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播學研究國際發表的現狀與反思
# 本文系2018年第2期
「反思傳播學」專輯系列文章 #
作者
韋路，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
過去的40年，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40年，也是中國傳播學迅猛發展的40年。雖然傳播學自五四時期引入中國至今已有近百年的歷史，作為一門相對年輕的舶來學科，傳播學在中國的興起還是從1978年開始的（李彬，劉海龍，2016；王怡紅，2009）。1982年第一次全國傳播學座談會上提出的「系統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創造」16字方針（王怡紅，2007），基本概括了40年來傳播學在中國的發展軌跡。自從2008年紀念中國傳播學30周年開始，中國傳播學發展進入「第三次突進」（李彬，劉海龍，2016），已經從譯介、學習、消化、吸收，過渡到自主創新的階段。這一階段，中國傳播學研究的學術自覺不斷提升，一個顯著的表現就是中國學者開始大量在傳播學國際期刊發表論文。香港資深傳播學者陳韜文（2008）所說的，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後，中國傳播學科仍然未能與世界學術平等對話的局面被打破。
近年來，中國傳播學研究國際發表的跨越式發展引起了不少學者的關注（賈鶴鵬，張志安，2015；陶海峰，2015；張志安，賈鶴鵬，2015）。2018年1月6日，「首屆中國新聞傳播學國際發表專題論壇」在西安交通大學召開，吸引了100餘位不同學科的學者參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國傳播學研究國際發表的熱度。鑒於現有的幾項研究大多限於中國新聞傳播學科學者的國際發表分析，著重探討的也是機構和作者等情況，本文將不限定作者的學科歸屬，希望更加全面地呈現中國學者在傳播學SSCI期刊上發表論文的現狀。具體來說，本文將回答以下問題：中國大陸學者在國際傳播學期刊的發文數量和被引頻次如何？通常在哪些傳播學SSCI期刊上發表論文？哪些機構的作者發表論文最多？哪些作者最高產？哪些作者發表的論文影響力最大？中國大陸學者在國際傳播學期刊發表的論文主要涉及哪些理論或議題？如何評價中國傳播學研究國際發表的現狀與未來？
一
中國傳播學研究國際發表的數量情況
截止2018年2月18日，在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資料庫中檢索傳播學科的期刊論文（搜索條件為WC=communication，文獻類型為Article），全球傳播學論文發表總量50287篇。其中，WOS認定的高被引論文183篇，熱點論文2篇。153個國家或地區的作者發表至少1篇論文，其中美國作者發表24788篇，占所有論文的49.29%。排名前十位的國家見表1。中國雖然僅貢獻了2.44％的論文，但也在全球名列第八。在中國貢獻的1226篇傳播學期刊論文中，有540篇論文的作者至少有一位來自中國大陸機構，這個數量在全球大概排在15位左右。
從論文發表的年份來看，中國大陸學者從1994年才開始在傳播學國際期刊上發表論文，是兩篇發表在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上介紹中國電信產業發展的論文（Zhao，1994；Chang，1994）。從1994年到2006年屬於「滑行」階段，每年發表論文不到10篇。2007年到2015年屬於「起飛」階段，開始突破每年10篇。2016年到達一個高峰，共發表95篇論文。2017年也維持在81篇的高位（見圖1）。
論文被引頻次與論文數量的發展趨勢基本相同。中國大陸學者發表的傳播學國際期刊論文被引頻次總計2962，每項平均引用5.49次，h-index為24，表明有24篇文獻至少被引用24次。如圖2所示，從2000年開始有論文被引用，2009年開始起飛，之後快速上升，到2017年達到599次的頂峰。
與大陸學者一樣，台灣學者也是1994年首次在SSCI傳播學期刊發表論文，且發表在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的同一期（Liu，1994；Chen，1994）。目前共發表536篇論文，2004年開始突破10篇，2008年達到65篇的頂峰，近年來維持每年30-40篇的水平。被引頻次方面，台灣學者的總被引頻次7031次，每項平均引用13.12次，h-index為42，基本是大陸學者的兩倍。
