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毅：西藏「乾隆寶藏六十一年」銀幣考析

文史 05-03

原標題：耿毅：西藏「乾隆寶藏六十一年」銀幣考析

西藏「乾隆寶藏六十一年」銀幣考析

作者:耿毅

《中國貨幣史》作者彭信威先生曾指出：「正式的銀幣要以西藏為鑄造得最早」。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福康安奉旨平定了廓藏戰事後（圖1），按朝廷要求頒布《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並在西藏設立「寶藏局」，設計錢模製成樣幣呈皇帝御覽，由於幾枚呈樣幣正反面均為藏文，乾隆帝閱後認為不符合「同文同規」要求，下旨改為正面漢字「乾隆寶藏」和具體紀年，背面為相同意思藏文的銀幣。於乾隆五十八年鑄造發行，由此開創中國貨幣史上正式官鑄流通銀幣之先河。（圖2）

（圖1）平定廓爾喀戰圖局部「攻克擦木」局部（來源網路）

乾隆寶藏銀幣的誕生意義重大，一方面它是繼金代「承安寶貨」後，使白銀正真意義上從「稱量貨幣」向「計值貨幣」轉化流通的重要發端。另一方面強烈表達了清代疆土統治的皇權思想，彰顯了清朝政府積極維護國家鑄幣主權，驅逐外幣入侵的堅定信念。西藏地方遵循章程中錢法規定，幣面使用乾隆年號並逐年鑄出造錢年份，用資考查。依次造有乾隆寶藏五十八年、五十九年、六十年、六十一年四個年份。

（圖2）「乾隆寶藏五十八年」銀幣——開中國貨幣史正式官鑄流通銀幣之先河。

關於「乾隆寶藏六十一年」銀幣，可謂中國正史與錢幣實物的又一次戲劇性邂逅。眾所周知，乾隆皇帝一直十分敬仰其祖父康熙皇帝。為表示對祖父的崇敬孝道，他曾在登基之初便焚香禱告「上天若蒙眷佑，得在位六十年即當傳位嗣子，不敢上同皇祖紀元六十一載之數...」在他數十年和臣子們的日常交談和宣諭中也時常提及並表示：祖父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自己因不敢逾越皇祖執政記錄，如能得上天眷佑，到自己八十五歲時即在位滿六十年，到時當傳位於皇太子，將國家朝政一併交由兒子處理。

公元1796年正月初一，一場曠世罕見的傳位大典在紫禁城太和殿舉行，乾隆皇帝在位執政滿六十年，正式禪讓退居太上皇，此時嘉慶皇帝繼位，國號已是嘉慶元年，那又怎麼會造出紀年為「乾隆六十一年」的銀幣呢？泉界眾議頗多，其中刊載較多的一種說法是因西藏地處偏遠路途艱難，乾隆皇帝的禪位諭旨到達滯後，已有少量造出並參與了流通，得知消息後地方政府趕緊回收銷毀，現今存世的「乾隆寶藏六十一年」銀幣乃珍稀的「年份錯版幣」。一直以來，對於此幣的誕生緣由和「年份錯版」一說，筆者認為疑點頗多，結合相關文獻資料和實物銀幣作具體分析論證。

首先，歷史上是否有過「乾隆六十一年」這樣的紀年用法呢？回答是：有過！還曾專門製成過曆書。乾隆六十年九月二十八日，皇太子親率王公大臣們以「歸政改元為曠古未有之盛典」，乾隆居太上皇之後，宮中如果改為使用嘉慶紀年的新曆「於心實有所未安...」，故一同上奏敬獻「乾隆六十一年」時憲書，乾隆聞奏以「遂其愛戴之忱」毫無推脫欣然接受，命在內廷使用，並作為恩榮，用以賞賜給皇子皇孫和王公大臣們，以至從歸政後直到嘉慶四年駕崩，宮中實際延用的一直是乾隆年號紀年。

其次，乾隆皇帝雖居太上皇，實則身體硬朗手握實權，新帝登基大事並不是倉促決定的，且禪讓之想法早就不是什麼秘密，曾「屢經降旨明白宣示」，臣民皆有預期。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三日，八十五歲的乾隆皇帝，御圓明園勤政殿，召見皇子皇孫、王公大臣，宣示立皇十五子嘉親王顒琰為皇太子，以明年丙辰建元嘉慶元年，屆期歸政。從時間上看，九月初三的這次正式宣諭並不算太晚，足足留出了一季多的時間，好讓各省事務提前籌備。其中還有處細節，即乾隆登基也是九月初三，這並非簡單巧合，同樣說明了老皇帝對傳位之事早有熟慮，細節安排頗為周詳。

再次，通過對比幾份年份月令都比較接近的乾隆朝奏摺，對於藏地傳遞奏摺至京所需時間，可有較明確認識，如：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初四日「福康安等奏濟嚨藏民復業並擬面告達賴喇嘛令免收被兵地方錢糧數年折」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十一日奉硃批：「知道了。余有旨。欽此。」此奏摺從上奏、傳遞至京、呈皇帝御覽、批示總計用了37天。又如：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初二日「福康安等奏酌定稽查商上收支並勸諭達賴喇嘛蠲免租賦等事折」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奉硃批：「欣悅覽之。余有旨諭。欽此。」總計用了35天。再如：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十三日「福康安等奏七世班禪及濟嚨呼圖克圖謝賞沙瑪爾巴應沒資產廟宇莊田折」乾隆五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奉硃批：「覽。欽此。」總計用了36天。

