都的科華北路上，沿街的火鍋店門口排著長隊，屬於這個城市的生活氣息撲面而來。就在一個月之前，楊夏決定辭去北京的工作，遷到成都。

和楊夏一樣選擇離開一線城市的人越來越多——在今年春季，智聯招聘發布的《2018年春季白領跳槽指數調研報告》顯示，新一線城市首次超過一線城市，成為公司人跳槽的首選地。而在獵聘針對2016年第四季度到2018年第一季度的數據統計中，杭州、長沙、成都成為全國人才凈流入率排名最高的城市。

在蘇州從事獵頭工作的CGL蘇州分公司負責人許石峰也在近3年內越來越多地收到來自上海、北京的簡歷。「很多人選擇去新一線城市，是基於這些城市目前的招商、產業園區都做得不錯。」許石峰說。過去兩三年里，新一線、二三線城市為民營企業提供了較好的發展土壤——武漢成了許多互聯網公司的第二總部，成都成為技術創新公司的孵化地，而江蘇的一些企業開始「出海」。

這些企業的發展使新一線城市的就業機會比過去更豐富。「這些公司特別需要一線城市相關領域的年輕骨幹，同時地方政府的引才政策也在激勵企業、吸引人才。」科銳國際副總裁曾誠說。不少非一線城市為了保持城市經濟活力，連續出台人才政策、創業扶持政策，解決了個人生活要考慮的落戶、租房或購房問題。對年輕人來說，作出離開一線的決定似乎不再那麼難。

如今再用「逃離」來形容離開一線城市的選擇似乎已不再準確，和一批年輕人聊了他們當初的想法和現在的生活，我們發現，很多離開，都是經過思考和權衡，為自己的事業或生活所作的一種主動選擇。

離開，這個決定不難

黃文輝／29歲／元禾控股／2018年從北京到蘇州

「為什麼一定要去北京呢？如果你能在二線城市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那我覺得兩者之間的差異並不太大。」

從東北財經大學畢業後，黃文輝抱著學習和開拓眼界的心態從大連到了北京，進入媒體行業，之後又轉行到投行。工作第三年，他發現自己「前三年基本上是在為房東打工」——「第一是沒掙到什麼錢；第二是房價太高，算是看透了，絕大多數人不可能憑自己的工資在北京買房；還有就是空氣污染，讓我開始擔心健康問題。」在北京的第三年，他在北京西三環住著一個月租金3800元的主卧隔斷間。

很多來到一線城市的青年人都和黃文輝有著一樣的起點與心態——希望在一線城市獲得更高的職業起點，但卻在面對落戶難、房價高與污染等現實因素時，失去對自己生活的掌控感。另一方面，一線城市的年輕人也處於前所未有的競爭環境中。許石峰舉了個例子，「比如黑石資本這樣的美國一線品牌，以前如果你有一個不錯的美國MBA學位就能加入，但現在，它的HR每天收到的來自哈佛、耶魯的簡歷可能就有十份以上。好的企業本身也面臨很多人才選擇，求職門檻變高了。」在這一背景下，一些高學歷人才開始流入新一線城市。

李銘瑜／28歲／百詞斬／2016年從北京到成都

「我現在是『下一站』到成都了，而不是『回』成都，我希望未來還是可以自由選擇，而不是綁定在某個城市。」

「我一直沒有覺得我屬於這座城市。」李銘瑜在香港讀完本科後，也追著工作機會到了北京，進入瑪氏集團。儘管有著不錯的薪水和發展前景，平日里看脫口秀、健身，每年旅遊兩趟，坐1.5小時的地鐵橫跨大半個城區見朋友，李銘瑜從未想過自己能在這個城市紮根立足。

離開是多重因素綜合的結果，每個人的離開都有不同的理由，但也都有一個觸發點。不少人是在重新思考自己職業道路的時候，萌生了去其他城市的想法。

在瑪氏集團待滿3年後，李銘瑜發現自己已經無法從同一份工作中獲得更多新鮮感，她開始考慮離開傳統快消公司，進入節奏更快的互聯網行業。而在思考換工作的同時，經常健身的李銘瑜經歷了一場嚴重過敏，又在當年體檢時發現自己的某些指標偏高——這是長期在外飲食造成的，家人開始勸她「回成都」。

而最終支撐她換城市的，是新一線城市愈發多元的工作機會。過去那種城市之間的落差感縮小了——現在在新一線城市，你同樣有機會尋求發展。「二線城市快速的經濟發展，給了很多創新、創業公司新的機會，比如成都的天府軟體園、杭州的未來科技城。」獵聘網品牌營銷中心總經理把冉說。李銘瑜抱著「如果沒合適的工作就不回去」的心態，拿到了Uber成都的offer。

