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首度北京之行
霍金曾於1985年、2002年、2006年三次來中國進行學術交流。第二、第三次來華時,因為他的大眾知名度已經很高,所以媒體對其宣傳報道比較充分,而他第一次來華時的情況卻知者甚少。本文的三個講述者,是霍金第一次來中國時的接待人員,他們講述了當時的相關情況和他們眼中的霍金。
霍金(右)在北師大作學術報告
霍金首度北京之行
梁燦彬 趙崢 朱宗宏 口述
于洋 採訪整理
梁燦彬:霍金說,寧願死在中國,也不能不去長城
1985年,霍金受中國科技大學邀請首次訪華。科大在安徽,而霍金特別想來北京看看,尤其是長城,非看不可,所以時任科大校長就給北師大物理系相對論組的創始人劉遼教授來了個電話,於是霍金首次北京之行全程由北師大代為安排。當時我們組裡有四位老師,有一位出國了,所以實際上就剩三位老師帶著四名研究生負責接待霍金。大家都知道霍金的身體情況,萬一他在北京出點事,我們怎麼向全世界的學術界交代?所以我們的接待工作真是如履薄冰,可以說是全力以赴。但坦白地說,當時國內剛改革開放不久,條件不是那麼好,因此我們並沒有能力作太多的物質準備,只能處處做到小心翼翼。
霍金到北京來是從合肥坐的火車,我們從北京站將他接到下榻的地方。在京期間,我們主要給他安排了一次學術報告,然後帶他四處看看。霍金第一次登上長城,北師大方面是由我與兩名研究生朱宗宏、徐鋒陪同的。霍金坐在電動輪椅上,當時還有一隻手還是可以活動的,能夠控制這架輪椅,所以在長城比較平坦的路面上是可以自己「走」的。但是長城上的烽火台有台階,輪椅無論如何也過不去,所以朱宗宏、徐鋒(都是身體很棒的小夥子)就連人帶輪椅將他抬上去。到了上面一節的斜坡,他又可以自己操縱輪椅繼續往上走。到了一定高度後,我很擔心霍金的健康狀況,就建議他適可而止,但他意猶未盡,仍然希望繼續往上走,我們便尊重了他的意願。我們又向上走了一節,比較靠近頂峰的時候,霍金自己提出說可以了,所以我們就返回了,仍由朱、徐二人將他抬下來。遊覽結束後,因為朱、徐二人確實付出了大量的勞動,霍金還掏出了一些外幣贈給他們以表示感謝。
以霍金的身體狀態,我們很難直接跟他進行語言上的交流。我曾跟霍金的私人醫生聊了一會兒。我問他,以霍金本人的身體狀況,怎麼竟然能夠到中國來呢?醫生跟我說,這完全是霍金本人堅持的結果。當時霍金提出要來中國的時候,他的家人、同事、學生還有醫生、護士全部都反對,但是他的意志特別堅定——這點我們從日常生活中也能看出來,得了這麼嚴重的病,他還這樣堅持研究,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之餘還廣泛關心科學領域中的各種問題——他只講了一句話,大意是:「我寧願死在中國,也不能不去長城。」在這種情況下,大家都明白了他的決心,只能為他作好各種準備,而他最終實現了來到中國甚至登上長城的願望。僅從這點看,霍金就真的很不簡單,是很令人肅然起敬的。
霍金與抬他上長城的兩位中國學生朱宗宏(後左)、徐鋒在十三陵神道上的合影
關於霍金的堅韌品質的另一個很好的佐證,是我從霍金的博士生導師丹尼斯·夏馬那裡聽說的。義大利提里雅斯特有一個國際理論物理中心,其中有一個相對論部門的負責人就是丹尼斯·夏馬。他在1986年向我發出了邀請,去該中心當訪問科學家三個月。夏馬對我講,在他成為霍金的導師後不久,霍金的父母就找到他說,醫生判斷霍金也就再能活兩三年的時間了,他們希望夏馬能分給霍金一個比較容易的研究題目,讓他在生命結束前拿到博士學位,這樣霍金就可以死而無憾了。夏馬接著說,霍金父母對自己的兒子太不了解了。中國有一句古話叫做「知子莫若父」,但是看來這是個例外。這是霍金絕對不會接受的「餿主意」。他不但不會願意做一項水平低的研究來混一個博士文憑,而且還要選最難的工作來做。
雖然在當時,學術成就比較高的外國學者到中國來做學術交流算是很常見的事,但在當時的中國,非專業人士會覺得廣義相對論又難又枯燥又沒用,是很冷門的科學,因此大眾並不太了解霍金及其學術成就。霍金後來之所以能在中國出名,與他寫的那部《時間簡史》密不可分。實際上,這部所謂的科普著作,連我們物理學者讀起來都很費勁,但是人們為了長知識或者擺排場,都要買來一本放在自己書櫃。霍金曾寫過一部專業著作叫做《時空的大尺度結構》,特別難,很多廣義相對論研究者都稱之為「天書」,這才真正是他作為物理學家最重要的學術成果之一。後來沃爾德在1984年寫了一本廣義相對論的書,力圖將霍金「天書」的難度降低一點,但普遍反映也還是比較難的。我於1981—1983年出國兩年,在芝加哥大學做訪問學者,跟的就是這位沃爾德。我回國後也出了一套書,比他的難度又降低了一些。現在對全國甚至全世界懂漢語的人來說,如果搞廣義相對論,它都是必備的基本教材。
