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一切追求都已經追求過了，一切目標都已經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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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追求都已經追求過了，一切目標都已經失去了
作者： 張月 人物（微信號：renwumag1980）
前一晚沒睡好，余秋雨發了點起床氣，說好的拍照不樂意去了。
「我照片拍的太多了，當時在鳳凰衛視每次出去半年，天天拍無數的照片，到處都拍，永遠在拍照，不想拍了！」
工作人員好說歹說，把老頭兒哄到了攝影棚。擺了幾個pose，他高興了起來，「央視說我是中國最上鏡學者。」
余秋雨今年72歲，放在上海，這是一個可以申領一張老年公交卡的年紀。但他似乎不曾老去，除了頭髮有些花白，聽力有點下降以外。
他腰桿依然挺直，服飾一絲不苟，作為一個愛漂亮的上海人，有著嚴格的自我形象管理。
然而，他那麼愛惜的自我形象，早在漫長的時光里變得複雜難辨。自1992年出版《文化苦旅》以來，他獲得了巨大的聲名，影響了幾代人的閱讀趣味，也在聲名的巔峰之上遭遇斷崖，急轉而下。
他在多年後回憶，「余秋雨三個字，當時成了這片土地上什麼樣的閑夫走卒都能來咬一口、啄幾嘴、又能以此度日的三字訣。」
一些人自覺經歷了偶像的幻滅，長大後不願意承認曾受過他影響，一些人依然一本又一本地讀著他的書，幫他一次次登上暢銷作者的榜單。
在接觸過他的人眼裡，余秋雨確實呈現了某種分裂，才華和弱點同樣醒目，前者把他帶到了最好的地方，後者把他扔進了最糟的境遇。
他沉寂了很久。書還是一本一本在出，去年出版了《泥歩修行》後，他說要封筆了，「我寫的書已經書架上都放不下了，我再寫就不對了。」
他最新的動靜是在喜馬拉雅FM上開了一門中國文化課，講中國文化的世界身份。對於這次高調亮相，他說自己不是重出江湖，而是從遠方歸來。
One
直覺
空空蕩蕩的錄音室里，余秋雨戴著耳機，一個人對著麥克風，手裡抱著一個文件夾，裡面是前一晚熬通宵寫的講稿，裝訂得仔仔細細。
他講到老子和孔子的相遇：
「稀世天才是很難遇到另一位稀世天才的，他們平日遇到的總是追隨者、崇拜者、嫉妒者、誹謗者……
只有真正遇到同樣品級的對話者，才會產生著了魔一樣的精神淬礪。
」
在新開的音頻課里，他的表達還是精英式的話語，不講笑話，不跟古人開玩笑，「因為中華文化在當代世界的重要性，這個問題本身是很嚴肅的課題，
我不能把它變成一個滑稽的課題，到處滑稽，到處講笑話，那是不可以的。
」
偶爾他也會停下來，對著空無一人的錄音室說：「各位同學會不會覺得我講的課程有點難，需要很多的知識儲備，那我現在就要來寬大家的心了。」
在喜馬拉雅FM內容高級製作人顧文豪看來，余秋雨有一種很稀有的想像共情能力，「我們沒有想到一個70歲的老爺子這麼自如。」
歸來再入江湖，他似乎還是站在了潮頭。從紙質出版到電視節目，再到音頻付費，每一步，余秋雨都踩中了時代的節拍。
喜馬拉雅副總裁張永昶說之所以請余秋雨開課，還在於他的大眾影響力很強，擁有豐富的媒體經驗，曾經擔任《秋雨時分》主持人，又擔任青歌賽評委，
對於內容和表達都遊刃有餘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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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旅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余秋雨寫作出版了包括《藝術創造工程》、《戲劇理論史稿》在內的一系列學術著作。
原《南方周末》高級記者張英曾多次採訪過余秋雨，迄今都還記得看了余秋雨的《藝術創造工程》後的感受。
他告訴《人物》記者：「
他寫得非常美，你要說哪一個人能夠把理論用那麼激情洋溢又那麼美的文字，把藝術非常枯燥無味的東西解釋得那麼清楚、形象和感性的話，余秋雨可能算一個。
」
這些著作為余秋雨在學術圈贏得了聲名，也幫他開啟了仕途。他先後出任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院長。
參加完鳳凰衛視的千禧之旅後，余秋雨成為了全中國的文化偶像，進入自己的高光時刻。
有一本新書的首發儀式定在上海，「余秋雨當時已經是上海的文化標籤，不敢說萬人空巷，但也是盛況空前了，年輕人老頭兒老太太，來的人特別多。」
主編擔心地問：「你準備好了嗎？別變成治安事件。」他們還安排了余秋雨的演講，
由於人太多，不得不租兩個場地，一部分觀眾在現場觀看，另一部分只能看電視直播
。
那是余秋雨如日中天之時，然而好時光短得讓人嘆息。千禧之旅結束沒多久，北大中文系學生余傑發表《余秋雨，你為什麼不懺悔》一文，聲稱余秋雨在文革中參加過「石一歌」寫作組，寫過極左文章，稱他是「文革餘孽」、「文化流氓」。
余秋雨回憶，輿論最激烈的時候，有一次他和馬蘭上街買菜，馬蘭走外側，他走里側，經過報攤的時候，馬蘭拽著他急急往前走。