潘躍飛／32歲／鋅財經／2016年從北京到杭州

「在杭州，人心沒那麼浮躁，跳槽率沒那麼高，大家會講生活，更願意平衡自己的狀態，只是想要做點事而已，沒有那麼宏大。」

曾在北京從事媒體工作的潘躍飛，自2016年開始，感到身邊的同行「消失了」。「原來大家覺得互聯網圈、媒體圈，除了在北京沒有其他可以發揮的地方。但是那一年，有人去往杭州、深圳、成都，發現去那些地方也可以。」潘躍飛說。恰好那年遇上嚴重霧霾，他咽喉炎發作，睡覺只能側卧。一念之下，他決定遷回杭州，創業。

在傳統認知中，離開一線城市，就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放棄了自己的事業。但在今天，事實未必如此——你可以在杭州這樣的城市輕鬆找到反例。曾在上海做遊戲研發的王超，因獵頭的一次推薦，跳槽到了網易遊戲。為了這個更好的事業機會，他舉家遷到杭州。

王超／38歲／網易遊戲／2014年從上海到杭州

「其實外部的氛圍並沒有太大區別，重要的是你內心是什麼樣子的。知足常樂，在哪都不會覺得有太大的落差。」

「以前在杭州讀書，住的地方外面是一大片工地，一年時間，從荒地到大樓。我覺得一直以來，這個城市就是以這個速度在創造新的東西。」從北京遷回杭州創業的潘躍飛說，「我的公司在杭州未來科技城，去年來時路上沒人，沒有店鋪，心裡最擔心的，是大家願不願意跑這麼遠上班。而現在什麼都有了。這樣的發展速度，讓我覺得整個城市充滿旺盛的生長力。」

近兩年內，杭州的人才凈流入率一直保持在全國第一。互聯網巨頭的存在帶動了其他產業的發展，「杭州早在過去10年里建立起了自己的人才結構，而且由於阿里巴巴對周邊產業的帶動，招聘需求量在過去5年里都非常大。」許石峰說。相較而言，去其他非一線城市，可能會被大多數人視為事業上「退一步」的選擇。

的確，作為資深獵頭顧問的許石峰最初接觸這些計劃離開一線城市的候選人時，總會聽他們提起各式各樣的擔憂——擔心商業氛圍、創新氛圍不足，職業選擇減少，個人職業競爭力下降，「大家普遍擔心自己會落後於同行里的優秀者。」

這也是很難改變的客觀事實：非一線城市的工作機會增加了，但在現階段，一線城市仍是資源最為集中的地方。大部分人的確在城市遷移中有所犧牲，他們所面臨的第一個現實就是降薪。

曾經在北京工作了4年、從百度到了創業公司的楊夏回成都後，薪水收入比原來降低了1／3。作為互聯網產品經理，這次降薪多少也在他的預期之內。在獵聘網給出的流動薪資漲幅統計中，離開北上廣深的公司人除了在杭州、南京能獲得20%及以上的平均薪資漲幅，到成都、重慶、武漢、西安這些新一線城市，薪水漲幅都僅在10%左右，甚至呈現負增長。

「工作5至7年的，回歸二三線，可能還會給到10％至15%的漲幅；如果是工作10年以上的非稀缺性人才，收入很可能持平或下降。不過大多數人願意接受，因為生活成本也在降低。」許石峰說道。

對於這些職場上的天花板，幾乎每個離開一線城市的人都有過心理預期。而是否離開，本質上是一個了解自己、選擇人生的過程：留在資源集中的一線城市全力拚搏事業，還是到新一線城市獲得生活與工作的平衡？畢竟在北上廣深，大部分漂泊的外省人都像辛勤勞作的蜜蜂，把大部分時間獻給了工作。而幾首沒有個人生活。有些人開始思考，自己未來憧憬的生活究竟是什麼樣子。

在北京工作4年之後，楊夏開始意識到自己對所謂「成功」的慾望並不那麼強烈。作為四川人的楊夏，曾在剛畢業時離開成都到北京，幻想自己有一天「能做出非常成功的產品改變世界」。4年後，在思考換工作的某一天，他刷著朋友圈，看到成都朋友豐富的業餘生活，相比之下，自己的工作生活顯得單調無比。他開始意識到，那才是自己更喜歡的生活的樣子。