我們必須承認,到今天為止,中國的廣義相對論研究跟國際上比仍然差距很大,但是縱向地自己跟自己比,就像現在同20世紀80年代比已經進步很大了。比如,愛因斯坦創立相對論時使用的是一種比較老的數學語言。到了1908年,俄裔德國數學家赫爾曼閔可夫斯基發表了一篇重要論文,把愛因斯坦相對論的語言改成一種四維的整體微分幾何語言。這種語言,別看學的時候難,可是真的非常好用。歐美比較先進的學者,比如霍金寫「天書」,以及沃爾德寫的書,使用的都是這種數學語言。但我剛回國的時候發現,由於種種原因,到了1983年國內廣義相對論界仍然沒有一個人知道整體微分幾何語言是搞相對論最好的工具,全都是用老的數學語言,清晰度就差太多了。後來經過包括我在內的許多物理學家的努力,到現在情況已經大為改觀了。
趙崢:霍金歡迎中國學生當他的研究生
霍金在北師大500座(現敬文講堂)作了一場報告,會場擠得滿滿的,後排還有一些站著的人。霍金當時還能做出面部表情,會沖我們微笑。他那會兒儘管還能發音,可是說出的英語很不清楚,只有他的親人、學生以及醫生才能聽懂。霍金在歐美國家作報告的時候都是他先講幾句,然後由他的學生或者助手翻譯成普通人聽得懂的英語,而在北師大作過的這次報告,那就得三重語言、兩道翻譯了:先由他的助手翻譯成為普通英語,然後再由一個英語比較好的中國人給翻譯成漢語。劉遼先生就是充當翻譯的人之一。
霍金在北京的時候,記得我有一天陪劉遼先生去看他,霍金的私人醫生就跟劉先生說,霍金這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劉先生問:「為什麼要這樣限制人家吃飯呢?」霍金的醫生解釋說,他們估計霍金也就只能再活三四年了,以他的身體狀態,用餐還是謹慎一點為好。而後霍金的生命又延長了30多年,不知道他們對霍金飲食的限制是不是真的起了作用,總之霍金的生命比我們想像的都要頑強。
當年霍金的那場講座在中國廣義相對論研究領域裡評價很高,但是當時媒體完全沒有報道,以至於業界之外的人一點兒都不知道。業內人士則很受鼓舞。他曾經提出歡迎我們這裡的學生到他那兒去讀研究生,但是當時因為經費等種種原因沒能夠成行,這點是比較遺憾的。
霍金後來又來過中國兩次,有一次在人民大會堂作報告,我還為北師大爭取了600張票。我當時是中國引力與相對論天體物理學會理事長,就向會議組織者提出替北師大要幾張票,他們很快答覆說可以,我看他們答應得很痛快,於是提出希望能多要一點,最後定了600張。我是想為學生們爭取一次機會,至少對學生來說,聽過一次霍金的報告,這輩子都忘不了。霍金第二次、第三次來中國,媒體報道宣傳比較廣泛,實際上他沒有作什麼更深入的學術交流,但因為後來他已經有大眾知名度了,所以後兩次訪華還是比較轟動的。
朱宗宏:我與霍金的兩張珍貴合影
1985年霍金來北京,中科大為什麼要聯繫北師大接待?因為北師大在天體物理尤其是廣義相對論方面的研究是很權威的,尤其是劉遼先生在全國講學,不遺餘力地宣傳推廣黑洞、引力等廣義相對論的研究成果,這樣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物理學者和學術界對霍金的了解已經比較深入了。
在長城上被抓拍到的合影。霍金輪椅左邊背對著畫面站立者為梁燦彬,輪椅後站立者為朱宗宏
到了北京,霍金講「不到長城非好漢」,提出要去長城上看看。當時長城上的設施很不完善,沒有無障礙通道,劉遼教授還跟霍金解釋,長城原本的功效就是為了設置障礙的,對霍金來說遊覽長城是很困難的事情,但霍金仍然堅持,於是學校安排我和另一個同學徐鋒(我們當時正是大四學生,到9月即將成為研究生)將霍金抬上了長城。在長城上,我們被抓拍了一張照片,但當時我並不知道。在吃午飯的時候我還跟霍金的助手提出請求,希望能跟霍金留下一張合影,助手去徵求霍金的意見,他很高興地答應了。於是在十三陵神道上,我們又留下了一張正式的合影。
梁燦彬系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趙崢系北京師範大學物理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朱宗宏系北京師範大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選自《縱橫》2018年第5期,責任編輯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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