可見，從藏地濟嚨、商上等地傳遞奏摺平均所需時間在35天左右，且各次總計花費天數較為穩定誤差不大。（圖3）另從《廓爾喀檔》中幾處奏摺往返記錄同樣可知，由京城軍機處傳遞諭旨抵藏的平均所需天數少於35天，說明下發諭旨時間更短。如此重要的禪位諭旨到達西藏的時間還是比較充裕的，且發行貨幣茲事體大，隨便使用新舊年號都屬欺君犯上滅族大罪，豈能隨意延誤，誰又敢輕易承擔。因此，由於路途遙遠諭旨到達滯後，誤造出「年份錯版幣」的說法顯然難以成立。

（圖3）福康安像局部（來源網路）

那麼，「乾隆六十一年」此特殊紀年的銀幣，究竟如何產生的呢？通過《清高宗實錄》、《宮中檔乾隆朝奏章》、《軍機處奏章》等文獻資料的對應記載，從中可以找到最直接的緣由。——乾隆六十年十月二十六日，「子臣不揣冒昧，謹率同戶工二部臣合詞陳請，自丙辰年為始，寶泉寶源二局錢文乾隆嘉慶年號各半分鑄，至各省俟開鑄之期亦准此例，除新疆等處仍照舊遵行外，其衛藏錢文均令照此辦理…」乾隆隨即批複「如所請行」。

可見，二種年號各鑄一半是由皇太子率眾臣主動提出的，顯然是為博得大權在握的乾隆帝歡心。值得注意的是，奏摺中還特地強調了西藏地區應和其他省份一樣辦理，即乾隆、嘉慶年號錢各造一半。但實際情況是內地一般所鑄為銅錢，正面漢字為乾隆通寶或嘉慶通寶，背面為滿文寶泉、寶源及各省鑄錢局，並不需要標示具體紀年。而西藏地區當時流通皆以銀幣為主，加之特殊的錢文形制，既要遵循《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圖4）中相關錢法的嚴格規定，又要按戶部、工部要求，打制新年號的乾隆、嘉慶錢幣各半，這才促成了「乾隆寶藏六十一年」銀幣的誕生。

（圖4）《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局部（摘自《西藏歷史檔案薈萃》）

其後咸豐年間所著《制錢通考》亦載：「乾隆六十年十一月，戶、工二部奏准寶泉、寶源二局錢文於乾隆、嘉慶年號各半分鑄，至各省俟開鑄之期，亦准此例，新疆等處照舊遵行，其衛藏錢文均照此辦理。」著名錢幣學家丁福寶先生在其《古泉學綱要》中也曾引用了以上原文，也算是傳載有序了。

除相關文獻記載，從目前所見的實物銀幣再次進行分析：「乾隆寶藏六十一年」銀幣有二種版式，一種為邊廓24珠圈版，（圖5）與「乾隆寶藏六十年」大片銀幣（圖6）相似，所見有一定流通痕迹。另一種為邊廓36珠圈版（圖7），相比前者存世更稀，其整體樣式、字體風格、大小重量都與「嘉慶寶藏元年」銀幣（圖8）基本一致。此外，「嘉慶寶藏元年」銀幣紀年為上下兩字直讀，左右各18珠圈，加起來總共36珠圈，與「乾隆寶藏六十一年」36珠圈版數量相同對應相合。打制工藝更為嚴謹，剪片修邊規整，基本無溢銀現象，流通痕迹較少，頗具樣幣風範，為當時同版式不同年號設計製造。

（圖5）乾隆寶藏六十一年銀幣24珠圈版（圖片引自「2013羅賓士收藏SPINK拍賣目錄」）

（圖6）乾隆寶藏六十年大片版（作者藏品）

（圖7）乾隆寶藏六十一年 36珠圈版（作者藏品）

（圖8）嘉慶寶藏元年（作者藏品）

通過橫縱向對比可以發現「乾隆寶藏六十一年」二種版式變化承上啟下脈絡清晰，且皆為一錢五分形制，俗稱「大片」（直徑約29mm）。此一錢五分形制的銀幣始造於乾隆五十八年，由於制幣成本較高及流通兌換不暢，不久便停造，此後以一錢形制銀幣為主。如因禪位諭旨到達滯後而誤造，沒理由連續耗費成本，並造出二種不同大片版式來，從實物分析來看「年份錯版幣」的說法同樣無法信服。

綜上所述，「乾隆寶藏六十一年」銀幣是西藏地區按照清政府戶、工二部對各省鑄幣的統一要求，為賀新紀元正式製造的年號銀幣，其誕生於清代罕見的新老兩代皇帝權力交接的特殊節點，頗具歷史性與偶然性。筆者根據相關文獻和實物銀幣分析認為：乾隆六十年底在得知乾隆禪位諭旨後，按錢法規定造出了「乾隆寶藏六十一年」24珠圈版，並有極少參與了流通。

至嘉慶元年後，按要求又設計製造了相同版式的「乾隆寶藏六十一年」36珠圈版與「嘉慶寶藏元年」銀幣，而鑄幣局顯然對同一年使用二種皇帝年號，以及「乾隆六十一年」這樣的紀年方式有所顧慮，加之「大片」製造成本較高，只是帶有嘗試性的製造了極少部分。同年四月二十八日，戶、工二部又奉旨要求各省改鑄新錢乾隆二成嘉慶八成，之後又有相應調整，短短一年內新政頻出，地方鑄幣局為求明哲保身漸取觀望之勢。

觀其後西藏地區嘉慶年號的二年、三年、四年等年份銀幣的製造也基本停滯，目前存世所見均為個位數，這除了當時銀價波動等經濟因素外，與寶藏局特殊的銀幣紀年方式及太上皇乾隆健在有著直接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