比較而言，香港學者在SSCI傳播學期刊發表論文的時間最早，為香港中文大學李少南發表在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上探討中國傳播二元論現象的一篇論文（Lee，1991）。到目前為止，香港學者共發表705篇論文，1998年開始突破10篇，2016年達到81篇的頂峰。被引頻次方面，香港學者的總被引頻次6644次，每項平均引用9.42次，h-index為35。從1995年開始有論文被引用，2005年開始起飛，之後快速上升，到2017年達到1055次的頂峰。三所大學貢獻了82%的論文，分別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
二
中國大陸學者發表論文
的傳播學SSCI期刊情況
中國大陸學者在哪些傳播學SSCI期刊上發表過論文？
目前，SSCI傳播學科共有79本期刊。檢索發現，截止2018年2月18日，中國大陸學者在其中67本期刊上至少發表過一篇論文，占所有期刊的85%。表2顯示了中國大陸學者發表10篇及以上論文的10本期刊。排名第一和第三的是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bile Communications和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作者主要來自管理學領域。排名第二和第四的是兩本偏重區域的期刊，分別是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和南洋理工大學主辦的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這兩本期刊是中國大陸新聞傳播學者國際發表的重要平台，一共發表了71篇論文，占論文總數的16%。其他幾本期刊則偏重心理學、語言學，以及傳播學中的公共關係和健康傳播。值得慶幸的是，中國大陸傳播學者的論文已經見諸國際傳播學界的頂尖期刊，如Journal of Communication（5篇），Communication Research（7篇），Communication Theory（1篇），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篇），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4篇），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6篇）等。
三
中國傳播學研究國際
發表的高產機構和作者
從作者機構來看，復旦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位列中國大陸前十名（見表3）。其中，復旦大學優勢明顯，清華和浙大為第二梯隊，中大、北大、人大和上海交大緊跟其後，北師大、中傳與華科亦表現不俗。與最近公布的教育部第四次學科評估結果相比，部分A類高校上榜，如復旦大學（A）、清華大學（A－）、中國人民大學（A＋）、上海交通大學（A－）、中國傳媒大學（A＋）和華中科技大學（A）。也有若干非A類高校表現搶眼，如浙江大學（B+）、中山大學（B）、北京大學（B＋）和北京師範大學（C＋）。
表4列出了中國大陸在國際傳播學期刊發表論文的前十名高產作者。其中，僅有一半作者來自新聞傳播學科，其他則來自管理學科和外語學科。新聞傳播學科的高產作者大多為海歸中青年學者，接受國際化的學術訓練，不論是理論和方法，還是語言和寫作，都更加容易與國際接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核心作者與國內新聞傳播學期刊的高產作者存在較大差異。在李彪和趙睿（2017）最近的梳理中，2001至2016年中國新聞傳播研究高產作者列表與傳播學國際發表的核心作者基本沒有重合。
四
中國大陸學者國際發表的高被引論文情況