他覺得不對勁，停下來掃了一眼，看到了驚悚的報刊標題：《余秋雨是文化殺手》、《藝術的敵人余秋雨》、《余秋雨為什麼不懺悔》、《剝余秋雨的皮》……他看得脊背發涼。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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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之下
淡出的日子裡，他還在出書。諸多爭議，似乎並沒有影響余秋雨三個字在圖書市場上的號召力。
今年三月，余秋雨來北京領了作家出版社頒發的「超級暢銷紀念獎盃」，獎盃上鐫刻著「4200000」的數字，這是他和作家出版社合作18年的銷售總量。
繁榮的數字之外，他的新書似乎有些寂寥：依舊暢銷，卻不再像早期的書那樣引起廣泛的討論。
420萬冊的銷量里，賣得最好的是2000年出版的《霜冷長河》和2002年出版的《千年一嘆》，分別再版70多次，銷售量都達到了120萬冊以上。
一位讀者從小讀余秋雨的書，現在偶爾還是會讀舊版的《文化苦旅》，每晚給孩子胎教的讀物也是這本書。
讀完他最新的《泥歩修行》，她的感覺是：「秋雨老了，止步不前，但秋雨的讀者在成熟，一直在進步，余秋雨的文字已經難以滿足被他帶著長大的那一部分讀者的需求了。」
余秋雨最穩定的讀者群是一代又一代年輕人。
現在的余秋雨，對於文字的表達有一種近乎偏執的自信：「這是我比較倔的地方，我跟出版社明確講了，不能添字，不能減字，一個標點都不能改。
這文章是很複雜的事情，它裡邊有節奏，有韻律，這是潛伏的東西，責任編輯是搞不清楚的，那怎麼可能來改我的文章，這是完全不可能的。
你再大的文章，李白也不能給杜甫改，杜甫也不能給李白改，大人物也不能改。」
「出版社堅持要改怎麼辦？」
「那就馬上換個出版社。」
Four
茶飲
余秋雨目前沒什麼寫作計劃。他現在每天在家裡寫毛筆字，穿著紅短褲，赤著胳膊，伏在案上寫《離騷》或者《逍遙遊》，幾天幾夜，茶飯不歇，寫錯就撕了重來，屋子裡到處瀰漫著墨的味道。
余秋雨沒有規律的作息時間，累了就睡，醒了就做事，不進行體育鍛煉，偶爾使用家裡一個30塊錢的意爾康健身器材，偏執地認為規律作息和體育鍛煉並不能讓人長壽。
他沒有手機，別人聯繫他，只能通過助理和馬蘭。
馬蘭是他生活里最重要的篇章，在三個小時的採訪里，他提了75次馬蘭。
結婚幾十年，他與馬蘭互為拐棍，家裡沒有雇過保姆，一切家庭瑣事，清潔、打掃、修理、買菜、煮飯、洗碗，全都自己做。以前是余秋雨換燈泡，現在歲數大了，換成了馬蘭。
對現在的余秋雨來說，吃點什麼，喝點什麼，花是不是該澆水了，廚房是不是該打掃了，都是生活里很重要的事情。
「
這些事情聽起來有點瑣碎，但只要依傍著他們，就會覺得雙腳落地，很難再被花言巧語拉的太遠。
」他說。
連抹布的垂掛姿勢都很重要。有的時候躺在床上，突然想起來廚房的抹布有一個角沒掛好，於是爬起來，重新再掛。
看電視是個不能耽誤的固定節目。他認真地看完了《琅琊榜》，覺得第二部沒有第一部拍得好。現在最喜歡的歌手是華晨宇，覺得他是一顆超過了周杰倫的新星。
余秋雨寫過很多書，多到書架擺不下，也走過很多吉凶難卜的路，回望過去，他說：
「我沒有後悔自己過去走的路，一點沒後悔。我呢，每件事情都要做到最好，做到最好我才能離開，就像一個人想走很多山峰一樣，你沒有跑到這個山的山頂，你很難說來過這座山了，就在山腳下晃晃這是不行的。我對人生沒有後悔的。」
關於毀譽參半的大半人生，他不想總結，也不想給自己下定論，「對老年人最殘酷的事情有幾個，一個就是他明明生命快結束的時候，還要剖開他的肚子，剖開他的心臟擠壓，這叫做殘酷搶救。
另外一個就是在他的名字前加個頭銜，這都是最殘酷的事情。他活著就是生命啊……
我的墓碑上最好只有名字和日期，日期都可以不要有。
」
如果明天是生命的最後一天，他希望早晨起來，吃一碗麥片稀飯，然後到湖邊走走，不用特別的安排，安靜地度過普通的一天。想了想，又補了一句，「當然我希望和馬蘭在一起。」
他說：「我現在完全沒有目標，因為遇到很多不好的事，也遇到了很好的事，所以就沒有目標了，
就是快快樂樂地過日子，讓周圍的人能夠因為我過得更好一點。
」
結束了一天的拍攝採訪後，上海的雨依然沒有停。窗外車燈明滅，車子里昏暗沉默，余秋雨的腦袋像小雞啄米一樣漸漸垂下，一會兒便傳來了均勻的呼吸。
不知誰的手機響了一聲，他醒來，恍如一場大夢方驚，伸著脖子猶猶豫豫地問前排工作人員，「跟馬蘭說過了伐？我一會兒就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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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
，國際最具影響力的華文作家之一，文化學者，國際間最具影響力的華文作家之一。散文集《文化苦旅》被稱為「印刷量最大的現代華文文學書籍」。《余秋雨·中國文化必修課
》
中
，余秋雨將用260堂中國文化課，從先秦的百家爭鳴講起，連接唐宋元明清的思想文化，涵蓋古今文化大師，並將現代中國文化置於全球性視角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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