「當時還想了個很現實的問題：如果我要留在北京，房價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我的收入增長速度，大概算了一下，感覺留下來還是不容易；加上親人、朋友都在四川，就想乾脆換一個環境吧。」幾個因素加在一起，楊夏決定離開。

你很難將這種選擇，簡單地定義為追求安逸——有些人因此獲得了自己的另一些可能性，拓寬了職業道路，在新一線城市將自己的生活過成了另一番樣子。

杜璟傑／38歲／思愛普／2011年從上海到成都

「在一線城市你可能要去做一個贏家，但成都是一個進退自如的城市。到了一定階段，你對生活的定義會更豐富，會發現除了工作上的打拚，你的人生還有很多面。」

杜璟傑在上海打拚8年後，迎來了職業生涯的平穩期。在外人看來並不差的狀態下，身為南京人的他選擇離開上海去往成都。當時的他剛剛30歲，受到英國管理學家查爾斯·漢迪「組合式人生」理論的啟發，「到了一定階段，你對生活的定義會更豐富，會發現除了工作上的打拚，你的人生還有很多面。」

到成都之後，杜璟傑利用工作之外的業餘時間，逐步拓寬自己的職業範疇——IT背景出身的他對人文學科產生了興趣，逐漸從一個身份單一的IT職員，轉變為身兼IT諮詢顧問、TEDx策展人、設計思維教練的「斜杠青年」。「單一工作無法滿足人的所有需求，你得通過建立不同的工作組合來滿足——這個組合里包括工資工作、志願工作、學習工作和家庭工作。」他在成都找到了滿足自己不同價值追求的「工作組合」，在工作上收穫的成就與滿足也遠遠高於過去。

所以現在，你已經無法用一兩個簡單的標籤，來定義離開一線的年輕人。畢竟很多人在離開時，並未抱著「放棄事業」的想法——這取決於你怎麼定義事業成功，是做到行業頂尖，掙大錢，還是實現自由組合式的工作？以及事業成功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為你的生活帶來幸福感？只要對自己有清晰的認知，離開與否不過是個人選擇。

留下，沒有想像中輕鬆

「在一線城市你可能要去打拚、去做一個贏家，但成都是一個可進可退的城市。」這是杜璟傑從上海到成都後，感受到的兩座城市最大的不同。

到成都之後，楊夏與朋友相聚的時間增多了——即使在工作日中午，他也能輕鬆約到一幫朋友吃飯。以往在北京，由於城市大、每個人各自加班，無論是晚上還是周末，朋友都很難聚齊。「回到這個地方，和朋友相聚多了，有人關心你，大家互相幫助，你想做任何事情都會有人響應，這是讓我覺得最有歸屬感的時候；當你在生活方面有了更豐富的提升，有了與更多人的交流之後，你的焦慮感會大大降低。」楊夏說。他發現買房不再是遙遙無期的事，同時也感到自己從北京高壓的競爭機制中解脫出來，開始有心思去發展自己的各類興趣，不再「長期處於疲勞之中」。這一切讓他感到自己的生活質量提升了。

楊挺／31歲／媒體從業者／2014年從北京到哈爾濱

「當時我在北京，有自由；現在跟妻子一起，也自由，周末想去哪兒就去哪兒，掙的工資足夠支撐家庭花銷，也覺得挺幸福。」

的確，離開一線城市之後，家庭、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更容易實現。從北京回到黑龍江的楊挺，也從過去那種「兩點一線、回家倒頭就睡、朋友見不著、周六周日醒來依舊加班」的單一循環中脫離出來，「這種生活太空虛了，」楊挺說，「在北京有在北京的自由；回黑龍江後，父母在身邊，掙的工資足夠支撐自己的家庭，周末想去哪就去哪，我也覺得挺幸福。」

隨之改變的還有職場環境。「在杭州，人心沒那麼浮躁，跳槽率沒那麼高，大家會講生活。在北京，好像不是996就對不起這個時代。太多人要改變世界，滿屋子都是煙味和荷爾蒙。」這是潘躍飛回到杭州後的感受，「在杭州，大家更願意平衡一下自己的工作生活狀態，只是想要做點事而已，沒有那麼宏大。」

但未必所有離開一線城市的人都能在一開始就全然適應這樣的變化。新一線城市的工作氛圍、公司管理模式與一線城市非常不同。

在成都投入新工作後，楊夏發現大部分同事都準點下班，很少有同事跟他聊公司的業務發展，或主動關心行業發展。有時，他還會碰到「不上心」的合作夥伴拖累團隊，但他卻無法改變對方對工作的散漫心態。「遇到這樣的情況就會覺得很苦悶。然後你會發現，身邊連一個能溝通和探討行業話題、聊工作的人都不太好找。」楊夏說。入職一個月之後，因為這些新增的苦惱，楊夏到網上搜尋這一問題的答案，發現許多離開一線城市的人都有相同的感受。他自發組建了一個微信群，將從北上廣深來到成都的人聚攏到一個群里，希望能與有相同背景的人探討工作，保持在一線城市的思考和工作習慣。