哪些中國大陸作者的論文影響力最大？目前，中國大陸作者發表的傳播學期刊論文尚無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統計的高被引論文，即被引用次數進入對應學術領域同一出版年最優秀的前1% 之列。但是，通過分析被引頻次，我們仍可發現中國大陸作者論文被引次數最多的是哪些。表5列出了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來自中國大陸的被引次數最多的10篇論文。其中，新聞傳播學者撰寫的只有3篇，分別來自深圳大學的周裕瓊、浙江大學的韋路和汕頭大學的周翔（現執教於武漢大學），發表的期刊均為純粹傳播學的期刊。其他7篇論文的作者則來自醫學、工業工程、管理學和心理學，有4篇發表在心理學和傳播學的跨學科期刊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3篇發表在傳播學、信息科學與圖書館科學和電信科學的跨學科期刊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五
中國傳播學研究國際
發表的核心理論和議題
中國大陸學者在國際傳播學期刊發表的論文主要涉及哪些理論或議題？從以上10篇被引頻次最高的論文來看，有4篇研究網路成癮。例如，Ni等（2009）探討了影響大學新生網路成癮的因素，發現網路成癮與自我報告的壓抑程度和焦慮程度顯著正相關，單親家庭、初次接觸網路的年齡、學生年齡、城市居民和思鄉程度都是影響網路成癮的重要因素。Rau等（2006）則聚焦網路遊戲玩家，發現新手和老手都會出現時間障礙，即難以控制玩遊戲的時間，除非有真實世界其他人的干預。北大心理學院的學者們從研究方法的角度出發，開發了一套中國網路成癮量表，從干擾、情緒變化和依賴三個維度對中國網民網路成癮的狀況進行測量（Huang et al.，2007）。人大心理研究所的雷靂及其同事則重點研究了家庭關係，特別是青少年與父親的關係如何影響他們網路使用的程度和偏好。結果顯示，與父親關係的疏離能夠正向預測青少年的病態網路使用，而信任則有助於減少病態網路使用（Lei & Wu，2007）。
數字鴻溝是另一個重要研究議題。浙大傳媒學院的韋路與其合作者探討了數字鴻溝的社會後果，發現與傳統媒體相比，互聯網的使用差異會導致更大的知識溝（Wei & Hindman，2011）。北郵的夏俊則從政策層面分析了中國農村的數字鴻溝問題，認為現有的「村村通」項目難以持續發展，指出多元主體參與的分層管理模式才更加適合中國國情（Xia & Lu，2008）。
電信政策，特別是3G移動網路的發展策略，也受到學者較多關注。例如，夏俊探討了中國3G網路的現狀、挑戰和發展策略（Xia，2011）。張靜等學者則以中國移動為例，分析了移動網路運營商在3G時代的商業生態策略，指出移動網路運營商應該通過管理全價值鏈和建構合理的價值分享機制而在整個生態系統中發揮核心作用（Zhang & Liang，2011）。
剩下的兩篇高被引論文則與政治傳播有關。一篇考察了在中國的公共事件當中，網路輿論與媒體報道之間是如何進行框架互動的。一方面，網路輿論對媒體報道具有顯著的框架建構影響；另一方面，媒體也並非完全被動，而是有選擇地適應線上框架（Zhou & Moy，2007）。另一篇論文則通過對網易上關於陳良宇事件的博客討論的內容分析，發現博客因其即時性、互動性和個性化特徵，在中國網民的政治參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Zhou，2009）。
對引用次數20以上的38篇論文標題和摘要進行詞頻分析，發現高頻詞主要出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與媒介相關的心理和行為研究，如網路成癮（20），網路使用（18），網路遊戲（6），電視收視（4），消費者認知（4），媒介使用（4），冒險行為（4），煙草控制（4），網路依賴（3）等。二是新媒體技術的採納、擴散和政策研究，如媒體融合（14），數字鴻溝（8），技術接受模型（7），決策（6），信息擴散（6），政策制定（5），移動網路（5），ICT產業（4），用戶採納（4），移動服務（3），移動商務（3），電信產業（3）等。三是新媒體與政治傳播研究，如自我檢查（9），社交網路（5），知識溝（5），政治知識（4），公共領域（4），框架建構（3）等。
六
中國傳播學研究國際發表的評價和反思
如何評價中國傳播學研究國際發表的現狀與未來？基於以上梳理，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起步較晚，發展迅速。全球傳播學SSCI期刊發表的論文始於1950年的美國。中國大陸學者的傳播學國際發表則發端於1994年，與美國大約有半個世紀的差距。不過，與港台相比，中國大陸學者在時間上並不算落後，都是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在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雜誌上發表論文。區別在於，港台都有傳播學者在那個時代發表論文，而中國大陸的早期論文都來自於經濟管理學者。雖然整體來說，中國傳播學的國際發表在全球起步較晚，但近10年來發展迅速，論文總量已經躋身全球前十，僅論中國大陸學者發表的論文也可以排到全球15位左右，體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隨著中國大陸高校越來越重視教育國際化，這一增長趨勢還將持續相當一段時間。
