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回北上廣」的制度性原因

一線城市一直是所有年輕人、冒險家嚮往的地方。中國經濟體量龐大，幅員遼闊，根據經濟規律，可以有更多的中心級城市。所以，在毫無爭議的北上廣深之外，准一線城市、新一線城市的概念一直很盛行。最近，某研究所發布了《2018中國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根據自己的演算法，對中國338個地級以上城市進行排名，評出了15個「新一線」城市排名。

城市排行主觀因素難免

《中國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已連續發布三年，其依據是根據最新一年的170個品牌商業數據、19家互聯網公司的用戶行為數據及數據機構的城市大數據，計算出商業資源集聚度、城市樞紐性、城市人活躍度、生活方式多樣性和未來可塑性5大指標。

其實，20%的數據，可以揭示出80%的結果。更加複雜的演算法，因為加入了更多的主觀因素，反而成為數據遊戲。比如專家打分法，就是讓專家來確定一些環節的權重，這個權重多一些、少一些，全憑專家決定。

我以前做數據的時候，總會做一張大的EXCEL表，不斷調節演算法中的各個環節的權重，有時候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各類排行榜確有參考價值，但也難免有主觀因素。

比如，從城市氣質上講，成都、重慶、貴州這些城市，夜生活都特別豐富，吃火鍋、喝啤酒，凌晨2、3點都燈火通明，如果加大這方面的指標，就會提升該城市的排名。在一線城市中，廣州的夜生活也比較發達，市民化是其重要特徵。但是，在上海，夜生活就特別高冷，就連著名的新天地酒吧，凌晨一點就關門了。所以，如果用夜間活躍度去排序，就有利於成都、重慶、貴州、廣州這些城市，而不利於上海。

人均GDP因素影響年輕人選擇

其實，作為對年輕人選擇未來去向的參考，有一個非常權威、簡單的指標。影響人口流動，反映人口流動趨勢的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就是人均GDP。人均GDP，就是每個人一年內的產出值，這與個體在一個地區的發展收入、就業機會息息相關。真正促使人流動，衡量人口與經濟分布是否均衡的指標，不是總量指標，而是人均GDP。

如果一個區域具有發展規模經濟的效益，那麼可以通過發展GDP、增加總量來提高人均。但對於受限於某種因素（比如氣候、水源）的地區來說，人口外流是不可避免的，直到人口減少導致人均GDP上升到全國平均水平。比如，東北地區。這其實是符合經濟規律的。

美國各州的人口與GDP相差極大，分布極不均衡，但人口與GDP之間的分布卻是高度一致的。也就是說，各州的人均GDP是接近的。這就意味著，人從人均GDP少的地方，流向了人均GDP高的地方。美國是一個人口自由流動的國家，其人口分布規律，比較完整地反映了經濟規律本身。

2016年上海人均GDP達11.4萬元，北京為11.5萬元，廣州與深圳更高一些，分別為14.5萬元與16.4萬元。同為萬億GDP的城市，蘇州、長沙、武漢、杭州也差不多在這個數量級。但相比之下，成都的人均GDP是8.3萬元，西安是6.7萬元，重慶僅為5.82萬元。

所以，簡單的指標有時候反而可以直抵最基本的事實。

城市排行也要看制度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新一線城市指標，幾乎完全是經濟指標。但是，從制度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制度以下的預期對經濟發展非常重要。所以，諸如政府廉潔度、辦事難易度、甚至社交媒體活躍度等指標，對於衡量新一線城市是非常重要的。這些指標未能計入這個排行榜的演算法中，不能不說是一個欠缺，是一個遺憾。

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這些指標內嵌在該排行榜的演算法中。比如夜間活躍度、環境友好指數、創業指數、人才吸引力指數，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地政府的效率與法治程度，但我覺得，這些指標對城市的未來非常重要，值得單獨提出來進行計算。畢竟，高端人才對外部制度極端敏感。

前兩年，輿論中有「逃離北上廣」的呼聲，隨後，「逃回北上廣」又成為一個輿論現象。當初那些因大城市房價居高不下、壓力持續增長而離開一線城市，回到二三線城市的人，他們隨後發現，在不少二三線城市，法治相對更不完善，裙帶關係更重。

相比之下，「北上廣」處於中國現代化的最前沿，經濟發達，國際化程度高，中外企業眾多，政府相對更清廉、透明。人情、關係的重要性相對降低了，能力的重要程度提升了，使很多沒有社會關係的年輕人有了晉陞之階。而且，在相對更法制化的社會中，政商關係相對更加清廉。在這種制度差異的驅使下，他們又再度逃回北上廣。

從這個角度，一線城市最重要的一個特徵就是更完善的法治。新的城市競爭或許更應該重視經濟繁榮表象之下更深層的制度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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