在工作之外，不少離開一線城市的人，也面臨著另一種孤獨感：難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黃文輝從北京到了蘇州後，發現很難找到有共同語言的朋友——在小城市，本地社交圈相對固定，社交文化不如充斥著外來人口的北京開放。

「北京非常吸引我的是那個陌生人社會——可以比較方便地認識一些朋友，畢竟城市流動性很高，沒有太多的本地人意識，大家比較願意互相溝通，互相接受，也都需要朋友。在蘇州或者更小的三線城市，每個人都有比較固定的生活圈子，想認識一個和自己相似的人挺費時費力的。」黃文輝說道。

即使是很多回到新一線城市、自覺獲得了「幸福生活」的人，也經常在工作不順利、想跳槽卻找不到合適工作的某一刻，產生過後悔的情緒。張恬靜回到重慶工作了一段時間後，曾試圖跳槽，這才發現重慶能給予她的職業選擇其實很少，「那個時候是特別難受的，會很焦慮。」

面對這些問題，少數人選擇重回一線城市，而大部分人開始調整心態，接受非一線城市在工作環境上切實存在的差距。

「你不能既拿著一線的發展前景，又享受著二線的低成本生活。」楊夏說。在工作中，他也作出了妥協，「以前在北京，每個人都是盡自己最大努力，一起去推動項目；但在成都，你可能會遇到一些人，他們沒有一線城市的工作背景，節奏沒那麼快、專業性沒那麼高，你要適當地配合他們的節奏。」

在這種自我調整、適當妥協中，有些人對職業成功的觀點、定義也逐漸發生改變。李銘瑜從北京的瑪氏集團離職後，到了成都的Uber，接著又跳槽到百詞斬，每換一份職業，薪水就會下降一些，但她仍然非常喜歡現在的工作。「朋友開玩笑說我的職業路徑是一路『flop』（下滑）。」李銘瑜說，「原來我認為，職業成功就是在公司里做到比較高的位置，拿更高的薪水，所在的公司更有名氣；現在我會更看重做這件事情有沒有成就感？它有沒有意義？在這過程中能否學到新東西？這些要素讓我在一份工作中感覺到安定，而不再是公司的光環和年薪。」

你很難說這是否是一個被動改變，但最終所有的改變，都是為了找到讓自己最為幸福的狀態。你也可以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即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來理解二三線城市對很多人的吸引力：這個城市帶給他們安全感、滿足他們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並為他們提供了滿足自我實現需求的環境。

當杜璟傑站在TEDxChengdu首次年度大會的台上，與講者、策展團隊和社區夥伴歡呼慶祝的那一刻，他感到來到成都是一個再正確不過的決定。當他組織了設計思維的志願者，聯合成都高校和公益組織，教大學生和年輕人用設計思維來解決社會問題時，他感受到自己作為一個個體，也能給成都帶來一些影響。某種程度上，這個城市也讓他感到自己不再渺小，歸屬感由此而來。

今天年輕人離開一線城市，固然有被動因素，但更多時候，離開是他們認識自己、思考理想生活之後所作出的選擇。把冉看到，如今年輕人在城市選擇上變得更主動和多元化。「90後正在逐步成為職場中的核心人群，這代人有著很強的獨立思考能力，能去判斷工作和生活對於自己的意義。選擇一個城市時，他們除了看到工作機會，也會在意整個城市能為他們提供一種什麼樣的生活體驗和工作氛圍；選擇公司時，他們也會去看這份工作如何影響自己的生活狀態，」把冉認為這種趨勢是正向且值得鼓勵的，「他們在思考自己應該過什麼樣的生活，這會形成非常良性的人才流動。」

在回成都之前，李銘瑜就跟父母約定，這次回遷只是她人生的一站，「我不是『回』成都，而是『下一站』到成都了，我希望未來還是有選擇的，而不是綁定在某個城市。」李銘瑜對城市遷移表現出的「不設限」的心態也代表了當下很多離開一線城市的年輕人的想法。「離開只是一個開始。」杜璟傑說，每個人想實現的生活各不相同，「之後的發展，都是事在人為。」

（實習記者焦永上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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