第二，學科交叉，主體多元。通過梳理傳播學國際期刊發表論文的高產作者和高被引論文，可以明顯感受到學科的多元化。新聞傳播學科的學者僅僅只佔傳播學國際發表的半壁江山。這一現象可謂喜憂參半。喜的是，傳播學期刊吸引了大量來自經濟學、管理學、心理學、語言學、信息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其他學科學者的關注，他們紛紛把自己的研究在傳播學領域的期刊發表。不論這些學者是否將自己的研究視為傳播學研究，他們都為傳播學的發展作出了不可否認的貢獻。悲的是，理應成為主角的傳播學者，在傳播學國際期刊的舞台上，戲卻唱不過其他學科的學者。不論是發表論文的數量，還是被其他學者引用的頻次，傳播學者都未能形成主導性優勢。這種現象在其他更加成熟的人文社會學科不太多見。
第三，視野狹窄，學科內卷。雖然在傳播學國際期刊發表論文的作者來自眾多學科，但研究的視角卻體現出高度的同質化傾向。對於高被引論文標題和摘要的詞頻分析顯示，現有傳播學國際發表主要體現在三個領域：以網路成癮為代表的心理和行為研究，以技術採納為代表的產業和政策研究，以公共領域為代表的輿論和參與研究。不可否認，這三個領域都是兼具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的三個重要研究領域，但如果只有這幾個領域的論文獲得更多的關注，不免遮蔽了更加廣闊豐富的理論視野。按照克雷格劃分的傳播學理論的七種傳統（Craig，1999），以上三個領域只對應於社會心理傳統和控制論傳統，而修辭學傳統、符號學傳統、現象學傳統、社會文化傳統和批判傳統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受到中國大陸學者國際發表的足夠重視，傳播學的內卷化趨勢（李金銓，2015）依然突出。
第四，原創不足，貢獻有限。是否具有原創性是SSCI期刊論文評審的重要標準。應該說，能夠在SSCI期刊發表，說明這些論文或多或少都具備一定的原創性。例如，北大學者開發的中國網路成癮量表對於準確衡量中國網民的網癮現狀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對其他國家也有參考價值（Huang et al.，2007）。深大學者呈現的網路輿論與媒體報道之間的框架互動關係則有助於我們更加深入的理解框架理論中的框架建構過程（Zhou & Moy，2007）。浙大學者比較新舊媒體使用差異的認知效果，既回答了數字鴻溝的社會影響問題，又豐富了對於知識溝成因的理解（Wei & Hindman，2011）。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這些研究與傳播學史上那些創立經典理論的研究相比，還存在較大差異。中國大陸學者已經跨過了早期對經典傳播學理論的介紹和驗證階段，開始對這些理論進行延伸和發展，但距離開創原創性傳播學理論的目標還有距離，雖然這個距離已經越來越近了。
七
小結
總結而言，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傳播學研究的國際發表取得了全球矚目的成績，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特別是在最近10年的時間裡，迅速崛起成為國際發表強國。中國大陸學者在絕大多數傳播學SSCI期刊發表過論文，包括國際傳播學界的頂尖期刊，可見中國已經成為國際傳播學界較為活躍的學術生產者和對話者。然而，也必須看到，目前中國傳播學國際發表還存在學科自主性不強、內卷化嚴重、原創性不足等問題。未來，中國綜合實力的不斷提高，特別是傳播技術和傳媒產業的高速發展，將會為中國傳播學研究提供更加肥沃的土壤。中國傳播學者如果能夠紮根中國火熱的社會現實，在現有傳播學以及其他學科理論的共同滋養之下，對中國出現的各種傳播現象和問題進行多重視角的觀察和研究，就有望產生既能解釋中國現象、又有助於揭示一般規律的原創傳播學理論，為人類傳播學理論的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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